张丽娜

作者/邓安庆

我们站在田野中央高喊：“张丽娜——张丽娜——”

张丽娜是全班女生中最洋气的名字，比之什么霞的、什么琴的都洋气。那时候我们从进学校读一年级就是一个班的，一直读到六年级，连班主任都是不变的，而张丽娜是我们班上唯一中途插班进来的学生。上早读课的时候，班主任把她带了进来。只见她个子高而瘦，都能比上班上男生的个头了，扎着两条黄瘪的小辫子，衣服倒是亮丽，蓝色格子碎花短袖，荷花边小裙子，白球鞋，在我们这个乡村小学看起来就特别晃眼了。班主任把她介绍了一番，说她是从城里转来的。她突然给全班鞠了一躬：“我是张丽娜，以后请各位同学多多关照！”老师吓一跳，我们也吓一跳，不仅为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还为着那一口不带土气的普通话。我们从来不鞠躬的，除非是给长辈拜年。普通话更是说得少，连老师也是用土话来讲课的。

张丽娜不仅说普通话，还给我们带来了“报告”。课间操结束，我们纷纷回教室上课。都坐好了，老师开讲了，突然从教室门口传来响亮的一声：“报告！”转头看去，张丽娜气吁吁地站在门口，右手做着敬礼的动作。老师愣愣地看着她，我们也惊讶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见没有回应，又喊了一声：“报告！”老师放下粉笔，把手一挥：“你进来呀，都上课了！”张丽娜这才放下手，鞠了一躬：“谢谢老师！”说完，低着头往自己的桌位走去。还有这样的！我们要是迟到了，就直接从教室的后门口偷偷溜到自己的座位上。

张丽娜坐在座位上，也是直苗苗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她的手就剪到背后，眼睛紧紧跟着走动的老师。老师被看得不自在了，讲着讲着咳嗽几声，土话憋着憋着憋成了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张丽娜的眼睛依旧紧追着老师，从讲台的这一头跟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跟到这一头。老师扭身不看我们了，粉笔吱嘎吱嘎地在黑板上写着。“老师！您写错了！”粉笔头煞住了，老师迟疑地转身看过来。张丽娜高而瘦的身子戳起来，她的手高举。老师让她起身说话，她站起来，指着黑板的右边：“那个‘国’字少了一点。”老师抬眼看了过去，果然是写错了，连忙过去加上一点，然后又接着在黑板上写着板书，待写完再转身，张丽娜还依然戳在那里。老师咳嗽了几声，问张丽娜：“还有写错的？”张丽娜应声回道：“没有了，老师！”“那你还站着干什么？”老师用着夹生的普通话问。张丽娜：“老师，您还没有叫我坐下……”

她不跟我们玩的。我们跳橡皮筋、丢沙包、老鹰捉小鸡，她都是看都不看一眼的，她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自己的那个红壳小本子上写着什么。跟她同桌的是我们村儿的夏冬艳，她跟我们说：“报告大王身上有一股香味，极好闻的！”坐在张丽娜后面的于春花也连忙点头。我们找着各种借口，去向夏冬艳借块橡皮啦，跟于春花说话啦，鼻子都深深吸着那清凉凉的、香细细的薄荷味道。她还每天洗头，晾干的头发中散发出蓬蓬的香波味儿。天气热了，知了叫起来了，汗津津的日子来了，张丽娜就拿着洁白的手帕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那手帕上有着花露水的味道。

我们都有点怕她，连老师都感觉有点，特别是她要鞠躬的时候，老师就很不自然地咳嗽。放学的时候，我们都各自结伴沿着田地之间的小路走回各自的村庄。只有张丽娜会站在校门口等着，有时候放学我们不想那么早回去收麦子、带弟弟，就能看到有一个穿得很利索的小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过来。张丽娜见到这老太太，眉眼都笑开了，开口叫“姥姥”。远远看着她坐在她姥姥的自行车后座上远去，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姥姥”。我们讨论了好久，都闹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第二天问老师，老师也摇头说没听说过。可是我们都不会问张丽娜的。她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的。她永远直直地挺着她的身子，从我们面前傲傲地走过去。

可是她也有不傲的时候，那是她第一次去了学校后头的女生厕所，进去没一会儿，她就尖叫着跑出来，蹲在一棵雪松下面捂着脸哭。我们还以为她是拉不出来屎哭呢，谁知她是嫌那满地爬的蛆虫，一脚落下去，能听到“啪啪”的肉响。她再也没有去过女厕所。我们到了夏天都有午睡课，一到点儿，我们就趴在桌子上睡觉。老师也趁机去办公室午休去了。那次午睡铃响起，夏冬艳从座位上跳起来，“啊——尿啊！”我们顿时兴奋地跑过来，果然一道尿渍从张丽娜的凳子下面蜿蜒到夏冬艳的脚下。夏冬艳跺着脚喊着：“不是我的，是张丽娜的！”张丽娜埋着头，她的手捂在自己的裤子上，动也不动。来上课的老师过来问怎么回事，夏冬艳喊着：“张丽娜尿裤子了！”我们“哄”的笑起来。张丽娜见老师过来，直直地戳起，我们能看到她裤子后头一大片湿迹，“老师，上节课你不在……我……我能出去一下吗？”等老师点头同意了，她才得救了一般急急跑出去了。后来，我们都喜欢站在学校门口高喊：“尿尿娜——尿尿娜——”张丽娜的姥姥惊讶地看着我们，又看了看坐在车子后面低头的张丽娜。我们哈哈笑了一通，跑远了，又聚在一起高喊：“尿尿娜——尿尿娜——”

张丽娜依旧来上课，脸上冷冷的，上课下课都不说话。我们也早就习惯了，“尿尿娜”喊了一阵子，我们自己也喊疲了，换着叫她“拜拜”，因为她到哪里见到老师都要鞠躬敬礼，喊一声“老师好！”，这是唯一能听到她说话的时候。五月份，我们的语文课上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公园”，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老师琢磨了半天，说：“公园意思是说公家的菜园。”说罢不放心地看了张丽娜一眼。张丽娜咬着唇不说话，老师只好硬着头皮讲下去，“那个公家的菜园，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说着又瞟了张丽娜一眼，我们都跟着瞟了过去。张丽娜突然起身，把凳子往桌位下面一塞，往教室外面走去。老师一激动，土话都喊出来了：“张丽娜，你要做么子？”张丽娜站住，停停，又继续往外走。老师声音大了起来：“正上课，你干么事？”张丽娜这次没停下。老师喊着坐在教室门口的男生：“夏中福，你把张丽娜拦住！”夏中福从座位上蹦出来，一把扯住张丽娜的桃红色小外套。张丽娜一只手推着夏中福，“不准拉我！走开！”老师看不下去了，走过去：“你要干么事？回去把你家长叫过来！”

那个张丽娜叫姥姥的小老太太下午就过来了。我们虽然坐在教室，耳朵却伸出窗外，偷听着老太太、老师，还有张丽娜的对话。老太太操着我们本地的方言跟老师道歉，老师也说着没事，忽然张丽娜的声音尖脆地迸出来：“我不要待在乡下！我要回去！这里什么都没有！又脏又穷！老师连公园都不知道是什么……”紧接着听到“啪”的耳光响亮声，张丽娜尖亮的哭声，小老太太的道歉声。我们还想听，老师忽然从教室门口冲进来，一看就知道是气呼呼的，“娘个逼的，这个女娃儿傲得很！”小老太太跟过来，到了教室门口，见了一班盯着她看的学生，脚又往门外退了退，“张老师，我家外孙女不晓得事，不懂礼数，你莫见怪！”老师冷笑了几声，“你家女娃礼数懂得才叫多！我是教不了她！”小老太太扭头看外面：“娜娜，你个不晓得事的，你是讨打！你娘老子不管你，你就晓得好歹了是吧？”

第三天，我们正上课的时候，张丽娜又出现在教室门口，依旧是右手致敬，“报告。”老师没理会，依旧在跟我们讲课。张丽娜看着比先前憔悴了不少，眼脸处是红肿的，手臂上也是青的。几分钟过去，张丽娜依旧戳在门口，老师依旧讲他的课。“报告。”张丽娜又小声地喊了一声，依旧没有回应。老师写板书，叫同学回答问题，诵读课文，仿佛没有张丽娜这个人存在。等课讲了一段落，抬眼看门口，张丽娜真的不在了。老师让我们复习课文，自己忍不住走到门口，往外面看了看，又回转身，“这个女娃儿真是做鬼作怪的，又跑哪里去了？”

在这二天，小老太太过来找老师，说是张丽娜一晚上没有回去，把人都愁死了。老师跑到班上问有没有人看到张丽娜，或是到哪个同学家里玩耍了，都说没有。倒是看门的大爷说看到前天张丽娜一个人在操场上转了好多圈，看起来觉得奇怪，后来又看到她从学校后面的门口走了。学校后门是通往农场的，十里地都不会有什么村庄。小老太太，老师，还有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发动了，去找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张丽娜。“张丽娜——张丽娜——张丽娜——”我们沿着田野扯着嗓子喊着，边喊边偷地里的甜瓜吃——那倒是个漫步的好时候，只要不上课，怎么都是好的。田野空空荡荡，只有布谷鸟“家公家婆，割麦割禾”的叫声。喊张丽娜喊累了，我们又高喊：“尿尿娜——尿尿娜——”每喊一气，我们都会笑个不停。

张丽娜在历经整个学校发动起来的寻找、贴寻人启事、报警等多番搜寻后，都没有任何消息，有人说是被人贩子拐卖了，有人说是肯定淹死在农场那条河里了。而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每当我们迟到了，老师都要求我们喊一声“报告”，才被允许进去。

邓安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