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2008
作者/唐冲
当年的地震,渐渐成为一串串数字,成为模糊的时代记忆。
2008
关于灾难的叙述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里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出自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已故消防员的遗孀之口。举重若轻,力透纸背。惨烈的灾难,人的爱与希望、遗憾与悲伤,岁月的平淡和平淡下的锋芒,都在这句轻轻的叙述里掀起重重的波澜。读到这句话时,我二十岁,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一年。
我是没经历那个历史时刻的四川人。地震那年我九岁,在大连念小学。当天下午,老师叫我去趟办公室,赶到时,那里已经站好几个学生,不知所措。校领导面色凝重,等人齐,才说,你们老家出事了。我们面面相觑,并不理解他们的紧张。好在老家都不是重灾区,校领导让我们放学回家后给老家打电话,确认平安,第二天回来告诉老师。回到家,冷锅冷灶,母亲没像往常一样做好饭,我才意识到不对。进了房间,母亲正打着电话,眼眶湿润。见我回来,她说,给你外公外婆讲讲话。电视上正放着灾区画面,大地在颤抖,建筑像冰块一样融化,像小时候掀开蚂蚁窝一样,人密密麻麻地涌向空旷的地方,有人茫然伫立,有人跪在地上向天磕头。断壁残垣,满目烟尘。我愣住了。
外公在电话里讲,他听人说,山神爷在吃人。
幸好南充在川北,离地震带有些距离,震感相对不算强烈,老家一切平安。但老家的学校还是立即停了课,人们到镇上抢购蚊帐和帐篷,抓紧时间制作干粮,用一切能用的容器盛好饮用水,将住所转移到空旷的野外。我在电话这头,无法想象那种末日下的恐慌。
然后是捐款捐物,定向支援,不间断的新闻。彼时奥运将近,氛围浓厚,连学校的排球队都增加了训练时间,似乎所有人都在一种如梦似幻的兴奋中,地震像一盆冷水从头浇落,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新闻版面迅速被地震事迹占领,庞大的死亡数字,救学生的老师,赴死的军人,哭泣的主持人,各地的志愿者,中国人的英雄主义总会在这种时刻爆发。那大概是千禧年以后中国人最齐心的一年了,排球队和我较着劲争首发的小胖子都在训练时安慰我。可我那时还太小,离家乡和“家乡”这个概念太遥远,还是感受不到那场灾难意味着什么。
直到震后第三周的升旗仪式,我看到几张眼神茫然的稚嫩面孔,怯怯地站在红旗下。他们是大连市支援地的儿童,家乡成了废墟,也或许失去了亲人,被政府安排到这里继续读书。校长说,大家以后要多照顾新同学。我们大声喊,好!他们无措地立在台上,又努力克制着,像犯了错,等待被惩罚的坏孩子。新闻里的苦难这时才在我眼里具象起来。
其中一位叫欢欢,我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北京奥运的五个小人已经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中间那个满头火焰的就叫欢欢,我们当时叫它红孩儿。但这个欢欢不像红孩儿,更像红孩儿身后那些胆小的小妖怪。欢欢是女孩,和他们一样瘦小、质朴、毫不起眼。
异乡的温暖没能迅速融化这些孩子。他们起初礼貌地对待所有人,面对一起来学校的同伴时,才会露出放松的疲惫神态。但渐渐的,学校安排教育课,安排交友活动,他们也敞开了心扉,会上台讲灾区的事。欢欢不同,她从不放松,甚至和那些同伴也保持着距离,直白说,有些孤僻。吃饭,上课,总是独来独往,也不爱参与活动,像是顶着震区的阴霾,遮住了所有外界想给他们的光,以至于连同伴也不喜欢她。于是在同伴们渐渐融入学校时,欢欢也在对比之下,渐渐地远离了人群。
另一个孤僻的原因,是欢欢的迟钝。他们从小在乡下念书,那段日子也在努力适应城市生活。从中午的营养餐和各种品牌的酸奶,到奥运话题,科技见闻,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迎合,似乎想借此得到城里学生的尊重。比如谈到操场,有人会讲,虽然他们那里没有塑胶操场,但篮球架也是新的,比这里的还漂亮。但欢欢不讲。实在要问,她会如实说,我在村小,没见过篮球架。他们问村小是什么,欢欢说,两间平房,院子里种了桂花树,很漂亮,可惜房子被震垮了。她的同伴则会在这时有意无意地扯开话题,重新聊些城市里的事物,并悄悄传递起失望的眼神,似乎她很不懂事,没能维持他们的体面。欢欢便继续沉默。
那个年纪,我们都不懂该如何靠近这样的人。于是她愈发孤僻。
不久后,欢欢成了第一个离开的人。欢欢离开那天,我很巧地在办公室遇见她。老师大概已经劝说了很久,两人都沉默着,她一脸平静,反倒是老师有些动容。我放下作业,躲在门口的走廊偷偷听。老师劝她好好在这里读书,再等一等就能回去了。欢欢有口音,有些话我听不懂,只听见她重复地恳求,我想回家,谢谢老师,我想回家。那分明是大人的语气,镇定,坚决。把这些话带回教室时,我们都猜不到为什么。漂亮、干净、安全的城市和落后、危险、脏乱的灾区,明明是个很好做的选择题。但当天下午,欢欢就离开了学校。她走后,老师才讲,她父亲在老家失踪了。她只有她父亲。
失踪在那时候似乎是个很模糊的词,像欢欢一样不起眼。每天的新闻,父母都会为实时更新的遇难人数叹息,但对同样日渐增长的失踪人数却回以平静。我起初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灾区的道路和信号都断了,失踪的人有一定概率只是联系不上,人在这时候应该保持希望,在确切的遇难数字面前,“失踪”这个词已经是万幸。可我想起欢欢的脸,始终无法把“失踪”和“幸运”联系起来。我想象着,她是怀着什么心情在异乡面对陌生的大人,镇定而坚决地说出想要回家,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一个读小学的女孩要回家寻找失踪的父亲。这是我对地震最深的记忆。
八月,奥运会来了。彼时灾后工作已经稳定,转到学校念书的灾区学生都陆续送了回去。于我而言,地震已经彻底结束了。似乎没人再提地震,就连新闻里也只讲,国难之后的奥运会,意义愈发重大。侧重点并不在地震,而是即将到来那场等待多年的全民狂欢。我不知道什么叫国难,只是还会偶尔想起欢欢和她那些同伴的脸。但不可避免地,新闻版面开始被那些振奋人心的成绩占领。大灾的伤痛后,人们需要正向的情绪,何况北京奥运意义重大。我也不例外。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八月一到,兴奋得睡不着觉,全然忘记了三个月前的种种。
开幕式后,我们一家去了北京。外地人到北京,首先去的自然是那几处本地人从不去的景点。长城、故宫、天坛、天安门,古都和首都的气韵的确让人惊叹。又正值奥运,各处插着小红旗的街道、城墙下游玩的外国人、穿着体面举止大方的有钱人、满街的车流与高楼,一派繁华气象。我和爸妈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几乎看花眼。但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影子了。
那几天玩得尽兴,直到离京路上,满目繁华渐行渐远,真实的世界渐渐浮现,我才从那种兴奋里清醒过来。那一趟回老家,是父母要离婚,意味着我不会再回北方,要去一个陌生的小镇开始新的人生,而我想象不到家庭破裂和陌生小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心情随着窗外流逝的风景渐渐颓丧下来。到北京郊区时,我看到一队摇着小红旗的孩子,大概与我同龄,八九岁。他们戴着统一的帽子,神情喜悦,更多是紧张,身后的大人也穿着统一制服,印着“灾区旅行团”。大人正指挥他们过马路。他们听着哨声,松散地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过马路。行人侧目,车上的乘客也注视着,但无人说话。
我才忽然想起那些灾区来的朋友,想起了欢欢。不知道她有没有回家,有没有找到她爸爸,那座很漂亮的学校有没有修好。接着又想到那些新闻画面,我即将回去的遥远的故乡,那里还有无数需要重建的废墟,也还有无数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那一刻我忽然很共情。我比欢欢他们幸运一些,但我们的人生都一样,要重新开始了。可以后的路会是什么样呢?
那是辉煌的2008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那场灾难也许才真正开始。
2019
二十岁那年,我在成都念书,的确再没回过北方。那年我真正开始写一些东西,满怀热情,因此很喜欢出去工作、社交,体验不同的生活,认识一些朋友。四川人交往,一定会聊到的话题,除了川菜和火锅,就是地震。因为四川几乎每年都会地震,成都的震感往往不强,但每一次都足够让人回想起2008年,继而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
认识小春,是因为一个微电影项目。我经老师推荐,以编剧身份参与。彼时我空有写作梦,没学过剧本写作,也没学过写作,甚至没有作品,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因此全程神经紧张。项目不大,甲方是国企,想拍一部关于集团建设的高速路的故事片,片长半小时。那段高速不长,汶川到马尔康,不到两百公里的路,从动工到通车,却用了五年半,其中大半时间用于研究、落地新技术,质量很稳。给我的时间只有七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几乎住在公司,把甲方给的集团员工资料逐字逐句地看遍,有想法就立刻开剧本会,立刻写,立刻改。公司是摄制团队,基本都是八零后,经不住我这么熬,最后只剩下小春。
小春大我两岁,是摄像助理,拍摄时会单独负责一些机位,神经也很紧张,因为她也是头一回参与,既有热情,也怕搞砸。我们因为这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亲近许多。其他人都回家了,我们守在公司,我查资料、写剧本,她打瞌睡、冲咖啡。我让她回去,她说,回去也是睡,这也是睡,我还能跟你讨论,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我乐了,就没再提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写了八版,但甲方第九个领导不太满意,只好继续熬。那种状态很容易卡壳,幸好小春会陪我聊聊天。自然而然地,我们聊到了关于那场地震的事。
我向她讲了北方,讲了欢欢和那群孩子,讲了奥运会,讲了我回南方。她听完却很好奇我后来的生活。于是我又讲了怎么打架,怎么打工,怎么混社会,怎么回学校。她说,离谱,现在看不出来啊。我说,成年人在外面不都一个样。她说,那你其实也算经历过地震。我说,什么意思?她说,你爸妈离婚,就是你的地震。当时不会疼,只是害怕,麻木。但很多年以后,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在某个夜里忽然惊醒,就像余震。然后你可能会消沉,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没有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废墟。真正的废墟不在满目疮痍里,而在岁月深处。是吧?
我听呆了。你学过心理?我问她。她说,没学过。但我是北川人。
北川县,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县城之一,因为离震中不远,人口密集,地质环境脆弱,除强震外,余震、洪水、泥石流,均造成巨大伤亡。整座县城几乎都毁了。
小春说,我爷爷,我妈妈,都死了,我爸爸失踪了,嗯,像你讲的那个小女孩一样。我不知该说什么。小春说,当时我在学校,刚好上完厕所,运气好,没受伤。地震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余震又垮了几栋楼。我看见有人从废墟里爬出来,只剩一条胳膊,另一边冒着血,按不住,像烧开的水,直往外翻,他晃着晃着,想找另一条胳膊,没走几步就倒了。我居然一点都不怕。当时我想着,我妈,我爷爷,都在家,可能完了。我爸当时下乡,不晓得情况。可我一点都不怕。不知道为什么。
我沉默。小春又说,我爸妈关系不怎么好,隔几天就打架,没地震也要离婚。就是我爷爷,过了好几年,反应过来了,想起他心里就难受,总是梦见。但天灾人祸,只能认倒霉,没啥讲的。我问她,那你后来怎么长大的?她说,就这么长大啊。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出来学过插花,学过化妆,后来接触拍摄,就学了摄影,之前一直拍平面。我只好说,挺好的。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有了精神,说,我想到个点,瞎说啊,你看行不行。你看过新闻没有,地震的时候,有个解放军敢死队,五千米高空,往灾区盲跳,跳伞之前都写好了遗书。当时的确这样。公路塌了,又有泥石流,救援队伍进不来。片子是不是可以靠一靠?
我被她点醒了。蜀道难,蜀道难,川西的路,不仅难修,意义也重,除了接西藏和发展经济,保证特殊情况时期的交通也是不能忽视的点。发挥空间很大。她看我的样子,问,有效果?我朝她竖拇指,说,快去睡觉吧。她笑,得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的剧本成了最后的定稿,甲方和导演都满意,离开前,我和小春加了微信,然后回学校睡了一整天。三个月后,片子参赛,拿了奖,彼时我正在另一家公司做另一部片子的剧本,收到消息,我转发给小春,说,都是你的功劳。她回,请我吃饭?带一个坏笑的表情。
我自然愿意。因为做那部片子,那段日子我看了不少非虚构作品,也包括书写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那句使我触动许久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便有了做非虚构的想法。当年那场地震和西部都是很触动我的话题,本就想联系她聊聊。另一个原因是,她的经历总能让我想起那个沉默的欢欢。十二年了,欢欢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呢。
小春选在她家楼下的大排档,离我学校不算远。以前工作时,她像很多摄像一样,穿工装裤和肥大的颜色硬派的衬衫,扎着马尾,干净利落,虽然也漂亮,但有股英气。那次吃饭,她却换了另一种风格,黑框眼镜,披落的黑色长发,不土气的碎花裙,很脱俗,我多看了好几眼,她走近来打招呼,我才认出是她。她租在老小区,独居,一室一厅,小区外很有烟火气。她说这些年一直住这里,她怕冷清,有时心情不好,出来在路边坐坐,看看路人,看看车流,心里会踏实点。我们点了小龙虾和烤鱼,她又要了两瓶啤酒。等菜时,她跳起来,说,等等我。她左顾右盼,横穿马路,像一只森林里的小鹿。我才看到对面有个推着小车卖花的阿姨。她买了一朵向日葵,围了一圈白黄的小花,朝我笑着挥了挥,又横穿回来。
小春把花小心翼翼地立在桌子上,说,很久没看到这个阿姨了,以前我经常买。我说,这不是几天就蔫了吗?她说,那起码也能开心几天。她眼里有由衷的喜悦。我没想到她生活里是这样的。菜上以后,小春似乎饿了,马上动了筷子。她吃鱼和小龙虾吃得很细致,脱刺,剥壳,沾汤汁,一丝不苟,像日本美食剧里的人物。看她认真吃,我也不好讲话,学着她的样子,认真吃起来,有点仪式感,味觉居然真的像灵敏了些。那顿饭吃得很香,吃完,盯着一桌残骸,我们都笑。小春这时才开了啤酒,倒一杯,挤眉弄眼地朝我晃晃。
于是聊到了那场地震。
北川的重建几乎算是那年所有灾区中最难的,因为北川老县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甚至无法在县城旧址重建,只能异地重建县城,旧址则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遗址。家没了,小春父亲也一直没消息,她只好当作孤儿,进了福利院。与此同时,奥运以后,时代加快了脚步,世博会,智能手机,电商平台,直播,短视频,网络的疆域愈发宽广,信息狂潮几乎吞没了所有人,不过十几年,时间却拉长得世纪般遥远。当年的地震,也渐渐成为一串串数字,成为模糊的时代记忆。媒体对灾后重建的追踪几乎集中在每年五月,但这些孩子从没被忘记。小春和她的同学,都是靠着社会资助长大的。她在福利院见过一位资助人,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满头白发。男人在西藏做生意,信教,据说他亲生儿子也死在零八年。他们叫他“陈爸爸”。三年前,陈爸爸死了。听说是自杀。讲到这里,她停顿一下,说,但你知道吗,佛教徒,不能自杀。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他从未真正相信过神灵,或者某种痛苦战胜了信仰。
小春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往前走,另一种边回头边往前走,和我们有关的,都是后者,都是活得艰难的人。除她以外,也有亲人失踪下落不明的。他们有意无意地靠近,结成同盟,却从不提地震,从不提藏在心底的那份让人绝望的希望。有个女生,初中和她同班,有一天忽然失踪了,学校,福利院,公安局,都在找,后来在永安镇乡下找到。带回学校第二天,那女生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谁劝都没用,那女生后来没再上过课。就那么疯了。她说。
我听得心惊,问她,你呢?小春看看我,似乎惊讶我会问这个,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但很快又消失了。她笑笑,说,我啊。她想了想,继续说,我高中毕业以后,谈过三个男朋友,都对我很好,但是都分手了,你晓得为啥吗?我说,为啥?小春说,因为我很懂。我说,懂什么?她说,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我们都快乐,我不想让那种快乐消失,所以每一次快要更深入的时候,我就分手,是不是有点自私?我点点头。她说,分手我也难受啊,但无论是我还是他们,以后回想起来,都只有快乐,多好。我说,不应该想着走下去吗?小春笑。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明白吗?她说,一切都会消逝。
小春说,小时候我爸最喜欢看世界地图,能说出每一座地标,天安门,外滩,巴黎铁塔,自由女神像,世贸中心。他指着那两座大楼,说,飞机就这样撞上去,楼就断了。当时我不懂,后来看了那段视频,心里一紧,像是丢了什么,心里很空。后来巴黎圣母院起火,我看见新闻,也是那种感觉。北川以前很漂亮。我家楼下的院子,从左向右,能走四十步,花园里种着紫罗兰,我妈摘几朵,编好,给我戴,我拿去给我爷爷戴。小时候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院子了。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呢?明明是那么宏伟的事物。命运的一击,一切就化为烟尘。那我们该怎么办?一个个渺小的人,该怎么活呢?
所以要快乐啊。她说。快乐是此刻。
她喝酒上脸,一瓶啤酒下肚,脸颊通红,但目光仍平静。她忽然问我,你说,之前你讲的那个欢欢,现在会活成什么样呢?我没回答。我问她,你多久没回过北川了?她愣了愣,说,一直没回去过。我说,想过以后吗?明天,后天。明年,后年。她终于也沉默下来。半晌,她说,差不多了,感谢你招待。然后又露出笑容。
吃完饭,我送她到楼下,目送她上去后,没急着走,离开小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抽烟。我想起她说的,许多个夜晚,她也坐在这里,凝视着异乡的夜晚,试图让脑子里那股庞大而锋利的情绪平静下来。她真的快乐吗。
我和小春后来常聚。她参与几部片子后,又回到老本行,拍起平面。我也没再参与影视制作,改行做自媒体。我们约过几次饭,也有了其他活动,比如公园散步,酒吧喝酒。我们再也没聊过关于地震的话题。她没什么变化,努力保持着她的乐观,有时甚至有些亢奋。有次去酒吧时,她跳到台上抢麦,要唱歌,驻唱以为遇到酒鬼,我埋着头,跑去把她拉走。出了门,她弯着腰笑。还有次和她朋友一起看演出,蹦不尽兴,她非要拉着她朋友跳舞,我跟众人一起鼓掌,边鼓边躲进人群里。可次数越多,我越来越觉得她藏着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那家大排档,那已经是2020年,成都经历了第一次疫情和解封。那期间我们一直没联系过。夏天时,她约我吃饭,突然说,她准备离开成都了。我问她,想好去哪儿了?那天她也穿着裙子,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但话少了很多。她摇头说,我不知道,就是想走了。我说,为啥?她说,不知道。我不知道疫情期间她发生了什么,但明显看得出她状态不对,就说,回老家看看吧,散散心。她沉默片刻,像是认真在思考怎么回答,最后说,我能回哪儿啊?
我被她问住了。
我没能回答她。后来几年,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我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和她有着一样的困境,就像当初和欢欢一样。小春以前说的没错,真正的废墟不在那年的满目疮痍里,而在岁月深处。彼时是地震后的第十二年,肺炎疫情爆发,比当初的地震更宏伟的事物轰然倒塌,我们又面临起“该去哪儿”的问题,这一次它架在时代上空,更加庞大。而停在从前的人,如同飘荡在大地上的游魂,前无通路,后无归途,无处可去,也无处可躲。
他们该去哪儿呢。
2023
汶川大地震十五周年。
我和小春这两年几乎失联,但她的问题也像幽灵,一直徘徊在我周围。我想了很多答案,用这些答案写下一些文章,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朋友。但“该去哪儿”,终究没有答案。放在现实中,或许有个不会错的答案:向前走。可没人知道哪里是前,也没人能一路走到终点才回头。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需要妥协的问题:停在原地,就要承受四面八方的虚无。往前走,就要承受旧世界和自我的消失,不是更迭,是消失。而我们不得不选择。
不妨承认,和很多无病呻吟的文艺青年一样,我因为这个宏大的命题抑郁过,可我又觉得它并不飘渺,反而无比真实。怎么也没想到,去年冬天,是小春拉了我一把。
去年十月,我也离开了成都,在一座小县城做一份闲适工作,当作休息,那里质朴得就像十五年的城市,让我感到安稳。十一月的一个凌晨,我接到小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啜泣。我问她怎么了,在哪儿,她不说,只是哭,气息越来越强烈。于是我安静地陪着。那天月光明朗,出租屋的阳台染成银白,冬夜的成都很冷冽,我听着风声,听着哭声,莫名地宁静。哭了一会儿,她的声音渐弱,我问,好点没有?她轻轻嗯了一声。
她说,我回北川了。
十二月,我有时会收到她发来的视频。与她同行的还有几个青年,有男有女。他们在山区的课堂里给学生送衣服和图书,小春还上了一堂课,不是考试科目,黑板上只写了两个字,勇气。那段视频只有半分钟,她讲得很认真,眼神发亮,很有教师范。之后再往西,进阿坝、甘孜,再去凉山、雅安。川西风景很好,他们一路游玩过去,更像旅行,我猜大概不是正规福利机构。除了山区的教室,还有那些老人。他们啃着土豆,和彝族奶奶唱歌,肢体僵硬地舞着,小春一直笑,可我看得感动,我想她现在一定是真正的开心。后来小春告诉我,他们都是那场地震的孤儿。命中注定似的,他们偶然相遇,也都面对着相似的困境。于是决定上路。小春说,如果既不能困在原地,也不能茫然向前,就转身,走回去。
小春没告诉我失联的这两年她都在做什么。但她一定想通了一些事。一场灾难里,逝者往往会被铭记,而他们是被遗忘的人。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停在那年的自己、灾难里逝去的人,都已经十五岁。她说她不会忘。她希望他们能看到。她在好好活下去。
今年春天,我回到成都。四月,我去了北川。
北川老县城保护得很好,楼屋地废墟,残破的山体,损坏的车辆,除了鲜血、肢体和恐慌,一切都停留在十五年前。遗址里寂静无声,十五年前的颤抖、毁灭、哭喊、大雨、嘈杂,全都已经被岁月淹没。眼前只有死寂。车棚里放着地震中毁坏的车辆,已经结了蛛网。倾倒的楼房依然是倾倒的姿态,只是不再有灰尘扬起。山体滑坡时冲垮的房屋和泥土堆成小山,小山下挂着牌子,写着,缓步行,低声语。公安局旧址外,有两排孤单的名字,没有照片,因为他们的家人也许都遇难了。小学的废墟下挂着横幅,“儿子,六一快乐”,材质不旧,大概每年都会来。路边数不清的废墟里,横亘着石板、砂土、砖块,讲解员讲,石板压石板,地已经陷下去了,说不清这些房子下面还有多少没挖出来的遗骸。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亡,在这里重建,用废墟给2008年立下一块碑。从此以后,每一个从地震中走出去的孩子,都有家可回。
新闻里那些抖动的画面,震撼不及眼前安宁的废墟的万分之一。
我有些后悔晚了这么多年才来祭奠。
公墓外的白花十五元一支。人们安静地买了花,安静地放下,安静地鞠躬。到我时,山间忽然起了风,公墓外的树林哗哗作响。那是纪念逝者的树林。我想这很好。一片叶子,就是一个人,依附在树上,不至于像生者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做个游魂,风一吹,叶子碰叶子,也不孤单。我放下白花,鞠躬。废墟里开着野花,也被风扬起。风掠过温暖的树林,掠过寂静的废墟,掠过远处的山岗,它不会带走任何故事,但我想起了欢欢,想起那些孩子,想起落寞的小春和一路西行的青年,我想总有一天,它还会给这里带回年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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