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朽与不朽

作者/姚瑶

彼时——速朽与不朽

林夕给王菲写过一首《百年孤寂》，歌词里写，“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站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里，面对高更的巨幅画作《塔希提少女》时，我想，不对，一百年前没有我，但是有你，一百年后没有我，可还是会有你。你会一直存在，哪怕这幅画被毁掉，你还是永远都在，你是不朽的。

这份不朽，并不具体属于高更，或被他画下来的丰满少女，或是凝固在画布上的棕色颜料，而是属于更为抽象意义的“一幅画”。

我对少女说，嗨，终于见面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哦，你或许不认识我，但我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了解你的样貌和你的故乡，也了解画下你的那个人，我甚至也笨拙地用油彩画过你。

时间与战火都不能摧毁一幅画，一幅画比高筑的要塞更坚固，它所要面对的不是一时一世，也不是某一代人。

去博物馆是在午饭后，这天早上，我们在大公街买了一束花，前往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城区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旧址。

1999年5月，我念小学四年级，除了一点成长过程中的孤独与烦恼，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地吃一日三餐，理所当然地复习完功课打《超级玛丽》，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属于历史，我的世界从来风平浪静，从来欣欣向荣。即使常在电视上听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字眼，可那些地名对我而言，就像银河外的星系一样遥远，是外太空，是别处。

当电视反复播放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新闻画面时，我无比震惊。

两年后的911也带给我同样的震惊。

原来这才是世界的真实模样，从未停止动荡，从来就没什么理所当然。

新闻里反复播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这三个名字。而新闻里没有播出的是，这三个名字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的人生因此改变，因此破碎。他们一定也问了无数遍为什么。

后来我逐渐明白人的脆弱，脆弱到面对意外，只能委屈地问一句，为什么。

太多时候，愤怒之下是深深、深深的委屈，因为意外往往来自他人，一圈不起眼的涟漪从远处荡过来，我们的小舟便瞬间倾覆。

一路从旧城开往新城，我们将车停在了那面四四方方的纪念碑前。纪念碑后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大楼。停车时同工人师傅聊了两句，他们说这里要建成中塞文化交流中心，孔子像已经立起。

大使馆早已迁址，这里只留下供后人凭吊的一处象征，提醒来来往往的人，曾有人的人生在这里戛然而止。

纪念牌上用塞语和汉语刻着“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谊，并谨以此缅怀罹难烈士。”

放下花束，沉默鞠躬。我知道，除却同胞的身份，我终究还是隔岸观火的局外人。可我又深信，我们的命运是相关的，是一样的。

当我抬头望向四周，哪里还能看出炮火痕迹呢？城市的复原速度超乎想象，疤痕在硝烟散尽后迅速结痂，无声脱落。恢复如初的皮肤上叠起一层高过一层的屋顶，再继续等待下一个伤口，有形或无形。

是非功过转头成空，但我们还是要记住这个城市发生过什么，记住曾因此受到牵连的普通人。

献完花束，回到车边，发现车顶落了一片红叶。我捡起那片叶子，放进了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像一个血红的音符。

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纪录片，在贝尔格莱德遭轰炸时，全城断电，可国家大剧院仍在坚持演出歌舞剧和喜剧，票价仅售一第纳尔，一第纳尔换一整晚的歌声与笑声，那是对战争的不屑与反抗。

大剧院有独立应急发电系统，在电力如此珍贵的战时，大家一致默许将光明“浪费”给艺术。

空中盘旋战机，炸弹不期坠落于城中各处。

剧院如被火海包围的孤岛，可舞台灯火通明，观众池座无虚席，爆发掌声，笑声与喝彩。

仿佛只是寻常夜晚，人们早早吃了晚饭，来享受一出喜剧。看完剧回家，还可以喝一杯啤酒，将明天上班要穿的外套挂在玄关，与家人亲吻道晚安，然后做个好梦，再开始新的一天。

那时坐在大剧院里的人，也许并不相信他们还有明天，但他们还是要坐在那里，哪怕只剩最后一晚，也要属于剧院，而不属于战场。

于是我提议去买一张次日晚上的演出票，随便看什么都好。

“肯定什么都听不懂。”

“没关系，听不懂也没关系。”

“也是。”

于是在进博物馆前，我们先去大剧院买了一张第二天晚上七点的票，是一场至今也没搞清楚名字的舞剧。

拿到票的那一瞬间，我又想起库斯图里卡说，他只是去美国参加了一场电影活动，走下飞机时，他就失去了祖国。是的，他失去了祖国，可是博物馆与剧院仍在原地，不曾消失。

也许是因为工作日，也许只是碰巧，偌大博物馆里除了静坐不动的工作人员，就只有我与先生两人。好在博物馆的文案都有英文，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一楼讲人类文明史与塞尔维亚早期文明。大量藏品大喇喇摆在一起，甚至有摆不下的石碑就竖在一边，触手可及。我当然忍住了，没有去摸那些古老的遗物，只是太过震惊，被这份随意与大方给吓到。

中世纪修道院与湿壁画是塞尔维亚的国宝。二楼展厅里巨大的修道院装饰挂了满墙，每一个都像能够碾碎我的历史巨轮。

我很想知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品。能够这样痛快展示，总觉得更像是复制品。

我环顾四周，发现负责这片展区的是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老先生五官深邃，看起来颇为严肃，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上前询问。不出所料，老先生不会讲英文，于是我便听天由命，将希望寄托在翻译软件上。

在听完我的问题后，他脸上的严肃融化成微笑，甚至有点雀跃，仿佛终于等到了愿意向他询问的听众。他说没错，都是原件，从那些修道院的外墙上剥离下来，收藏进博物馆。或许是我们这两个观众表现出了对展品的充分好奇，所以老先生兴致勃勃充当起了讲解员，积极主动陪在我们身边，努力给我们讲解每一幅壁画，每一本古书，以及来自中世纪修道院的一砖一瓦，试图解释清楚每一样物品的用途，努力描述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翻译软件保留了一些语言的主干，也丢掉了一些逻辑与细节，我连蒙带猜，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只能同老先生摊摊手，用礼貌的笑容翻篇。

老先生陪我们走完了整个中世纪展区，而后他停在展厅门口，表示到这里不再是他的工作范围，不能擅离职守，所以只能陪我们到这里。

我们同他握手拥抱，再三道谢，而后道别。老先生愉快地挥挥手，便被同事叫走了。

接下来便是艺术展厅。除了呈现塞尔维亚的艺术发展历史与绘画雕塑作品外，还展出了大量著名画家的真迹，包括梵高、毕加索、高更、马蒂斯……每幅作品都注明了馆藏时间与捐赠人。

但更让我惊讶的是毫无防护的陈列方式，没有玻璃罩，没有围栏，没有模糊的打光，画家刷过的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有迹可循。我没有去过卢浮宫，没有参观过大英博物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一幅珍贵的画作，完全超出我过往的观展经验。我从未想过可以站得这么近，毫无距离去看毕加索画的牛，马蒂斯的妇人，梵高的风景速写，高更的塔希提少女……

此时此地，我从满墙画作里看见了不朽，画家们的名字在展厅上方搅动成飓风，呼啸轰鸣，淹没了时代更迭的嘈杂，粉碎了金戈铁马的喧嚣。

我在每一幅画前都流连了很久很久，毕竟我这一生，这样独自享受真迹的机会可不太多。

我想起小时候学油画的那几年，周末背着画板、拎着画具去少年宫，临摹梵高，临摹莫迪里阿尼，临摹德加。教画的老师高挑明艳，她偏爱的印象派画家深深影响了幼年的我。

那时候的家中总有散不尽的颜料味儿，抹了一身的色彩则要妈妈用汽油才能洗干净。

下楼时，我东张西望寻那位老先生，想同他正式告个别。可是转过一段段阶梯，四处皆空空荡荡，没有半个人影。正遗憾着回到一楼，却发现老先生已经等在了寄存柜台，见我们过去，主动上前取走我们的号码牌，不假手存包处的姑娘，而是径直帮我们取出寄存的背包与物品。先生的摄影背包很大很沉，从老先生手里接过来时我们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可是除了全世界都听得懂的那句“Thank you so much”，再也说不出更多。

我们一面挥手，一面朝博物馆大门走去，老人家站在原地，点头，挥手，目送我们推开大门。

推开大门，是晚八点，天空填充了浓郁的深蓝色，我们最后一次隔着门缝同老先生挥手，先生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吧。

我点点头，就算以后还有机会再遇见，可能也是相见不相识吧。

博物馆的大门上贴了开闭馆时间表，夏季要到晚上九点半才闭馆。若是生活在这里，我大概没事儿就会跑来看看文物、看看画，跟每一位管理员混成老熟人吧。

在寻觅晚饭的路上，我们路过了好几家书店与艺术品商店。大公街上的书店与书摊非常密集。不只大公街，在诺维萨德的自由广场，商业街也挤满了书店与摆书摊的小商贩。

我走进书店，发觉自己是个文盲，这种体验真是尴尬又好笑。好在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书的美。大大小小的书店塞满了书，推门而入就是纸张气味，像打开了家中的书柜。世界各地的书店与书房好像都是连通的，如果你们共同拥有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会成为一道任意门。

虽然看不懂塞文书名与内容，但我还是执着地一本本翻阅，挑中一些喜欢的封面，抱着书去柜台排队结账。前面排了七八个人，人人都抱着一摞一摞的书，这样的场景我已经觉得陌生了。上一次在书店排队结账是什么时候？或许是十年前？那时我在中关村南大街读大学，常常在没有课的下午搭公交前往中关村，有时去中关村图书大厦，有时去第三极。

中关村图书大厦常年折扣，是很老式的书店，齐整，严肃，有点无趣，但找书方便。收银台前总是排着三列长队，每队都有数十人。

第三极环境更好，木地板，落地窗，可以安安静静贴着窗边席地而坐，边晒太阳边看书，能买到外版和台港书。或许因为环境太好，所以看书的人比买书的人多，但结账依然要排队。

后来，这些书店纷纷消失。身边的事物好像都被按下了三倍速的快进键，无论城市还是人，无论一个网站还是一家街边小馆，它们倏忽出现，又飞速消失，轻而易举就让人失去了与从前的连接，手中握着的绳索悉数断尽，回忆失去了凝结核，成为无法落地为雨的一片云。

抱着一堆书去吃晚饭，脸上的喜悦藏也藏不住。我一直羡慕喜怒不形于色、情绪稳定的人，我不行，我的一切情绪都会被自己放大再放大。

在餐厅落座，服务生好奇地指着书，问我能看懂塞语吗？我说看不懂，留作纪念。

他wow了一声，说真是特别的纪念品。

吃饭时，我同先生回忆这一天，难免又聊起那位老先生。

先生说，此刻他也像我们在聊他一样，正和家人聊起我们吧。

善于扫兴的我放下餐叉，说，又或者，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按他的年纪推断，应该是在战争时出生，身在巴尔干半岛的他，这一生应当经历过数次战火绵延，他是否被战争夺走过什么，他从动荡岁月里抢救下什么，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转瞬即逝的不确定，我很好奇，他在博物馆里，面对从时间中逃逸的艺术品，面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会想些什么呢。

我无从得知老先生会想些什么，一如我无从得知次日的歌舞剧都演了些什么。

每一次坐进剧场，每一次音乐响起，我都一定要哭出来。演唱会，音乐剧，戏曲，无一例外。从前我以为自己只是太脆弱，太容易掉眼泪，后来渐渐发现，眼泪只是情绪的出口之一，在我的身体代码中，它能者多劳，可以表达一切，喜悦，愤怒，难过，激动，最终都呈现为“哭”这个单一动作。

我听不懂演员的唱词，领会不到偶尔令观众捧腹的笑点，但我能看清他们的舞姿，能在他们的旋转、抬手、跳跃之中看到美，能被他们的歌声打动，能度过情绪充沛涌动的三个小时。

在这三个小时里，我也许身处1999，也许身处2019，剧院之外也许响彻防空警报，也许风平浪静、无事发生，可是对于身处观众席的我而言，并无不同，一百年前有人在这里演出天鹅湖，一百年后也依然有人在这里继续为天鹅湖起立鼓掌。

此时——近乎天真的向往

2019年秋，凌晨一点，向西一万公里，时钟逆行六小时，这是护照过期前，我的最后一次远途旅行。

三年后，我依然可以清晰回忆起出发那一天的所有细节。

那一天，我们从首都机场飞往阿布扎比，而后转机前往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夜幕低悬，停机坪灯光微黄。身边的乘客全都垂着头，或刷手机，或闭目养神。候机的那段时间，有一种固若金汤的寂静。

我遥想着，贝尔格莱德正是傍晚，正要跨过晨昏线，落入夜晚的世界。

登机是凌晨，大家默默排起队，默默递上机票，再默默走上廊桥，廊桥尽头的机舱莫名有一种亮起灯的归家感。

我们这几百号人，机票上都写着相同的目的地，但目的却截然不同。真奇妙。

带上飞机的书是《我身在历史何处》，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为什么想去巴尔干，也许他就是那根导火索。

但对于他的叩问，我要到三年之后才明白深埋其中的叹息。

在当时当刻，一切都是那么轻飘飘，我读着他在萨拉热窝度过的童年，读他在戛纳的海滩打群架，轻飘飘地飞向夜空。

城市被灯火勾边，渐渐缩小成脆弱的沙盘模型，仿佛轻轻一碾，就会碎成一地光斑。

这样的风景也见过了很多次，但依然觉得不可思议。依然会出神地盯着我长久生活其中的那方城，直到云层拉上厚重帷幕。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正午抵达，站在了绝无迷路可能的小巧机场。

而北京正是傍晚，正要跨过晨昏线，落入夜晚的世界。我手中攥着偷来的六小时白昼，无比雀跃。

为什么要去塞尔维亚？

因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我想看看诞生了那样疯狂画面的国度。

因为《哈扎尔词典》，我想走进修道院，走进沉睡其中的历史。

因为《德里纳河上的桥》，错综复杂的巴尔干半岛不只是新闻中在别处的火药桶。

所以我去了。一次旅途不足以让我更了解这个国度，但文字也好，影像也好，它们的来处与去处，我终于有机会看清了。

我想起过往每一次旅行，似乎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去希腊？因为小时候我最珍视的一本童书是图画本希腊神话故事。其中最复杂的故事是《特洛伊木马》，六岁的我反复看，反复读，怎么也看不明白。

因为大学三年级的隆冬，我没日没夜地读古希腊著作，从悲喜剧到历史，像步入深埋地下的博物馆，迷失在被灿烂文明照亮的洞穴里。

因为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因为电影里永远雾气蒙蒙的清晨。

哦，我还玩游戏，《刺客信条：奥德赛》满足了我对希腊城邦的想象。

所以我去了希腊，不是因为地中海的阳光与海水，是因为雅典卫城与古剧场都还在原地。

因为读了《真腊风土记》，所以去了吴哥窟。

因为看过的动画，所以去日本。去《妖怪之森》里绿森森的神社，跟着《名侦探柯南》《夏目友人帐》打卡北九州。

无一例外，我动心起念，不远万里，费尽周章，离开熟悉的日常生活，凭一腔热忱奔向陌生的异乡，都是因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甚至一幅画，是为了一些“不朽”的存在。

这种近乎天真的向往促使我一次次克服懒惰，一次次找来大量的书籍与资料做背景功课，一次次在深夜收拾乱七八糟的行李，一次次在飞机上迎接日出日落，一次次真正认识一一些地方、一些人，将别人的白纸黑字变成我的所见所闻，继而再变成属于我的白纸黑字，或许也将鼓动另外一些人踏上旅途。

说来的确是冒着傻气，也许是因为一本游记，也许是因为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我们却对这世上真实存在的某个地方生出了仿佛乡愁的感情。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发，并不是去远方，而是“归故乡”。

此时此刻，当我回忆起那趟塞黑之旅，回忆起再也回不去的2019，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模糊的“乡愁”。

为什么那趟旅途中的一切都被我事无巨细地记住了，为什么我不厌其烦去回忆那接近一个月的公路之行，或许因为之后的三年，再也没有新的旅途能够覆盖它，它始终停留在记忆表层，未曾翻页。

何时才能翻到下一页呢？我是在旅途结束三年后才真正明白，虽然我们在不同国度，披着不同皮囊，过着不同生活，但我们不是彼此的局外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同一条历史的河流里，顺流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