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刘五洲
作者/囧叔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说话,跟谁都能聊几句。因此,就连我常去的饭馆里的服务员都有几个相熟的,虽然这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实惠。但即使如此,熟到连彼此姓字名谁都知道的服务员还真少有,刘五洲就是其中一个。可惜已经再见不到这孩子了。
刘五洲年纪不大,最后一次见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十八九岁。此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身材瘦削,看上去颇羸弱,脸色常常不好。刚开始我们不熟的时候,每次他给我上菜,我都觉得他特别不高兴,好像我欠他七顿饭的钱,还打了他爸爸,他们家丢的鸡蛋也都是我偷的一样。这都是没有的事儿,我跟刘五洲无冤无仇,并且我还挺喜欢他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会变戏法。当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我家楼下有个山西面馆,面虽一般,但宽敞明亮,服务员也都眼里有活儿。有那么几年,我老婆出差去广东,我一个人懒得做饭,几乎顿顿晚饭都是在这家吃面。西红柿面、牛肉面、削面、炒面、臊子面。我有一回问服务员:“你们家不是山西馆子吗?怎么还有臊子面?”服务员一乐,露出一口白牙。“恶蒙伤西仍,绳么面督吃啊。”(我们山西人,什么面都吃。)他说。这纯属胡扯,但也不赖他,是我多余问。菜单上印了,客人一点,服务员就给上,谁管你点的是哪个省的面?
彼时我还没到过山西,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山西人。看他随风就倒的身板,跟我印象中的山西人很不同。关老爷是山西人,惯使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这小子都未准有关王刀沉。我记得吕布、张辽、徐晃也是山西人,什么李牧卫青霍去病,重耳廉颇蔺相如,反正山西汉子不应该是这个款式的。观其体貌,大抵与隋唐的侯君集相仿,但侯君集是陕西人。
于是有天去吃面时,我看左右无人,就问他是哪里人。没想到几天没见,这小子学会了一口像模像样的普通话。“我真是山西人, ”他答道,“但是他们都不是。老板也不是!”说完,他一龇牙,飞也似的溜走了。“妈的,老子还没点完呢!”我拍桌道。
一来二去,我跟这孩子熟识起来。我去得晚,几乎总是最后一位客人,服务员大多没什么事干。他也爱说话,更爱笑。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可乐的话,他就乐得拍桌顿足,还建议我去面试德云社。但他平时又总是一脸阴郁,只有跟他说话才能让他乐,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太有工夫跟他聊天。他干活极有效率,且条理分明、前后有序,从不出错,所以总有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聊天。主要是跟我,还有几个常来的老大爷(我可不是老大爷,作者注)。
我跟他说:“你这跑堂的这么爱聊,活脱就是一位古人啊。”他问什么古人,我说:“此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活了几千岁,在很多朝的史书里都有记载。”他急了,问我是什么名人,我就告诉他:“你听过评书吧,几乎每部评书里都有个叫画眉刘三儿的。”——其实我也是闲的没事儿瞎扯,没想到这孩子大笑起来,笑了半晌,又缓了半晌,才咧着嘴道:“叔,我不叫刘三儿,不过我还真姓刘,哈哈哈哈,而且名字里还真有个数,哈哈哈哈——叔,我叫刘五洲!”
我张着嘴,瞪着眼,发了半天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笑什么啊有那么可笑吗”,又想说“你行五吗”,又想说“快去给我端面”,最后捋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须,喝道:“谁他妈是你叔啊?”只见刘五洲耸肩一乐,颠儿颠儿地跑去端面了。
我跟刘五洲谈不上交情,顶多就是我这人比较好接触,他又好聊天儿。聊也是我主讲,他负责听,拍巴掌,乐,等等。大概是作为我表演了这么多娱乐项目的回报吧。有一天晚上,刘五洲给我表演了他的绝技,把我惊了个魂飞天外。当时大厅一半的灯都关了,厨子也下班了,只剩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女的在收银台玩手机;男的就是刘五洲,他坐在我旁边,听我讲古。平时他是断然不敢坐的,这天大概是累了,加上也没有别的客人和店领导在。
“叔,我给你看个好玩儿的。”他说着,拿出两个接面汤用的塑料杯子。我并没看见他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杯子。接着他又拿出两个,极熟练地扣在桌上,摆成一排。
“干什么,变戏法吗?”我嚼着花生米,斜眼看他。
“嗯嗯!”他使劲点头,坐得倍儿直,活像一只兴奋的旱獭。
“好,变吧。”我其实有点儿困,讲故事讲得也累了,不过看他这样子,实在不忍拂逆。
只见刘五洲龇牙一乐,十指张开,哗啦哗啦把杯子在桌上彼此换了几十次位置。末了,他抬头问我:“叔,您猜,哪个里面没有花生?”
我差点儿乐了:“你变这个,得先往里放一个好吗?”我说完,捏起一个花生放在桌上。
刘五洲说:“不用,叔,我放了,您就猜吧。”我说:“那也没有猜哪个里头是空的啊,人家都是猜哪个里面有。”刘五洲又乐了,说:“那有什么意思?您就猜吧。”我看看他那摩拳擦掌的样子,摇摇头,掀起一个杯子。
里面有一粒花生米。
这么准?我又掀起一个。里面也有一粒花生米。刘五洲把另外两个掀开,也各有一粒。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整整齐齐地放了四粒花生米进去。他拂去三颗,只留一颗,又“啪啪啪”地换了数次杯子的位置。
他的手太慢了,连我这外行都能跟得上。我指了指留有花生的那个杯子。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里面没有花生的心理准备,毕竟你跟特地学过两手戏法的人没有理说。但杯子掀开,里面空空如也,我还是吃了一惊。刘五洲笑眯眯地把干瘦的小拳头伸到我面前,霍地张开,里面握着一粒花生。
我哑然,呆了一会儿,靠在靠背上摇头笑起来:“刘三儿,你真不得了。”我一直叫他刘三儿。我知道,他变这一手就是等我这句夸。毕竟这也不算什么“真不得了”的戏法。
刘五洲眯起眼睛笑道:“叔,您夸我了。嘿嘿。”
然后他朝我嘴边伸出手,三指一捻,冒出一根烟来。我瞪着眼,迷迷糊糊地叼上了,他那只手“啪”地打了个响指,食指冒出蓝幽幽的火苗来,给我点上了烟。我吸了一口,向天吐出,问他:“哪学的?”
“火车站、批发市场、立交桥底下,好多地方有人教。”他说,“给钱就能学,包教包会。剩下的,就靠练了。”
“怎么变的?给我讲讲。”
“那可不行。”他嘿嘿笑起来,“这规矩您还不懂吗,叔?”
他一口一个“叔”,叫得我十分想劈面给他一鞋底。
“那倒也是。”我说,“你学这个干吗?将来准备摆地摊还是上春晚啊?”
刘五洲摇了摇头,把桌面上一个扣着的杯子移到桌边,哗啦一翻,口朝上立在桌上。里面一杯清水,多少有一些洒在桌上。
比起变花生,这可有点邪乎了。
“叔,我跟你说吧,”他又唰地翻起一个杯子,“这没什么新鲜的,全凭手快。我学这个,也不为摆摊,也不为上春晚。我只为打赌。”
他说着,把手里的杯子推给我。一股酒味儿飘出来。
“打赌?什么赌?”
“人命关天的赌。”他说着,端起杯来喝了一大口,接着像只沮丧的狗一样吐了半天舌头,“我跟我哥打了一场赌。赌得是抓阄。这场赌太大了,我必须赢。”
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想说抓阄的内容。其实我大致想得到:乡下孩子,无外乎争家产。
“那,赌得赢吗,现在?”我问。
刘五洲没说话。他把左手张开,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个不休。看着看着,手心多出个纸团。再一翻,又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又一翻,没了。再一翻,出来三个。最后一共出来四个,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见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着头,“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问到底赌了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其实并不算很熟。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刘五洲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气顿生,仰头挺胸道:“没啥,叔,我能赢!”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举了举杯,喝了一口。还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个尿去。”他说。
之后有一个月我没见着他。问店里的小姑娘,答说刘五洲病了一场,好像还住院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想,他那个身板儿,看着就像是有什么病,估计是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他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店里了,只是脸色有点苍白。
“干吗去了你?”我问他。
“咳,病了,没啥事儿,叔,别担心!”
“呸,谁担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见他的面就少了,因为我来得晚,而他似乎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让人不敢往后想腊月什么样。我裹紧衣服顶风去店里吃面,看见刘五洲正在给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笼里扔,例不虚发,惊得我站在门口半天没敢进门。他看见我,咧嘴一笑:“叔,您来了,快进来,冷!”
我在常坐的桌边坐定,要了碗面。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刘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这天我给他讲了很多古人,因为我记性不好,估计有很多讲的是错的,比如我说孔融是晋国人,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增加亲切感和说服力。刘五洲捧一杯热面汤听我讲,有时大笑,但大多时候很安静。末了,他收去碗筷,给我点了根烟。
“叔啊,今天再给您变个新鲜的,好不好?”他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又不老(这是真的,作者注),我点点头。
“您先把账结了吧。”他神头鬼脑地说。我一皱眉头,摸出一张一百的给他。
“您这也太大了,叔,”他接过钱,“我给您破开。”
他把这张大钞横着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纸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后,右手捏着一捋,接着双手展开,变成了一张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大了:北方农村在红白喜事等大型仪式上主持流程和一切事务的人,很多时候也是村中族里的长老)。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提了。刘五洲说:“不管给谁治病,多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回北京继续打工,尽量多挣钱;把哥哥托付给街坊之后,洒泪而别,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车,刘五洲就贼忒忒地打听变戏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师父,好拜师学艺。(这部分是村里人编的,作者注。)中间过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乡可是眼看着刘五洲的手艺一天天地见长。
刘五洲在店里或宿舍,得闲时总会练上两手。猜豆子,掌心点火,变金鱼、变鸽子、变白兔,刘五洲都练过。但他练得最多的、每天必练的就是隔空抓纸团。说“隔空”不太恰当,应该说是“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写着“生”字的纸团来。他的手快极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适的东西变没,或变到一丈远处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没有人敢跟他玩儿牌——玩儿过几次,简直没法玩儿,别人手里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经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么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刘五洲名曰打工,实际上是出来练就一身绝艺,好回去应对人生最大的一场决战。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经没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别说抓阄,这时候就是给他一把左轮让他玩俄罗斯轮盘,恐怕都要第六轮才能杀死他了。
“后来呢?”我剥着毛豆,小胖子喝着啤酒。
“后来,他回家了。我是没赶上,是再后来家里人给我讲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对着月亮长出了一口气,“他输了。”
抓阄那天,刘家大门没关,可能是故意开着的。敞开的大门内,像一个固定的长镜头,两人冲着一个褐色的瓦罐,对坐无言。门外的人们小声议论着:“刘五洲会输吗?”“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只要刘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赢!”“胡扯,刘五洲能隔着罐子换纸条,说不定两个都是死。”“那要是让他先抓呢?”“那就是两个生呗,傻×。”“别吵,看着!”
刘五洲开口道:
“哥,谁先来?”
刘四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先来吧,”他说,声音轻得像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刘五洲面无表情,把手张开,手心向下盖在罐子口上,虚一握拳。
接着,他摊开手掌,纸团已经在手心里了。门外响起一片极复杂的嘈杂的人声。
刘四海长叹一声:“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扫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厉害。”
说完,他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大门抬了抬手,转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岁。
刘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输了。”
刘四海背着手,站在堂屋的门槛上,慢慢回过头。正午的阳光下,刘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举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一个大字——“死”。
小胖子讲到此处,摇头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酒,说:“后来,还没等到卖房子,刘五洲就死了。他那个病来得真快,在井边提水,摇着摇着,往后一倒,就没了。”
我活了几十年(并不老,作者注),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年轻的死亡。虽然不是什么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冲击得我连毛豆都不会剥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双手扶膝,摇头喟叹。一边摇头,脑海中一边渐渐现出一个巨大的“死”字,清晰无比。慢慢摇了一会儿头,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脑袋逐渐清醒起来。这并非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个不太熟的年轻人病死了。而且在这顿饭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只要抱着听八卦的心态去听这件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听八卦——我正在这样开导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来:
“想不到他练了这么久,在店里、在宿舍里,包括在您面前卖弄那么多回,没有一次失手,就这一次败了。”他边喝边叹,“这就是命吧!”
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是命”以及“这是不是命”这两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我夹起一筷子豆腐丝嚼了起来。
“小子,你觉得刘五洲是失手了吗?”我边嚼边问。
“是啊,虽然我不会变,但是我也知道,这东西全凭手快。一快起来,难免有个错漏嘛。”小胖子说。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说完,我留下五十块钱,背着手走了。一边走,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蹒跚,老得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老得足以让刘五洲那么大的孩子给我起一个“扶膝氏”之类的外号,或是叫我一声“叔”,我也不生气。
本文选自囧叔新书《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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