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卓兰塔

作者/程惠子

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幻想着改变生活的定势，但又总在午后的闷热中颓然睡去，然后看着渐薄的日历，周而复始地接受徒劳。

连朝霞都是陈腐的。

桌角的灯一亮，这句话就闯了进来。那本书没有封面。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放弃，窗外已经隐然有了曙色，他的两只眼睛不受控制地虚焦，只勉强看清了开头的几句。他伸手把灯摁灭，一撂身子砸在床上，恍惚中这句话又在脑海中被默读出声，连朝霞都是陈腐的。

他的侧脸挨到枕巾，闻到它上面残留的旧主人的发油味，旧主人一直是一个头油很重的人，早晨洗了头发，晚上就会油成一绺一绺的样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留长发，头发油了之后贴着头皮很难看，于是他就长年累月地戴一顶黑色的帽子。他有时候会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但都压在那顶黑帽子之下，他曾经问他，那你染成这样有什么意思。他说，老子喜欢。

他的眼睛沉得睁不开，但意识还没那么混沌，于是他闭着眼睛，把枕巾的一角放在鼻子上，深深嗅了一口那上面的味道，在那浓重的发油味道背后，还有女人的香水味，似乎是粉邂逅，要么就是小雏菊，总之不是他帮他选的那瓶。他当初选香水的时候来找他，说，给姑娘送香水，尼罗河花园还是水漾茉莉？他说，哪个姑娘？他回答，莫蓝，就上次来卓兰塔的那个，短头发，红的。他哦了一声，慢慢想起那个姑娘的样子，好像是某个211大学的学生，瘦瘦小小，戴个眼镜，但五官什么样却模糊了，总之是没有印象的一张脸。他说，哗子，既然你不是来真的，那——他想说什么，但忽然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用——算了，当我没说。

他叫张清哗，他们都叫他哗子。

哗子并没有回头，把吉他背上肩膀，砰的一声关门走了。

张清哗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改的。他本名叫做清华，一看就知道是家里寄予了厚望的名字。张清哗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个画家，他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理科，因为他爸爸想让他考清华协和，后来到了高三发现他的文化课实在是无可救药，于是他妈妈开始唤醒他停留在十二岁的美术功底，转而让他考美院。当然，张清哗没能考上清华美院，被他妈妈托关系塞进了一所二流大学的美术系。他们开始还幻想着张清哗能考研到清美，后来降低要求说省美院也很好，后来又说能在你们学校继续读研也行，最后变成了一定要拿到本科毕业证，但张清哗还是在大三的那一年因为挂科太多，被退学了。

所以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太大了。他第一次跟哗子喝酒的时候就这样说，太大了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命运，命运就会反过来控制你。哗子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大着舌头跟他碰杯，你说得对，老子明天就去把它改了，让他们彻底死心。于是张清华就变成了张清哗。

他们喝酒的地方叫卓兰塔，是个酒吧。卓兰塔是他工作的地方，之一；更是他最喜欢的工作地点，没有之一。他跑的几个夜场中，只有在这里唱歌的时候才最愿意用心。卓兰塔白天不营业，直等华灯初上，才缓缓打开那扇北欧花园风格的橡木小门。这扇门曾在无数个深夜，成为那些喝醉的人的肩膀，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日久天长，它竟染上了酒香，就像浸泡过葡萄酒的酒桶，浓醇的味道深深浸染在木质本身的气味中，大家都以为，那味道来自那扇门之后的酒吧内部，只有他知道，是来自这扇门本身。

推开这扇门走进去，从墙砖到地板，都是浅褐色的，墙上挂着一两幅画，是浅蓝和浅红。酒吧三分之一的面积都做了舞台，剩下的地方，分三列，整整齐齐地排上木质抛光的小方几，每个都配上两个高脚凳；楼上也是，不过楼上的小方几配的是真皮沙发，方便多人落座。吧台在一进门的左手边，高脚杯和各色玻璃器皿倒挂在上面，完美地代替了闪光灯的庸俗，它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湿润地摇颤，折射出淋漓又轻脆的光，像是某种乐器一样停在那里，沉默着一言不发。

整个酒吧的灯光都给了舞台，每张小方几上配有浅浅一盏白色蜡烛和一朵半开的康乃馨，空气中的酒香和花香，轻微的蜡油味，还有真皮沙发的气息混在一起，像一张纱织的网，轻轻地把暧昧笼罩起来，笼在半空，给每一桌都分一点，不多不少，刚刚好。

五年前他刚来卓兰塔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家寻常的酒吧，红的绿的碎成一地的闪光灯和把调酒器摇得乱响的服务生，都跟其他酒吧没什么两样。酒吧里寥寥坐着几个年轻男人，桌上有吃剩的毛豆和盐水花生，烟头栽进潮湿的花生壳里，被汁水泯灭了最后一缕颓败的火花；廉价香水的水珠附着尘埃上，悬在半空中，在一片烟雾中努力挣扎出自己的气味，服务生聚在角落里打牌，生意像盐水一样惨淡。

他在台上唱了半年的歌，老板给了一个歌单，都是时下最火热的网络单曲，照着唱就行。他坐在台上，一个人撩拨着吉他，根本找不到一双可以对视的眼睛。就在他决定要走的时候，从台下走上来一个男人，很直白地跟他说，你要走吗？不然留下来吧？看你吉他弹得还不错，我是这里的新老板，我打算把这里重新改造，以后你可以唱你喜欢的歌。那人很瘦，像是学生一样穿白衬衫和羊毛背心，只是脖子上的颈纹暴露了年龄。他叫李响。

李响把卓兰塔重新装修了一遍，舞台宽了一倍，添了一架电钢琴，他自己弹。一架钢琴与一把吉他，他们两个人就在台上唱。大多时候唱老歌，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偶尔也唱几首陈奕迅和杨宗纬，即使来听歌多是些年轻人。听众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讨好出来的，李响说，是要让他们追随你，不是你追随他们。

李响说得没错。卓兰塔很快成了这一片生意最好的酒吧，日日爆满，但却始终不能盈利。李响坚持食物只提供甜品和水果，而每一杯酒又都是不菲的价格，这样下来，即使顾客众多，也只勉强维持住卓兰塔的运转，很多人一杯干姜水就能坐一晚上。有人劝他添置些简餐之类，他挥一挥手表示没有可能，来这的人不是吃饭的，想吃饭到别的地方去，听着歌还要啃着鸡爪子，然后满屋子全飘着炸鸡味，当我这里是大排档吗。

卓兰塔没有收益，李响给他们开的工资都不高，因此不少员工还是选择了辞职。服务员少了，但每晚顾客依然很多，于是李响给门外张贴了招聘启事。哗子就是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

哗子，那个时候还叫张清华，比他小四岁，跟他差不多高，宽度却是他的两倍，刚刚从学校退学，扛着一把吉他来门口。

李响问他，你会什么。

他说，我会唱歌。

李响说，我们不招歌手了。

哗子说，可是我很会唱歌。

李响仔细打量了他一下，说，那你唱一个吧。哗子没怯场，把吉他背上，刚要开口的时候，扫到了台上那只手鼓，又看到站在李响旁边的他，能麻烦你帮我打个鼓吗？他很客气地开口了。

他问，你要唱什么，怎么个打法？

他说，你随便打。

哗子的那把吉他，弦从琴头长了出来，没有剪短，张牙舞爪地伸向六个方向，一看就是自己做的。他面对台下空无一人，只与对面墙上的挂钟对视，轻捻弦索，唱了一首《蓝莲花》。

这本是一首寻常的歌，没那么新也没那么老，但从怀着梦想的大学生到半生浮沉的中年人，都会知道这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没有任何前奏，这句话就闯了进来，坚定又坦荡。哗子只有二十岁，却唱出了四十岁的沧桑，他是轻微的烟嗓，可以是粗糙的温柔，也可以是蛮横的爆裂。他唱到副歌部分那三个字的时候，用了真假混音，那三个字通过他的声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飞升起来，像是沾水的绸缎，在他心上紧紧箍了一下，又轻轻地抽走，于是血液就在这一次加压下骤然迸发，随着那个尾音流遍全身。他看到调酒师的手不再摇，服务生小妹也把手里的抹布放下，李响的手紧紧扶住膝盖，目光停留在哗子散乱的琴头上。

蓝莲花——

白天的卓兰塔明亮得不真实，连空气中的尘埃都纤毫毕现，阳光打进来，从他的鼓面上流过，最终停留在哗子的手指上，哗子的手并不像一般弹琴的人那么纤长又骨节分明，他的手粗粗胖胖，指甲也很短，像是一块镶着葡萄干的全麦面包，但他觉得很可爱。空气中似乎也长出了蛋糕胚的气味，蓬松地温暖起来。哗子的手弹出了带着韧性的吉他声，每一次扫弦都能感到年华在他的指尖轻轻跳动，他不得不承认哗子比他弹得好。一曲终了的时候，哗子把手轻轻放下，很自然地朝他伸了过来，他说，谢谢你，你的鼓打得真好。他说，哪里哪里，配合你就好，我叫周喧。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主动地自我介绍，就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哗子带回自己的住处一样。他住的地方离卓兰塔不远，离他要跑的这几个夜场都不远。这房子的房东是我们家一个远方亲戚的，他跟哗子说，我给他交了主卧的房租，次卧一直空着，不然你就住在这吧，这个月的房租我先帮你垫上，等你发工资了再给我就行，不着急。

哗子看了看房间，说这里好是好，但是这个卧室的床太小了，我这个身板可能不太够。他听完笑了，伸手去拍哗子的肚子，是该减减肥了，咱俩差不多高，你能顶我两个。哗子也毫不客气地伸手去拍他的肩膀，哪是我的问题，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都快瘦成竹子了。

他把主卧让给了哗子，哗子拗不过他，坚持在原来的房租上加了两百块钱。入住后的第一个周末，哗子说要给他露一手，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端出一桌子的菜，蒜蓉蒸虾、葱香鸡腿、白梨炙肉，还有一道清蒸鲈鱼，他问怎么全是荤的，哗子从背后摸出一瓶金门高粱，喝酒还要吃素的吗。

他没想到哗子的手艺这么好，酒量也这么好，油量这么大的菜硬是吃不出一点腻味。或许是他酒喝得太多，味觉已经麻木，只觉得自己的口腔中弥漫着辛辣的酒气，舌头也开始不听使唤。这和卓兰塔里的酒味道不同，这是硬碰硬的味道。哗子说金门高粱是他托朋友专门寄回来的，海边的高粱难熟，但一旦成熟就是好高粱。他酒量不如哗子，半醉的时候把下巴抵在桌上，用筷子捡了一块白梨，牙齿已经失去了咀嚼的动力，就放在嘴里含着，与迟钝的舌头作伴，满口的酒气中隐然有了一丝的甜。哗子放下筷子，扶着桌子站起来，并不看他，抱起他那一把琴弦恣肆的吉他，轻轻唱起歌来。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著

正视著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胡德夫的《美丽岛》，被哗子唱得舒缓而悠长，不得不说他的嗓子和这首歌真是绝配，压抑低沉，尤其是在喝过酒之后。三十年前，胡德夫的挚友李双泽用一瓶可口可乐发动了华语乐坛的“民歌运动”，写下这首广为流传的《美丽岛》。歌曲还未发行的时候，李双泽却因救人溺水而亡，胡德夫赶在大殓之前，连夜录制了这首歌，在好友的葬礼上播放。后来，胡德夫一直从事与台湾民歌相关的事业，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

你说胡德夫为什么会和李双泽成为好朋友？哗子唱完了歌，抱着吉他问他。

因为他们都喜欢民歌？

不对。哗子面不改色，因为他们大学都没毕业。

他愣了一下，接着笑得不可自制，连口中那块白梨也呛了出来，他被他成功地逗笑了。再去看哗子，他只是眯着眼，抱着吉他轻哼，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好像那个讲笑话的人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也不曾听过什么笑话。

他大学是没毕业，准确地说，应该是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的成绩只够他上了一所农林学校的大专，兽医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妈妈一脸的发愁，这专业出来之后能干什么，给村里的猫狗接生？接着叹一口气，听说隔壁王家的小儿子，跟你同岁，去年跟他爸出去打工，听说人家现在已经在那个厂里当了头头了——要是你有个人照应着，说不定也早就能出去了。他没接他妈的话，他知道她想表达什么，觉得接了也没有意义。他没见过他爸爸，据说那个男人在他刚满月的时候就出门打工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回来，她妈妈也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地挣扎寻找了一番，到最后却悄然地偃旗息鼓了。等他再问起类似的问题，就只能得到粗暴又含糊的一句，问这么多干吗，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看你的书去。他看不进去书，到后来也不再问，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说得对，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即使这个人不存在，他也长大了。

长大像是一个必经的溃烂又愈合的过程。他喜欢盯着房檐上的雨水发呆，渐渐地雨水就长在了心里，浇出一朵朵沉默又发霉的蘑菇。九岁那年，外地打工的表哥回来给他带了一把吉他，只是少了一根弦，表哥说是从工地上捡来的，当个玩具玩玩。他把手伸进那个洞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只有琴弦的回声。原来这个洞是装声音用的，他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给了那个洞听。

他从大专第二年开始就不问家里要钱了，退了学，却没有告诉他妈妈，只跟她说自己在外面兼职的费用够交学费，让她不用再打钱过来了。他靠在酒吧唱歌养活自己，从一晚上三十到一晚两百，他看得出自己的价值往上升了一点，但也就是那么一点，一眼也就看到了头。三年过去，母亲也没有再问他毕业证的事，也没有问他找工作的事，他们已经能做到对他的前途心照不宣，就像当初他们对于父亲心照不宣一样。

他没有告诉母亲，他在上学的这座城市碰到了那个男人，他想母亲可能已经知晓了这一切，毕竟他们有这么多年的默契。那个男人找到他，请他到人均两百的餐厅吃饭，临走的时候跟他说，我给你找了个房子，就在你工作的地方附近，把你妈接来一块住吧，是我欠你们的，对不住。他攒了多年的疑问就在见面的那一刻化为泡影，像是老旧的氢气球，从开始的蓄力满满濒临爆炸，到经年之后的疲软松弛，徘徊很久的那一针终于戳了进去，却没有预想中的疼，只是让那股已经没有威胁的气体缓缓释放。那顿饭他只动了几筷子，总觉得这个餐厅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刺得眼睛直酸。他拿了房子的钥匙，什么也没有说，在桌上留了两百块钱，走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睡在了床上，客厅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哗子给他留了信息，你酒量也太差了，跟个女人似的，饭在锅里，老子挣钱去了。

他们每周有三天在卓兰塔唱歌，其余时间各自外出工作。在卓兰塔的舞台上，两个人并排坐着，他唱歌的时候哗子打鼓，哗子唱歌的时候他也伴唱。他们从没有彩排。李响给哗子说，你来之前，周喧可从不给人做伴奏，真是一物降一物。哗子笑了笑说，我也一样。

下班回家通常已经是两三点钟了，他们一人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飞驰，哗子总爱在这个时候扯着嗓子乱吼，把好好的歌扯得不成样子。有一次他的电瓶车忘记充电，哗子说载他回去，他在他背后听着他乱唱的曲调在夜风中飘荡，忍不住对着他的后脑勺大吼，你别唱了，你是用后背发声的吗，震得我胸口疼。哗子不以为意，手上一使劲，车子以更快的速度窜了出去，然后变本加厉地升了一个八度，他开始敲打着他的后背嫌他吵，可哗子渐渐唱到正常的调子上，夜风也追不上他的声音，每一句他都听得很真切：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哗子的后背像是山一样，结结实实挡在他前面，根本吹不到一点风，他的后背像是一台音箱，即使被风吹散了很多，也依然振聋发聩，他默默把胸口贴近那台音箱近一点，再近一点，想知道这里面装的声音怎么恰好踩上了他心跳的频率。行道树脚下的沙子吹进了他的眼睛，他轻轻环上了他，却只敢抓住他的衣裳，默默咬紧了牙齿，悄无声息地泪流满面。

可能夜里的眼睛都有灵性吧。哗子从卓兰塔的后巷捡了一只刚出生的流浪狗，是一只杂得不能再杂的串儿。褐色的腿，一块黑背，脸上杂着几块黄色的杂毛，巴掌大的身体，眼神却深得像口井。哗子不声不响地就买了笼子、食盆和喂水器放在家里，招呼都没打一声。他忍不住说，你养狗怎么不和我说一声，狗味道很大的。哗子倒显得比他还诧异，你不是兽医吗，还嫌味道大？他叹一口气说，作为一个兽医，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它有腊肠的基因，却没腊肠的脸，你别看它现在可爱，长大了不会好看的。哗子拿泡软的狗粮逗着笼子里的那双无辜的眼睛，头也不抬一下，喧哥你说，起个什么名儿好呢。

叫话筒吧，就叫话筒，你看它又黑又黄的，长得跟你送我那个话筒多像。

是像，不像我不会要她。哗子说，话筒——好名字，不愧是能当兽医的，还是喧哥有文化。

哗子为话筒忙前忙后地上狗证的那段日子里，他学着掌勺做饭，番茄炒蛋、莴笋木耳、蒜泥空心菜，都是家常的手法。哗子下班回来，看着一桌子红红绿绿，忍不住抱怨，我说喧哥，你这是要喂兔子吗，下点本行不行，话筒都比我吃得好。他摘下围裙一扔，脂肪肝、高血压，还有那么高的尿酸值，你还想吃啥——就这么些菜，爱吃不吃，你要是痛风瘫痪了，我可管不了你。

哗子嘴上嘟嘟囔囔，还是把这些菜都扒进了嘴里，有时候带一只盐水鸭回来，竟然能忍住不碰，他说，你不吃就别买了。哗子放下筷子，给你的，你吃吧，老子心里有愧，总不能拉着你一块当和尚吧。

话筒闻见鸭子的味道，扒着他的腿要往上爬，他把鸭肉放进清水里过了一遍，撕碎了喂给话筒。

他觉得当和尚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这样的生活就是当和尚的话，没什么不好的。李响曾经问他，你往台上一坐，那么多小姑娘围着你转，你就一点也不动心吗？差不多得了，你今年二十五了吧。

他说，二十四。

李响说，大不了你先谈着，先谈着试试。

他说，我是万花丛中过。

李响轻笑，你打算祸害多少个姑娘才肯结婚。

他给吉他校着弦，头也不抬，一百个？谁知道。

卓兰塔的灯照旧昏暗着，台下究竟有多少双眼睛，他不知道，曾经他多希望有一双眼睛他可以对视，现在也觉得没什么所谓了。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太长，他不知道原来还有眼睛在等着他的。一天演出结束，他拿上车钥匙准备回家，哗子却不急着走，反而拉着他上了二楼的卡座，真皮沙发上坐着两个女孩，一个短发，一个梳着两条细长的辫子。哗子指着那个长辫子的女孩说，这是肖瑜，来听你唱歌很多次了，想跟着你学吉他，介绍你认识一下。他很客气地伸出手，那这位是？

哗子说，哦，忘了说，这是我女朋友，莫蓝。蓝蓝，这就是喧哥。

他的手茫然地被另一只手接过来，喧哥，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肖瑜是我朋友，可要拜托你好好教她。

晚上他一个人骑车回家，哗子说要先送莫兰回去。他就坐在沙发上等他回来，但哗子彻夜未归。他起初觉得气愤把肺叶充得很满，连心跳也被挤得快了几分，但长夜漫彻，他理直气壮的愤怒被疲倦一点点放空，人在最疲倦的时候最难入睡，他讨厌那份清醒。他感到那只气球又慢慢瘪了下去，他想问哗子的那几个问题，最终没有问出口，问了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份清醒让他明白，他理也不直，气也不壮。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室内的空调开得很低，他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蜷成了一只虾的形状，头闷闷得像是挨了一棍。身上被搭上的那条毛巾被，不知何时掉到了沙发下面，他叹一口气，把它捡了起来。

话筒又在叫，它把大小便拉在了笼子里，屋子里全是骚气，怕是它自己也忍不了这种环境，所以大声表示抗议。他想起来已经有两天没有带话筒出去了，以往半夜回家之后，哗子都会带着话筒出去遛，可哗子没有回来，哗子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

他遛完狗，决定清洗一下笼子，把狗屎扔进马桶里冲掉，带着手套给笼子里滴上洗洁精，没有了笼子的束缚，话筒开始满屋乱跑，把刚从草地上沾的泥巴踩得到处都是，顺便给他的小腿上也印了一爪子，话筒的粪便留在笼子的角落里，他用水去冲，又怕激起太大的水花，拿了剪碎的棉毛衫去擦那个沾满土黄色的死角，终于忍不住像个孕妇一样呕吐起来。

哗子回来了，正巧看到他在呕，赶紧跑上来问他，喧哥，你咋了。

他说，我恶心。

哗子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水池里的笼子，你要是嫌恶心，扔了就是了，干吗费劲在这洗半天。哗子把笼子扔到了门外，从房间里拖出一个快递盒子，捡了几件旧衣服扔进去，把话筒一把抱过来，你以后就睡在这儿，这就是你的窝，听见没有？

话筒哈哈哈地吐着舌头。

他问，你这两天去哪了。

哗子漫不经心地说，出去玩了。

他说，那你也不和我说一声。

哗子说，忘了跟你说了，应该跟你说一声，让你照顾一下话筒。

他说，话筒是你养的狗，我当初就说了，你养它就要对它负责任。

哗子说，我没说不负责任，我就是出去了两天。

他说，你出去这两天都没遛狗，家里弄得到处都是味儿。

哗子毫不在意地拨开一根香蕉，你帮忙遛一下不就行了，我下次提前跟你说一声，行了吧？

他无法忍受哗子在满是味道房间里吃香蕉，他刚刚清理过那些东西，又看着哗子一口把香蕉咬下去一半，在嘴里转不过弯来，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被一块放进了绞肉机，再一次冲到卫生间对着马桶呕吐。

哗子在外面喊，喧哥你这洁癖可真是……太敏感了，怪不得你当不了兽医。

他觉得内脏像是被拽出来一样，可拽出来之后并没有得到清洗，而是被恶狠狠地塞了回去，所以他只是干呕，呕到眼泪都流了出来。哗子倚靠在洗手间门口，帮我闻两个香水吧，闻闻香水能好些。

他眼角的泪还没干透，鼻子上就被贴上了两条试香纸。闻闻吧，闻闻就不恶心了。哗子轻拍他的后背，好点了吧？他一推哗子的手，把那两条纸拿下来，根本就是分不出来的香，都是香。就是香而已。笼统的味道，根本就是一样的。

给姑娘送香水，尼罗河花园还是水漾茉莉？

哪个姑娘？他问。

就上次来卓兰塔的那个，短头发，红的。

他哦了一声，模糊地想起那个姑娘的样子，他其实猜到是给她的。

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里，如果碰上谁都不想进厨房的炎热天气，他就和哗子去商场里吃饭。商场一进去就是淋漓的香水味，他乐于分辨各种味道，带着哗子一个接一个地闻过去，兴致勃勃地跟他讲什么是前调中调后调，哗子忽然问他，喧哥，你给心爱的人送过香水吗。他有点愣住，哗子继续说，你这么懂，你觉得给心上人送香水，应该送哪一种呢？

你干吗问我这个？有心上人了？

就是看你床头全是香水，想必一定很懂。哗子很巧妙地回避了过去。

他有点愣住，但还实话实说，我没送过，不过我觉得送给心上人的话，璀璨红情。

哪里能买到？

绝版了吧？国内好像买不到了。我闻过一次，那个味道啊，根本形容不上来，它前调是藏红花，中调是玫瑰，后调是印度香附子……

你从哪里闻到的？

很多年前，好像是一个叔叔送我妈的，他从香港带回来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瓶子，我觉得那个东西摆在那里，它就是我们那个小地方——我整个童年的奇迹。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绝版了啊。他看哗子没有任何反应，忽然醒悟过来，哦，你说我妈啊，她后来没有和那个叔叔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叔叔一定是非常爱她，不然也不会在那个年代送给她这个……

就在他们讨论这个话题后的一个礼拜，哗子就把一瓶璀璨红情放在了他的面前。那个像蜡烛一样火红的水晶瓶，透明地闪着光，在卓兰塔幽微的黑暗中隐隐发亮，顺带着也照亮了他的眼睛。他问哗子说，你从哪里弄到的？

网上，有人在拍卖。

我看一下行吗？他连惊喜都是小心翼翼，一是知道这个东西因为绝版，价格已经被炒得匪夷所思，二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打算将它送给谁。

看什么看，香水哪是用来看的。哗子拔下盖子地朝着空中喷了两下，他仰头，看着头顶细小的水珠像是烟花那样洒下来，每一颗都饱含卓兰塔的光芒，带着流星般的尾巴，轻轻落在他的脸上，比春雨还细密温柔。接着就是那种久别重逢的味道，带着药香的藏红花，没有一点脂粉气；然后玫瑰的味道补了上来，犹如裹了砂糖的玫瑰花瓣在唇齿间一点点扩散，清甜细腻；仔细闻还有檀香木，弥补了玫瑰的轻佻与犹疑，让整个味道变得稳重坚定起来。哗子说得没错，他热衷于搜集香水，但尽管已经有很多种味道占领了他的床头，这一瓶依旧令他念念不忘。红色的水晶瓶端坐在那里，他从瓶子上看见自己变形的面孔，眼睛仿佛因为盛满泪水而张大饱和。

他问哗子，你怎么买这个了？

就是想买。快要到演出时间了，哗子已经背好了吉他。这还要理由？

没……你是打算送给谁吗？他没发现他已经嗫嚅了。

没打算送给谁……就是先买着，哗子去拧他张牙舞爪的琴头，可他的弦音明明很准。要么你先帮我保存着吧喧哥？我毛手毛脚指不定哪天就搞丢了，先放你那儿好吧，你懂这个，你肯定知道怎么保存……哗子低头看他的琴，不知不觉说了一长串的话。

他把那个瓶子握在手心里，没有作声。

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快点上来啊！干活了！

那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他们三个人合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他记得很清楚。李响弹键盘，他弹吉他，哗子打鼓。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卓兰塔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一天之中最后的一点明亮，一个晚上过去了，他还是能闻到璀璨红情的留香。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这首歌究竟在烦什么啊，他愉快地想，这么轻快的调子，他们明明唱很开心。哗子露出他被烟熏得微黄的八颗牙，一个劲儿调侃他“你比我烦”，哗子用一种近乎美声的唱法夸张地唱着这首歌，他抬一抬眉毛，手上停了一下，省略了曲调，直接说出了歌词，我情愿心甘我不烦。李响的键盘配合着他做了一个休止，他看见哗子打鼓的手也停下了，接着他们俩齐声唱，人生很灿烂。

他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和哗子一起唱《最近比较烦》了，就算能上台合唱，恐怕也唱不出那天的心情。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这首歌只能在心情很好而不是比较烦的时候来唱。璀璨红情一直放在他的床头，从那天起，他的床头就只有这一瓶香水，它像蜡烛一样，以不发光的姿态陪他度过了后来的很多夜晚。有哗子不在的夜晚，也有哗子和莫兰一起睡在隔壁的夜晚——哗子后来会带着莫兰回来，睡在他自己的房间，当然都是在半夜，在他们以为他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们在隔壁房间的窸窣和呻吟在静默的夜里被无限放大——而他呢，只能把璀璨红情的瓶子轻轻打开，喷一点在空中，等它们落在自己脸上，然后仔细查看一下瓶子里的水平面，还好，并不能看出来少了。他有时会怀疑是这瓶香水透支了他的好生活，有时又会觉得冥冥之中，它是过去给未来的一个安慰。他有时会在这种味道中颓然睡去，有时候也睁着眼睛直到天明。

莫兰通常会在第二天一早——在他起床之前，就离开这里，就像她从来没有来过一样。他有时睁着一眼没睡的眼睛，听到清晨关门的那一声，心里会狡黠又悲哀地闪一下。

他在洗手间里看见莫兰的时候，觉得那个闪电之后终于打了雷，终于，他终于等到了这个雷声。他看见莫兰穿着睡衣，真丝吊带的，对着镜子若无其事地刷牙，见到他也没有任何遮掩的意思，嘴里含糊不清地跟他打招呼，早啊喧哥。

早啊喧哥。这声雷可真是响啊，他耳朵一时间什么也听不到了。我早上肚子疼，不好意思。她大大方方的，她比他理直气壮。下一秒他就看到哗子穿着裤头背心走进来，肥胖的短裤依然挡不住他的凸起，尽管他的手攥得很紧，但还是很容易猜出来那是什么，他不忍心去看他指缝里流出的液体，那股味道他并不陌生，他想其实你不用攥得那么紧。

话筒就在这个时候叫了起来，她怀孕了，像所有孕妇一样，她似乎对于刺激的味道都敏感，打了几个喷嚏之后大声叫了起来。他在心里默默感叹狗随主人，在这一屋的牙膏味、精液味、还有很淡的经血味中，他为他房间里流出来的璀璨红情感到可惜。他几乎是咽下了已经涌上来的酸水，想他现在的笑容恐怕不会比他的遗容好看，他对他们说，早啊，我下去遛狗了。

他当天晚上就带了一个女孩回来，酒吧的小服务员，他知道她早就对他有意思，他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他喝了很多酒，把自己放倒其实也很容易，他几乎是挣扎着过了一夜，受刑一样——真的是受刑一样，但是至少他不用再面对那样的场景，他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待到他们全都走掉，他觉得这一次他理直气壮。

后来他几乎每晚都带一个人回来，酒吧里的女服务员，四个，全都来过。小眉只有十六岁，尽管对外他们都跟客人说她十八；小文二十，白天上课，晚上来卓兰塔打工，她喜欢透过那些透明的杯子看他；丸丸五年前辍学来到这里，她总是在他下班后留一杯柠檬红茶，还会在唱歌软件上偷偷模仿他唱歌的腔调；杜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孩子的爸不知道是谁，但这一切都不影响她风韵犹存。除了她们，还有某天一时兴起来听歌的女客人，还有长期愿意听他唱歌的女客人——比如肖瑜。他跟这些人上床都只需要把自己放倒就行，如果她们扭捏，他就跟她们玩掷骰子的游戏，输的人脱衣服，赢的人喝酒，李响来之前，卓兰塔里的客人都这么玩，他见过，很容易。他已经很久不需要璀璨红情来帮他入眠或者失眠，他觉得这样或许也很好，唯一遗憾的是，每天中午他醒来的时候，话筒都已经把屎尿全都拉在了家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中午他像之前一样头疼着醒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话筒的屎尿味消失了，接着他看见哗子站在门口抽烟，话筒乖巧地趴在他的脚下。

你睡了肖瑜？

是。他并不打算隐瞒。

但是你并不喜欢她。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都是成年人，你情我愿。

小眉不是成年人。他在他吐出的烟圈中眯着眼睛。

谁说她不是，我们说她是，她就是。

喧哥，你玩什么？你不喜欢她们就不要这样。他啪地把烟头扔在了脚下，正扔在话筒的面前，她吓得一个机灵，撑着两只前爪坐起来。

你跟我说这些，你就喜欢莫兰了？他从被子里站起来，小腿轻微地发抖。他的脑子里已经毫无睡意，但身体上还有，他必须尽快赶走它们。

我喜不喜欢莫兰，我都会对她负责任。你呢？你能对这么多人负责任吗？哗子走近他，他的眼睛已经近在咫尺。

你跟我提责任？他弯下腰揪着话筒脖子后的那一块皮，把她拎了起来，把她拎到哗子的面前，强迫他们对视，话筒惊恐地挥着她的四肢爪子，她肚子已经很大了。话筒是你执意要养的狗，可是你管过她吗？她怀孕多久了你知道吗？你就今天遛了她一次，你就跑来跟我提责任？

哗子伸出一只手，也是揪住话筒的脖子，把她从他手里夺过来，现在是换他跟话筒惊恐的眼神对视，周喧，话筒叫你爸爸，也叫我爸爸，是你要跟我分那么清的。

他一松手，话筒就掉在了地上，她叫了一声，艰难地打了一个滚，跑了。

张清哗，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冲着哗子的背影喊。他在喊，昨晚的酒还在他的食管里打颤，他叫他的名字近乎破音。

哗子站住了。

张清哗，你到底……

哗子一抬手，无声地打断了他。我不知道，我能回答你的就是这些。什么也别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你还是把这个拿走吧。他把床头的那瓶璀璨红情递给他。

我不想要，也不需要，你不要就扔了吧。他们用模糊对视，不知道谁先发现了谁的残忍，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红了眼眶。

哗子在第二天就搬走了，临走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留，话筒也没有带走。话筒自从那一次被他们两个拎起来之后，就有点怕他，再也不往他身边偎，看到他只是拖着肚子跑开。他住进了哗子的房间——那个他原本的房间，他躺下来，闻到哗子枕头上残留的气味，那种男生特有的头油味，他的枕套很久没有换过了，他曾经无比嫌弃地劝他换洗一下，现在却庆幸他没有听他的。

哗子旁边的那个枕头上，有很淡的香水味，他分辨不出来是什么，或许是洗发露的味道也说不定，他的嗅觉好像没有那么灵了。

哗子的床头桌上留了一本书，他想应该是莫兰的，也可能是莫兰送给哗子的，那本书没有封面，他扫了一眼那上面的字，忽然觉得无比困倦。

哗子搬走之后，在残余不多的夏天里，他开着空调开始循环地睡眠，偶尔醒来就点一份外卖，话筒也陪着他在原地吃喝拉撒——当然，他早就辞职了，卓兰塔的几个女孩一起去找了李响，告诉他周喧就是个畜生。李响给他打电话，他没接。他猜哗子可能也已经辞职，不过这对他来说没有关系，哗子在，他没法再跟他同台，哗子走了，他更没有理由留下。他只给李响发了一条信息过去，响哥，我要辞职了，对不住。

堆积在一起泛酸的外卖盒，话筒食盆里剩下的被水泡发的狗粮，他很久不洗澡的味道，话筒不洗澡的味道，他忘记冲的马桶，话筒的大小便，都混合在这个房间里。璀璨红情被他锁进了柜子深处，钥匙扔进了垃圾堆。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他发现对他来说几步路都变成了困难的事。于是他就长久地睡在哗子的床上。他总是让他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幻想着改变生活的定势，但又总是在午后的闷热中颓然睡去，然后看着八月渐薄的日历，周而复始地接受徒劳。

话筒在刚立秋的时候临盆了，她在夜里开始痛苦地嘶叫。他用尽全身力气，把她送到了宠物医院，她躺在他怀里的时候，眼神就像那天一样惊恐，他近一个月没有出门，腿都是软的，他恨自己跑不动。话筒不出意料地难产，生下三只小狗之后失血过多而亡，最小的那只小母狗先天不足夭折了，只剩下两只公的。宠物医院给他们登记的时候，问他取什么名字。有四个带着气味的字涌到他的嘴边，他像咽酸水那样把那四个字咽了下去。他说，你们随便吧。然后他就一个人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