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作者/陈功

生活之苦是一种无规律性的微痛。

关于爱情

我喜欢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山之后是更多的山，但是他这样的人，不亲自去看是不会罢休的。婚姻是一座大山，生活是道路荆棘，很多事情都没有外人想得那么容易。

我和老王的情况特殊：我俩是在法定年龄的第一天偷户口本领的证，今年我快二十六了，是的，尽管我始终认为自己毛没长齐，但这已经是我们结婚的第四年。我那时候的处境很不好，没拿到学位证，想搞文艺但怀才不遇，家里生意破产欠了大几百万，除了散在裤兜的年轻什么都没有。领完证回成都的高铁上，老王最好的朋友给她发了很长的一则微信，大意是骂她傻，平白无故地把自己大半辈子赌了进去。逼近两百的时速，老王删掉记录之后转头凝视窗外，那时候她还留着一特别幼齿的梨花头，我试图穿过她的黑发搂住她的肩膀，但靠站的惯性把我的勇气褪了下去。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现代社会的眼光里其实难得成立。我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在一项决定里对不起谁过，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在外界的攻击和挞伐里向前推进。我那时候在双流的一个老破旧公寓里租房子备战考研，老王在哈尔滨念大四，领完证后陪了我一段时间。十月份，先是备考的那所学校发了通知说，双证在手才能进入复试；临时换学校后，老王发消息说，可能是有了，那段时间总吐，测出来是两道杠。我问，那怎么办，想留着就给父母摊牌，要打我就去找人筹钱。她在话筒那边沉默了有三分钟，接着开始嚎啕大哭，我问她会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她说不后悔，她只是觉得命运特别不公平。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先后因为我跟自己的好朋友绝交了个遍，她的朋友们说我是自私自利的渣男——这话我只认一半。

老王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姑娘，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没有一波三折的原生家庭，除了喜欢迪士尼里的哈巴狗之外甚至都没有自己特别的兴趣爱好。但是那时候的我不一样，我一身反骨，不走寻常路，在刀尖舔血的社交环境里长大，如果说她是一张白纸，那我就是毫无章法的墨，泼好了是一幅画，泼不好就变成了乐色。找朋友借钱的时候，对面说，兄弟，我觉得你真得带怀疑眼光去看这个事，你真以为世界上有那么傻的姑娘啊，这么小就跟你领证。我说，我操你妈，操你全家。俩人动用了一切资源凑出来一万多块钱，说出来让人笑话，活到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做完手术老王给我打电话，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不用担心，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挂了电话我就开始哭，走在大马路上用衣服蒙着头哭。很长一段时间，老王因为骨肉脱离的后遗症而抑郁，整晚整晚睡不着觉，这样的症状一直延续到她考研的那段时间。

研一，老王从哈尔滨的学校正式毕业，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她租的房子比我当时要好，但采光一塌糊涂，属于是白天也懂夜的黑。恰逢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每周五晚上想办法翻出学校，骑一个小时的电瓶车，从城市的这边去城市的那边找她，一年之痒，期间还吵了几次架，我写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就是以丑化后的老王为原型，属于夹带私货的创作。

她的父母特别不理解她考研这事，因为老王的爸爸妈妈都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地方上的小官，大钱没有，小钱不缺，觉得女孩子轻松稳定就好。但我他妈拍板就帮她做了这个决定，我说，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得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说完就往嘴里塞了一口白米饭。后来就考试，老王争气，考上了一所高校的经济管理。我调侃说，人真是越穷越喜欢学经济，像我俩平时兜里加起来凑不上一千块钱，完全没有管理的必要。老王也反过来攻击我的专业，人越没有才华越喜欢学文学，某些人写了大半辈子的小说，发表的字数还没我的毕业论文多。我忿忿地握住她的后脑勺，她的头很小，也很短，脸还没有我的巴掌大，一个回首望月猛掏我的私处，我说，痛，痛。

我俩相处更像是小孩的相处，小孩之间是没有一个定式的。我们不会谈到文学，不会谈到电影，也从没有谈过生活，虽然她总是乐此不疲地给我分享一些英语歌，但出于对中文的忠诚，我也基本上从来不会去听，反之对她也一样。我操，我从来没想过我喜欢上一个对中文毫无兴趣的姑娘，我也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上一个穿jk裙和小皮鞋的姑娘，只是在遇到她之后，我关于爱的标准最后都失效了。爱多美妙，它是我们各自庸俗而又操蛋的生命里，为数不多能让我们扮演主角、满足戏瘾的一件事情。老王总是以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在鼓舞着我，例如“你很优秀，但你的优秀超出了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别人都觉得你是傻逼”，诸如此类的，令我飘飘然的同时又不至于沉沦。

我俩之间吵过最大的一次架就是前几年网上特别流行的男女话题，首先声明，我不是男权，我也不是女权，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坚信在实践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但老王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给事情一个先设，我说，你得用实证态度去代入这些事，比如说咱们四川人吧，你看男女地位在不同家庭里波动性就挺大的。老王说，你王八蛋，你没有同理心。我说，同理心也得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老王说，那你去跟你妈理性去吧。根据这事，我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离婚》，当中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出自我报复性的臆想。

老王没什么理想，该吃吃该喝喝，从我这里骗过去一个卡通人偶能自我愉悦大半个月。我觉得她是我的缪斯。这么多年她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上海迪士尼看玲娜贝尔，疫情结束，上个月我们飞到了上海，从电视塔的这头走到那头，路上两个人跟话匣子一样说很多的事，说疫情期间的见闻，美国的中期选举，我曾经在外滩看到过的不明飞行物。我说百年孤独一点都不孤独，它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热闹。老王说，其实她最近也在研究量子纠缠，得出的结论就是肯定是先有鸡才有蛋，鸡是从水栖动物进化来的，番茄炒蛋肯定要先放番茄。我说，傻缺。

大都市的灯光比小说里的每一处幻想都要热闹，它自有一种，不管你乐不乐意，老娘就是要独自闪耀的腔调。南京西到四川中路，我们的资金紧张，于是第二天住在近川沙的城中村。晚八点半，漫天烟火把整座城市的夜空点燃，老王踮起脚尖卖力地把头探出河边的铁栅栏，人很多像潮水拥挤，她的身材不够高大，在推搡的人群里像水分子一样左右摇晃。

我从她的身后用双手牢牢地固定住她的肩膀，她扭过头来伸出手指，指着在空气里炸得最绚烂的一朵，说那是一个球诶。她的体态轻盈，像蜻蜓一样轻盈。我蓦然回想到大三那年，她第一次从哈尔滨飞到广州来找我，那时候她比现在还要幼齿，穿一双我最讨厌的羊羔子鞋，碎花裙摆耷拉在自己的白色袜子上。那天晚上我们在二十八楼酒店彻夜聊天，半米之外就是被架空的整个越秀区，几百米的落差让城市像天平一样失衡，天旋地转，我第一次如此赤裸地向一个女人摊开生命里的伤疤。讲我过去的事，她听得很认真，在我说完了所有的事情之后，她突然站起来用力地锁住我，夜空里有飞机划过，不停地响不停地响，月光把我们的倒影折射成棱角分明的两瓣，最终在某一个特定的角度下恰巧契合地拼接在一起。

其实爱情这玩意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但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亲自去看是不会罢休的。

关于梦想

我第一次写作是在高一，那时候热衷于干课本以外的任何事，尝试过拍视频、搞说唱、写小说。后觉得人活着还是得实际一点，横向对比，写小说是唯一能让将来的我挣到钱的选项，于是选择在后者上用力——现在想当时但凡选错答案，以我的坚持，现在多半也财务自由了。

那时候看了很多的书和电影，从《且听风吟》到《窃听风云》，《大旗英雄传》到《射雕英雄传》，我的文艺观在那段时间打下了基础。后开始用课余时间创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武侠题材，带有浓浓的古龙式的装逼色彩，一句环境描写就是一段，喜欢一咏三叹的重复，“下雪，下大雪，下好大的雪”，跟念经似的。一开始发在成都本地的学生杂志上，发了一期就没了第二期，因为印了两千份，最后就卖出去了五十份，还都是我们这些投稿人内部消化。后在小说网站上连载，我对这事严肃相待，一个章节能写两万字，读者骂得也很严肃：他妈的，又臭又长。当时的流媒体产业不像现在这么兴旺，写小说多多少少能挣到点钱，甚至有一次还险些拉到赞助，私聊我说，投广告不，产品保正，实在不行发给你试试。问什么产品，对面答，妇科药品。

创作初期，就是在不断模仿的过程里摸黑走路的过程，用高中生的眼光来看我还是比较有天赋，经常让同学觉得某一段肯定是抄袭，每每听到都心中窃喜，觉得自己特天才，半年的时间就追上了古龙的一生。那是一种很可贵的自恋，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节点，跟青春一样失去就不再会有。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人物典型，不懂剧作里冲突的塑造，甚至都不知道大仲马和小仲马谁是谁的爹，但那时候有爱，有自恋，有对于未知前程的无限遐想，在《就这么漂来漂去》里看到韩寒访谈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成为下一个韩寒，连高考都能免过去。但上了大学之后就变得很难了，一是各方面的压力更大，二是自己也开了眼，明白了喜欢是有不同层次的：愉悦别人的喜欢和自我愉悦的喜欢，完全是两码子事。大一的时候转而开始写文艺小说，公路、妓女、生死、命运之类的，花钱刊载在一家妇科医院的宣传册子上代替“每日一笑”的版面，发现同学朋友笑得更大声了，自己也觉得害臊，遂无疾而终。

大学四年，笔耕不辍，写作百万余字，公开发表零。唯一通过了某出版社审稿的作品，是一篇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剧情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我留着一张手写的人物大纲。

通过了，但没完全通过，发表可以，得自费，没记错的话是四万块钱的费用，当时说是能给我印两千本，对面的骗子用的还是周国平的笔名。小时候单纯也没想太多，除了开心就想着怎么凑钱，给我姐夫打电话说了这事，特意交代：这事你千万别告诉我爸妈。三分钟之后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开口就骂我不务正业，说你老实说，是不是进传销啦。

后才知道那其实都是骗人的，正规的出版社叫做某某出版社，那家叫中国某某出版社，属于在网上四处留邮箱招摇撞骗文艺青年的皮包公司。本科时就一个工科生，关于投稿、比赛、作协什么的一窍不通，当时还中意于把稿子打印下来往出版社寄的仪式感，在网上百度各出版社的收件地址，四年算下来打印费都花了不少——现在想也是傻，净他妈写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往少儿出版社寄。

冬天恰好赶上我患上了一场很严重的急性肺炎，从早咳到晚，咳着咳着就呕吐，黏膜与鲜血横飞。但男生宿舍一般又比较吵闹，只能每天晚上裹着两件羽绒服，蹲在阳台的洗衣机上码字。现在想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节促使我坚持下来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只是一种习惯。大三那年自己也觉得，是时候了，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背着二十万字的手写稿去武汉找出版社，临行前给出版社打电话，又没什么经验又紧张，说，我是来找你们合作的。对面当时就被唬住了，心想这哥们到底是莫言呢，还是余华呢？弱弱地问，请问您是哪位呢。我说，一个大学生。他啪地一声就把电话挂了，说不接受线上投稿。

不过这事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大门口的保安面对着我一顿冷嘲热讽，出版社星期六不开门，这你都不知道啊？后来认识了一些行业内的年轻朋友，说可以介绍一些投稿或者是交流的渠道，买卖不成人脉在。大三下，又写完了一篇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朋友说找一编辑帮忙看看，看看就看看，三分钟的时间看完了整二十万字，发消息说，你可以把稿子卖给网上收废文的人，一千个字五块。

电影里还有一句话：当你特别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日月星辰都会为你排成一条直线。回想一路走来，如人饮水，诸多不易，一生天性拙劣，对事物不善钻研，往往浅尝辄止、杂而不精，相较于日月星辰一字排开的标尺，这一路多是不理解和攻击，往往在感动他人的企图中只是感动了自己。但所幸自己也从没有放弃，后来获得编辑赏识，终发表过几篇文章。朋友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时间会给一切平反，命运会让万物归位，但前提是真得卯足了劲去干，高中的时候我指着《很高兴见到你》说自己一定要在one上发一篇原创的文章，一篇就算是不虚此行，朋友都说这哥们肯定是秀逗了，现在我已经发表了快二十篇了。朋友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命运往往并没有小说里表现得那样唯心，梦想的最终奥义就是力行，而背后的决心、壮志、困难、受挫，那都只是为了满足剧作的完整性，事后强加上去的一个说辞。朋友们，梦想就只是化粪池里散落的一叠纸币，虔诚的人丢钱，虚伪的人砸屎，不要脸的下去捡，没头脑的笑着脸，还总有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在旁边捂着鼻子说，真香，而很多实干的人在这场群像戏里早已经跑得很远了。

关于生活

疫情时候，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写不出来东西了，问为什么会这么想？答文学的改良功能在生活的残酷面前，显得太过于孱弱，不堪一击。

文艺青年对生活的感知往往充斥着不切实际的臆想，在庞大的时代洪流下面一碰就给碎掉了。奥斯维辛不写诗，我的感受也类似。放开前的最后一个月整晚整晚在楼底下瞎晃，我租住在主干道旁边的一栋连通街道的公寓，每晚一两点有富二代开着改装后的跑车轰隆隆地驶过。隔壁住着一位孤寡的老大爷，养一只小型的中华田园犬，性格不太好，总是对人叫，也是到晚上才敢放出来。

于是那段时间每到点就出现两人一狗在花坛中间瞎溜达的场景，马路上时不时还有各种颜色的跑车划过，路的那边声色犬马，路这边有俩各怀心事的人，两相对比有一种分裂的美。大爷无儿无女，老伴早逝，把狗当作自己的亲儿子来养，取了个类人的名字叫圆娃子，有一晚小狗彻底失控，脱离缰绳四处跑马，大爷在身后踉踉跄跄地追，嘴里高呼圆娃子、圆娃子。我看着他们并肩的背影抽了根烟，上楼给朋友发消息说，生活比写作更重要，对于生活给的反馈，人应该诚实。

诚实地面对生活给的反馈，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人这一生就像是一场战役，少的是同伴，多的是子弹。作为并不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一枚，我时常在生命进程里感受到一股负罪感：小学在县城，初中进市区，高中去成都，大学到广州，见识过繁华，终回到冷淡，既无法面对过去，也无力畅想未来。放眼望苦难，常会激起一些不切实际的共感，这对于写作是一种必须，但对于生活是一种拖累。

高中毕业，我已经有一整年时间没回到过自己的家乡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刚离婚，母亲投奔广元的亲戚，父亲远去他市打工，我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车颠簸着回县城，到的时候已是傍晚，家门口抄近道的小巷子里长满了一种不知名的藤蔓，只觉有一种白云苍狗的荒芜。

打开从小长大的房门，比起回忆，首先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灰尘。你们能想象那种幻想被现实瞬间击溃的即视感吗？白瓷砖上结了大概有五毫米厚的灰，走两步就能撞到一根蜘蛛丝。停水停电，我出门买了一整箱矿泉水，想要把整间屋子的泥混成泥水冲走，但杯水车薪，卧室的书架上还摆着几本《冒险小虎队》，我打开了手机闪光灯茫然地站了一会，就连枕套的图案都和我离家那年一样。

比起文艺，生活的残酷就来自每当你想要跳出一段故事的时候，总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把你拽回去，义正辞严地告诉你，你他妈的哪都不准去。家肯定是住不了，但那天恰好赶上公务员考试，县城到镇上的酒店几乎都满员。后来只能在一家网咖的卡座里将就了一晚上，空调冷风正对着吹，满脑子都是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带上耳机听歌，但不幸是有线耳机的接触不良，只有把头仰成某一个角度才能听见双声道，于是我以仰头的姿势睡了一整晚上。

第二天和发小吃饭，我俩小时候狼狈为奸，皮得没有上限，经常顺着空调管道爬到别人家里乱扔鞭炮。他那时候已经辍学了整三年，在一家酒吧做保安，还跟小时候一样爱打架，这几年赔的比自己赚的还多，我谈大学志愿、暗恋的姑娘、高考没做出来的最后一道大题，他谈老板养小三、政治野史、用啤酒瓶子如何如何给客人开瓢。饭过三巡，他指着隔壁桌客人说那哥们他老熟悉了，某某局将来的一把手，喝酒的时候都要叫自己一声哥。说完晃悠悠地去敬酒，对面白着眼睛问了三个字，你哪位？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生活也不一样了。小时候我总是崇拜那些满身腱子肉，一个能干翻五个的小混混，长大后反而觉得克制是一个好东西，男人的魅力来自他的才华、执着和善意。人生苦短，人是得不断往前的，至于前面是哪？只要你一直在走，那就是往前。小时候我总是和朋友从城市的这头跑到城市的那头，天很蓝，水很清，我们在种满蒲公英的小道上骑自行车单手脱把。现在那地方全部改造成了成排的居民楼，但还是有很多小孩在同样的地方骑自行车，只是路径从崎岖变成了平整，身边的伴随物从牛车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小轿车。

小时候的生活是没有止境的，就像一条道路笔直地延续下去，没有尽头可言，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后来我走过了不同地方的不同道路，从成都到广州，从上海到甘肃，于是生活就变成了一场不带休止符的重复，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修行。大三那年我拿了处分，被学校扣掉了学位证，感情上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整天活在顾影自怜的情绪里面，靠一些精神药物来维持日常起居，为不让他人歧视，每晚还得偷偷溜到宿舍楼下的小树林吃药，五米之外就是上下其手的小情侣。

临近期末，我翘了最后一堂学业考试，坐二十八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南京听朴树的演唱会。入场时站我前面的那哥们比我还文艺，操北方口音，说自己坐了四十个小时。恰巧位置离得也近，《猎户星座》首唱的时候，那哥们的眼镜恰逢其时地掉在地上，低头抬头，泪如雨下。后面我又去了青海，去塔尔寺拜佛，求助宗教，因为我觉得太苦了，生活之苦是一种无规律性的微痛，它不会像jump scare那样一瞬间就跳在你的脸上，只是豌豆公主床垫下的一颗芝麻粒，渐渐地，疼痛会让人变得麻木。出了火车站，我住在据说治安最好的一个片区，北方的冬天暗得很快，到傍晚七点的时候马路上已经没人了。入住半小时，酒店座机响，问我需不需要保健按摩。拒绝后又是半小时，房门啪啪地响，打开后是一个梳着双马尾的姑娘，手上提着木箱子。

我说，我在电话里拒绝过了。她的普通话有口音，说我知道，就是想来试试。我问，西宁本地人？答，外地来的，汉族。我说，进来吧，我洗素的。当时我正用酒店的铅笔和笔记本写日记，一张白纸上涂满了草书，她一边用塑料膜将木桶套上，一边抬头对我说，哟，原来你是个画画的。

那姑娘的艺名叫做小翠，像刻意汉化后的一个名字。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嫖客，但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过客，我俩一直聊天，脱离了宏大叙事，聊青海的特产，饮食，文化信仰，种种，话题里没有生活，但处处都是生活。小翠说自己谈过唯一一个男朋友就是四川的，跟我一样也喜欢画画，她给他取名叫做绿豆糕，但她觉得他一点都不像自己最喜欢吃的绿豆糕，他就像一块压缩饼干，正常人是不会想吃压缩饼干的，只是她过得太不富足了，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所以她比别人都需要压缩饼干。

我带着揶揄问她，那后来呢，压缩饼干到哪去了。

小翠说，后来他发现我在干这一行，就没有后来了。说这话时表现得云淡风轻，西宁的冬天很冷，酒店里还没装暖气，她用力地把一包烟全倒进木桶里。

《美国丽人》向我们描述了一种操蛋如塑料袋般的生活范式，贝勃定律说人是会变得麻木的，从前我感同身受，现在觉得不是那样。生活是没有错的，生活它原本就是那样，大悲大喜或者不悲不喜都只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出厂设定。得病之后我觉得全世界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康复之后回想，其实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用了最大的努力去让我重回正轨。大家都只是生活的配角，不存在那么多对抗世界的臆想。

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发现生活，明白生活，重返生活，热爱生活。在成都市郊度过了三年的学术生涯，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学会用热爱去弥补生活的平淡，学会了用表达去为别人撑伞。疫情结束之后，收到了一位高中读者发来的私信，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说自己因为肥胖而自卑，吃很多减肥药，培养出了催吐的习惯，喝口水忍不住要抠喉咙，渐渐地就开始掉头发，报复性地暴饮暴食，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我特别严肃地讲一则《圣经》里面的故事，我说，耶稣受刑之前，左脚和右脚是叠在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你能想象吗？但是他影响了整个世界。她说，但宗教故事都不是真实的。我说，生活也未必是真实的。她说，就跟打怪升级一样。我说，对的呀，生活它本身就跟打怪升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