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境漫游

作者/宗城

如果记录生活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性的复杂，那么这种对复杂的呈现，真的能够等同于抹黑吗？

旅行是一个从幻想走进现实的过程。

长大以后，我不再对旅行抱有玫瑰色的幻想，也对一座城市的地标性景观失去了执念。我依然会去，如果去不了也没关系，在天安门、颐和园，你并不能了解真正市井百姓的活法，在我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时，我第一次去北京逛了那些最著名的景点，充满喜悦，仿佛拥抱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当我后来在北京实习时，有两年时间，我很少再去天安门、圆明园、长城这些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华清商务会馆、706青年空间、地下美食城、皮村、三里屯、鼓楼大街、望京等，那些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与景观并不重叠，我意识到自己最喜欢的是感受人与人的联系，没有人，风景只是无趣的拼贴，但人太多，风景又成为变相核酸检测点。旅游和旅行的区别在于：旅游是你看见了风景，而旅行是你走进了别人的生活。前者，你是绝对的中心。后者，你开始真正看见他人。我渴望感受不同的活法。

去海拉尔并不是蓄谋已久的结果。一切都很随机。我原本要去的是满洲里，虽然朋友告诉我那里其实很无聊，但由于喜欢的几部小说都提到满洲里，我对那地儿始终有一股执念，不是觉得它有多好，就是想去看看。

结果因为疫情，我的计划不得不改变。疫情年代，旅行写作者与防疫政策周旋，旅行文学的写作也在随着疫情改变。比如写满洲里，在疫情之前，你可以写一篇轻快的边境之歌，怀揣着文学幻想和对于远方想象的笔触，但是在疫情之后，对于远方的幻想已经被“此地与彼地的共苦”所取代，你看到的不是陌生，而是也曾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

九月份，满洲里仍不确定，我查阅了当时的疫情地图，索性决定去海拉尔、根河、额尔古纳，理由很简单——那里足够遥远，没有新增数字。

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时，手机弹出信息，高铁停运。台风让上海的高铁站陷入停滞，我不得不紧急去12306退掉上海到沈阳、沈阳到海拉尔的车票。前者因为停运，可以全额退款。后者正常运行，24小时内退款需要付10%手续费。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因为列车停运被迫退票，但却无法全额取出原本属于我的钱。

而在此之前，我对海拉尔说不上了解，但旅行的好处是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可以被原谅。只要你保持好奇、谦卑、愿意干活，当地人看在你到此一游的份上，就不会介意你问愚蠢问题。作为一个轻度社恐，我在旅途中必须表现出热情的一面，不用太夸张，但至少别让外人觉得你不好接近。我在出发之前耐心阅读了关于“东北以北的书籍”，电子书里存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和一些关于东北的书籍。

终于在2022年秋天，我来到海拉尔，跟一个公务员坐上了同一辆车。他坐前面，我坐后面，天气转冷，他和司机聊起天气预报：“免费的天气预报不够准，种地的花钱买天气预报，几点下雨就几点下雨。”

那还是在防疫期间，我从上海出发，经沈阳北站换乘。半个小时，中间扫了七八次健康码，填一个行程登记，进到火车站二楼，空荡荡，黑飕飕，只有去海拉尔的检票口排了长队。那里有手上留下烧伤痕迹的女人、穿绿色大衣的黝黑男人、扛着大袋的工人，也有年轻女人和长得像梁龙、范伟的人。去海拉尔的火车空间狭长，床铺下没有放行李箱的地儿，睡在上铺，只能靠别人帮忙递行李箱，托到上铺边的储物柜。我睡在上面，脚蜷缩着，身体好像《悬崖》里躲避高科长一行人搜查的顾秋妍。

我从绿皮火车出来后，引导员将我们分流到两个区，一个是呼伦贝尔域内区，一个是呼伦贝尔域外区。我是呼伦贝尔域外而来，被安排去登记，那里有好几个口，对应不同街道。我去相应的街道登记，对方问我从哪里来、到哪个酒店，他记下，包括我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通行证，并告诉我需要去做核酸，做完核酸之后，我就能出来了。

出火车站，我看到直插蓝天的烟囱。在海拉尔附近有因为煤矿开采而建起的小镇，往年还有淘金热，海拉尔、满洲里和额尔古纳都有。启程去酒店，打车费很便宜，这里没有地铁，出行靠打车和坐公交。如果你要转一遍这座城市，打车费也只要20块钱，所以打车在这里是非常普遍的出行方式，但是如果你要从海拉尔去额尔古纳，你就要坐大巴车，或者跟别人一起拼车，价格在五十块钱左右，大巴车贵一点点。

海拉尔曾经是市，现在是区，隶属于呼伦贝尔。这座城市被伊敏河、海拉尔河分开为东西两部分，河道上依次建设有中央大桥、呼伦桥、海北二桥。在河道西侧，由呼伦贝尔古城、俄罗斯商城、伊势丹购物广场、华汇购物广场组成的一带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人流量大约相当于东部三线城市的商业区。附近有个苏联红军纪念广场，老头子老太太会去那儿闲逛，但那里的历史，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关心了。

在河的东侧，最有名的是成吉思汗广场，那里记录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历程，也记载了成吉思汗麾下的哈萨尔将军如何征服鄂温克草原。在当地，你依然能够通过语言、文字和道路感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这里最长的大街名叫哈萨尔大街，这里有条路就叫成吉思汗南路，在这里，人们会将成吉思汗形容为草原上的征服者、一个遥远而伟大的人物。

海拉尔的城区并不大，游客两天就能逛完，但相比起根河、额尔古纳，它又算得上是周边最大的城市。在这里的几天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技师，她选择住在海拉尔，是因为这里的生活相对平缓，收入也稳定。她其实是哈尔滨人，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感情非常好。她原本在哈尔滨做美容生意，一个月的收入在三四千块钱，从哈尔滨到海拉尔，期间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她怀孕期间，丈夫跟女同事出轨，女同事是她的好友，她和丈夫因此分开。之后几年她也谈过其他一些朋友，但那些男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都不能接受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没有结果。辗转多年，她搬到了海拉尔，期间认识了现在这个丈夫，现任是一个不计较她有孩子又对她负责任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也已经有很多年。

技师风平浪静地对我说，他们在一起三年之后已经没什么激情，剩下的是爱情跟亲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也不是很在乎激情，她只希望她的男人能够对孩子好，对她好，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要求。有时候，他们也会过一些甜蜜的日子，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为各自的生活操劳。

我和女技师聊到了九十年代。她年轻的时候性格开朗，身材高挑，喜欢跟几个姐妹一起去迪厅玩。那还是90年代的哈尔滨，她笑着说当时的哈尔滨其实挺乱的，尤其是在迪厅的时候，很多男人看到漂亮女人就经常会围在一起，用她的话说叫打仗。什么是打仗？比如说两个男人同时看上一个女人，他们就会发生口角，干仗，甚至有的男人会拿刀，那女孩子就吓坏了，也不敢动，就只能等他们干仗，万一女孩子不服从的话，那个男人甚至会拿刀来威胁女人。所以，当时哈尔滨的迪厅其实很不安全。

她有六个要好的姐妹。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妹后来去了韩国，嫁给一个韩国男人，那个韩国男人在她出嫁三年后就得肝癌死了，那个朋友当时已经换了韩国国籍，也不回中国，就在韩国发展，至今还在韩国生活。她的另一个姐妹，年轻的时候爱喝酒，经常失恋，失恋了就喝酒，几瓶白酒，几瓶啤酒，哐哐下肚，特别能喝，喝着喝着就慢慢变胖，现在已经有150多斤。

90年代末，下岗潮，很多国营企业关停了，下岗工人拿到一笔买断费后就自谋生路。有些工人的买断费被贪了，没处说理，只能吞咽痛苦。酗酒、干仗、灰色收入、大街上失魂落魄的人，那些年格外频繁。女技师说，哈尔滨的人们生活很看关系，从前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小社会倒了，进入大社会，就看家里面亲戚的门路。没有门路的就步入灰色行业，或者从事洗浴、按摩生意。还有很多就直接瘫在家里，按现在的说法，就叫躺平。下岗潮对很多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在我抵达海拉尔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街坊议论的新闻，那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因为成绩不好被父母责怪，选择了自己跳进冰河里自杀。那个技师对我说起这件事情，她说：“现在的孩子，可能心灵相对脆弱，没法扛住太大的打击，所以你也不要去怪他们，他们是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有的人天生可能就不是成绩很好，那也没办法拔苗助长。”这也是为什么，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太大压力。她的孩子在研究游戏上有一些才能，她就觉得说不定孩子以后做一个游戏研究师，也还好。

我询问了她的收入，她现在的收入在1万块钱左右，有房子，需要还房贷。1万块钱在海拉尔属于中间偏上，本地很多事业编的收入也能到大概七八千以上的水平。跟他们的生活成本相比，已经算是个不错的收入。

在东北边境，除了海拉尔，我也去了根河和额尔古纳。当时，我在做一个关于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边疆民族的写作计划，在路上，我带上了纪录片导演顾桃的旅住日记《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和迟子建的小说，电脑里下载了顾桃拍摄的纪录片《犴达罕》，还有一系列关于东北的书籍。

寻找使鹿鄂温克族的故事，因为已经在另一篇文中道明，这里按下不表，但在这里我不妨分享关于根河和额古尔纳的见闻。“根河”是蒙古语“葛根高勒”的谐音，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它东与鄂伦春自治旗为邻，西与额尔古纳市接壤，南连牙克石市，北接大兴安岭，曾因伐木业和边境贸易而兴盛，近些年转归沉寂。如今提起它最闻名的，乃是使鹿鄂温克人的敖鲁古雅据点，分别在根河市附近的敖鲁古雅景区和满归镇的老敖乡。

九月底，我乘坐大巴车从海拉尔客运站出发，四个小时后到达根河，它像是一条细细的马尾隐匿在辽阔的北方大陆。在根河，本地年轻人大多出去了，去沈阳、大连或者更南方的地方打工。这是一座典型的边境小城，因为伐木业被限制而走向萧条，房价低廉，冷清程度比互联网网红城市“鹤岗”更甚。从根河去到额尔古纳、海拉尔，会觉得后者都像大城市了。小城镇，有一两家麦当劳、肯德基，没什么书店，夜生活仅限于KTV、烤串店和没几个人的酒吧，到了九月气温就到了零摄氏度，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说得好听叫清净，说得平常叫孤独，宛如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根河最有名的就是敖鲁古雅景区，外地人来这基本都是为了看驯鹿。敖鲁古雅素有“驯鹿之乡”的称号，在根河和满归一带有中国最大的驯鹿种群，2008年，敖乡代表中国成为世界驯鹿养殖者协会的成员，其后在2013年，根河市举办了第五届世界驯鹿养殖者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敖乡驯鹿共有400余头，1964年上升到815头，1982年上升到1082头，1994年有811头，2005年1043头，而如今，敖乡的驯鹿在1200~2000头之间。

我在下榻宾馆的第二天去了敖鲁古雅景区，听司机说国家要投入三亿元扩建它，我对这个数字感到怀疑，司机也就那么一说，我没细问。进入景区，能看到工人在施工，看到有着一口流利粤语或东北话的游客，也能看到棕色兔子、黑色松鼠在吃瓜子。飞鸟穿林而过，茂密的松林散发着清香的气息。

这片景区是当地政府安排给使鹿鄂温克人的定居点之一。使鹿鄂温克人原名为“雅库特人”。他们的先祖在贝加尔湖畔耀眼的冷气中打猎，在“聚木为屋”的“撮罗子”里定居。元明时期，他们游走于西伯利亚地区勒拿河上游的森林里，到了清朝，他们迁徙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就是小说家迟子建描绘的那片美丽世界。整个鄂温克族超过三万人，他们在历史上先后被叫做“室韦人”“林木中生活的人”“野人女真”，近现代，他们有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1957年被中央政府合并为鄂温克族。

在抵达根河之前，使鹿鄂温克人经历过多次搬迁。1957年，当地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村盖了30座俄式木刻楞房子，便于管理分散的部落，但使鹿鄂温克人更愿意生活在林中。1965年9月，他们被安置到了满归镇附近的敖鲁古雅乡，后来才被安置到了根河。

时过境迁，在敖鲁古雅景区，沉重的历史隐入尘烟，你在这里能看到的是轻盈的部分。说粤语的游客提着一篮青苔，等待挂着大角、皮毛或棕或白的驯鹿往他们身上蹭。鄂温克妇女在撮罗子里烤列巴，而住在景区的驯鹿爱睡懒觉。它们并非死气沉沉，但就像家猫和野猫的区别，它们已经是被人工驯化的物种，消散了原始森林里的野性。只要你的手上有软软湿湿的青苔，它们就会凑近你，你抚摸它们的屁股，它们也不会攻击，它们少有展现攻击性的时刻就是跟同伴切磋“鹿角”，那场面像极了两个击剑手比剑，倘若鹿角卡住，还要鄂温克饲养员帮忙解开。

驯鹿是“圣诞麋鹿”的原型，它们生活在环北极地区，在中国只有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才有。敖鲁古雅景区的驯鹿属于西伯利亚森林驯鹿。它是全球驯鹿中最南方的一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介绍道：

“（驯鹿）以泰加林里的苔藓、菌类和低矮的草本植物为食，最钟爱生长缓慢的苔藓。驯鹿的特殊茸毛使它异常耐寒，宽大的脚掌则使它适合在苔原、林地、雪地快速行走，被誉为‘森林之舟’。鄂温克人过去也用驯鹿拉雪橇（东北称为爬犁），因为它们在雪地里行动自如。驯鹿走路的姿态非常优雅，远远望去，灰白的身影就像在飘浮，悄无声息。”

我问驯鹿员该如何寻觅林中人的足迹。他说，你可以去满归碰碰运气。我决定乘坐去往满归的火车。那是往后的一天，而当天，当我从景区回到宾馆时，司机在前方唠嗑，他说：根河七十平房子五六万没人要，这地方人手一套房，棚改后，十个全覆盖，商品房三千来块钱一平，新盖的电梯房没人住。

这使我想起了鹤岗，耿军在《东北虎》里拍摄的城市，那是在东北失落的背景下，在时代变迁和旧产业瓦解的过程中，一座城市夕阳下的剪影。大雪天，疯诗人，患了精神病的无名者，被体制和家庭绑定的女人，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一些消失的人。

鹤岗一度在网上很火，因为有个海员在那里五六万买下房子，在网络上传开，一些精神游牧民动了心，也去鹤岗过起隐居生活。但流失终究是常态，冰天雪地产业凋零的北方小城，已经习惯了夜晚提前入睡。

开车师傅是根河本地人，孩子在根河念小学。他对我说，孩子大了，他上哪我就上哪，这地方不能长待。如果孩子高中去别的地方，他会跟着，到了大学，他就不管了，因为孩子独立了，随他走。

下车后，我去做核酸，宾馆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关门了，我去到中蒙医院，拐入后侧铁门，花16块钱做了单管核酸。出医院门口，得耳布尔街空空荡荡，云朵像是一只只发福的绵羊，被大如斗篷的巨型云彩覆盖。金光下，一个老人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儿，向辽阔的远方走去。

翌日，我乘坐绿皮火车前往满归，沿途草木森森，金色与绿色堆叠，落叶松、青杨树、白桦林徐徐后撤，越往北，空气越冷，而幽蓝的长夜上星星闪烁。根河、满归、莫尔道嘎宛如一座大型的森林公园，森林下是一片金黄的草地，群马穿行而过，从天空俯瞰牛羊如草原群星，这一带有新建的俄式木刻楞房子，也有闲置的J50型林业用拖拉机，我漫游的土地曾见证过伐木开采的喧嚣、中苏交恶下的暗影，也曾日复一日迎接阿龙山上壮美的黄昏、激流河中清澈的明月。驯鹿者隐居其中，自有命数。

在路上，我继续翻阅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她这样书写了冬天的严酷：

很多出生在冬季的孩子，常由于严寒致病而夭折，我有一个姐姐就是这样死去的。她出生时漫天大雪，父亲去寻找丢失的驯鹿。风很大，母亲专为生产而搭建的希楞柱被狂风掀起了一角，姐姐受了风寒，只活了两天就走了。如果是小鹿离开了，她还会把美丽的蹄印留在林地上，可姐姐走得像侵蚀了她的风一样，只叫了那么一刻，就无声无息了。姐姐被装在一条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了。这让我母亲很难过。所以生我的时候，母亲把希楞柱的兽皮围子弄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再有一缕寒风伸出吃人的舌头，带走她的孩子。

额尔古纳河边的大兴安岭生长着成片成片的白桦林、隐于林中的蘑菇和苔藓，也有喜欢用角决斗的西伯利亚驯鹿。在大兴安岭的深处，呼玛河沿着森林缝隙哗哗流淌，河边连缀蘑菇，面朝白桦、马尾松、稠李子树、兴安落叶松。若是好运，漫步林间，你会看到挂在树上的桦树皮仓房，那是使鹿鄂温克人的住所之一，他们也会居住在“撮罗子”，那里夏天以桦树皮做盖，冬天用兽皮围苫。如果你遇到一个热情好客的使鹿鄂温克人，他会请你吃羊肉、烤列巴，也可以分享给你蓝莓、红豆和糖果。

在满归镇，我本想寻找多妮娅·布使鹿部落，这是一个距离满归不远的猎民点，部落主人多妮娅·布是玛利亚·索的养女，她仍保留着使鹿鄂温克人的传统，在森林中饲养驯鹿，只可惜那一次我并没能看到她。

后来我去往额尔古纳的鹿园，鹿园里有驯鹿、梅花鹿、白鹿、马鹿（四不像），还有困于笼中的大灰狼和獾子。在鹿园，有些鹿的鹿角是平的，鄂温克人有割鹿茸的传统，我向鹿园的看守人询问其中细节，她说，每年夏天是割茸流行的时候，公鹿能割两次，母鹿茸角长得慢，只割一次。以前鄂温克人会割鹿茸，拿到山下卖，新鲜的一对能卖七八千。

鹿园的鄂温克女士说，如今纯血统且住在山林里的使鹿鄂温克人已经很少了，也就两三百人。其他人已经走出山林，他们中有人跟汉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结婚，后代是多民族血统，也已经失去了林间驯鹿的技巧。

使鹿鄂温克人懂得取材于自然，他们驯鹿、打猎、吃肉、剥取白桦树的桦树皮，把树干上粘稠的浆汁刮下来食用。一把小巧的刀是他们的随身工具，他们会选择那些粗细均匀、表皮光滑的白桦树，在桦树皮最厚实的地方从上往下划一道口子，用刀横切上面，绕树一周，再横切下面，将一块白桦树皮揭下，但并不会对相应的白桦树造成致命损伤，一两年过后，被剥的地方就会长出新的嫩皮，仿佛黑色的腰身又穿上了白色旗袍。

纪录片导演顾桃曾经长期观察鄂温克人的生活。他深入使鹿鄂温克族群十余年，期间与族人同住，留下了“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犴达罕》（2013）、《雨果的假期》（2010）。但片子流传到网络后，有当地人质疑顾桃的纪录片是在抹黑鄂温克人，为此双方打了官司。朋友谈到这件事情时很无奈，如果记录生活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性的复杂，那么这种对复杂的呈现，真的能够等同于抹黑吗？

《边地记事》里有一段话：“边地不仅仅是地理版图上的一个个地名，它由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还有他们的梦想、欢笑和悲伤……”这使我想起旅途中印象深刻的部分，其实都与具体的人、具体的感情有关，是你和另一个人推心置腹的时刻，你在自然旷野与一种陌生相遇，从猎奇到被抛入焦灼之中，去除你的种种防备，真正沉入在某种境地。

十天后的一个寒冷夜晚，我重返海拉尔，夜色使我想起与技师告别的那天，我们互相祝福，她消失在了楼道深处。那是返回南方的前一天，我走下楼，迎着风，很多房屋已经变得昏暗。当我抵达酒店时，楼下卖烤冷面的小摊子还在开着，隐隐约约，黑夜中传来一个哭声，还有几个看起来单身的男人在大街上游荡，而烧烤店成为最后的聊天场所。

这里的光棍不在少数，就和事业编广告一样显眼，在海拉尔，考公咨询是和成吉思汗一样无法忽略的存在，它在表面看上去和我的故乡截然不同，内核又颇为相似，以至于当我看到考公、考英语、考教师资格证的广告，听见本地人对于婚育的议论时，感受颇为恍惚。

全球化后，和店铺一起连锁的，原来是观念。

或者说，早在全球化到来之前，这些观念已经连锁了。

附：一份「东北以北」书单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胡波《大象席地而坐》、金特《冬民》、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全勇先《霍尔瓦特大街》（《悬崖》原著）、杨知寒《一团坚冰》、顾桃《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巴义尔《蒙古摇篮——额尔古纳》《满洲里》、黄定天《中俄关系通史》、格·瓦·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高永龙《东北话词典》、周思成《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百年满洲里》（画册上下）、马洪祥 《呼伦贝尔旅蒙商》及《满洲里市商业局志》《满洲里市饮食服务公司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