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升起来了，但还不是夜晚

作者/钱墨痕

所有人都有价码，梦想或者别的东西，只要钱到位都能买断。

那天在北京万柳，北京售价最高的地儿，几乎一平方够我们下两千顿馆子。喝到最后他问我给多少钱可以让我放弃梦想。那是我离开北京前，阿重最后一次找我喝酒。

我喝得晕晕乎乎，想着北京城成千上万盏亮起的灯没有一盏属于我，有些沮丧，随手往天上一指，哪儿哪儿给我一套小两居，我就能放弃，这辈子再也不写了都行。

阿重比我能喝，放下杯子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他跟我一样，就是我们这种人多了才显出坚守者的可贵。

“你是说梵高先生？”

他点点头，把杯子里的酒晃了晃。叹了口气告诉我，他其实问过很多人，所有人都有价码，梦想或者别的东西，只要钱到位都能买断，除了梵高先生。与我们相比他更像一个孩子，把梦想当作攥在手里的糖果。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松开攥着糖果的手，你得告诉他外面有更好更值得他拿的东西。可是小孩只懂糖果，何况手还在笼子里。

我知道写一个人得写他的一生，但我和他的交集只是在北京的两年。北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两个似乎不值一提，但我仍想讲出他想要的糖果，以此来补足我和阿重生命中缺失的部分。

梵高先生真名叫樊家高，我能认识他是因为阿重。

早上醒来刷朋友圈看见阿重发了一张北京站的照片，图片上是北京站招牌上大大的“北京”二字，“站”字被截掉了。我想应该不至于有人无聊到收集各大火车站的照片，还特意把“站”字截掉。在床上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评论了一条“来了老弟？”

我都没有往下刷多少，阿重的回复就来了。他说“是的，刚到。”我盯着四个字想了两分钟，点开了和他的私聊，问他在哪儿，来几天，有没有空，一起喝点。

阿重是一起写作的朋友，之前他帮着我写过一个评论，我还欠他一顿饭。五道口。阿重是随和的人，发过来这仨字，然后告诉现在喝酒也许太早，下午有个文学沙龙，可以一起来玩玩。

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因太早而不能喝酒的时候，但仍听取了他的建议。出地铁站后绕了十分钟在一栋老旧住宅前与他碰了头。楼看起来其貌不扬，里面别有洞天。阿重告诉我他们的据点是六层一个叫“失乐园”的地方，今天有一个关于“爱与性”的沙龙，这是他来北京的事由。在我心中为了沙龙做五六个小时高铁是件挺离谱的事，但没来得及感叹就在门口撞见了梵高先生。

阿重告诉我梵高先生是樊家高的笔名，听着他还挺不好意思的，直说朋友们叫着玩着，后来就用作笔名了。介绍完阿重去吧台拿喝的，梵高先生则没话找话地给我介绍“失乐园”的陈设。这儿是个青年空间，床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相应的价格也便宜。在这儿的大多是年轻人，周末常有活动，有空可以常来。他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看着有点腼腆，没更多的话可说，我也是内向的人，不知道回他什么，只能一个劲地说一定一定。

阿重给我拿了一杯柠檬水过来，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翻起来，我侧过身去看封面，是洛克的《政府论》。书架上也尽是一些德里达和阿甘本，我放弃了挖宝的想法，小口喝着柠檬水等待着沙龙的开始。

来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快房间就被塞满了。几个嘉宾包括阿重先后说了自己的看法，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摇了摇手。其实氛围挺好，所有人专注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非说服别人，只是这些大多是老生常谈，我不想嚼一块早已无味的口香糖。但很快激进的观点就来了。

“众所周知，世界上从不会有幸福的couple。”这是梵高先生的第一句话，说出口全场就安静了，之后又绕着“人的喜新厌旧是从基因中带来的”，以及“人类的道德不会进步”说了近二十分钟。梵高先生的普通话带有浓厚的广东口音，声音从鼻腔后面发出来显得很雄浑。而且他说话说得极慢。每一句能精准地进入旁人的耳中。

观众听得很认真，梵高先生讲完后，坐在我对面一个年近四十衣着简朴的男人站起来，他清了清嗓子说他在京郊打工，来这里很远，一个星期只有休息的那天可以来听，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今天他有一个点想不通，他看《平凡的世界》看《白鹿原》，里面的主人公靠自己的努力都成了更好的人，凭什么说道德不会进步呢？

梵高先生听完问题，认真点了点头，之后又讲了一串大道理，大意是社会不断发展，但人类道德并不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普世意义上的道德进步只不过是道德律的变化。这番话让男人安静地坐了下来。在那一瞬间我一度想反驳，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只是觉得他有些残忍，即使说得没错也不应该剥夺男人为数不多的希望，起码换做是我，我不会这样，但我还是坐在椅子上什么都没说。

那天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最后莫名其妙大家读起诗来，我并不反感读诗，相反我还挺喜欢诗歌的，只是那天我看着梵高先生的嘴里念出“为什么冰河期过去了，满地都是冰凌”，屋里的人都仰望着站得很高的他，忽然觉得很没意思，拍了拍正在玩手机的阿重的肩膀，走出了“失乐园”。

那天沙龙之后浪荡的日子又持续了两个月。我试着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刺激，但都不能给我带来真实的快乐。我跟阿重聊过这个，他说墨痕你的学生生涯快过完了，你思维不再是个少年的了，最后建议我找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来做，为不久后的进入社会夯实基础。

我不认为他是对的，但仍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年后我找了一家出版社的实习，在那儿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同事们大不了我几岁，待我就跟弟弟一样。也是在那儿我第二次遇见了梵高先生。

一天中午吃完饭，副主任带进来一个小男孩，说是策划部新招的实习生，跟同办公室的小哥是老乡。小男孩有点害羞，高高瘦瘦的，胡子留得像早熟的高中生，一副学生打扮。小哥问他几年级了，他说大三。大三来实习还挺早的，我心想，但没打断他们。接着小哥问他在哪儿上学，似乎能问学生的问题就只有这几样，再接着就只剩下学什么了。天津，学的就是中文。

天津？那怎么来这么远来北京实习？我插了一句嘴，给他递过去一瓶矿泉水。

男孩冲我笑了笑把水接过去。知道他是广东人后，他的普通话口音也变得正常起来，广东人讲官话就这样。

大三课少，空余时间挺多的，加上高铁也方便。

那你住在哪儿？小哥问他，出版社不会包实习生的住宿，北京的租房又那么贵。

男孩把水拧开，喝了一口，“我有个朋友在五道口那儿开青年空间，晚上我在那儿打地铺。”

他一进来我总觉得似曾相识，我问他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他点点头，告诉我就是那家青年空间，那天还有阿重，我是跟阿重一起来的。

我思绪一下被打通，“梵，梵高？”

“樊家高，笔名省略了一个字，大家都叫我梵高先生。”说完右手在后脑勺挠了挠，把头低下去。

小哥问他网上常写时评的梵高先生就是他吧，他之前看过几篇，挺有风格的。这话把梵高先生弄得更不好意思了，说写点评论赚零花钱，他还是主要写小说。但小说周期长，收益也少，不像评论写热点来钱快。这些他说得含含糊糊，生怕哪句说错了，跟那天沙龙的自信截然相反。

一般有朋友来，常会约着下班一起吃顿便饭，所有人都可能是出版社的潜在作者。那天我想到了，小哥肯定也想到了。梵高先生说他要赶回去上班，下午策划部要开会，小哥看了我一眼，我懂他想说的是梵高先生跟我是旧相识，约的话我开口比较好。

但我聊得有些累，或者我想起了那天他朗诵的“冰川期过去了，为什么满地都是冰凌”。如果今天是第一面，他给我的印象会好很多，但我仍然不想浪费一个晚上听他分享自己的不顺利或把我自己糟糕的经验念给他听，又或者装着像两个成功的年轻人，起码今天晚上不想。我在梵高先生看不见的角度朝小哥眨了两下眼睛，他点了点头。他理解成梵高先生也是出版社的人，中饱私囊不好。

我说不上那天跟梵高先生聊得算不算开心，但多一个朋友总不是坏事。念叨着“常联系”，送他出了办公室。

后来在出版社举办的体育活动上我又见了几次梵高先生，他什么都会一点。只是策划部很忙，有时候一盘乒乓没打完就得回去干活。我则像是另一个极端，上班则是看小说，偶尔做做公众号，然后就是生活，漫长而无休止的生活。

再一再二，到第三次就熟悉了。我偶尔想着什么时候一起喝一杯，但总会被这样那样的事打断，后来就彻底忘了这茬。再想起来又是三个月过去了，那时已是秋天。

那天主任让我上楼给策划部送一份材料，两趟交接的人都不在。我不好意思问第三次，只能站在门口干等。等着发现几个小伙子搬了一个很重的箱子往上走，最前面的就是梵高先生。我走上去给他们搭了把手，跟他们走了一段。放下来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樊家高，”我叫他。

他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是你啊，发型变了，第一眼都没认出来。”

来北京后我就没剪过头发，隔上两个月就是另一个人。我把要交给策划部的文件交给梵高先生，“对了。”

“咋了哥？”

我把烟盒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来，打开，伸到他面前，“你今天回天津吗还？”

他把我的手推了回去，告诉我他们主任不让在楼里抽烟，明天周末了，应该是要回去的。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倒着放回了烟盒，“别回去了，晚上一起去喝酒，反正今天回去明天回去都一样。”

梵高先生有点意外，“就咱俩？”

“也可以叫别人，你有什么朋友也能带过来。”

他摇摇手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后又说都行，那就不回去了，但他可能要晚点，有个策划今天得交上去，要加一点班，让我等他一会儿。

我那阵子不知抽什么风，特别迷各种稀奇古怪的手势。听完我把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在右眼眉间向前滑出去，“等你。”

我的手势成功逗乐了他，他模仿我的样子也来了一遍，然后转身拿着文件进了办公室。

我对梵高先生的了解不算多，在地铁上我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个遍，那阵子还不太兴设置“三天可见”，一路刷上去可以看到注册微信的第一天。

也挺累的，地铁上的网不太好，刷上去得不少时间。光看朋友圈的话他是个活在网络上的人，一天起码五条起步，大体都是看完了什么书什么电影，一张图带着两百来字的评论。除此之外就是他发表时评的网页链接，日期越往后，频率越高。他的写作是在往上走，这些约稿能给他带来不少收入，难怪那天在办公室里说他才大三就能经济独立了。夹杂着他还发过自己写的几首诗，我点进去读了几行就点出来了。

地铁开到了西直门，我不得不下来走上一段，大一大二很快就翻完了，再往后就是近一年的生活了。他的朋友圈我凭缘分刷到过一些，只觉得他活得挺累，反正把我放到他的位置上我肯定受不了。视线内的一张图让我停下了手指，这张图当时我就见过。

是他发的一天常规安排，早上五点半的闹钟，赖十五分钟起床，六点前完成洗漱，六点到七点背英语单词，七点到八点帮着“失乐园”做事并吃早饭，八点出发去单位，九点半到达，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在地铁上小睡一会儿，或者写一写关于时事热点的评论，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上班，中午一小时的休息写严肃文学评论，下班后的九十分钟通勤同上午，七点到八点半吃饭、与朋友聊天、处理自己的事务，八点半到九点去厨房帮忙，九点到十一点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一点到十二点阅读并准备睡觉。

第一次看到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点进去两秒就点出来了，只觉得小伙儿挺认真，很快就被朋友圈大潮给淹没了，现在重看才觉得劳力劳心。再后下一条是发于晚上九点的朋友圈，说离今天结束只有三个小时，但还有两篇评论没写，临时又决定改一篇小说，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完成。与这类似的还有很多，此外就是三个月前他分享过一张二维码，说喜欢他的读者可以进群跟他交流，当时我带着凑热闹的心情想加群看看，又怕扫了不知道说什么，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聊。现在倒是冲劲儿很足，可是二维码已经过期很久了。同时也就是在粉丝群建立之后，时不时他会发一些读者对他的鼓励和夸赞，例如“一定要写下去啊”、“写得真好，我也想像你这样”的截图。

大部分的内容大同小异，翻着翻着也就到头了。我想看的一条朋友圈没能找到，我再次把手机往上翻，整个八月都没有。那条朋友圈是一天游完泳我看见的，他说他很羡慕那些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权威认可的同代人，感觉自己付出了所有的努力还只能活在阴影下，而别人轻易就浮出了水面，然后自省不该如此虚荣。我想刷上去找到这条，已经怎么也寻不到了。

“那什么，群里活跃吗？”

梵高先生没明白我的意思，向我扬起了眉毛。我把手机点开那条朋友圈，把二维码展示给他看。

那时我们已经喝得三五成了，喝了酒他整个人放开了很多，我问他群里面活跃嘛，说话的人多吗？

梵高明白我的意思后，被酒涨红的脸又深了一个色度，他自顾自地又喝下一杯，声音放小了一点：“有吧，还挺活跃的，会给我一些建议，他们对我帮助还挺大的。”

“帮助？什么帮助？”我换了副认真的面孔，让他知道我没在开玩笑，“能拉我进去吗，我也想学习。”

“什么学习，没有没有。”嘴里这么说着，梵高还是低下头操作起了手机，“多交流吧。”“叮咚”一声，我已经在群里了。“我还蛮依赖他们的，”梵高先生接下去说，“我写完的初稿，都会发在群里，包括想到的思路跟他们说上一遍，对我也是一个完善的作用。”

“不会有看热闹的嘛？”

“有啊，当然有，但那些人不会对你产生损害，而帮助的人是实打实的帮助。”

我想了想也是，告诉他我挺羡慕他的，还没有一个读者来找过我。

梵高先生给我倒满了酒，说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的过程得慢慢来。他告诉我他有个室友在哪个杂志看了我的名字，写的一堆情侣去柬埔寨挽救自己爱情的故事，男的叫猴子，女的叫仙女？他室友特喜欢。

“男的叫哈奴曼，女的叫阿普萨拉。”

梵高先生连点两次头说对，名字太拗口了他记不住。

“这样啊，我还以为这年头，没人看不知名作者的短篇小说了呢，大三那年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跑遍了南京才找到一家卖我书的书店。那个架子上摆上了四本，我就守在那四本旁边，看有没有人来翻。好容易有人过来，我就在那儿搔首弄姿，或者鼓起勇气问他这本书写得好不好，就差告诉他我是书的作者了。搞得自己特别像书托儿，现在想想还挺傻逼。”

“那天后来有人买了嘛？”

“就两大老爷们翻了翻，都放回去了，那时候我就估摸着这个时代的人都爱炒股，不爱看书了。”

梵高没有接我的话，“你大三就出第一本书了？”

我并不是为了炫耀才提这茬的，他一问我反而有点局促，“运气好罢了，当时我还在想什么时候能著作等身，我发小笑我，说把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叠起来，著作等身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梵高先生又喝了一杯，告诉我他也想出书，但没途径，出了怕也没人买，变为废纸。

“市场越来越小了，评论集的读者更少，你们策划部的人不也很少推评论集嘛，都不赚钱。”

他放下玻璃杯摇摇头说他知道，但他也写小说，写评论是为了糊口，他看重的还是小说。

“小说？搞评论的不都觉得小说不高级嘛，哪有倒过来的？”

“不是高不高级的问题，是受众的问题。评论是给专业读者看的，意义太局限了，不像小说这么大，而且小说到现在地位这么高，不正是因为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吗？”

我在想他说的话，他接着往下说，他写了有几年了，很多轻易成名的作家不知道没有背景的写作者获得一个机会有多难。没有认识的编辑，父母和这个圈子八竿子都打不着，只能盲人过河。即使写出来好的作品，好多版面早已被名家约稿占据了。他很久都没有发严肃小说的机会，没办法只能写评论，写热点，写所有可能接到的活，希望被更多人看见。

心里知道梵高先生说的不是我，但我还是像个偷取了果实的窃贼，有些尴尬，他问我印象中他也是个写评论的吧，我点了点头。

“是啊，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觉得，也有朋友跟我说，让我爱惜羽毛，不要写这么多。我哪里想这样，如果有的选，谁不想过巴尔扎克那种一年写写长篇就能活的生活？很多人没有选择的。”

说完这一长串，一杯啤酒被他灌了下去，之后他“哈哈”干笑两声，说喝多了，开始乱讲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都是一步一步熬下去的，作家不是个比快慢的职业，比的是长短。说完我觉得我有点虚伪，又不甘心沉默下去，隔了几秒，小心翼翼地问：

“那你一直在写？”

“我一直在写。”

“写——”我用右手在空中画了几个圈。

“噢，写的是我父辈还有祖父辈的故事，穿插着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写了有十万字了，因为一直在反复改，还没有很多。”

“十万字很多了，而且家族史是宏大叙事吧。”我想说的是起步写这么长的作品，发不出来不是白费心力，但想想他刚刚的话还是忍住了。

“内容是家族史，形式上想有点变化，我现在的想法是把玄幻、推理、悬疑、言情、后现代、现实主义、先锋各种类型流派的手法都杂糅进去，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即使每一类别不能都做到最好，但以后的人看了它如同看索引一般，知道哪一部分是吸引他的，然后去看更好的作品。”

他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操作起来太难了，这话我也没法跟他说，“挺好的，你是不是快毕业了，时间够吗？你考研嘛？”

“我还没想好，研究生三年也许有些太浪费时间了，我还在考虑。”

九月开始准备，离开考也就三个月了，现在说没想好估计不会考了。

“你呢？我的学校不行，你的学校应该可以帮你留在出版社吧。”梵高先生又把玻璃杯向我伸了过来。

“但愿吧，”我告诉他，其实我的本科也不行，靠研究生才洗了学历，但话也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像是劝人考研了。我跟他说他也一定可以，我大部分是在混，他可是实打实地为出版社做了很多贡献。而且哪有单位实习一年多还不能留用的呢，也太不合情理了。

梵高先生朝我笑了笑，又敬了我一杯。后来我知道那句话是说给梵高先生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天最后我们都累了，离开之前我扯了个谎，说毕业论文想做青年作家研究，他愿意的话可以把写的初稿发个几段给我看看。梵高先生说好。

他后来没发给我，酒后的话没人真正当真。而我呢，也没好意思把谎再扯一遍，清醒状态下也骗不了人。

但我还是看到了，在那个群里。我两个月后才意识到我在那个群里。把群从免打扰中拉出来，在一片讨论声中看到了几个文稿，早一些的都过期了，只有最近的一个可以打开，一个文档两千字，读完只用花上五分钟。

片段讲的是一个小伙子去上班，迟到，被部门领导斥责，小伙子想辩解但是没有。我也想多讲一点，但故事就这么多。一定要往专业上凑，可以算是自然主义，他把万事万物都朴素地铺陈了一遍，说难听点就是流水账，或是学生气太重了。而读者群里说好的说不好的都有，只是很泛泛，下面梵高先生也出来表示了虚心接受，我愈发地不能确定我的判断。

我从电脑上抬起头，叫了一声小哥。

他坐在我对面，低头写着或者看着什么，叫他第二遍才回我。

“咋了，墨痕。”

我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给他扔了一根南京，告诉他我给他发了一篇文章的一段，让他看看。

他一手点上烟，一手扒拉开窗户，点开文件，问我这是我写的还是给咱的投稿。

“都不是，你先看看吧。”我把烟也点上了。

这根烟抽得很慢，小哥那边烟抽完，小段才看完，他把烟掐灭，食指轻轻在鼠标上敲了两下，把整个身子都放到椅背上。

“你跟这个人关系好吗？”

“怎么讲？”

“如果你跟他关系一般，糊弄鼓励他几句得了。如果关系好，趁早跟他讲。”

“讲什么？”

对面小哥停了两秒。想了想措辞。

“叫他别写了，他不是写作的料儿，当然自己写着玩不打紧，但他应该不只是想要这样吧。”

我点了点头，“是我一个学弟，我看了也觉得哪儿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他还蛮爱写作的，一直说想以此为生来着。”

小哥听了不耐烦地摇了摇手，“以此为生？哪有那么容易。现在年轻人把事物想得太容易了。我实话实说，他把他想的东西说出来得太轻易了，我觉得他没什么写作的才能。”

小哥的话我都同意，可是我听了莫名有点替他难过，就像那天沙龙踢远道而来的男人难过一样。小哥还说了一些改进，但我没听进去，又点上第二根烟。那个从燕郊坐两个小时大巴赶来只为一句“人类道德永远不会进步吗，努力不会变得会更好吗”的大叔，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但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走了。梵高先生呢，他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并没能困扰我多久，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活得一团糟，却总以为可以指导别人过得更好。

日子往后过，离年关已经很近了，我经过半年的求职还是一无所获，我不得不带着我自己回家。出了办公室在朝内大街上走，快到地铁站的时候我看见有个小伙子跪在那儿。冬天的北京屋内是天堂，屋外是地狱，那天的风又尤其地大，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小伙子跪在那儿，穿得挺整洁，头发还用油抹过，前面有块板子，写着他从天津过来旅游，手机钱包丢了，回不去了，希望有好心人能给个50块。那阶段我的底色是灰色的，任何事物都会让我难过，我愿意花50块买下一份快乐。我掏出钱包，钱包里最后的钱在昨天晚上充了公交卡，我愣在那里。风把我的刘海从左边吹到了右边，我衣袋里剩下的只有半包香烟，我把手放回口袋，在掏与不掏之间犹豫。也许是站得太久了，小伙子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我甚至没敢看他的眼睛。我知道我快绷不住了，我得走才行。

走了两步，后面叫了我一声，我犹豫着回不回头，小伙子追了上来，告诉我我的卡掉了，是我食堂的饭卡。我用变了音的嗓子说了声“谢谢”，他又跪回那里。我背过身去，我不记得我想了什么，那个时候我哭了出来。

站着哭太蠢了，风把我的眼泪全吹进了我的嘴和鼻孔。我在离小伙子五米的花坛边坐了下来。我把他想成我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谁更落魄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俩较好的那个会不会有一天落到下面。我把烟掏出来，但风太大了，点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我把烟倒着插回烟盒，然后就看见了梵高先生。

他站在小伙子面前，小伙子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梵高先生把书包从肩膀上卸下来，拿出钱包。两张二十的掏出一半又塞回去了，他拿出了一百的，放在了小伙子面前。

小伙子有没有表示感谢我没有看到，梵高先生把头转过来了，他发现了我。

他察觉到我在看他反而有点局促，仿佛做坏事被人发现。我向他鼓励地笑了笑，但很快笑容就僵住了，我意识到眼泪还没来得及擦干净。

他向我走来，我站了起来，我们一起往地铁站走去。

我问他怎么样了，顺利留下来了吗？

他摇摇头，说他学历太低了，领导说读个硕士就让他进来，他不想。

他问你呢？

我说也没成，再看看吧，走一步看一步。

过安检之后我想问他还找了什么工作没有，想想还是算了。我很感激他没问我眼泪的事，我也不应该过多问别的。毕竟我们的未来都是一团模糊，谁也不是谁的明灯。

进站后电梯往下走，我俩朝不同的方向，那时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很久之前我和阿重讨论过，安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认为是给他展示美好的世界，告诉他努力可以达到的地方，苦痛永远只是暂时的。阿重说应该告诉他更多人的悲壮，他永远不是最惨的一个。我们争论了一个下午，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安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不要说，默默地陪他走上一段，等着他挺过去。

一直到上车，我和梵高先生什么都没说。

清明节那天大早上就被阿重的电话吵醒了，我脑子昏昏沉沉的，听他在那头咋咋呼呼说要一起扫墓，清明节就该干点应景的事。

我用带着睡意的嗓子跟他说：“你在南京，我在北京，遍插茱萸也就我俩啊，难不成我再开个视频，咱俩云扫墓？”

他咳嗽两声，让我认真点，“我在北京呢，快别睡了，今天天儿可真好。”

天好坏也不关我的事，那阵子我的心情是好一点了，我意识到是好是坏人总得活下去。

“那你说，咱去哪儿扫？”我盘算着四月又到博士面试的时节了，阿重在北京不奇怪，我顺着他的话说。

“听你的，反正我没有葬在北京的亲人。”

“我也没有，那咱就别凑热闹了，一放假哪儿哪儿人都多。”

“人多倒也是，要不按你的意思就拉倒了？”

我看他的反应有点想笑，“别拉倒啊，你都把我吵醒了，这个责你得负。反正我也睡不着了，要不中午吃顿饭吧。”

阿重犹豫了几秒，说光吃饭太没劲了，“失乐园”下午有个讲女权的沙龙，可以去玩玩，问我有没有兴趣。

想起失乐园我就想起了梵高先生，后来我又见过他一次，我们一起在一个国企面试，那个地方哪儿哪儿都不好，唯一优势就是能给北京户口。那天他先进去，然后是我。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每次见都当最后一面见，出来看他没等我，没能多聊两句，还挺失落。

“梵高去吗？梵高先生。”

“他啊？他在北京的话应该会去吧，这种活动他从不落下。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我没吭声，阿重说他第一次见到梵高是近四年前了，也是在失乐园。那时失乐园刚刚开起来，每次活动听众也就七八个，那时梵高还是个二十不到的小年轻，拿了本休谟的书坐在角落里，有人见了他指着他看的书问他，是什么书啊？

梵高先生头也没抬，也没回。那个人以为梵高先生看书太认真了，又问了一遍，这本书写的什么啊。梵高先生合上书，“写的是我们现在活得有多么浅薄。”

但清明那天没有梵高先生，沙龙也极其无趣。我俩在沙发上玩了四个小时的朋友圈和自拍，阿重和老板很熟，我不想加入讨论，他又不好意思先走。

沙龙结束后阿重去问老板，老板告诉我们梵高先生马上毕业回广东了。

“他还是回广东了？”阿重问老板。

老板点点头，“那边压力小点。”

阿重礼节性地表示了遗憾，老板应和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机遇和选择是强求不来的。他俩之间仿佛有一套语言系统，我插不进去，也没追问。阿重后来还是告诉我了，在几个小时后的酒桌上。

我就着酒给他讲了我这半年的遭遇，我告诉阿重我这半年仿佛在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像是被村子里推选出来前去屠龙的勇士，即使知道结局注定失败，仍不得不努力训练投入战斗，来给村民们希望，最后牺牲。我认为有些东西能跟阿重聊，他能懂。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这样的人做着这样的事。今年是他考博的第四年了，如果今年仍不成功，还会有第五年、第六年，但他仍然做着属于自己的坚持。

听了我讲的，阿重许久没有说话，我们俩干了两次杯之后他告诉我，“你不是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你是成功的，只是没像你想要的那么成功罢了。要真正说起来梵高先生才算。”

阿重说得没错，成功但又不那么成功，这就是我怪他们以及恨自己的地方。我不能像别人一样靠写作就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在圈子里站稳脚跟，说任何话都有人认真听。我也没法像阿重一样，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坚持自己，去与自认为错的事物对抗。我甚至像梵高先生一样不管不顾地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的勇气都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梵高先生？”他怎么了，他不是回家乡了吗？我问阿重。

“我之前跟他聊过，他说要是毕业梦想还养不起他，他就要赚钱养梦。找一个生活成本低的地方生活，写作。回家不用考虑房子的事，这应该是原因吧。”

我有点难过，意识到上次面试可能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告诉阿重，那天我们在候场室一起抽了根烟。那边人不让，我们就去厕所抽完了，那天他没拒绝我，看我掏出烟就接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干干地抽了两分钟。抽烟就这样，不是尼古丁真正有多大的作用，只是让人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会闲着罢了。

“不至于啊，”阿重打断我，“你要是想见，我现在拨个视频就能把他给你弄出来。”

我冲他摆了摆手，给他碗里夹了块肉。

“他回去写作了？你知道他在写的那个嘛。”

我没把那个是哪个说出来，但阿重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把肉放进嘴里，吧唧吧唧，边嚼边说，“知道啊，写父辈的嘛，我看了。”

“你也看了？”

阿重说了一声嗯，摇了摇头。

“那他——”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阿重接过去了，我们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知道他家里的故事吗？”

我没做声。

阿重告诉我，梵高先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开始写作多半是童年和青春期的积累，撑死了父辈是文艺青年，这就算顶了天。梵高先生不同，他家学渊源特别深，他家几辈都是专业作家。

他爸是八十年代中期最尊重文学的那几年冒头的，那个时候发表一首诗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围着你祝贺，他爸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小说。但过了那个时段，这阵风过去了也就没人问了。但他爸还是坚持写了一辈子。

再往前数，梵高先生的爷爷是写样板戏的，他的生活自然要比父亲还要艰苦。他要写吃饭的文学，还要写梦想的文学。他的生命中发生了很多事，但一件也没有让爷爷放下手中的笔。

阿重说了这些我大概能明白了，是否成名，能不能扬名立万对梵高来说并不重要，但这些像童话一样引他走上这条路。他逃脱不出来，我能理解，搁我我也逃脱不出来。

“那他的父辈们没给他什么建议嘛，不都做了一辈子文艺了？”我问阿重。

阿重说具体他就不知道了，不过梵高先生爷爷的父亲没给他爷爷建议吗？他爷爷没给他父亲建议吗？

我也没说话。我俩相对愣在那里。我仿佛能看到梵高先生十年后，三十四十岁的样子，下班回来后把老婆孩子都哄上床，再偷偷从被窝里爬出来，坐到书桌电脑前，打上一两千字，爬回去睡觉。

“墨痕，你知道梵高先生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吗？”

他得到肯定的时候？我随便猜了一个。

不是，是他看见他真实地影响到别人的时候，那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他觉得他的写作可以做到，这是他坚持的理由。

我又想起了他念的那句诗，有点后悔刚认识时候对他的偏见。有些人崇高并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更高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崇高。阿重之前告诉我梵高先生最喜欢的诗人其实还不是北岛，诗句也不是这句。他最喜欢的是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如果我去“失乐园”去得更频繁，应该能见到梵高先生念“月亮升起来了，但还不是夜晚”的样子。梵高先生跟阿重聊过，说人们都说孩子是七八点钟的太阳，青年人是正午，工作之后很多人就是黄昏了，他们一生的基调都已经随着工作被定下了，之后就是漫漫长夜。但他不想这样，他奢求明日高悬，或者即使不能，也希望就算月亮已经升起，但也远还不是夜晚。

那天快结束的时候阿重问我，我家那边有卖糖的杂货店没有。

我把酒喝干净了告诉他，没有，我生在城里，都是超市了。

他说小时候他家旁边还有，把展示柜摆在外面，不是全封闭的，而是像笼子一样一根根围起来的，里面都是糖果，小孩把手伸进去，就能摸到糖果。

“所以你小时候经常偷？”

阿重白了我一眼，说他想说的不是这个，小孩可以把手伸进去，可以摸到糖果，能感受到想要的东西近在眼前的快感。但仍然有笼子的阻碍。他只要攥着糖果，就没办法把手取出来。要把手拿出来就必须放开拿到的糖果。

我点了点头，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说我们就像笼子前的小孩，糖就是梦想，我们把手拿出来了，但梵高先生不肯。他得先尝到甜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放弃糖果，他愿意一辈子都把手放在笼子里。

毛姆笔下的高更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他必须画画，他就像溺水的人，游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游下去，否则就会死。

高更和梵高年轻时关系挺好的，后来就不行了，但他们对自我和梦想的追求，我猜大概没差。

月亮升起来了，我也已经不在游泳了，我说不清我是上岸了还是被淹死了，但我仍然能听见还在海里的人啪嗒啪嗒拍打浪花的声音。

你们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