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转站

作者/短痛

只有成长的记忆才能将它填满，可衰老又将它们一夜清空。

这是一个关于捡破烂和丢破烂的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负责丢破烂，姥爷负责捡破烂，而在姥姥眼里，她的家就是一个垃圾中转站。这就像是著名的泳池难题，一头在放水，一头在注水，最后究竟是池子被填满，还是池水被放完，只有一本正经的好学生才知道。我常在想，如果水漏光了，那么泳池就是一个洞，如果水存住了，那么泳池就是一个瓮。人嘛，偶尔是打洞的老鼠，偶尔是瓮中的鳖。

四年前，姥姥因膝盖老化，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搬去和舅舅住，底层，不用爬楼，安全。姥爷也好长一段时间不再沿街捡破烂。姥姥说，他呀，老归老，但识趣，知道那儿不是自己的地盘。

只是人类的识趣，总是有保质期的。2022年中秋，我去看望他们。姥爷不在家，姥姥坐在门口晒太阳，见我来了，也只是一脸平静地笑笑，我进屋转了两圈，瞥见柜子上他俩年轻时的照片又想起近几年姥爷的面孔，没话找话，姥爷越来越像爱因斯坦了。姥姥打趣道，爱因斯坦也爱捡破烂吗？我说，姥爷很久没捡了吧。姥姥说，你瞧。

我往门口一探头，就看见满头白发的姥爷正牵着一只柠檬黄的小鸡仔杵在门边。

我问，这也是捡来的？

姥姥垂下头，都牵回来好几天了，谁知道呢。

我24岁那年，收到了一份出版合同，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按要求改稿。父母对此毫不知情，认定我是个游手好闲的迷茫青年，于是派给我一个任务，每天下午去一趟姥爷家——帮忙丢破烂。那时姥爷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中风，阿尔兹海默症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只是总觉得自己弄丢了什么以及酷爱提着拐杖，走街串巷，四处拾荒。据说不少健忘的老人都染上了这个怪习惯。

一个老人到底能捡多少东西？如果你没见过，那么是难以想象的。刀叉棒棍，锅碗瓢盆，破衣烂衫，桌椅板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捡不到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只剩下一间卧室还能下得去脚。阳台更是堆得像囤满年货的冰箱，不拿手硬推两下，根本合不上门。

姥爷每天至少出门两回，上午一回，下午一回，直到饭点才想起回家。准时准点得全然不像个退休老人，更像是被返聘回岗的敬业员工。而姥姥呢，拜姥爷所赐，也在家务之外，获得了一份全年无休的工作。那便是收拾他捡回来的破烂。废纸壳，易拉罐，留下来卖钱。破玩具，脏衣服，打包堆在客厅。等待子女抽空回来，将这些垃圾运走。

颐享天年的小家，活生生被破烂掩埋——是母亲那几年里最闹心的事。母亲叮嘱，丢破烂这件事得趁姥爷不在家时秘密行动。一旦被他撞破，便会收获一顿漫长的数落。但实际操作中，我从未偷摸过。每次我一去，姥爷便像是赠我传家宝一般，郑重其事地把他淘来的宝贝，一样样摆在我的面前，供我挑选。我只需要在废电池和坏手机之间故作为难地犹豫一番。姥爷便会背过身去，慷慨地大手一挥说，既然喜欢就通通拿去吧。只要他一松口，姥姥就立马递来一个购物袋，我顺势蹲下，伸手将地上的破烂，快速扫入其中。我与姥姥的配合一直如此默契。

至此，这项任务里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便是如何将这些破烂丢到姥爷找不到的地方。万一他临时起意，出门遛弯，又恰巧在某个垃圾桶里翻到了刚刚送我的宝贝，我想，他一定会很伤心。舅舅就曾因为这种失误，一度失去了姥爷的信任。好几个月，家中的“宝贝”，他都不肯再让舅舅经手。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图书馆接到姥姥的电话，叫我赶紧回去一趟，今天有大件要丢。我赶到时，只见一辆被塞成购物车的婴儿学步椅停在客厅的正中央。我问，姥爷人呢？姥姥灰心地摇摇头，伸手在空中掸了掸，我便明白，大概是又踏上寻宝之旅了。但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按常理，每回满载而归之后，他都要歇息好久，即便再次踏上征途，也要等晚餐之后。我没多想，扎马步般地弯下膝盖，正要将学步椅抬起，姥姥发了话，不急，你过来看看。我赶忙放下，猫身钻进卧室。姥姥说，这儿有一堆东西，你看，还要不要了。

她从床底抽出一只灰蒙蒙的樟木箱子，一开盖，灰尘在午后的光线里，漾出一片微观的银河。我凑到姥姥身边蹲下，这有什么可看的，一块儿丢了吧，留下来能有什么用？姥姥说，舍得丢了？这箱子里装的，可都是你的宝贝。

我将目光投入开了口的樟木箱，手也跟着目光在一件件被码得整整齐齐的老物件里游走。印着十二生肖的蓝色手绢，铅笔长短的铝制宝剑，满是划痕的VCD光盘，还有一盒粉色的大大卷。我拿起那盒大大卷在耳边轻摇，里头就晃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上手一扭，一堆闪着银光的小玩意，散落一地——全是奇形怪状的“碎银子”。

姥姥见我一脸疑惑，便拾起一粒，轻轻剥去它的外衣，“银子”里包着一颗小石子。姥姥又将那“银子”的外衣，缓缓展开，平铺于掌心，这是口香糖的铝箔纸。那一刻我才想起年幼时干的蠢事。

小时候，没朋友，特别是寒暑假，同学大多回了老家，而堂哥表哥，又大我七八岁，仿佛从我懂事起，他们就是大人，无论我如何踊跃，也没法混入他们的团伙。因此每逢假期，我便一个人对着电视机度日。那时我羡慕古装剧中的大侠，总能从袖子里掏出大把银两，给朋友买酒，给歌女赎身。什么是大侠，就是——袖口抖一抖，遍地是朋友。于是我常常翘起鼻子冲着天花板嚷嚷，我也要银子。姥姥问，你要银子做什么？我说，有银子就有朋友。姥姥说，那银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想要银子自己去找！年幼的我当然听不出姥姥话里话外的真意，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电视，寻找大侠赚钱的蛛丝马迹，可大侠的银两总是来得毫无缘由。

某天下午，姥姥买来一条口香糖，抽出一片，剥开糖纸，撕成两半，一半进了她的嘴，一半进了我的嘴。姥姥说，可以嚼，但不能咽，咽进肚子，搅肠子。我点点头。姥姥又说，想要银子不？话音刚落，她就从兜里掏出一颗小石子，包进了铝箔纸，紧接着她将“银子”，朝空中一抛，我便像是小狗扑食般地接住。

姥姥说，天上不会掉银子，想要，自己去找。从那之后，我便迷上了出门捡石子。不能太大，大了，铝箔纸包不住。不能太小，小了，分量不够，掂在手上，不像样子。姥姥说，这糖，一周只能吃一片。我说，太少了。姥姥说，想要银子不？银子就是慢慢攒的，朋友也是一个道理。我说，电视里可不这样。姥姥说，电视里都是骗人的。那些年我究竟捡了多少颗小石子，又动手包了多少假银子，谁也不知道，总之留下来的，就只有这小小的一盒。

那时候，你可比你姥爷能捡多了，姥姥嘴上说着，眼睛仍在樟木箱里摸索，仿佛误入了回忆的迷宫，这些东西你还要不？我说，肯定是不要了，留着能有什么用呢！

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姥姥说罢又从箱子里扽出一只泛黄的小白猴，在我眼前晃了晃。那猴子巴掌大小，却长手长脚。四片透明的吸盘被缝在手掌与脚心，这让它拥有了扒窗的技能。我从未让它使用过吸盘，毕竟夏天窗户太烫，冬天又太凉。有能力，但不用，才是好日子。世上只有讨生活的苦命人才需要使尽浑身解数，而它是我的宝贝，不该如此。当然这都是后来的我编织的漂亮借口，在当时我只是希望它能时时刻刻粘在我的身边。此刻，我一抬眉就看见它皱着一张赭色的猴脸，冲着我怪笑。

对于这只小白猴，我完全无需调动记忆的神经便能清晰地复述我与它度过的无数夜晚。那时，姥姥姥爷回了太原工作，只有过年时才回来看我，父母又忙得不见人影，时常将我一人留在家中。每当夜幕降临，我便将小猴子摆在我的枕边，我盖厚厚的被子，它盖薄薄的枕巾。刚睡下时，我一言不发，在脑中幻想一出它调皮捣蛋，惹我生气的戏码，然后故作冷淡地背过身去，不理它。最多忍个三十几秒，心就软了，扭过头，在一片黑暗里向它发难，外头冷吗？知错了吗？想要进被窝吗？几句质问之后，我会伸手摸摸它毛绒绒的小脑瓜，再说一些热乎乎的贴心话，最后一把将它揽入怀中，一起入眠。那些夜晚，我总是热得满头大汗，也绝不踢开被子，生怕被子一掀，小猴子也会着凉。现在想想，它身上那些泛黄的痕迹，大概都来自我的汗液。

此时姥姥漫不经心地从一堆杂物之中抽出一条枣红色的棉绳，在我面前抖开。盛夏的阳光从卧室窗台倾泻进来，我眼前的画面瞬间被那根红绳劈成两半。

还记得这个吗？你为了这事儿记恨了我们好久。姥姥伸出食指和中指，冲我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努努嘴，叫我看墙上的手影——是一只兔子。一团密密麻麻的恐惧再次将我逼回童年。

那是我上托儿所的第一年，每天哄我上学，是全家人的难题。某天下午，姥姥接我放学，正巧碰上兔贩子，我在摊子前看了两眼，心就乱了。姥姥问，想要？我点头。姥姥说，乖乖上学，就买给你。我立誓般地说好。后来无论刮风下雨，头疼脑热，我都准点起床，穿衣上课。而放学的第一件事便是，冲进厨房撕下几片菜叶，送到兔窝边，眼看着它将菜叶一截一截地送进三瓣嘴，时不时侧耳捕捉它啃食菜叶时的脆响。仿佛眼前的兔子不是兔子，而是无需语言便能沟通的密友。虽然它的腿上始终绑着一根限制自由的红绳。那时的我还不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约是半年后的一个傍晚，姥姥站在托儿所门口，面露难色地说，兔子跑了。

我说，不可能，它绑着红绳呢！姥姥沉默地牵起我的小手，往家走。当我迈入家门，冲进阳台当真找不见兔子时，后脑顿时空了一块。而那根限制它自由的红绳犹如一条干枯的小蛇瘫软在地上。正当我急得直跺脚，姥爷突然说，开饭了。我魂不守舍被姥姥抱上高高的方凳，姥爷夹了一筷红彤彤的肉粒放进我的碗里，尝尝，红烧鸡喔，甜津津的。肉刚搁进嘴，又被我吐回碗里，两腿悬在凳脚边，死命地晃荡，边晃边嚷，找兔子。姥爷笑眯眯地说，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此时他拿筷头戳了戳桌上的那盘浓油赤酱的“红烧鸡”说，这就是那只兔子。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姥姥回头冲姥爷骂了一句什么，便将我抱回房。我犹如小鬼上身般地从姥姥的怀里挣脱，冲进阳台，反复搓着那根枣红色的棉绳。

那后来呢？

姥姥说，后来，你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碎银子，小猴子，红绳子，这些童年里的宝贝被我挨个识别，记忆的画面像是一盏盏年久失修的夜灯在脑中一一点亮。只是这些东西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我还理不出头绪。直到姥姥神秘地一笑，三言两句地从时间的缝隙里挑出记忆的线头，我才终于揪着线头串起了失落的童年。

那时每逢过年，母亲都要在家中进行一次大扫除，任何杂物都会成为她的眼中钉。父亲的东西，哪怕只是衣兜里的发票，她也不敢乱动。于是我的房间便成了她大展拳脚的地方。

旧本子，脏玩偶，一切我心头的宝贝，都是母亲眼中无用的零碎。在经历了几回惨无人道的洗劫之后，我也学精了。临近过年就提前打电话，叫姥姥姥爷来看我。他俩一到，我便偷偷将宝贝塞到姥姥手中，叫她替我收好，等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地盘了，再还给我。现在想来，也许从一开始姥姥的家就是我的垃圾中转站。

很多年以后，我常在想，世上很多东西，乍看各有不同，但斗转星移之后，你便会发现它们对你来说，从来就是同一种东西。于是命运，初见端倪。

哐当一声，门开了，姥爷终于回了家，他两手空空，目光呆滞，像是弄丢了什么。一进屋就黑着一张脸。我问姥姥怎么回事。姥姥说，闹脾气，不理他，一会儿就忘了。我问，什么事？姥姥说，乱说话，你来之前，他跟邻居在楼下胡扯了好久。一上楼，我说他两句，他还不乐意了，摔门跑了。我问，女的？姥姥点点头，又一脸惊奇地问我怎么知道。我不合时宜地笑出声，聊就聊呗，这把年纪你还管他交朋友？姥姥说，不是我要管他，是他记不住事，应了别人的事，又办不到。

姥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告诉我，有回邻居要跟团旅游，问他去不去，他顺嘴应了，又没跟我讲。后来邻居替我们留了名额，垫了押金。临出发前几天，人家找上门来，我才晓得。邻里之间，哪能这样，一来二去的，多难看。姥姥怨着怨着，姥爷的背就塌了下来，整个人缩成了客厅里一团黯淡的光影。

你姥爷，仗着自己不记事儿，什么都敢应。逛个菜市场也是，卖肉的问他要什么，他倒好，什么都要。一摸口袋，又没钱，让人家把肉给他留着，说是回家取了钱再来，一到家，又忘个精光。什么都敢忘，就是捡破烂，忘不了。

我有意打断姥姥的抱怨，伸手将一地的宝贝重新码进箱子，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我一块儿带走，说罢站起身走回客厅，在学步椅跟前绕了两圈，冲着姥爷说，东西我都带走了啊。姥爷问，你都要啊？我点点头。姥爷说，这么些，你都喜欢？我嗯了一声，不敢看他的脸。姥爷说，都是好东西，你要不喜欢，也不要丢，帮我存着，我这儿存不住东西，说完瞪着姥姥的背影。我时常怀疑，姥爷并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只是不愿意戳破我们串通一气的卑鄙行径。

我来回跑了两趟，才将东西彻底清空。

第一回，丢的是姥爷的宝贝。

第二回，丢的是我的宝贝。

姥姥说，箱子还能用，记得带回来。

当我把樟木箱在垃圾桶前掏干净时，才回过一点儿味儿来，我丢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些被我丢掉的东西，每一样粘着我的记忆，或许它们都曾是我不具名的朋友，那么姥爷捡回来的破烂呢，是否也是被某个陌生人遗忘的朋友？

如果童年里的宝贝都是关照过我的朋友，那么姥爷的东西呢？是否也是日夜关照着他的朋友。他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只有通过一遍遍地寻找，才能捏住一点确定的内容。捡起来，是一次郑重的选择，装进兜，是带回家做客。那一点点的获得，是他模糊记忆里唯一能握住的锚。他像是个老渔夫，每天都要出海，每晚都要下锚，一遍遍地寻找，一遍遍地遗忘，成为他乏味生活里微弱的秩序，让他脑中松动的岁月，不再风雨飘摇。

或许时间从来就是个黑洞，我们所经历的日子，拥有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滑入其中。只有成长的记忆才能将它填满，可衰老又将它们一夜清空。所以就不要问，一样东西，留着有什么用了吧，当我们的心底都有一个洞。

临近年关时，我再次去探望他俩。那只柠檬黄的小鸡已全身白羽，看起来足斤足两。我半开玩笑地问，都长这么大了，您是打算红烧还是煨汤？姥爷说，瞎讲，哪里大了，还要长呢！我问姥爷，那等它真长大了怎么办？姥爷始终没接话，专心地用苹果箱给小鸡搭窝。我想，这只鸡应该永远都不会长大了。就像朋友在朋友的眼中是不会长大的一样。

本来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但昨天母亲突然问我，一只鸡到底能活多久？

我问，怎么了？

母亲说，姥姥成天跟在小鸡屁股后头，扫鸡屎。

我说，看来我姥的腿脚还行嘛！

母亲说，你姥说了，还不如让他出门捡破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