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北方

作者/无支祁

上天把他生成笑柄，却不赋他麻木的神经。

2005到2010年，你在北京生活过吗？也就是十几年前吧，说遥远不遥远。这十几年北京的实际变化不大，核心商业区、城区公园十几年前都建设得差不多了，房地产商也早就把主战场搬离了一线城市，挪到了下沉市场——但是即便如此，北京仍然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让人深切地怀疑 2023 年的北京和2005 年的北京是不是同一个城市。现在再提到韩寒嘴里这个“搞文化的人都得去”的城市，河南人沉默，河北人哽咽，剩下的人玩着“京爷儿V个50 元看看实力”的烂梗。

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最近进京的政策终于有所放开，得以又去了一趟北京，见了一些以前的老朋友，大家又回忆起很多以前的事情。其中包括很多我也不太能记得的事情。

06 年的夏天，我去北京做文艺青年。那时候“文艺青年”还不是贬义词。我中专刚毕业，我自命不凡地认为我和一般的中专生不一样，我有才华，会画画，会打架子鼓，我只是不喜欢英语、数学，因此沦落到中专。在北京的五年时间里我先后干过画室老师，玻璃幕墙保洁，物流中心搬货，然后在 08 年开始搞乐队。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张艺谋在北京用烟火烫下了二十九个大脚印，我们当时乐队第一次在室外排练，一仰头一片璀璨。

那会儿北京遍地是乐队，有些还真的非常有实力，其中比较幸运的几个最近几年正在乐坛大放异彩。我们乐队去参加了几次商场走穴活动以后，经朋友介绍在后海一个同性恋酒吧驻唱，一场 360 元，四个人分。有时候老板不想付钱，就给我们每人一张一百元的酒水抵用券。我记得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床底下收拾出了整整一个箱子的酒水抵用券。乐队的贝斯手是个女孩子，姓滕，特别喜欢唱一首自己写的歌，第一句歌词便是“我姓滕所以世界总是让我疼”。我和她睡过一次，在酒后，我们沿着后海公园走，冬天，深夜，北京零下十七八度，我们在绿化带里喘着白气交媾。做完以后我们买了一些小瓶装的白酒和酒鬼花生坐在公园门口的台阶上，一直喝到天亮。我们说了好多话啊，关于未来，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她一边搓花生皮一边暗暗地叹气，然后她提议我们都给初恋打个电话，我笑笑，劝她作罢。她把诺基亚手机又塞回包里。北京的冬天多冷啊，我现在想来都不明白当时我们身体里流的是什么，能坐在那那么久。

后来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多。那会儿我住在北京一个四合院的边房——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四合院，是在现在七号线上的黄厂站西边两公里的地方。

要命的是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七号线，从我住的地方到后海大概要转两趟公交车然后转地铁，整个过程大概两个半小时。房子是一个九平米左右的杂物间，租金 550 元，房东就是房主，不是二房东，是一个老太太，地道北京人。房间里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还有一个很小的茶几桌，只能放放手机和烟。洗澡是在门口街道的公共浴池，我通常洗完以后直接就在浴池的大厅睡了。

那个浴池叫大华浴池，里面有一个常驻小姐，她吃喝拉撒都在那个浴池，给人按摩，或者提供更多隐晦的服务。北方的浴池都很昏暗，像她的眼神。

我在北京的五年里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什么搬家的动力，也懒得搬，但其实真的搬起来也就是一床被褥和几件衣物，简单得很。跟贝斯手女孩在一起以后，她经常来我这里住，我们用一个塑料袋拎着洗发水和肥皂去浴池洗澡，浴池里有点缺氧，回来的时候她脸颊通红。晚饭就是火锅，一个电磁炉放在小桌子上，插线板从床上的插口连接到桌子下，清水倒进锅里，然后去门口菜地摘白菜、西红柿、白萝卜、葱、香菜——这是房东老太允许的。再拿出提前买好的羊肉卷和芝麻酱，一顿火锅就成了。为了适应这个小茶几桌，我们坐在又矮又小的凳子上，时间长了腿疼，要站起来走两圈。我们都喝酒，用一次性杯子，两个人大概能分掉一斤的白酒。那会儿喝多了不玩手机，就是发呆，苦笑，唱歌，让火锅的雾气把自己淹没。

深夜我们简单收拾一下，就挤在下铺睡下，因为上铺都是衣服、脸盆之类的杂物。奇怪的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再也没有做过爱，也从未对彼此提出这种要求，只是有时候睡觉我会抓着她的胸部。她说我手很嫩，我笑着说，我们都成这逼样了，皮肤还是很嫩，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可怜。

彼时我在淮安老家的朋友已经陆续开始结婚生子，开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饭店，或者买房，卖房。我们好像相处在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偶尔我们彼此回头隔山相望，我成了他们嘴里“在北京搞音乐的朋友”，他们成了我嘴里“老家有个做生意的兄弟”。

贝斯手女孩还会说葡萄牙语，她说完全是她初一到高三自学的，买录像，看书。

我问她为什么学葡萄牙语，她说那个时候就想学一门语言，最好是欧洲国家，英语肯定不行，法语太复杂。最后一看世界地图，葡萄牙正对着广袤的大西洋，她就觉得要是学葡萄牙语，以后从事葡萄牙和中国的贸易，也许去葡萄牙出差的机会很多，能经常看大海。她讲完回头问我，你能懂吗？我特别能懂，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看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但是我没想到她葡萄牙语说得真的很好。有一次在酒吧遇到四五个葡萄牙人，他们开始沟通的时候几个葡萄牙人说得很慢，想尽量让她能听懂，后来发现她完全可以正常交流以后越说越快。那晚他们聊了一个晚上，非常愉悦。夜里我们回到黄厂的小屋子里，她坐在床边用我的脸盆泡脚，和葡萄牙人喝酒时飞扬的神采全然淡去，这种画面太过于残忍。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尝试从事葡萄牙语相关的行业，也许真的可以稳定地获得一些高额的收入。她说所有招聘葡萄牙语翻译或者相关工作的，都是跨国企业，我高中毕业，学历上实在达不到他们动不动研究生博士生的标准。“上天把他生成笑柄，却不赋他麻木的神经。”这是《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句话。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并不是嘲笑我的贝斯手女孩，我只是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会说葡萄牙语这项技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真的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然后我又顺势觉得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板，做中国和葡萄牙的外贸生意，很欣赏她，既欣赏身体，也欣赏她一路走来的故事，顺带欣赏她的才华，那她肯定是毫不犹豫就立刻跟这个老板走了。这不是恶意地揣测，而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哪怕被冠以“小三”“被包养”的骂名。

一年多以后我们分手。分手的原因是她出轨，出轨对象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某个做外贸的老板，而是我见过无数次的一个女孩。她俩认识得比我还早，经常一起牵手逛街，睡觉，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她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愉快，三个人坐在驻场的那个同性恋酒吧角落里，她说，我真的很喜欢她。说完她看向左手边的那个女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丝毫没有感受到背叛和冒犯，我说祝福你们。我想贝斯手女孩真的太需要一个朋友了，北京风太大了，我们都需要朋友才显得不那么清冷悲凉。我并不认为她们之间真的有爱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不懂爱情。

后来她离开我们乐队，加入了一个真正的乐队。最后一次见到她我送了她一幅画，本来想画她的肖像，最后感觉无以下笔，于是干脆在一整张画纸上只画了一个若隐若现的裙摆，在风里飘扬。其实我画的时候想要的感觉是这裙摆一边随风飘，一边又很坚韧，有自己的棱角和形状，就是想表达一个又柔软又刚硬的感觉，但是最后画得一塌糊涂。没有刚硬，全是柔软，像是一个小女孩无助地站在风里。

那晚我回到自己租的小杂物间，居然觉得空荡。

乐队解散之后我们各自在北京以近乎流浪的方式生活，那也是我生命中最为平淡、幸福的一年。马云说“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刚毕业每个月领着九十一块钱工资的时候。”当时听这句话的记者立刻嗤之以鼻，但是我想真的穷过的人肯定能明白这句话是多么真诚。

那一年我每天下午三四点从逼仄的杂物间里起床，洗个澡三元，然后坐公交车转地铁去后海。中间路过无数个北京知名景点，有时候会茫然地看过去，看着北京的大爷大妈退休以后在公园门口玩各种古老的乐器，看票友在练嗓子，书法爱好者用大拖把沾水在路上写字。也有一些时候我会一路睡过去，然后在底站被司机赶下车。

后海酒吧街有个角落是我们的聚集地，大家坐在花坛边的石头上聊天。等夜幕彻底降临就各自散开，脖子上戴一个牌子，写着“唱歌十元”，然后到各个酒吧、饭店晃悠，有人酒喝多了一时兴起，便给我点单，让我给他们唱首歌。有时候运气好，老板会要求多唱几首，然后递过来一张红色的人民币。我一边弯腰说谢谢，一边后退，开门出包间。步伐像是清朝大宅门里的丫鬟。挣够了两百，我的习惯是过了凌晨一点就摘下脖子上的牌子，吃个炒饭，再打包一份饭菜回家。回家的方式是和两个也住在黄厂的女孩拼车，非常固定，她俩是跳舞的，有时候下班稍微晚一点，我们就互相等待。

这里想多嘴说一句的是，其中一个跳舞的女孩家境非常优越。她的亲哥哥在内蒙担任某个重金属淘炼公司的高管，不是很懂，就类似稀土之类的。他开着一辆很大的丰田车，曾经自驾一千多公里来给他的妹妹过生日。那晚女孩邀请我顺便坐她哥的车回黄厂，省了打车的费用。她的父亲是高中的校长或者副校长之类的重要职务。即便如此她仍然在北京跳舞，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天在舞蹈班教小孩子跳舞，晚上在酒吧之类的地方跳舞。有一个晚上很冷，我们站在路边等另外一个跳舞的女孩，我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要在北京跳舞，到底为什么。

她笑笑没有回答我。那天她穿着一个裸色的丝袜，裹着大衣在风里发抖。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笑笑不说话回头张望的样子，她好像一点都不想解释，也不需要人理解。

说来神奇，那会儿宋冬野就住在我的隔壁不远处，他经常在胡同口抱着吉他唱歌。我每次看到都想，这傻X，我搞音乐的时候你还在玩把儿。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更是这么想我的，显然我们都没想到他日后会火成这样。因为都在搞音乐，我们喝过两次酒，他都不怎么说话。《董小姐》的 demo 那时候已经写出来了，酒桌上他高声地唱给我们听。“鼓楼的夜晚时光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真好啊，我们听完喝了好几杯。跌跌撞撞回家的路上我特地买了一包黑兰州，一边抽一边哼这个旋律。

多年后我在酒桌上跟朋友聊起他的《郭源潮》，朋友说这歌肯定是唱一个 1951年生的人的故事，因为郭源潮音同郭援朝，援朝不就是 1951 年的事情嘛。我们当时都喝多了，我立刻开始炫耀，我说我来给宋冬野打个电话，问问看郭源潮是不是 1951 年生的。电话打过去他还真接了，我这边立刻点了免提。我们在饭店，声音嘈杂，他意识到肯定是酒后的骚扰电话，于是犹豫了一下以后挂了。剩下我坐在千里之外的酒桌上拿着被挂了电话以后嘟嘟嘟响的电话，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柱的老狗。

说回北京。乐队解散后也有一些时候我会三四天不出门，也不洗澡。房东老太担心我，主要还是怕我死在她的房子里，偶尔会过来敲我的房门，结果发现我只是在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日子那么能睡，每次醒来就抽根烟，然后烟头灭在一个大可乐瓶子里，转个身，扭个头，继续睡。早上太阳从东边我的木门缝里溜进来，傍晚太阳从西边窗口照在被子上，老太在院子里生炉子，她喜欢先用一捆塑料袋引火，塑料袋燃烧发出刺鼻的气味，我把头往被窝里钻钻。

本来只是想躲一阵这气味，结果稀里糊涂又睡到半夜。过程中会做一些混乱的梦，梦里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对话，微胖的女人、平静的水库、踢瓶子的男孩、钓鱼的男人、放风筝的老头，这些意象稀里糊涂地在梦里像 PPT 一样闪过，断断续续。

有一次在家睡了四五天，我艰难醒来，从床尾把牛仔裤拎起来，看口袋还剩多少钱。黑黢黢的硬币、皱巴巴的纸币团成一团被扔在小桌上，我数了数，又把他们重新塞进口袋。那是我在北京五年第一次去浴池找那个小姐，路上我心生慌张，不是因为紧张——就是莫名的慌张，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一些拥抱或者安慰。那小姐见了我也不过来招呼，因为我已经拒绝她无数次。我洗完澡伸出手对她“嘿”了一声，她眼睛一亮，从角落里跑过来。她给我报了一些价格，这样四十，那样五十，如果你要那样就要再加五十之类的，我根本没有在听，就觉得心里堵得慌。我给了她 200，我说去包间。到了包间她有些迫不及待，我说你躺下，她听话躺下，一边躺一边说，我见过你很多次呢。我说，躺下，别说话。她躺下，背对着我，我抓着她的肩膀，让她转过身来。她鼻息落在我头顶，我有些发抖，心里发抖的那种。她像是可怜我，伸手抱着我，腿勾着我的腰，我又往她怀里挪了挪。我像是发烧一样，脆弱、畏寒。可能因为晚上没什么生意，小姐一直这么抱了我一个多小时，直到外面有人呼唤她。她立刻起身，整理整理衣服，然后就扭头出去了。我又抽了根烟，起身回家。

走到家已是深夜。房东老太屋子里的灯亮着，因此那个被吊起来的影子很清晰地悬挂在房梁上。我嘴里叼着烟，手插在口袋里，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也没敢进院子。我先打了 120，又打了 110。120 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司机只留下一句话，你打 110 没有？我点点头，司机说，那就直接 110 来解决吧。那晚我去派出所录了一夜的笔录。警察问我，老太近期有什么异常吗？我说，没有，倒是我很异常。警察正在写笔录，抬起头看我一眼。我说，我睡了很多天，我感觉我很异常。

这事情解决了将近一个月，老太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我以为会非常麻烦，好在这两个儿子都是非常标准的文化人，两个人都没有对我抱有任何敌意，可能他们从我的眼神里感受到了懦弱和无能。他们操办了老太的丧事，并且对警察说，其实这一切早有预兆，老太已经不止一次跟他们说过不再想活了。警察说，那你们应该多回来陪陪她。大儿子泪流不止，只说了一句，都很艰难，都很艰难。

老太自杀以后几个房客纷纷退租，她的大儿子一一归还了押金，当月水电费和租金也都免了，最后只剩一个我，他说，你呢？我说，我可以接着租吗？他说，可以。他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因此我重新和中介签了合同，还是 550 元，并未涨价。

翌年北京雾霾严重。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具体不展开讲，反正城管、社区又开始清理我们这些人，各种查暂住证、消防安检之类的，好多人在那个冬天搬出了北京。我们几个朋友又坐在一起喝了一顿酒，大家感慨真是糟糕的年头啊，房价疯涨，民不聊生，租房也涨价，煤也不让烧了，冬天没有空调的房子怎么办？有人问我和贝斯手小女孩还有联系吗。我说没有了。然后我又开始想起她，姓滕所以世界总是让她疼的女孩。说实话北京那个时候最不缺的就是姑娘，但她的故事更让我铭记。晚上喝完酒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早已是空号。我当时行李已经打包好准备离开北京，安河桥的风很大，我走了半天没绕出去，几个同样脸色灰沉的人也在街道上游荡。我们对视了好几眼，估计互相都觉得对方不是北京本地人，问路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可能是怕触动伤心的魂。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错的年代啊，真是不错的年代。那个时候在北京搞文艺的朋友们，你们如今都在哪？

然而后来我并没有真正离开北京。我跟着一个朋友去哈尔滨混了半年，又回到了北京。火车到站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委屈，想哭，妈的，这城市像是勾命的索。

彼时夏天，我的小杂物间还在，没有退租。

最终离开北京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说我是淮安人，她说我们是老乡。

其实她并不是淮安人，她只是姥姥是淮安人，她小时候来过淮安几次。

那会儿七月，她刚毕业，准备离校，和同学来酒吧喝酒，正好我在台上卖力地唱。“雾气穿过她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唱完以后她来后台找我，扭扭捏捏红着脸问我这是谁的歌。那会儿这歌刚出来，听这歌的人很少，我把这歌介绍给她，她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

非常年轻单纯的一个姑娘，后来又来找过我几次，告诉我她的一些近况。她说她准备在北京实习一年，喜欢听我唱歌，尤其是这首《关于郑州的记忆》。我说为什么呢？她解下白衬衫的第一个纽扣，锁骨上赫然一大片白色的伤疤。我心里一紧，说，怎么搞的？她说，高中喜欢一个男孩，结果那男孩有个女朋友，他女朋友到我宿舍用开水浇的。我沉默，只觉得有点感同身受的疼。她说，第一次听你唱“雾气穿过她年轻的脖子”，我就想起来那个委屈的冬天，我洗完澡对着镜子一个人哭了很久，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

我很快把她给睡了，尽管我心里明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漂亮女孩，跟我这种人完全不一样，跟她发生关系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她太单纯了，可以想象光是一个人来酒吧找我这件事就已经需要她鼓足十二分的勇气了。

在发生关系以后一段时间她又来找我，频繁地找我，我慢慢开始有点厌烦。

她察觉到我的厌烦以后，少女的自尊立刻又回来了。她说，我明白了，我不会再来找你。我有些心疼她，多好一个女孩，可惜我是个爱无能的废物人渣。显然我根本配不上她的真诚和喜欢，所以再不联系是最好的结局。她给我留下一封信，大概几百字。说来虚伪又惭愧——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

幸运的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次在一个商场走穴，她正好跟同事在逛街，然后就站在人群里看我。我临时改了节目，又唱起那个南京人写的歌。她看了很久，然后哭了。等我的节目结束以后，我去人堆里找到她，我说一起吃饭吧，她点点头。

她跟我回到黄厂的小屋子里，我们对坐，还是那张小桌子，还是那粗糙的电磁炉烧的小火锅。从晚上七点一直吃到夜里两点，她说，好想你啊，好想你，其实一直都想你。我当时羞愧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头扎进火锅里死了得了。我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说，我知道你是个人渣，但是我感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感觉你是人渣里最有人性的，跟我分手的时候，你一定也很难受。

说完她抬起头，看着屋顶，眨巴眨巴眼睛，眼泪花花的。她怎么那么爱哭啊，我真的服了。

过了很久她又拿起筷子，像是大胃王根本吃不饱，说，电磁炉打开接着烧啊，还有菜呢。

我当时想的是，妈的，怎么有那么可爱又善良的混蛋啊，她比我坏多了。我只是钝刀子伤人皮毛，她是一哭一笑都像锥子扎进你的五脏六腑里。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了。她特别喜欢逛地坛公园，我就一直陪她去。有一天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她对我说，我好幸福。

我说，你不害怕吗，把幸福寄托给我这种人。

她说，我就是害怕才觉得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可能很短暂。

我扶着她的肩膀，把她转过来，两个人站在公园里四目相对，我对她说，但是我会一直爱你的，一直，永远，喜欢你到死。

我毫不犹豫，而且非常坚定。直到今天我仍然很骄傲当时说出这句话，我没有欲擒故纵，没有在她患得患失的时候故意装酷，也没有忽冷忽热，而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了她不会发生令人难过的事情。如果我这种人真的能给你带来幸福，那我就认真地给你幸福。

她瞪大眼睛，像是吃了一个巨大的枣子，然后噎住了。

2011 年秋天，她决定回家。她是苏州人，她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吧，过中秋节。

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回想起在北京这五年。中秋节，像是另一个世界里被十八盏聚光灯一起照着的那个奢侈品。我本能地拒绝，她说，不行，你必须跟我回家。我说，好，我跟你回家。

当然，我不愿意去的原因是我知道我不是正常人，没有正常的家庭。我母亲去世得早，哥哥很小的时候做技工右手被机床给铡了，我自卑，我恐慌，我只有躲在一个足够大的城市里浪费自己的人生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但是我还是决定跟她回家，也决定在她父母问起任何事的时候，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想像她一样诚恳，真实，就算不被人所接受。她太勇敢了，我承认这感化了我。

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父母是更加善良的人。可能是她提前打了招呼，她们没有问我任何事，没有问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问我工作，只是做了一大桌子家常菜，还有螃蟹、红酒。吃完饭她的母亲给我洗了很多水果，我根本吃不完。

她母亲安排我住在客房里，我洗完澡躺下，被子里满满阳光的味道。晚上十点多，我几乎要睡下，她母亲又敲门，送来一杯热牛奶，和一盏台灯。她说，这客房平时没人睡，昨天刚收拾出来，屋子里没有夜灯，很多小孩睡觉要亮着一盏小灯才能睡着。我说，没事，阿姨，我都能睡着。她说，好的，有什么需要你就说。

十二点多，她父母都睡着了，她偷偷跑来客房。床垫很软，我们陷了进去，她窝在我怀里。她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鼓起勇气来面对我的父母的，谢谢你。我说，我只是觉得我不配。

中秋节后，我又回到北京，她在苏州考试，最后成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说等我半年，她说好。

春节后，我履约离开北京，去往苏州。在她父亲的帮助之下，我入职了一个绿化公司。在半年的过渡后，我开始带着一个六个人的工程队做绿化工程，一切都在她父亲的规划之中，丝毫不差。

2014 年，我们在苏州结婚。我当时工程特别忙，主要是不想辜负岳丈的安排，因此特别努力，根本没空管婚礼。在婚礼前一天我才知道婚礼的流程，她给我一张纸，说婚礼有一段我们要互相表白。我看了一眼，说，好，听你的。那是一段长长的、矫情的对白。结果婚礼现场拿起麦克风的瞬间她就开始哭，从默默流眼泪到大哭不止，哭得司仪都没词了，只能说，新娘真的很激动。最后司仪小声地问我，表白环节还进行吗，要不然跳过吧。我看了眼她，她还在哭，然后她拿起麦克风，就问了我六个字：“我他妈牛逼吗？”

周围宾客大笑不止。我认真地看着她，点点头。牛逼，老婆，你是真的牛逼，这一路走来，你的勇敢和不顾一切，你的信任和坚持，你的委屈和隐忍，只有我能明白。你真牛逼，你小心翼翼地把软饭喂到一个脆弱的、自卑的流氓嘴里，然后大慈大悲地把他渡化。你牵着一个懦弱的男孩走进了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剧场，赋予了他崭新的人生。

不久后我们生了个女儿，剖腹产。我的老婆从小到大从未住过院，那天进手术室的时候竟然一直笑着。手术室出来以后因为麻醉的效果还没过去，她精神很好，说，原来剖腹产是层层剖开，我还以为一刀直接切开呢。我哭笑不得。随后她迎来了漫长的痛苦，大概持续了两周，真的很痛苦，我相信有孩子的人应该能明白。她说我看新闻，有医生做剖腹产手术的时候，会不小心把剪刀什么的落在子宫里。我说，你是疼迷糊了。那几天我的岳母身体不适，所以一直是我在医院照顾她，扶着她上厕所，排尿排便，帮她擦血。在这个过程里我也学习了一些再也用不到的知识，例如卫生巾是大头的在后面，小头在前面。

女儿的名字叫祁知无。岳丈起的，他说，人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才会容易满足，所以“知无”念作“足”，满足的足。岳丈说他一生平淡庸碌，也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平凡知足。

2022 年底，我的岳丈在一场高烧后离世。承蒙您一世厚爱，我将永不辜负这段恩情，未能及时尽孝，唯有好好爱着家庭和您的女儿、孙女。说来又觉得好笑，我的岳丈在退休以后特别喜欢钓鱼，后来受他影响我也染上了钓鱼瘾。岳丈在最后一口气弥留之际抓住我的手说，我先去奈何桥上打个窝占个钓位，你们好好活。

在送完岳丈之后，我去了一趟北京。本来是要带老婆一起，但是她学校网课不断，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在北京见了一些朋友，又看了一些风景，去了一趟长城，逛了一下地坛公园，唱了一些歌。在地坛公园里我给老婆发了条微信，我说，我最近很累，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只是源于工作，这种疲惫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爱你，一如当初站在地坛公园里一样，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坐在我对面吃火锅爱哭的小女孩。

她过了很久才回，回了两条，第一条是：祁，你能不能别在我有网课的时候发这种消息，我在学生面前哭很丢人。第二条是：最近三年生意都很艰难，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我永远爱你，永远是听你唱歌的女孩。

黄厂的小院子早就拆了，物是人非。

如上所言，近期一些工程进行得非常困难，我日夜难眠，时常想起在北京乐队解散后不停睡觉的日子，心生怀念，一直睡觉的日子真好啊。

多么美好的年代，我无法忘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