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岁出门远行

作者/兔草

人们都选择把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我只想躺下。

那一年的冬天，我决定出门远行。我背上双肩包，关掉手机，趁父母尚未睡醒，悄悄溜出了门。

是大年初三的早晨，大街上还残留着前一夜人们玩鞭炮的痕迹。楼下的早点铺子大门紧闭，卖重庆小面和安徽馄饨的老板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我孤零零在街上走着，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的眼神扫向街角，平时蜷在那儿的流浪汉已经消失了，他去了哪儿呢？他是否改头换面，回到了他的家乡，正在和家人们一起过节？

来到公交站，我随意跳上了一辆车，车上除了我和司机外，一个人也没有。我看着那些已经不太熟悉的站名，想着要在哪一站下车。司机也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这么好的休息机会，不睡觉，大早晨是准备去干嘛呢？”

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任由车子带着我朝前走，窗外的风景由熟悉变得陌生。我这才恍然惊觉自己已经离开这座城市很久了，久到无法辨认出它曾经的容颜，儿时玩耍的校舍已经被推平，改成了商场；童年频繁经过的街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游乐场。

街上红彤彤的，到处都悬挂着过年的祝福标语与红色灯笼，一切都如此热情，像一位在大宅中恭候多时的老管家，然而我却不敢对他道一声“春节快乐”。在疲惫行进的那些年里，我也数度想过放弃在北京的生活，回到家乡。然而在饭局上，在觥筹交错间，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说：“衣锦还乡，衣锦才可以还乡啊。”

我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穿的衣服，是旧衣，同事带我去北京动物园买来的，价格很便宜。我一向对穿着打扮不那么在意，也不认为过年就一定得穿新衣裳，这招致了母亲的愤怒，她对着我指指点点说：“你看看你，头发也不做下，穿的衣服也灰蒙蒙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什么朝气。”

有许多事，我从未对母亲开口说过，每次打电话，必定是报喜不报忧。我没有讲过，有一年的春天，北京沙尘暴肆虐，我走在国贸的大街上，低头看着手机，寻找下一个要面试的公司的地址。那整整半个月，我四处求职，每晚回家后，围巾里都能倒出沙。洗澡时，面上可以搓出一些黄泥。

人们都选择把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我只想躺下。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四处拜年，互相聊着近况，我却想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埋进肚子里，最好我不问别人，别人也不要过来问我。

但，亲戚们的“武器”是厉害的，不消一会儿就勾勒出了我的失败者形象——二十八岁，失业，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友。不爱打扮自己，头发特别短，看起来跟个男的似的。亲戚好心介绍相亲对象，我却每次都能在聊天第一句时，就把话题聊死。

“你都快三十岁了，也该醒醒了。”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二，我听到人们频繁议论着我，好像我比电视里的小品要有意思多了。她们磕着瓜子，为我规划着未来，她们提出了不少建议，譬如让我赶紧回老家，譬如让我抓紧找对象，譬如建议三十岁之前赶紧生个孩子等等。她们的孩子也跟我不太一样，那些女孩儿留着长长的卷发，手上做了水晶指甲，她们看起来毫无烦恼。我们最多的沟通可能也就是一句——“在北京，生活很辛苦吧？”

我的脸上写满了我在北京奋斗过的痕迹，在冬天，北方的风真的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像要把我的脸划开。可是，在北京，也有诸多无法与人分享的美好，譬如春天的玉渊潭，譬如夏天的北海公园，譬如无数的讲座与小型电影展。只是那些让我快乐的部分通常是家里亲戚从不在乎的部分。

无法证明自己是个成功者，这等于我的“远行”是毫无意义的。朦朦胧胧间，我又听到亲戚们议论，说谁谁家的孩子是交大毕业的，在很好的公司工作，毕业五年就在上海买了房，已经定居下来并结婚生子，正准备二胎。接着，她们又转头问我：“你呢，你要在北京买房吗？”

恐惧于亲戚们的拷问，我就这样开始了新一轮的“离家出走”之旅。我想，消失一阵是好的，起码这一天，我不会再受到那些人的骚扰。

2.

车不一会儿就驶离了市中心，我的前方出现了一片湖。车上没几个人，我打算就在这里下车。我想一个人在湖边坐坐，发会儿呆也好，反正周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在岸边，一块突出的三角区域，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架钢琴，四周也没有人。偶有小孩过去，对着那架钢琴东摸摸、西瞧瞧，但真正的演奏家则一直没有出现。

我从双肩包里取出一本余华的书，打算看一会儿。

每年都是如此，我在春节放假之前做好了一个大型的阅读计划，比方说十天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五天看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最后通通没有成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无法把自己的房门紧闭，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最终，书是书，我是我，过完春节后，书没翻两页，人还疲了。

总是听人说：“人要把自己还给自己。”我却始终不知道如何迈出这一步。现在，我关闭了手机，与那个喧嚣的世界短暂地失去了联系，这不失为一次机会，让我狠狠地叛逆一下。

年少时，我做过许多看似叛逆的举动，比如在学校明令禁止的情况下，把头发染成红色，比如喜欢穿一些有破洞和挂着链条的牛仔裤，比如在无人之地，大声播放摇滚乐。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些行为并不算什么，它其实只是青春期的小小发泄罢了，在父母和老师眼中，这样的孩子并不存在真正的杀伤力，他们害怕的是那些表面很乖，内心却充斥着各种抵抗情绪的孩子，就像我那个同桌，总是一声不吭翻墙逃学，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衣服、裤子永远是破的，不知道去了哪里玩耍。

有一次，我十分好奇，问他逃课之后都去了哪儿，我以为他会回答——“去网吧打游戏。”结果他说，他哪儿也没去，只是在动物园里不停散步，给骆驼喂草，摸摸鸽子，向斑马问好。我又问他，为什么他的衣服，裤子会破，他说他是把自己的好衣服送给了别人，自己捡了些破衣服穿。

书看着看着，人就困了，我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开始睡觉，朦朦胧胧间，我听到了钢琴曲的声音，我睁开眼，发现一个黄色的身影坐在钢琴前。这是什么曲子？是巴赫么？我有一点印象，但说不清楚。我站起来，朝湖边走去，越往前走，那人的背影越发清晰，我通过他的衣着辨认了出来，他是一名外卖骑手。

大年初三，有人没有休息，还在路上奔跑。意识到这一点，我忽然有些羞愧。那个骑手弹了一会儿就站起来，推着车子，继续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打个招呼，他就骑得很远了，那架钢琴又空置了下来。

有几年，我迫切渴望培养一项技艺，用以弥补我在学生时代的遗憾。小时候，父母送我去画画，画了没几年，我就没兴趣了。后来在各种文艺表演中，我看到那些会弹琴，会唱歌，会跳舞的同学，总要露出羡慕的表情。我也想过学习弹钢琴，但去了没几节课便半途而废了。有时，我将自己的种种不成功归结为生活给我的外部压力，比如工作太忙，或者别的理由，但有时我又觉得，如今混成这样，似乎是咎由自取。

短暂的安静后，湖边再次喧闹起来，人们朝着一个广场地带涌去，我这才发现那儿有个铺子在做开业宣传。我一向不喜欢过分热闹的场合，准备快速远离这个锣鼓喧天的区域，然而，一个黑色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是魔术师和他的白鸽。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在露天变魔术的人了，况且他戴着高帽，披着斗篷，看起来有一种古典式的夸张。我朝高处走去，想看清他到底要做什么，我期待在某个角落可以发现魔术师的秘密，他那些骗人的小伎俩或是简陋的道具之类。但，什么都没有，他变的竟是一种徒手的近景魔术。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那只白鸽忽然扑棱着翅膀飞到了我身边，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满身的面包屑，估计是离家不久后在路上吃面包时掉落的。魔术师很快发现了白鸽的失踪，有探照灯照到了我的身上，这灯亮度极大，把灰蒙蒙的天瞬间照得像金光闪耀的舞台。我猝不及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个刹那，我感觉自己像是《西游记》中无所遁形的妖怪，似乎马上就要扭曲着露出自己的真身。魔术师用喇叭喊话，告诉全场，我是被选中的幸运观众，让我到他的面前，他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

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在众人的目光簇拥下走到了魔术师的身边，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杯子，让我对着里面吹气，然后许一个愿。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这才发现他一点儿也不年轻了，双鬓是斑白的，眼角也有皱纹。我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口。他又悄声问我，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一时恍惚，随口答了句：“我想回到十八岁。”

我的确很想回到十八岁，但这根本不可能。

魔术师笑了笑，把酒杯拿回去，从里面变出了玫瑰和金币巧克力。他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说这就是达成愿望的两把钥匙。我心想这根本就是扯淡，魔术不是魔法，既然做不到，就不要胡乱夸下海口。我再次看向台下，发现那些观众只是在起哄，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魔术师变出了什么，而我的愿望又是什么，他们只是图个热闹罢了。散场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我一瞬间意识到，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清楚的亲戚们和这些观众没有区别，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进入到某个特定的场合，然后坐在沙发上看戏，他们或许也只是信口开河，随便谈谈，根本没想过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干涉。

表演结束，观众散场，湖边又恢复了平静，我不知道下一站要向何去处，我打算去火车站看一看，虽然根本不知道要去哪儿，但我或许可以买一张火车票，随便去一个地方，潦草打发这几日的生活。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如果我潦草地过完了这个春节，或许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发我的余生。

走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一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年，我第一次踏进这里时，刚满十八岁，因高考失利，我关闭了手机，漫无目的在城中漫游。考不上心仪的大学，又不愿受复读之苦（复读也有可能越考越差），我从此沦为了人们嘴里的笑话，仿佛这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如废纸一样只能扔进垃圾桶。

站在十字路口，我看到牌子上显示着南下广州的列车时间表，我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去找个工厂打工。我又看了一眼北上的车，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北京，或者我能混个什么电视剧的群演？打打杂？哪怕住在地下室也无所谓？那时的我实在是太年轻了，年轻到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凶险。

我继续朝前走，走到了一面哈哈镜前，镜中的身影被拉长，我觉得滑稽，自顾自地笑了起来。透过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的脸，其实还是和十八岁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低头，打开了手机，想看看失联的一天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我打开的那个瞬间，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用苍老的声音问我：“你在哪儿？”我没敢告诉他我在火车站，只说约了几个朋友出来玩，手机刚好没电了。父亲“嗯”了两声，问我要不要回家吃饭？我问：“有别的人在吗？”母亲忽然夺过父亲的手机说：“大年初三啊，不拜年的，谁来啊，你赶快回来吧。”

这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担心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一天压根不需要拜年，这一天也没人来我家拜年，没有人真的像窥视狂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只是我自己总是在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回来吃饭？”父亲再次确认了一遍。

“嗯。”我很确定地回答。

挂断电话，我终于释然，我把包卸下，坐在广场的空地上，开始吃那枚金币巧克力。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巧克力，仿佛所有的美梦藏于其中。我想起魔术师的那些话，钥匙或者愿望。这时一个女孩走过来，问我进站口在哪儿？我抬头一看，那正是二十一岁时的我，我想起王小波的那句话——“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进站口就在那边。”我朝前一指，女孩道了一声谢谢，兴奋跑了过去。我忽然忆起，这便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的样子。我没有拦住她，也没有告诉她我此后经历的一切，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跑向出发点，想顺手送她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