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作者/王元

唱反调就是我跟他人对话的方式，好像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不这样就显得自己缺乏立场。

两年前，我曾在“沙燕”号空间站服役。当时我刚毕业，对未来没有任何精打细算的计划，凭着年轻和懵懂横冲直撞。

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空间站，有什么目的，或者说情结？在他们看来，那里跟监狱没什么区别。哦，他们把空间站比作天上的监狱。我不想装深沉，说出几句模棱两可、故作玄虚的话，只是坦言，反正要找个活干，正好有个活干。

就这样，经过报名、面试、体检、训练，我顺利升空。报到那天站长带我四处看看，熟悉工作环境，为我介绍其他同事。空间站不大，人也不多，我很快就转遍了，也跟所有人打过招呼，这时站长告诉我，还有个地方，还有个人。他指着舷窗外一座孤零零自转的舱体，说：“那是一间实验室，胡雁博士正在里面调试设备。”

因为太空环境纯粹，许多研究机构都会跟空间站合作，在这里开展实验。我在培训时对此有所耳闻。

“做什么实验呢？”我随口问站长。

“远距离传输之类，量子纠缠那一套，”站长说，“具体我也不清楚，都是胡博士负责。你感兴趣的话，等她回来可以聊聊，胡博士人很好的。”

我怎么会感兴趣？我好不容易逃离校园，对学习唯恐避之不及呢。我礼貌笑笑，不置可否。

当天晚些时候，我在生活舱吞食例餐，那是一种条状的袋装流食，口感就像沙沙的棒冰，只是没那么凉，绝对谈不上美味。我正准备飘回睡眠舱，与一位女士擦肩。

她说：“你就是新来的吗？”

这句话问得有些居高临下，我下意识反抗，说：“你就是胡博士吗？”没来由地，我以为胡博士是一位男同胞，没想到竟然是——怎么说呢，还挺好看的——女士。我知道自己想当然了，“yan”本来很少在男性身上落脚。

不用说，她就是胡雁博士，也不用说，我就是新来的。她看着我，愣了两秒钟，“噗嗤”一声笑了，说：“我就是。小孩还挺可爱。”

“喂，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吧？”我的反击倒像是恭维。

她笑得更加璀璨，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睿。”

“你好林睿，我叫——”

“胡雁。”我抢白道，感觉自己扳回一城，“我知道你的名字。”

“看来我声名在外。”她又笑了。她真的很喜欢笑。

睡眠舱由一个个抽屉组成，我们就睡在里面，因为高度有限，坐起来的时候需要稍稍弓着背。

我来到空间站的第一晚，结结实实地失眠了。我闭上眼睛，脑海浮现出连日来的种种，像一部剪辑凌乱而飘忽的文艺电影，毕业、就业，感觉极度不真实。如果不是睡袋束缚着我的身体，我会漂浮在半空中，不真实的感觉是真实的。

横竖睡不着觉，我研究了睡眠舱的娱乐设备，随机选中《玻璃之城》（一部古老的香港电影），我只是想打发时间，随时准备切掉，没想到却津津有味地看完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影院之外看过一部完整的电影。我在遥远的外太空重拾对电影的热爱，这算是一种误打误撞的收获，距离与寂静让我浮躁的心归于平静。

所有人按部就班，像一只只敬业的陀螺，我强迫自己旋转起来，与大家同频。

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每天大部分时间只需要盯着屏幕，调校一些出格的参数。我问站长是不是可以再给我多安排些任务，站长摆摆手说：“我能理解你寻求进步的心情，但工作要循序渐进，你如果有空，可以去帮帮胡博士，她那边最近缺人手。”

我心里想着，为什么要去帮她？然而，我已经在换宇航服了。

我进入密封过渡舱，背上氧气瓶和飞行器，申请出舱。我缓缓飞向实验室，从一座岛屿到另一座岛屿。

“你怎么来了？”胡雁看见我，笑靥如花。

“站长让我来的。”我把站长搬出来挡枪，摆出一副被强迫的委屈与不服，好像这样显得我更有型，看来我尚未完全摆脱学生时代的稚气。“有什么活给我干？”

“你帮我记录数据吧，我一个人还真有点手忙脚乱。”胡雁说着推给我一副纸笔。之所以说一副，是因为笔的一端系着一根绳，绑在本上，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接过纸笔，打眼一看，发现上面是一群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数字。我很想吐槽一句，这年头谁还用这种原始而低下的方式记录啊？然而，我已经握紧了笔，侧耳谛听。她解放了双手，操作起来自然、流畅。我跟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捕捞她抛出的数字。我们俩配合娴熟，整整一个下午没有纰漏。可能是工作过于投入，我们一时忽略了时长，等到我们反应过来才发现被困在实验室——我们的氧气储备不足以飞回空间站。但不用慌，只要跟空间站联络，他们就会来救我们。可是我们轮番发送的通话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可能正在嗦饭，一会就会想起我们。”胡雁安慰我。

“没事啊。”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一点也不担心。”

“小伙子还挺勇敢。”胡雁笑着说。

“真的，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吧。”我再次指出这个问题，“三岁？四岁？撑死了五岁。”

“我已经结婚。”胡雁说。

“这怎么了？我有同学大二结婚，大三就当爸爸，结婚只是说明你到了法定年龄而已。我也到了好吗？”我突然有些失落，就是那种你走了很远，快到终点才被告知选错跑道的怅然。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胡雁结不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我还是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结婚太早了没意思吧？”

“结婚本来就不是冲着有意思去的。”胡雁没有笑，“结婚就是——”她看着我，指了指我手里的纸笔，“就是绑着这根笔的线，给彼此一个纽带。你呢？”

“我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过，年轻的时候卿卿我我，出双入对，现在分开了。”

“好像你现在多老似的，还年轻的时候？现在不就是你最好的时光吗？”胡雁脸上恢复了大把的笑容，“等你像我这么大，就知道现在有多美妙了。珍惜眼前吧，年轻人。”

我不喜欢她拿年纪说事，岔开话题，问她为什么要来太空实验室，多寂寞啊。胡雁说她很喜欢星星，从小梦想能够摘下一颗星星挂在窗前。这个梦想充满甜蜜又缺乏常识，我不禁哑然失笑。所以有机会能来到靠近星星的地方工作，她就申请了，有点圆梦的意思。

“你呢？”

“我没有梦想。”

“有够坦白。”胡雁说，“其实我觉得梦想跟爱好差不多，也许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仔细总结总结，肯定有一个倾向。”

我点点头，没有跟她唱反调。那时候，唱反调就是我跟他人对话的方式，好像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不这样就显得自己缺乏立场。

我们又聊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常，比如我们的家乡，家乡的风俗和美食。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想念和回忆里的美食让我们的肚子饿得花枝乱颤。我们又一次联系了空间站，仍然没有回应。我有些慌了。

“我们少说点话吧。”胡雁建议道。

“我们得想想办法。”

“可能是还没吃完饭。”胡雁说。

“我把氧气灌给你，你回去求救。”我身为男人，渴望保护女性的心理作祟，有些自大，有些武断，自我感觉还很无畏。

“要去也是你去，我可比你年长。而且，你是来帮我，没道理让你冒险。”

我们都知道留下来更危险，需要等待一个来回。

就在我们争执不下之时，实验室的门开了，站长提拎着两个氧气瓶从天而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天而降。我从未觉得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如此可爱，忍不住要上去拥抱。站长一个劲向我们道歉，应该早点发现情况，过来搭救我们。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受到太阳磁暴的影响，通讯装置被干扰了，我们的呼叫始终没有接通。

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去实验室给胡雁打下手，当然，我们都带上了备用氧气瓶。

一晃大半年过去，空间站有人离开，也有人来接班。站长问我要不要回去探亲，我摆摆手说不需要。是啊，我有些狼心狗肺，对待父母和朋友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永远是一副若即若离、忽远忽近的嘴脸。我挺讨厌自己这种玩世不恭的腔调，可我就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把自己的冷酷标榜成成熟，并以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与人交流。

我引以为傲的睡眠又回来了，可我却习惯每天晚上看一部电影的节奏，我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遵循某个榜单，我只是浏览电影海报，看到顺眼的构图就点进来。大部分电影都不会太差，毕竟凝结了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心血，但也有例外，一帧都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看了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观看的过程昏昏欲睡，看完却清醒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来走走。

我来到休息舱，准备给自己搞一袋喝的，结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胡雁。

“喂，你怎么不睡觉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太没礼貌了，好歹喊我一声姐姐啊。喂算怎么回事，不像话。”胡雁嗔怪道，但语气是活泼的，像鸟啁啾。

“我才不叫你姐姐呢。”我也不想喊她博士，老师之类的称谓，我觉得那样会把我从她身边推远，但我又不能直呼其名，所以只能用“喂”替代。“别岔开话题，是我先提问的。”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

“什么日子？”

“你不知道吗？”胡雁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今天是除夕啊。”

啊，过年了。

在空间站，拉远的不仅是与地球的距离，还有风俗。我想着给父母打一通电话，等一会儿分开。

“他们也没人说，也没庆祝活动。”

“他们一般明天庆祝，晚上该休息就休息，除夕是地表的庆典，新年才是人类的狂欢。”

“那你呢？一个人跑到这里做什么，望月怀远吗？”

休息舱有一面视镜，实时播放空间站之外的景象，因此人们将之视为窗户，通过这面特殊的窗户，刚好可以看见月亮。没有了大气层的干扰，月亮看起来更加明亮，亚平宁山脉和柏拉图平原一览无余；星星也变得沉稳，不再像个孩子似的眨巴眼睛。

“我在守岁。每年除夕我都要熬一整夜，洗劫过去一年的忧愁、苦闷和不幸。”

还真是古老的传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熬过一整夜，每次信誓旦旦彻夜不眠，很快就被打脸。今晚我想试试。我们聊了很多，直到最后把话都说完了。话是可以说完的吗？就在某一刻突然沉默，不管怎么搜肠刮肚，也组织不起来任何有效的语言。但我们不觉得尴尬，至少我不觉得尴尬。当你跟一个人并肩而坐，不说话也不尴尬，是不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呢？至于说明什么，我其实也掰扯不清。总之，我希望这个漫长的夜晚再漫长一些，希望新年矜持，不要急于掀开盖头。

“对了，你的实验还顺利吗？”跟没来由的沉默一样，我毫无征兆地开口了。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好像有人绑架了我的声带。

“还可以。”

“帮你记录了很多数据，我还不知道具体的实验内容。”

“你想知道吗？”

“也不是特别好奇，你就当成求知欲吧。”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我摸了摸身上，除了衣服，没有任何身外之物。胡雁见状掏出一个红包，在我眼前晃了晃，说：“我每年都会准备一些纸币包红包。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复古？”

“守旧。”我嘟囔道。

“你在这等着。”

胡雁像个孩子似的，兴致很高，完全没有在意我语言上的冒犯。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讨厌，非要跟别人唱反调。在我生长的年代，父辈非常开明，从不以“不说话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讥讽他们的后代，但也没有鼓励孩子们跟亲友叫板。我只能将此归咎于性格问题。

胡雁兴冲冲离开，大概二十分钟之后，又兴冲冲回来，像个蹩脚的魔术师一样，让我摸摸自己的口袋。我刚才检查过，什么都没有，手指头却碰到一个硬物，原本空空如也的口袋里生长出了红包。

“当当当当当，惊喜吧？”胡雁张开双手，一高一低，仿佛在丈量我的反应。

“你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走之前偷偷塞我口袋了？”这是我贫瘠的想象力能够撑起的最终猜测。

“阿瑟•克拉克爵士有句名言：任何先进的科技初看都与魔法无异。你也可以当成魔术，只是我的障眼法比较高明。”

“我知道了，是你的实验。”我记起来了，站长曾跟我提过，实验室的研究与远距离传输有关。

“你还不算太笨。”胡雁就像兜售西瓜的王婆，不厌其烦地讲解自家的产品。“我这些年一直在跟空间打交道，致力于将物体从地点A瞬移到地点B，其中的科学原理很复杂，我估计解释到明年也说不完，你只需要知道跟量子力学有关，我们先把标的物变成量子态，然后它就拥有了出现在宇宙任一位置的属性，剩下的就是概率问题。”

我似懂非懂，又不好直接发问，只是微微颔首，“所以，你把红包从实验室传输到了我的口袋？还给你。”

“留着吧，这是姐姐送给你的压岁钱。”胡雁伸手把我的胳膊挡回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收到过压岁钱了，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收到压岁钱了。我还想反抗一下，胡雁却不容置喙地拒绝了我。在她眼里，我只是个还没长大的毛头小子。“不开心吗？笑一笑啊，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笑过。”

笑太不酷了。我拒绝了她的请求。

“那给我。”胡雁把红包夺回来，拿出纸币，三下五除二折叠成一颗星星，捧在掌心问我，“可爱吗？”

“幼稚。”我说着抢走了我的压岁钱。

那个晚上，我们一起熬到黎明。太空中的日出很短，我们都来不及欣赏和感慨，便步入了新年。

当天白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胡雁不见了。

我因为熬夜，回到睡眠舱便倒头大睡，醒来后，我看见大家聚在一起庆祝新年，人群中没有发现胡雁。我以为她还没睡醒。过了一个多小时，胡雁还是没有现身，我给她留了言，结果显示未读。我假装不经意地问站长，怎么没有看见胡博士。站长说，她一早就去实验室了，还说，这个胡博士啊，真是工作狂。

昨晚熬了一整夜，天亮就去工作，可能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我想着过去帮帮忙，悄悄退出庆祝的人群，换上宇航服，飞向实验室。我找遍了所有角落，胡雁没在里面。我莫名有些慌张，努力镇定下来，跟自己说空间站和实验室就这么大点地方，她能去哪儿呢？难不成就在我刚才来的路上，她又返回空间站？我尝试呼叫胡雁，没有应答。不安的感觉逐渐发酵，我的掌心开始冒汗。

我可以联络站长，问问他胡雁有没有回去，又不想让站长知道我在找她，好像关心他人，尤其是异性，会非常丢人。我决定自己回去一探究竟。留守空间站的众人忙着庆祝，没人注意到我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胡雁不在空间站，也不在实验室，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她只能飘浮在茫茫的太空。

我很早就知道热锅上的蚂蚁这句俗语，到今天才有机会验明正身。

直到晚上，胡雁才失魂落魄地出现。我已经在空间站和实验室往返了十几个来回，当时我刚到实验室，就看见胡雁，她明显是哭过，两只眼睛又红又肿。

“你去哪儿了？”我语气中带着哭腔，胡雁却茫然若失，没有跟我互动，“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天！”

“有事吗，你找我有事吗？”

这个稀松平常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我没事，就是找不到她非常担心，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你去哪儿了？”我用问题揭过问题。

胡雁突然又哭了。考虑到她烂桃儿般的双眼，理应加一个“又”字。我有些僵住，一些从电影里习得的生活常识告诉我，应该轻轻把哭泣的女人搂在怀里。我照做了，胡雁顺从地伏在我的肩膀上涕泪滂沱，打湿了我的肩膀、胸口。我像是堤坝，截流了她的泪水。

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另外一个常识告诉我，女孩哭泣的时候不要用言语安慰，否则适得其反。她们这时候只需要一副安静而结实的肩膀。泪水是一部无言的小说，里面的情节与我无关。我甚至连读者都算不上，只是一名路人。

等胡雁止住泪水，我们一起回到空间站，她说了一句谢谢，一句再见，便回到睡眠舱。

之后没多久，胡雁就离开空间站，官方的说法是她严重违反纪律，实验室的装置从来都是拿非生命体做实验，她以身试险不是勇敢，而是原则性问题。任何年代，一旦被打上“原则性”的烙印，就很难翻身了。

具体经过我后来从同事们的叙述中拼凑出来，胡雁在大年初一那天把自己量子化，瞬间回到地球，想着给丈夫一个惊喜，却发现他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人跨年。一般来说，跨年都是指阳历新年，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描述有些纰漏。这不重要，跨年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的人。胡雁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不知道算不算报应，就在胡雁离开之后，胡雁的丈夫遭遇车祸，一命呜呼，当时第三者也在车里，同样难逃一劫。也有人说，胡雁一开始没找到丈夫，看到车祸的新闻，才知道丈夫出轨。还有人说，肇事者正是胡雁，她怒火攻心，开车撞向负心人。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编纂、传播、再加工这种桃色新闻，完全不在乎当事者的感受。我很在乎。可我当时并不知情，没办法从泪水中把她打捞上岸。

实验室换了一位新的负责人，我很少跟他打交道，也没记住他的名字，偶尔，我还是会去实验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好像是在凭吊过去。

转眼又是一年，我意料之中地再次失眠。我拿出胡雁给的红包，里面是一颗百元大钞坍缩而成的星星。我差不多已经十年没有摸过纸币了，甚至，我以为纸币已经灭绝了，就像某些植物或者动物。

我来到休息舱，一个人枯坐着。视镜上的繁星依旧明亮，它们的光芒大都是跋涉了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光年而来，我们看到的也是它们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年前的样子，可能部分星辰已经熄灭。我们是幸运的，短暂的生命周期让我们很难经历群星的葬礼；我们是不幸的，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距离最近的天体，就像我无法到达胡雁。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到达胡雁呢？

我突然很想胡雁，很想见到胡雁。当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时，“突然”其实词不达意，我一直都在隐性地想她，像一个无症状感染者，携带着思念的病毒而不自知。

我想见她，我必须见到她，现在，立刻，马上，now。我不再遮遮掩掩，找到站长，长驱直入、开门见山，求问胡雁的住址。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他有些意外。

“没什么。”我不想跟他废话。

“还不好意思了？”

“她住哪儿？”我陡然抬高嗓音，几乎可以说是恐吓。

站长灰扑扑地反刍着我的威胁，他也不知道胡雁的住址。又说，你怎么确定我知道呢？这没道理嘛。

我没空搭理他，马不停蹄更换宇航服，佩戴飞行器，来到实验室。我有段时间没来这里了，但仍然轻车熟路，像个惯犯。实验室没有人，我轻而易举地获取使用权。我来到远距离传输器的内部，跟我睡觉的“抽屉”很像，只是多了一个操作面板。我启动设备，想着里面应该有传输物体的随记，就像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日期是确切的，去年的除夕和春节，标的物也很清楚，一封红包，一个人。我很快找到实验记录，选择那个让胡雁伤心的地址，她的家，说不出是紧张期待还是松了口气。她还会住在那个伤心地吗，冒着顾影自怜和睹物思人的风险？大概率不会吧，如果是我，我就把房子卖了，至少要租出去。可我现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算胡雁不在这里，也能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一阵耀眼的光袭来，我下意识闭上眼睛，身体没有任何感觉，睁开眼，已经回到了地球。如果非要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捉迷藏时躲进衣柜，出来发现身在万里之外。

这是一间装潢简单的客厅，两排书架，一张书桌，没有多少待客属性。墙上有一张合影，是胡雁和她的丈夫。我笨手笨脚闹出的动静吵醒了她。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胡雁手拿着一只护身的衣架。

“你打算用衣架对付不速之客吗？”我说，她总是拿年纪说事，真遇到事，表现得比我还要少不更事。

“怎么是你？”她说。

“过年了，我想找个人守岁，还想跟她讨要红包。”我不想煽情，但这些话就像台词一样自动从我嘴里弹射而出。

“你怎么进来的？”

“当当当当当，惊喜吧？”我张开双手。我不期待她会冲过来抱我，我不想以一个闯入者的形象破坏她原本的生活轨迹，我只是宣告自己的心事，有些学生意气和欠缺考虑，毕竟，我才刚毕业不到两年呢。

胡雁抿着嘴，我以为她会哭，然而却笑了，复刻我们初次见面时的微笑。我也想笑，又觉得这样不酷，可管他呢，谁规定必须哭丧着脸才叫酷？我要笑，咧开嘴，却哭了。胡雁过来了，我伏在她的肩膀上，哭得死去活来。

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下定决心，要化身为一颗星星，挂在她的窗前，挂在她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