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作者/辛酉
我每个月领着基本工资,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董淑丽总叨叨说是我传染给她的,理由是她是无症状感染者,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确诊病例。对这种无知的想法,我总是嗤之以鼻,在心里,我何尝不是怀疑她才是传染源呢!在我们娘儿俩康复后的第八个月,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依然“病”着。
小文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一位新冠康复者,得这个病比我早了整整一年。我在方舱时,她曾不止一次忠告过我:“康复后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得过新冠。”我当时不以为然,大夫和护士们对我那么好,亲朋好友对我的关心更是无以复加,净受重视了,压根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歧视。那段时间我就像一只大熊猫,感觉自己如果不快点好起来都对不起他们。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没得病时还有亲戚朋友,得病了,不,确切说是康复了,啥都没了。
第一次感受到歧视,是结束居家隔离后第一天。小区集体团购的菜到了,董淑丽提议说:“咱俩在家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出去回报一下社会吧。”
我特意申请做东二区的送菜志愿者,那里住着同事宋姐。患病期间,宋姐没少在微信上嘘寒问暖,刚确诊时,她鼓励我说:“这个病其实就跟感冒一样,你别当回事儿。”康复后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心里慌得没着没落的,她又给我加油鼓劲儿,“丫头,坚持住,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拥抱你。”
我迫切地想早点见到这位好姐姐,拿到菜后边走边给她发微信,“姐,我解放啦,一会儿给你家送团购菜哈。”
宋姐秒回道,“你别麻烦了,我自己下去取就行。”
我没想太多,回复说,“没事儿,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旋即,宋姐穿着一身睡衣一阵风似的下了楼,在距我有一丈远的地方急停,“小曾啊真不好意思,我临时有点事儿得出去一下,你把菜放楼道里就行。”
宋姐的声音有些发闷,我注意到,她戴了两条N95,脸上仿佛罩着厚厚的防毒面具。
“我来不及了,先走了。”话音未落,宋姐不等我回应,又一阵风似的快速走远了。
我呆立在原地,登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遇到了同样垂头丧气的董淑丽。当她兴冲冲地捧着一泡沫盒子菜,去敲好姐妹赵姨家的门时,门里好半天没人应声。她熟悉赵姨的作息时间,确定这会儿肯定在家,又狠敲了几下才从门里传来赵姨的声音:“谢谢了,放门口吧。”董淑丽站在门外,觉得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了下来。
“咱们做错什么了吗?”董淑丽怔怔地问我。
我同样也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
吃晚饭时,董阳的到来让我和董淑丽郁闷的心情得到了一丝缓解。不知道是不是都姓董的缘故,董淑丽对这个准女婿一向挺满意的,总叨叨说这孩子实在、厚道,值得托付。客观讲,他人确实不错,就拿我居家隔离这段时间来说吧,天天到我家楼外的小广场上,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我。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每次到最后我都要接连摆手几次,他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可是,在内心深处,我总感觉董阳差点意思,并不是最理想的丈夫人选。他个头不够高,鼻子不够挺,目光不够深邃,也不会哄人开心。其实吧,女人也好色,也注重眼缘。当然了,我没肤浅到只注重这些外在条件。但是在去他家见他父母的问题上,一拖再拖,直到他第N次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又催他了,看他那副为难的样子,我于心不忍,才终于同意了。他心花怒放,当即给家里打电话通报。没承想,我却在约定时间的前两天直接进了方舱。
董淑丽招呼董阳坐下来一起吃,他也不见外,洗了手坐下来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吃。董阳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楼外的小广场上响起了广场舞的音乐。董淑丽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把刚刚拿在手里的包子又重新放回盘子里,沉吟道:“开始了,我得去了。”
董淑丽此前一直是领舞,两个多月没跳了,都快憋疯了。居家隔离期间,只要外面音乐一响,她立即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跟着节奏一起舞动。
联想到白天送菜的遭遇,我预感她这次重新归队“下场”不会太好,劝她:“要不咱今天还是在家里跳跳得了。”
董淑丽这时已经换好了舞裙,正准备到门口换鞋,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看了一眼董阳,说:“没事儿,你俩在家好好唠唠。”
董淑丽走后,我不放心,把手里剩下的小半拉包子直接填进嘴里,径直来到阳台。
我看到董淑丽和第一排的几个舞友点头寒暄了一下后,一转身,自然而然地回到自己从前的领舞位置,随着节奏开始晃动起来。戏剧性的一幕随即出现,最后一排的赵姨率先离开,其他人紧随其后,原先近百人的队伍犹如被扎破的气球,顷刻间急剧萎缩。董淑丽浑然不觉,仍陶醉在音乐里,直到音乐突然中断,才茫然转身,发觉只剩下刘叔一个人正在低头收拾音响的电线。
我对刘叔心存期待,他和董淑丽一直是最佳搭档,每次广场舞结束后,都要再合作几曲交谊舞,在众人的阵阵赞叹中,挥汗如雨。我甚至在得知刘叔也是丧偶后猜想,董淑丽和他有没有可能梅开二度。然而,这次他让我失望了。我不知道他俩具体说了些什么,只看到董淑丽向他走近了两步后就停下脚步,刘叔满脸堆笑,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然后就转身抱着音响快步离开了。
小广场空了,只留下董淑丽一个人落寞的身影。我想,这一刻,她一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在前几天,她还在阳台上开窗和刚刚逃离的那些舞友们隔空互动,大家伙儿还给她鼓劲儿打气,期盼她早日归队,转眼间她就成了洪水猛兽。
眼前的这一幕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侧头定定地盯着不知何时跟过来的董阳,片刻后,问道:“我什么时候去你家见你父母?”
董阳踌躇了,嗫嚅了半天没发出声来。我最烦他这副欲言又止的窝囊样儿。真是讽刺,得了一场新冠,连带着在他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没了。我没心情等他想好托词,从嘴里甩出一个字:“滚!”
董淑丽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也没问董阳怎么走了,我也没敢去触她的霉头,窝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刷手机。
此时此刻,我格外想和小文好好聊一聊。算了一下加拿大的时间,正是早上,不确定她起没起床,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刷到她的朋友圈,看到她在5个小时前发的一条朋友圈:新冠正在考验社会的文明程度,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我留言:深有同感。
留言刚发送成功,小文就发起了语音通话。
“怎么了亲爱的,受刺激了?”
我将自己的郁闷和盘托出。
“你今后要学会适应这种环境,”小文语重心长,“我刚解除隔离时比你惨多了,刚一出门就被一位黑人邻居泼粪,他嘴上还挑衅说:‘你能闻到大便的味道吗?’我当即回击:‘我隔着三条街就能闻到你身上的狐臭。’之后报了警……”
小文康复后的一些遭遇,之前和我讲过一些,但都没有这次讲得多,讲得详细。我这次听,忽然多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并且强烈地预感到:她的昨天,就是我的明天。
随后的一系列经历印证了我的预感。我和董淑丽被社会彻底抛弃了,而且是360度无死角抛弃,进入到另一种隔离状态。我家成了阎王殿,连亲戚都不登门了。我们娘儿俩就像行走的病毒一样,邻居们唯恐躲闪不及,还经常给我们来个白眼。
向公司申请上班,顶头上司许经理先是让我安心休息一段时间,不要着急。我听话照做了。再次申请,许经理让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我照做了,阴性;他又让做血清抗体检测,我又照做了,lgm抗体阴性,lgG抗体阴性。一连申请了九次,做了八次血清抗体检测,全是阴性。我左胳膊的肘窝,留下一串细密的针眼,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省略号。每次提交报告结果后就没了下文。后来实在气不过,我直接向总经理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得到的答复是:考虑到新冠患者康复后存在复阳的情况,还需要再做一次血清抗体检测。我照做了,还是阴性,然后就又没有然后了。
我每个月领着基本工资,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这对一个27岁的年轻生命来说,一点都不惬意。
小雅是我的第一死党,我们曾约定,结婚时要互为伴娘。她不仅没邀请我参加婚礼,还在婚礼前一天骗我说,受疫情影响就不办婚礼了。她在微信上将婚礼的盛况发出来,也没忘把我屏蔽,却忘了让我们那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屏蔽我。当天晚上,她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手机在我手里震动了很久,我都没点接听。我不愿意听自己最好的朋友说那些苍白无力的话。
董淑丽的心理承受力比我差得多,起初的几天,她常常以泪洗面,不是抱怨不公平,就是埋怨我传染了她。她不再跳广场舞了,在家里也不跳了,甚至楼外广场舞的音乐一响起,她就打电话向物业投诉扰民,全然忘了此前她一直是对抗扰民投诉的领袖。
慢慢地,董淑丽有点接受现实了,天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和原先居家时一样,没事儿就捧着个手机听郭德纲的相声解闷。有时为了让她走出家门,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我会打发她帮我取快递。有一次,董淑丽来到驿站门口,发现我的快递被单独甩在门外,驿站的老板此前一直对人客客气气的,这次却一反常态,虎着脸没好气地对董淑丽说:“回去和你姑娘说一下,以后别往这儿发快递了,周围很多人都反映了,不想和你家的快递堆在一起。”
“凭什么呀!我们是下等人啊!”董淑丽不服气,和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地理论起来,最后升级为争吵。
我在家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董淑丽,也出了门。
大老远地就看到董淑丽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围观的吃瓜群众不多,四散在周围的角落里。老板一脸嫌弃地让董淑丽离驿站远一点。我顿时血脉贲张,疾步跑上前。
我很想指责那个老板,但我强忍住了,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方舱最艰难时,发烧40度,烧得浑浑噩噩,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我都能熬过来,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有传言说,新冠患者康复后,会有一些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是被歧视,这是一种杀伤力更强的社会病毒。很显然,在我和董淑丽的身体里,有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却不具备对这种社会病毒的抗体和免疫力。
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不怕和我们接触的,其中就有董阳。按理说我应该珍惜,却阴差阳错,把他也给赶走了。
让他滚的第二天,他约我出去逛街。董阳有一个当下男青年难得的优点:规矩。以往我们在一起,他从不会主动和我进行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即便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很深入了,他依然如此。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一直挺欣赏他这一点的。结果那天他却一改平时的老实,动辄拉一下手,搂个肩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他是想以此证明不介意我得过新冠。可是,他不明白的是,我讨厌他这么刻意,我要的是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忍着没说,后来,在商场的电梯里,趁着没人,董阳突然飞速亲了我脸颊一口。我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发作,又甩给他一个字:“滚!”
要说这董阳,真是老实到家了,让他滚他就真滚,好像天生就不会说软乎话一样,一点也不解风情。我严重质疑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我的丈夫。
和董淑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同,我让自己走出去,去那些不知道我得过新冠的地方。偶尔,我也会来到公司附近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同事们进进出出和路边的人来人往。
有时候晚上回家,我也不着急进门,从一楼缓缓走到顶楼,在感应灯的明灰中,来到天台,长时间眺望远方的万家灯火。每到这时,我就有一种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我还能回到从前那种状态吗?
和博飞相识是一个偶然,距我家两站地,有一个明珠公园,我晚饭后有时会去那里散步。博飞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是一个逆行者,所有人都按顺时针方向在塑胶跑道上跑步或者散步,唯独他一个人反方向慢跑。这样在我散步时,免不了和他打照面。他看起来30岁左右,身材颀长,五官棱角分明,一头茂密的黑发,一身运动装搭配小麦色皮肤,显得活力十足。实话实说,我对董阳貌相上的遗憾,全在博飞那里得到了满足。所以,后来当博飞主动跟我搭讪时,我并没有觉得反感。
那天,我坐在公园里的一个石凳上休息,博飞跑完步后坐到我旁边。我们保持着3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下意识地往一旁欠了欠身。
“为什么要躲着我呢?”他微笑着问,目光柔和又不失深沉,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置可否。
“是因为你曾经得过新冠吗?”
我差点惊掉下巴,瞪大双眼盯着他的脸。他仍然微笑着,两个鬓角被汗水濡湿,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汗味。
他抬手指了指我暴露在外面的左胳膊肘窝,说:“我是医生。”
我恍然大悟,不假思索地反问道:“那你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他的语气轻描淡写,我觉得,这是我康复后,听到的最暖心的一句话,遂由衷地说道:“谢谢。”
“不要说谢谢,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别嫌弃自己。”
我彻底沉默了。仿佛有一道电光在眼前闪过,是啊,我们自己不能嫌弃自己。我一直在不自觉地给自己贴标签,不自觉地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嫌弃是什么呢?
见我一直发愣,他又自顾自地说道:“网上有传言,新冠感染者即便康复了,两年内也不能接触。有人说这是一种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其实没必要过度解读,大家只是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认识的不断提高,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当即反驳道:“不是这样的。歧视就是歧视,和单纯的害怕不一样,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好像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时间长了就好了。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博飞淡淡一笑:“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感染者,你会怎样面对感染者?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不难想象,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没得新冠之前是怎么看待新冠患者的。”
不得不佩服他语言的犀利,总能一语中的,令我哑口无言,我马上就想到了小文。
小文和我还有小雅,都是初中同学,我俩的关系原先一直一般,仅限于微信好友。小文初中毕业后念了卫校,后来当了护士。5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当护士,再后来被患者感染了新冠。我俩真正联系多起来,正是从她得新冠后开始。我在她感染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上留言安慰。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和我自己得新冠后许多安慰我的人差不多,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关心,这种关心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都是以一定的距离为前提的,一旦零距离了,谁也不敢保证能坦然面对。我也不例外。小文康复后要回国过年,曾问我是否敢去机场接她,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敢。”这完全是一种没过脑子的违心话,要不是她没抢到回国的机票,我的谎言恐怕早就被戳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宋姐是没有区别的,与那些对我和董淑丽甩白眼的人也没有任何区别。这么一想,我有些释然了,反而不怎么恨那些人了。
那天是我得新冠后最开心的一天,我遇到了知音。回家途中,路过家乐福,进去采购了一大堆好吃的,还买了8个新鲜的大海螺。
董淑丽看到那8个海螺后,脸一黑,厉声质问道:“你是不是疯了?”
海螺一直是我和董淑丽的“仇家”,我俩有25年没碰过海螺了。这事要从我爸去世说起。我爸当年是一个海碰子,一有空就去海里扎猛子捞海货,我和董淑丽最爱吃的海螺,自然就成了他重点碰海对象。我爸出事那天,海上的浪有点急,他一个猛子下去,再没上来。那年我12,他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我在现场,我二姨捂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但我的耳朵没被堵上,我听到那两个负责打捞的叔叔对人说我爸的遗体上吸满了海螺。我和董淑丽都觉得我爸是被海螺给吃了,从此再不吃海螺了。
“冤有头债有主,这8个海螺又没吸在我爸身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吃?”
见董淑丽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又补充道:“你不觉得咱们以前那种想法也是一种偏见吗?就像他们歧视咱们一样。”
董淑丽的眼神慢慢空洞起来,陷入沉思中。
那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给小文留了言,一整晚都在等她,想和她一起分享新感悟。她一直没回复,我隐隐有一丝不好的预感。小文最新的朋友圈是她推特的截图,上面的英文翻译过来是:每个新冠感染者都是无辜的,歧视是另一种伤人于无形的病毒。
从那天开始,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那些冷眼和指指点点,无论对方是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还是那种恶意的嫌弃,我都告诉自己:“我就是我。”我还不断给董淑丽“洗脑”,盼着她也能打开自己的心结,收效却不大。
第十次申请复职未果后没几天,公司召开了上个年度的表彰大会。会上,多名同事升职,策划总监的位置落在了我之前的副手葳葳头上。那本应该是属于我的位置,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在许经理的朋友圈上看到了大会现场的照片,顺手点了一个赞。点赞后没几分钟,许经理发来了微信,我康复后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小曾啊,对不住,这次升职,集团总部临时提出新要求,要优先照顾下沉到社区帮忙抗疫的人员。还请你理解。”
我回了一个OK的手势,我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尽管我曾经身处方舱,比那些下沉的人更靠近疫情。
每天晚饭后,我都去明珠公园,经常能碰到博飞。我和他一起逆行散步,一起谈天说地。他的幽默风趣,他的儒雅潇洒,越来越吸引我,这是董阳完全不具备的。尤其是当我得知,他曾去武汉支援抗疫,更觉得我们是同道中人。我们一起散步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9点了,董阳也在,正陪董淑丽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
“你可回来了,凡凡,董阳等你半天了。”董淑丽嗔怪道。
董阳在旁边嘿嘿一笑:“也没等多久。”
董淑丽又说:“你快过来坐,董阳帮你查了一些资料,对你复职很有用,董阳你快念给她听听。”
我依言坐到沙发边上,董阳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顿了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才照着手机开始念起来……
他磕磕绊绊地念完了一大段关于新冠复阳的一些科学解释,这些信息我基本都听说过,依我的性格,根本没耐心听他叨叨这么久,但今天我耐着性子听完了,末了还对他说:“谢谢你。”
算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对董阳说感谢的话,他的脸又红了,龇出一口白牙,没吱声。
“赶紧发给你那个倒霉领导看看,让他好好学习学习医学知识。”董淑丽忿忿不平道。
董阳走后没多久,又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刚才我没来得及说,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新冠的资料,我觉得针对新冠患者被歧视的问题,应该举全社会的力量来关注解决。我读研时的导师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不仅非常认可我的观点,还准备做一个专门的提案。我还有一个想法,想先成立一个普及新冠知识的民间公益组织,免费到社区给大家搞讲座。”
我回复:“好主意,谢谢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呀?”
是呀,我今天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呢?
这时,小文的微信不期而至。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在微信上的好几条留言她一直也没回。
“曾凡,我准备回国了。”
我赶紧回复:“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
“永远的,再也不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吗?”
微信那头沉默了好半天才发来一张照片,一张血肉模糊的大头照,要不是胸前的翡翠吊坠,我都不敢相信那是小文。我能想象得到,前段时间小文经历了什么。我在气愤之余,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她。只能发一个拥抱的表情,同时回复:“回来吧。”
对新冠感染者的歧视俨然已成为了世界性问题。在日本,一所大学部分学生感染新冠后,有人竟威胁要烧了学校;在美国,许多确诊感染者被称为“凶手”,家中被丢石头,砸碎窗户,墙上还被涂鸦;在澳大利亚,一位老年男性感染者康复出院后,被阻止重返养老院,当地政府也拒绝为他寻找住所,最终死在街头;在英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在触目惊心的同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力感,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知道,小文的选择是对的。无论什么时候,国内都比国外好。
必须要承认,每晚去明珠公园散步,更像是和博飞约会的借口。虽然这种约会只是我单方面以为的。博飞偶尔“失约”,我一个人在塑胶跑道上逆向而行,索然无味。我一直暗暗期待,博飞能主动加我微信,能在其他时间约我喝个咖啡或是看场电影,可是他太绅士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的交往更像是一种神交,只局限在那圈塑胶跑道上。这更让我对他着迷,我知道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博飞越来越多频繁地占据我的思绪,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免和董阳在一起。他约我出去,我找各种理由躲。他到我家来,我躲不掉,尽量不和他目光对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却在他陪董淑丽聊天时,不时偷偷瞟他。我时常在想博飞的同时不自觉地想到董阳,他俩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我眼前交替闪现,不知道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遵从自己的内心,摸着黑继续前行。
那天博飞的话出奇地少,一直是我说他听的节奏。我们散完步后坐在石凳上休息。我不想冷场,绞尽脑汁,找各种话题。当我说到这些年来董淑丽的含辛茹苦时,博飞插话道:“你是幸福的,你还有妈妈。”
他一脸的凝重,我不明所以,疑惑地审视着他。
“一年前的今天,我妈妈去世了。”
“哦。”
博飞感慨道:“以前,我常陪我妈妈来这里散步。”
他叹息了一声后,将目光投向远方:“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
博飞的朗诵很动情,我听出来了,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心里一阵激灵,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董阳。那年我们一起去北京,逛地坛时,董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深情地对我说:“大学四年,来过无数次地坛,每次来,我都会想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那对总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的中年夫妇。我总是不自觉地在逆时针绕园子走的人群中寻找他们,却一直没找到。现在,我觉得,我找到他们了,他们就是你和我。”
那是一向木讷的董阳唯一的一次真情告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没说任何话,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我在董阳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虔诚。
随后,我也沉默了,和博飞相对无言良久。
那天晚上,我翻开了相册,眼睛长时间停留在一张和董阳的合影上,那是当年我们在地坛银杏大道上的合影。那次,我完全沉醉在银杏大道的绚烂秋日里,流连在那一大片金黄中,让董阳帮我照了不知道多少张照片。离开地坛后没多久,董阳的脸就肿胀起来,我这才得知,原来董阳对银杏树的果子过敏。
“你怎么不早说。”我责怪道。
已经快肿成猪头的董阳又恢复了常态,唯唯诺诺地说:“我……我不想你扫兴。”
我很无语,这就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一个大男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我一起听我的,回家后听父母的。
但是,我当时忽略了一点,除此之外,董阳在其他方面其实挺有主意的。他的没主见是以爱为大前提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地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和董阳男未娶女未嫁,还有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耻了。
和博飞的聊天,绝大数时间是特别愉快的。又一次愉快的聊天结束,回家时在楼下看到董阳静静地站在楼前,笑吟吟地看着我。我隐隐有些不安。
“怎么不上去?”我问。
“想单独和你说说话,”董阳说话时眉毛不自觉地向上扬着,他特别高兴时会这样,“我爸妈想这周日请你过去。”
我愣怔了一下,说道:“哦,再说吧。”
“你还生气啊?”
“没有。”
我看到董阳热切的目光慢慢黯淡下去,很快又重新明亮起来,“没事儿,只要你想去,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我对董阳本就心存愧疚,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难受了。我默默安慰自己,我和博飞算不上出轨,况且我们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可是,我骗不了自己的心。董阳啊!董阳!真的很对不起。
“咱们溜达溜达吧。”董阳说。
我们走得很慢,围着周围的几栋楼转圈,夜空被浓云覆盖,连带着把月亮也隐藏了起来。时不时吹来一阵微风,吹散夜的寂静。董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我。一如当年他在地坛那样。我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说,心里更不安了。他鼻梁上的眼镜稍稍有些歪,我伸出右手帮他扶正,却被他的手直接捉住,我没抽回右手,任由他握着。他涨红了脸,少顷,像是鼓足了勇气似的吞吞吐吐起来:“曾凡,我知道……我……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会慢慢改的。之前和你说的公益组织成立了,这周末第一次宣讲,我主动申请做讲师,我知道……我知道我笨嘴拙腮的……”
我打断了他:“你别说了。”
我想告诉他:“你已经非常好了,都是我不好。”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分别时,望着他渐行渐小的背影,我心里打翻了五味瓶。
回家后,没看到董淑丽,踅摸了一圈才在阳台看到她嘴里啃着个苹果,正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外面依然喧闹着,广场舞的音乐还没结束,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正在小广场上热舞的刘叔和赵姨。
董淑丽笑嘻嘻地向我介绍道:“以前老刘就不爱和赵凤霞跳,她身子太僵硬,协调性差,总踩老刘的脚。这些天和老刘练了好多次,一点长进都没有。哈哈哈。笑死了。”
我突然发现,董淑丽最近好像打开自己了,不仅有笑模样了,还经常外出。这些日子,脑子里总想着博飞,完全忽视了董淑丽这些微妙的变化。
我忙不迭地向她追问原因,董淑丽神神秘秘地掏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给我看。我在她的微信上看到“新冠患者联盟”。
“要说还是董阳这孩子有心,帮我加到这个群里。”
敢情这段时间,她找到了新玩伴。我并不认同她的做法,觉得她这属于一种新的封闭状态。转念一想,她老人家高兴就好,毕竟比原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打心眼里感激董阳,对他的愧疚更深了。那枚困扰我的硬币再次在眼前闪现,我快要疯了。
博飞的消失毫无征兆,我独自在那条塑胶跑道上逆行了十天后,确信他可能不会再来了。我和他没有联系方式,无法向其追问原因,只能自己胡思乱想。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我既希望是,又希望不是。他会不会是个骗子呢?他又骗了我什么呢?骗财?骗色?都没有。我想不明白。要说骗,他只骗走了我的心。或许在他心里我什么都不是,别说知己了,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我既不知道他家住何方,也不清楚他单位在哪里。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脑海里追忆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放过一个细节,以期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进而联系到他。每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依然会来到明珠公园的那条塑胶跑道上,幻想着他能突然从天而降。
博飞,你去哪儿了呢?
又一次去医院做血清抗体检测,针头刺入皮肤那一刻,省略号又延长了,已没有任何痛感,却意外得到灵感。虽然不知道博飞在哪家医院工作,但我知道他是一名骨科医生,还去过武汉抗疫,从理论上讲,只要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医院都找上一圈,就一定能找到他,前提是他没骗我。我现在什么没有了,只有时间多的是。说干就干,运气还不错,仅仅去了三家医院,就在第五人民医院骨科的外墙上看到博飞的大照片。我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在博飞的诊室外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见到一身白大褂的他急匆匆地出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作状态中的他,英姿勃发的,一身正气。我很欣慰,他没骗我。
博飞对我的出现颇感意外,直接定住了。我慢慢走到他面前,“为什么要躲着我呢?”这曾是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博飞缄默了片刻才说道:“喝杯咖啡吧。”
医院咖啡厅里的咖啡肯定不会太好喝,但我对来说无所谓。两杯咖啡的热气在袅袅上升,我静静地盯着博飞的眼睛,他也同样,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凝视着彼此。半晌,他慢慢地把左臂袖口上的衣服撸到上臂,露出肘窝,向我展开。我看到上面有一条和我一样的省略号,一刹那间,我脑袋空了,久久回不过神儿来。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在武汉时,被感染了。一直没告诉你这件事,是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世界没你想得那么糟糕。对不起,可能让你失望了。”
我继续沉默。
我承认,我的确有些失望。上一秒还漫步在云端,下一秒就直接坠地。原先在心里准备了那么多话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催生、蔓延。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深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声:“还是要谢谢你。”
博飞的目光仍旧暖暖的,“别这么说,我也要谢谢你。其实,我也刚刚复职没多久。”他的回答意味深长,但我已经不想再深究了。
博飞终于主动要求加我微信了,我却心如止水。这个世界真是奇妙,反复,反差,反转,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过客,也会成为别人生命里的过客。就像一篇文章不仅要有逗号和句号,还需要有问号、顿号、冒号、引号、省略号一样,只有这样,一切才真正有意义。
从博飞的医院出来后,我点开了微信上的两条未读信息。一条是董阳发来的:“我的导师刚刚发消息过来,他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明确指出: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将新冠患者康复后的心理疏导作为前一段时间治疗的延续,并且将成立专门的督导小组,强化全社会的新冠知识普及,给予新冠肺炎感染者更多关心、关爱和帮助。”
我回复他一个挥拳的表情。
另一条是小文发来的:“亲爱的,我明天下午4点10分飞机落地。”
我回复她:“我去机场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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