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

作者/叶三

路上走去走来的人让我着迷。他们藏着自己的故事和我擦肩而过。看着街上的人和事，我偶尔得到一些人生的碎渣。这些和那些，我都默默地记得。在一顿又一顿避不得的正餐之间，我惯于以他人浊醑浇自家块垒。

在西单华威大厦门口看到一对情侣。男的一米八五左右，平头，清秀，戴眼镜，理科研究生模样；女的一米七左右，长发，清秀，戴眼镜，文科研究生模样，两人眉目相仿，干净，看着异常般配，走在人群里比周围高出一大截，互相押韵的样子。两人边走边低声交谈，我在他们旁边跟着，遇到红灯，停下。随之毫无征兆，女的猛转身，狠狠扇男的一耳光——其声之响脆，令闹市区为之一静。旁人完全呆了，瞪眼围圈看。女的开始啜泣，嘴唇惨白，微微颤抖，男的一言不发看着女的，眼神惨痛。二人对视一分钟，女的拨开人群向来时路走了。绿灯亮起，人群轰然散去，男的站在原地。我跨过脚边他的眼镜，也走了。

这一幕，不需要深究前言和后文，很像陈奕迅最好的歌，流行，世俗，虽然什么实质也没说，但一听就不自在，不听也忘不掉——我偶尔会想像这两个人接吻的样子，眼镜会不会碰到眼镜呢。

西四新华书店门口，还是一对情侣。男孩女孩的岁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男孩抱着一摞书跟女孩说话，夏天，太阳狠毒，男孩满头的汗，女孩微笑着听，听一会儿，脸红了。最后男孩把书塞到女孩怀里，转头就跑。阳光照得街道明晃晃，金亮亮，年轻极了，男孩的白衬衫特别耀眼。我看看女孩怀里的书——《余光中全集》。我走进书店去买了一套，一共四本，第一本的书皮上写着“白玉苦瓜”。

同一个夏天，朝阳路上小区门口，一姑娘跑过来，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捂脸痛哭，是那种眼泪四溅的哭法，我被她的哭镇住了，不敢凑上去——已经多年没直视过如此喷薄而出的情感了。姑娘穿得很不像样，脚上一双拖鞋，看样子是家里跑出来的。后来一老太太慢慢走过去，弯腰劝道，姑娘呀，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呀······姑娘充耳不闻地哭着，老太太曼声劝着。我本来在与朋友喝酒吃烤串，就喝不下去了，喉头有个硬块堵了上来。姑娘的拖鞋掉在马路上，脚底板有点脏。夏风娓娓地吹，一切无能为力，谁也走不开。

平安里一四合院门口的空地上，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拿根大木条，撒开了耍。我在街对面看得津津有味。我猜男孩是学戏的，那木条比他本人还长，他耍得花样百出，身形极具章法，一招一式都有来头。旁边小巷里冲出一辆自行车，唰一声被男孩扫地上去了——我往后站了站，拼命忍笑。骑车人跳起来破口大骂，男孩乖乖地挨骂，怀抱木条，站得笔挺，分明是个武生的收势。我在肚里大大笑了一番。那男孩浓眉大眼，我觉得他很像哪吒。

神秘的出租车载我从金台路到红庙。出租车外面就是出租车该有的样子，里面却是一尘不染——那种有洁癖的一尘不染。驾驶座后面和旁边没有铁栏杆，每个座位上都铺着洁白的羊皮，挡风玻璃后面放汽车香水，除此外毫无装饰。音乐是肖邦，音量不高不低，恰如五星级酒店大堂。司机穿一身剪裁合度的深色西装，看皮相，少说该是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我大气不敢出地被拉到目的地，司机抬表，示意我结帐，整个过程不曾开口，不曾抬眼看人。我丢下钞票，拉开门落荒而逃，自惭形秽到尘埃中，开不出花来。

还在复兴门大街上遇到卖牦牛头骨的藏族青年，他有一双非常悲怆的眼睛。我摸了摸牛骨头，很凉。他伸出手给我看一把藏刀，他的手心是粉红色的，手纹很深，手背脏黑，皴裂得厉害。我没有反应，他的手又垂下去藏进袖子。我继续往前走，感觉他在背后跟着。可是回头时他已经不在了。后来我进藏，总觉得遇到的每个不爱说话的当地人都是他的兄弟。

我心里有一本底片夹，这些街头人事以编年体插在其中，不成曲调也构不成回忆，更不存在对面相识的可能。它们永远也不会冲洗出来，却常常在某次偶然的翻检之中让我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笑一笑，回到遥远的地方。

比如长安街上。我在长安街上遇到过一个女孩，她是我的街头底片中最没有故事性的。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在地铁出口的台阶上坐着，夜色四围， 她大概十五六岁，很瘦，头发干干地垂在肩膀上，脸上有一种中年的疲劳，不是老，是正在飘荡的厌倦，仿佛这个世界是她不情愿落脚的地方，而她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想去。我走过她，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她没有看我。我就这么走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念念不忘是因为，我发觉她很像我。也许冥冥之中我经过了我的整整一生，我现在这样想——我们甚至都不曾擦一擦肩。

vol.106 外公发明了什么

作者/咪蒙

4岁时我和幼儿园同学吵架，他说世上最伟大的发明家是爱迪生，我说是我外公。我威胁他再胡说我就去告老师，他依然坚持。没见识的人真可怕。

我所有玩具都是外公做的。用核桃和木头雕刻的会啄米的小鸡，里面还暗藏机关，想去偷米，手指就会被夹到，教我要对动物（哪怕是一只玩具小鸡）讲礼貌；用算盘珠子和铁丝，制成木偶小人，可伸缩可扭曲，我给每个小人都取了名字，以便轮流虐待他们……每个玩具都是外公给我的高级定制。外公拿着工具敲敲打打的时候，我站在一旁观摩，一个个手工艺奇迹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这个时候，有谁告诉我地球也是外公发明的，我都会信。

外公还掌管着一台神圣的机器——14吋的黑白电视机。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们那个封闭的小城市，谁拥有电视机，谁就是权贵阶层，统治着街坊邻居每个夜晚的娱乐生活。我家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挤满了二十多个观众，连床上都坐了五六个。

作为娱乐中心唯一的管理员，每晚我负责摆好小板凳，3排，整整齐齐。我认字早，模仿电影院，在门口写了个公告，门票5角。“5”字写得很大，是提示也是警告，希望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羞愧地掏钱。

结果没人理我。

外公像一颗恒星，长期居于离电视开关最近的位置。大家沉醉于《霍元甲》、《再向虎山行》、《上海滩》等时髦港剧中，外公一脸自得，仿佛这些电视剧是他拍的。有时候电视机出问题，他淡定地拧拧这、拨拨那，电视机就听话地正常运行了——这些事儿，爱迪生做得到吗。

有一天，我告诉外公，同学说世界上还有超级大的电视，19吋呢，屏幕上人的眼睛有鸡蛋那么大。

过了两天，外公把我叫过去，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明天我们也能看19吋的电视了。

太让人期待了。当晚睡觉，我分三次笑醒。

第二天，我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挨家挨户通知街坊邻居，我家也有大电视了！当晚来了30多个观众，邻居上大学的张姐姐为了坐得靠前点，塞给我两颗酒心巧克力，据说是同学从上海带回来送给她的。我花了10分钟品尝这两颗神圣的巧克力，把包装纸舔了两遍，感觉自己吃完就可以飞了。一激动，把自己的小椅子让给张姐姐，有靠背的，高级。

晚上7点，人都到齐了，电视机还是原来那台，我有点急了。催促外公，赶紧把大电视搬出来呀。外公依旧很笃定。

5分钟后，在大家的集体凝视中，我家电视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前面，放了个跟屏幕一样大的放大镜。这样，一开电视，图像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扩散。从视觉效果上说，约等于19吋。

当晚是《陈真》最后一集，大家看得如痴如醉，除了屏幕边缘部分的图像有点变形，一切都很完美。

我兴奋地想，如果在电视机前多装几层放大镜，我们家搞不好就能开电影院了。必须把门票涨到1块！

没过多久，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楼赵爷爷家买了台大彩电，成为新的娱乐中心，每晚听到他家的笑闹声，我都心痒痒的。

要不要去赵爷爷家看电视呢，感觉有点背叛外公，我很挣扎。

外公问我，你也想看彩色电视？我拼命点头。

三天之后，我家电视机也迎来了彩色的时代。它的屏幕被蒙上一层彩色塑料纸，上中下分别是红黄蓝三色。那段时间，我心目中的港星，脸蛋永远是红的，上衣永远是黄的，下装永远是蓝的。

后来，我也看到了真正的彩电。外公常带我去市中心的录像厅，看香港武打片。录像厅里什么人都有，杀猪的、小混混、纺织工人……我和外公这一老一少的搭配倒不常见。外公不喜欢动刀动枪的戏码。作为手工达人，他崇尚殴打中的手工感，认为只有用拳头打才是真正的功夫。有一天，他回家即兴用木头做了个李小龙的木偶，手脚都能动，邻居哥哥借去玩迄今没还我恨他一辈子。

每次从录像厅出来，我们爷孙俩一边讨论武打招式，一边晃晃悠悠去一家很有名的包子店买包子。外公建议我在包子的肚子上挖个洞，灌一勺辣椒油进去，吃起来特别过瘾。我以为这是通行世界的吃包子的方法，后来才发现，这是外公的独家发明。

上了小学，美术课上我画了条蓝色的金鱼，老师打了把叉，说金鱼不可能是蓝色的。我很难过，回家问外公，外公说，这老师放屁，她见过全世界所有金鱼吗？几年前我在金鱼展上看到两种蓝色的金鱼，蓝狮头和蓝碟尾，那一刻，我很想念外公。

初中历史老师讲到三国时期，狂骂曹操大奸大恶，可我记得外公说过，曹操即使是坏，也坏得光明磊落。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外公给我念曹操的诗，我一直记得那四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猜测，老师应该没看过《三国志》。想跟外公讨论这件事，却开不了口——他进了医院，肺气肿晚期。

两天之后，中午放学回家，外公的尸体躺在院子里。生和死，就这样统一在一起。他穿着平常最喜欢的中山装，神色平静，像随时准备醒来。我摸摸他的额头，还有温度。我在他的衣兜里翻找，看有没有给我写点什么话。

什么都没有。

头一次，我恨上了他。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死得慢点的方法。作为对他擅自死去的惩罚，我没哭。他火化的时候，我眼睛都不眨，死盯着焚化炉，看着他每个器官，慢慢被烧成灰烬。

如今他去世多年了，留给我的后遗症，却一直存在。喜欢吃包子猛灌辣椒油。喜欢质疑标准答案。喜欢看徒手打斗的戏码。他发明了很多玩具，发明了放大电视的方法，也发明了部分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