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是校门口

作者/夏瀑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背景、家庭与性别，但是可以选择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却不停地做那个梦。

我站在实验小学门口。母亲一脸担忧，在我的额头和腰间的水壶之间来回打量，好像怕我出错；父亲站在很远的位置，问我要不要去转角的那个附属小学？我怔在那里，脚被皮鞋的十字型鞋带勒得很紧，觉得自己像个刚封好的邮包。

决定好了要去上学了吗？决定好了是想去这所小学吗？

决定了吗？

第一次是脱离温热的母体，与沉默的海洋恋恋不舍却奋力地告别，双手向上请求母亲的拥抱，哭的声音开辟了眼前浓稠的空气，由此识别了一个自我的存在。第二次，是一个女孩背起书包走进学校门口，从穿过那条界限开始，孤独地漂浪于世界之间的所有物体便拥有了由“她”来指认的名字。

我在三十多岁时，指着波伏娃书上的这句话，问母亲能不能懂？母亲扶正花镜，用食指在这行字下面左右摩挲出一道横线，说她有点懂的：“女人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1996年夏尾，北方已经很凉了。在清晨走进干爽的校门，回头告别逐渐陌生的父母，七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与思想将要开始长出轮廓，也从此告别了童年时代的男女同游、敌我不分。进入学校这个小社会后，我不断地描自己的边线，确认或放弃确认某个自我，在听不见声音的要求中自我要求，在摸不到戒尺的疆域里自我规训，偶尔怀疑和破坏，然后嗅这片疆域的气味。

很难用一种凝练的语气，去转述一个女孩的成长路程。在男孩被鼓励着勇敢冒险，横冲直撞地创造时，没有人正式地警告过她，从她背着书包挎着水壶消失在校门口汇入人海的那一刻起，她的每一步都将踩在重大的决策上。

要与谁做朋友、书包被调皮的男生扔到楼下时要自己下去捡起来还是去办公室告诉老师、在放学的街口陌生男性的搭话该不该写在日记里、应该喜欢数学还是语文、在课本上偷偷读《情人》或写小说是犯罪吗、体罚可以接受吗、体育课如果跑不下来全程怎么办、上哪所大学、修什么专业、信哪个上司、上嫁是什么意思、生小孩会疼吗、事业比小孩更重要的想法很坏吧、上诉还是协议离婚、独居有什么危害，会孤独吗。

这些微小时刻将以一种非常狡猾的方式偷走她的年少，然后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材料建筑她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因为往后的岁月里，她的诉求将变得非常简单，同时外界为她律定的生存法则，也越来越明确和简练了。

矛盾的是，在这种高效的社会化规则下，不像一个男孩能够以勇猛简洁的方式，一路成长成为“那个男人”，女孩需要以至少每月断裂一次的方式，活很多个一生。

去年回家看姥爷。

上山的前一天，我走路去了我的小学。要我说，小城还是二十年前的气息，回荡着店铺招牌上的蒙文翻译、奶茶和烧烤摊于昨夜的遗留。只是那些因为改建而常年泥泞或尘土飞扬的道路，已经变成了两倍宽的柏油马路，店铺整齐地码在两旁，一天下来人影很少。

走到校门口，我站在了梦里的位置，但此刻街道和日光那么真切，记忆从梦的领域回流，泪水在胸腔里洄游找不到闸口。我想起来，我是在一年级下学期转到实验小学的。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在这附近买了新房，父亲为了方便接送我上下学，就让我转学了。

我至今感谢父亲对我的尊重。

在那个油漆味还未散尽的新家里，灯光崭新且温暖。父亲和母亲将我拦在绣着褐色花卉的柔软沙发中间，询问我，想不想去实验小学？也许是恐惧于脱离刚刚才熟悉起来的环境，我只是哭，陌生的校园、同学、老师，陌生的校门口小卖部里的气味，我只是哭，因为我知道答案是确定的。

但是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仅仅询问本身就足够我去感激了。

回望二十多年成长的路途艰辛平庸，在被锻造为一位还算成熟懂事的“女性”后，在生活中各个选择的关头，我却始终记得问自己一句：“我想不想？”

当他人想要进入我的领域，也必须要问我一句：“你想不想？”

在我再也无法描绘自己轮廓、为世界万物命名的成年生活里，这是我仅有的权力了。

主体性，自由意志，公平，女性意识。

在使用这些新词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并不牢固的房间后，我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在紧迫的形势下，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美学，一种狡黠的选择策略。

动用刑侦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这些年的知识输入，选择最安全的生命动线：睡在门口装着360度摄像头的独居住所----在对HR宣誓暂无婚育计划的头部科技公司里贡献智力----为了catch up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扰攘的咖啡馆和高档餐厅里与男男女女进行乏味的对谈。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这样的生命期间里大量阅读，观摩，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当作样本，体察善恶对错的盈缺，在回不去的年纪得知了“什么是女孩”“什么又是女人”“女性的处境如何了”等等已不必再去讨论的问题。多亏的是，女孩子普遍都很耐心，在获得了新的知识以后，我们开始了不被打扰的独居、风趣的友谊、自私的阅读和旅行、在工作岗位上给她的野心争气。

尽管会在半夜就开始担心门锁转动，陌生男子破门而入，或者在处理生活的大小事务时与谁起了冲突又留下了住址，在整段时间里只好小心翼翼地蛰居。

尽管这个房间是租来的，但是却收留了一些自由。

我们已经生活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百年前所呼吁的生活里：拥有了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也越来越少地面对爱丽丝·门罗用许多时间去探求的主题：逃离。

尽管我们为了保持这种形式，依然需要使出一些狡猾的招数，进行一种双重生活：一面应付着历来的规训，一面加急寻回自我。尽管这种生活使人筋疲力尽，但是不得不说，自由是比幸福更具体的快感。

啊，狡猾如我，转头看向母亲。

活生生的母亲是比书籍更加深远的知识，是比商业计划书里更加切实的范例，因为她即刻存在，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我在三十多岁时才看见了母亲。

母亲是巨蟹座。小时候刚刚知道星座是怎么回事，一到争吵时，我就把这个拿出来，说难怪你情感泛滥，你们水象星座呀就不讲事实逻辑。再长大一点后，我会站在物种的阵营里说着，女人啊敏感的动物，真是不利落。

要到多久以后我才会明白呢，敏感是一种天赋，柔软的情感是这世间再难寻的珍贵宝物。染色体里就寄存着女孩的天赋，星座也是。

宝贝，随着那声啼哭顺流而下的，是敏感的能力。一个女孩还在母亲的暖流里时就领取了任务：她将用自己的柔软去丈量世界的本质，她用敏锐于疼痛的身体检验着文明的步速、科技的偏向以及艺术创造的细部。在这个由男孩们横平竖直的力量所构筑的世界里，哪怕一毫米探向女孩内部的目光，也是重大的发现。

一个女孩曾经在教辅书和练习题册的海潮涌动中打开窗户，请雪飘进来，然后久久凝视空洞的天空，等待知道海王星代表的意义的那一刻的降临。

二十年后，当我在镜中同时看见母亲和自己鬓间的白发后，染色体和星座的不再神秘，与身体里逐渐平衡的激素和褪色变形的器官一起失去魅力了。星座与染色体本质上没有区别，我们都是被随机挑选的一颗。

当我们不再信任染色体和星座时，我们将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母亲呢？

后来母亲跟我说，她每个月不再痛了，变成了突然间袭来的发热和心慌。再后来，突袭的发热也消失了。我想，母亲已经走出了物种的阵营，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初始权利，只是单独地这么生活着。

在那以后的某天，我正在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

电影讲的是两个长相一样、名字也一样的女孩，薇罗尼卡，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法国。她们深信世界上有另一个自己的存在。波兰的薇罗尼卡死去后，遥远的法国的薇罗尼卡沉痛不已，后来她发现男友在波兰拍的一张照片里，那个波兰的自己。

忽然想问问母亲，她也会想象另一个自己的存在吗？

她曾经是怎样做出的选择呢？也像我一样狡猾吗？

1996年，香港还没回归，从实验小学回家的那条路还没修好，一下雨就会泥泞不堪。我坐在自行车后座，钻进母亲的紫色塑胶雨衣里，母亲的后背温暖潮湿，我低头看着闪过的地面，一个路口，停顿，左转，再一个路口的停顿，我双手拢起母亲那柔软的肚子，那个已经生产了许多疼痛与欢愉的肚子，她选择了我。

我相信母亲没有浑浑噩噩地度日子，她选择走上了女人的道路。

在一个男孩以勇猛简洁的方式，一路成长成为“那个男人”时，母亲已经凭借自己的选择活了很多个一生。长头发时，短头发时，无数次站在断裂的悬崖之间，也会害怕着一脚踩空吧。我的腰间别着母亲装好温水的水壶，黑色皮鞋下是浆洗得干净的白袜子，我记得那个早上是明显的夏末光线，虫子也刚睡醒，母亲轻声跟在我和父亲身后，我们走在去往实验小学的路，十分钟后我们互相道别。

母亲六十岁时，跟我说她要去学画画。

我有些诧异，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画画的？她说，也说不上喜欢吧，就是去随便画画，因为“现在家里也没什么活儿了”。

我送母亲到老年大学的学校门口，检查她的脸，然后她的书包，画笔装了，纸带了。里面有还有本《第二性》，我用力往里塞塞。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让她的好朋友也看看。我说好，然后把保温杯还有一些水果递到母亲手上，看着她走进了转角的校门口。

母亲开始了一种女孩的生活：画画，发呆，建立友谊。

在失去一切为之痛苦或骄傲的东西后，比如女性特征、女性红利、女性视角，母亲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天空。这时，她们的头脑终于可以释放给想象，去展开第二种人生。允许自己在下雨时只是看着雨落下，踩雪就是踩雪，而不对明天的天气做任何诠释，不担心丈夫，不料理父母，不负责孩子。

当身体里的激素像晨雾从苏醒的城市里散去，当身体里的器官经历了紊乱后归于新的平静，她终于可以用一种持久的眼光去看待和感受这个世界，把看到的花朵，岩石，树枝，汽车和街道画在纸上然后带回家，再消磨无限的时间去修改画作。

而我转身走向忽宽忽窄的城市街道，还要狡猾地生活下去。

我在梦里说着，停顿，左转，再一个路口的停顿，妈妈，就是校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