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牙

作者/王鱼

我觉得在当时，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已经长大，像一个个被除草剂溅上后早早成熟的歪瓜裂枣。而现在我们只是在变老，变脆。

他的粗眉、大眼、突嘴及浑身黑毛一点没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北京人”模样。因为当时初一的历史课正好翻到“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于是全班同学几乎同时转头望着他，都笑了笑，前所未有的一种默契。于是他便成了“北京人”。

我们读的学校叫龙坡初级中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它是全国最垃圾的中学。就像有的人去了纽约租个铺面搞个艺术展览或推销一下老鼠药，就代表他的东西已经走向世界一样，这里正好相反，进了龙坡初级中学，就真正意味着你已读了一个中国最垃圾的学校。我有一点史地知识，就是知道我们那里自古称为南蛮之地，越向西南就越蛮，我们那里刚好很靠西南。学校里又全都是经过县、镇、乡一级级淘汰下来的差生或问题青少年，更是蛮中之蛮，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学校肯收留，龙坡中学在民间因而有“废品回收站”之誉。因此无论读到毕业还是中途退学，你都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盲流。如果是女的，早早地生几个孩子再结婚，就洗掉了盲流的身份；而男的要不是去爬排栅，看赌场，就是偷狗，收数，拉皮条，当村干，拿着一杆气枪打鸟兼偷鸡，或在村边水田上挖一个鱼塘养蚂蟥，等等。只要一说出当年的母校“我是龙坡仔”，就等于亮出了“盲流+流氓”双资格证，很多人就会怕你几分，让你几分。

按近年来龙坡中学微信群里的说法，96届入学的两百多名同学当中，公推北京人混得最有米，据说他在亲戚的一个什么科技公司入了股，是个大股东；而我混得最正道，因为他们都传闻我在省城一个民政部门做事，也顺理成章地认为我最有可能会当个大官。更有个说法是——龙坡中学历史上就只出了两位不属于盲流的人物，那就是北京人和我，是整个九六届同学的骄傲。因为我当年又正好同北京人同桌，这就更让他们觉得传奇，两位那么有出息的人物都出自初一三班，又正好同桌，可见风水和气场都很重要云云。这些说法我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因为我从没有把我真正的职业和现状透露给任何熟人，包括父母。我习惯了隐藏，或说虚伪，习惯了不想让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失望。

前段时间，微信群里有个没什么印象的同学发起了“水滴筹”募捐，说自己无缘无故得了一种疑难杂症（后来从平台出示的病历才知道是梅毒），家里有3个孩子，老婆又跑路，处境非常艰难。一边怨天尤人，一边又在感恩，感恩同学们的不忘，感恩老天很快就会让他得到解脱等。北京人捐了一百元，成为捐得最多的一个。于是我便想起了上个月在老家见到一个开着嘉陵摩托车的家伙很像他，问是不是，北京人就从微信群里加了我，说找时间过来跟我聚聚。我正好也很想见他。

我约好一个休息的日子，定了地点，他便拿着一张地图赶过来了，上面标满了他要转车的线路和站点。我有点失望。同时有点感动，居然凭着一张纸质地图找到了这里，也怪难为他的。

我们居然二十二年没有见过面，当年的同桌，一转眼就是中年，无限唏嘘。我知道他早早地成了家，但想不到他两个孩子已经十五六岁，比我们读初中时认识的年纪还要大。

我首先好奇的是，他怎么可以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还活得像个孩子，眼神还是那么无邪，充满乐观朝气，衬衫还像读初中时那样，光鲜整洁地扎在裤腰里，毛茸茸的手腕上仍戴着一只像是玩具的电子表。只是头上没有了发胶，多了一顶黄色棒球帽。

我很羡慕他能有个帮他把衣服洗得那么光鲜的女人。

北京人读到初一下学期就不读了，而我还读完初三上半学年。但也差不了多少，名义上都是初中没毕业。所不同的他当年是个富家子弟，老爸是贩羊的，用一辆十二米长的大卡车从云南把山羊运回来批发零售。他家里盖起了一幢五层高贴满了白色瓷片的大楼，就像一座厂房。我们那里有钱人的标志就是把房子盖得很高大，哪怕只住几个房间而让好几层都空着。记得当时在他们村边，有一个烧木柴的大灶，煮着一锅黑水，每天早上都有几个家伙把咩咩直叫的羊往里面一扔，然后开始退毛。我骑单车路过时从来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在蒸蒸腾腾的黑色水汽里，觉得他们像地狱里的几个鬼。那个大灶应该就是他们家的，而其中一个鬼有可能就是北京人的老爸。

我们找了个靠铁路的角落坐下，这里相对安静一点。无论同什么人见面，我都约他们到石围塘，这里有一个叫荷香居的吃饭的地方。更确切地说，这里有一条铁路，荷香居刚好就在旁边。我很喜欢这条铁路，它曾经让我珍惜生命。

老同学很好奇地四下打量，好像很少见过这种场面，说这里的热闹就像我们乡下做年例（一种节日）时的情景。

荷香居，这个名字有点优雅。但我总闻不到荷香，据说以前是有一个池子，种着几柄荷叶。现在养了一些锦鲤，挤在浑浊的池水里，斑驳得像一堆呕吐物。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荷香居，说它是农家乐也行，大排档也行。在这城市的边角，用围栏圈起一片地像要养鸡鸭，却搞了餐饮，而且生意出奇地火爆，通常座无虚席。这里的嘈杂让我想起孟尝君的食客三千，鸡鸣狗盗，人才济济。也让我想起路边一只死老鼠肚子里的无数蛆虫，在死老鼠发酵的胃里大吃特吃。

“你们这些当公务员的一天包几顿饭？是不是每顿饭都有饭后水果吃？”他问。

“有时候有的，他们会留下一些祭品，有水果有点心。”我说。一时反应不过来，想不到他竟问这些，不经意就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和身份。

幸好他不明白或没有听清楚祭品是什么。“想不到如今送礼还有人送水果”他说。

他从背包里找了找，给我一张卷了角的名片，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我怀疑他给错了。

我问，“昇昊义齿科技有限公司？做机械研发的？”

“做假牙的。”他说。

做假牙的？我感觉被耍了。

“是我姐夫开的厂，正规注册，一年上交上百万税收的。”他正经得像个保险业务员。

我首先点了两支啤酒，但他说他不会喝酒，喝可乐或苹果醋就行。我顿时觉得太没劲。改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外加一大瓶可乐。

他说，“你喝过XO吗？有点像葡萄汁颜色的那种。”

我说听过，但没有见过。他同我一样不善言辞，这也是我当初对他不至于太反感的原因之一。

端上来了一盘荔枝柴烧鸡，这是荷香居的招牌菜。由于职业使然，我对于烧、烤一类的东西是有点抵触的，天天面对着火化炉，胃里已经饱和。但老同学来，肯定是要点个招牌菜的，尽管有点贵。

他说他喜欢吃白切鸡，特别是沙姜佐料的。我也喜欢，沙姜有一种药材铺老掌柜从酱油坊里走出来的味道。但这里没有，虽有白切鸡，却没有沙姜，沙姜是我们那里的特产。

“你知道现在的鸡是怎么养的吗？”他一边吃着一个鸡翅膀说，“我们的同班光头洪在家里就是搞这些的，开着灯整天照着它们，不让它们睡觉，喂一些药，26天就可以出栏。但他自己吃的鸡却是放出去到处跑的，养足三百天才吃。”

他的手机响了，竟是那种古老的第一代智能机，笨厚得像一台电子检测仪。电话里传出一阵粗野的中老年女人的咆哮。问他死到哪里去了，然后好像说什么调和油不是花生油之类。

我说这是你老妈？你老妈找你？他略显尴尬且懊恼未消，说不是。于是我便不再问。

回到二十多年前，怎么形容他的性格呢？就是，你看他穿得很绅士，有点威，同时有点蠢，过去用力拍一下他的头，他会表示很欢迎地咧嘴笑笑，拍第二下，他还是笑笑说你把我发型搞乱了，这两次笑都是友善的。但如果再拍第三次，他就会用手做成一把枪的形状指着你，很严肃很官方地说“我警告你！”

想起很惭愧，我也曾经同其他同学一样，用过这种无聊透顶的方式以他取乐。但可能他已经记不得了，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善良。尽管一身黑毛，长得粗犷，他却是龙坡中学最不流氓的学生，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谁，没有爬过窗口看女生洗澡，更没有入帮结派。即使公认的良民如我，当年还持铁管打过群架，穿着流行的女式粉红拖鞋，留着长指甲和中分长发，偶像是港片古惑仔。

我在想一个月前在老家见到的那个骑摩托车的身影。当时心想如果是他，按说应该开的是敞篷跑车才对，家里那么有钱，那么喜欢威的人，读初一时就像个土财主的傻儿子，还抹着一头湿漉漉的发胶。

那天骑着嘉陵摩托车从橄榄树下经过的果真是他。他显得很惊喜地承认了。他说他回到家里就喜欢到处兜兜风，在老家，谁都管不着他，来电话也可以不接。他老婆不愿回老家，跟她家婆合不来，也特厌烦那些占据了家中多数空房间的壁虎和蝙蝠，“炒个菜都掉下几条檐蛇，打个哈欠都怕一只飞鼠钻到嘴里”，她说。那个贩羊起家的老爸也早已去世，是在一次卸羊时被一整车突发恐慌的黑山羊踩死的，终年51岁。

上来一盘客家酿豆腐，铁板还嗞嗞冒着油烟。他用筷子夹了四次，才把一块豆腐搬完。每次吃豆腐，我都想起孔夫子的故事，他老人家搞不明白怎么一斤豆子能出三四斤豆腐还剩一斤豆渣，所以终生不吃豆腐。这世间搞不懂的东西多着呢，但也总得活下去。

又有一个电话打来，好像是工作上的事情。看得出他有点窝火，说下午就回去。

他在姐夫假牙厂入的股原来是力气股。每天把那些不知是从病人还是死人嘴里掰下来的一排排发黄发黑的真牙或假牙，用锤子砸开，有的含贵金属，能提炼出金子，有的则可以重新回炉，交给技术员去磨制成新的假牙。

我盯着他的牙齿看了一会，没有发现金牙，倒是比我的白。

我问了一下他这些假牙的出厂价，他说有平有贵，一颗从二十元到三百多元的都有。

我瞬间就愤怒了，这里他妈的牙科诊所一颗最便宜的六折优惠居然还要七八千块！去年年底，朋友阿平开电动车送餐因为跑得太快撞坏了牙，到有“省级爱心工程和爱心事业先进个人”称号的牙医那里种了两颗，据说保证使用五年，也要一万二。

不得不说，做牙医和当贪官一样都是暴利行业，还有开火葬场的。在中国搞房地产和墓地开发的当然也是。还有卖奶粉的。

我在考虑是否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在十八岁之前培养成一名牙医。同时我又要处处小心不能磕坏了牙齿，包括目前吃的烧鸡，我都很注意。

我在想，假牙其实是个好东西，除了被奸商推上了天价，但不是它的错。有了它，会让你如获新生，让你在赢了酒友一杯后非常廉价地展示出平时难得的笑容，而且就凭这点自信，说不定让你觉得自己还有叱咤风云的一天。总之，让你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又问了一下他的年薪。他说什么年薪？

是工资！我说。像是审问。我有点无名火。

“两千…四百…四百五十元，”他有点吞吐含糊，就像是交代作案经过。

“两天四百五？！按天算？”我问。

“一个月2450元。”他说。

我立刻感到深秋席卷般的寒凉，看铁路前面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居然收入同我差不多。彻底打破了之前我所有的幻想——希望这个最有米的老同学能念当年同桌之谊，给我一条出路：或是让我到他那里干一份收入高一点的工作，比如当个小主管什么的；或是借我一笔钱，租个位置开个鱼蛋档，兼卖牛杂。我在榨粉街看上了一个只有四平方大的楼梯小隔间，月租三千多，最适合开个鱼蛋档，小本经营，前期投入只需两万块左右。殡仪馆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孩子出年就要上幼儿园，我拿不出每月三四千块钱的学费。家里那个最近隔三差五跟我急，她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准备去民政局办手续。

我早已经盘算好了开鱼蛋档的盈利：那地方老人家多，且最喜欢吃鱼蛋粉和牛杂面，我会把牛杂炖得稀巴烂透入口即化，加一点点秘方，让这些有钱有闲的老头老太们吃了还想吃，每个人平均一天吃两碗，然后口口相传，不出半个月便为我招徕好几条街的老头老太。我还想好了开业前几天，每天送出二百只鸡蛋，等他们排好了长队才派，每位老人家送一只，送完即止。假如榨粉街有五百个老人家，每天就算只有一百个吃，就算每个平均只吃一碗，每碗我净赚它三元，一天就有三百块，月入九千，那不发达了？一切灵魂之痛的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然而我却为两万块的本钱束手无策。

但我在老同学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公务员”，每天有饭后果吃，说不定哪天就上到了省厅。

一个迈着鸭子步的老服务员端来了一盘青蒜炒蚌肉。是道家乡菜，怀旧。龙坡中学前面有一条河及一片水塘，夏天时我们经常逃课去游泳，在水里摸河蚌（北京人有时也去，但不下水，负责在教务主任过来收衣服时把我们的衣服拿着跑）。我们把摸上来的河蚌烤着吃，抓到的田老鼠也烤着吃（北京人不敢吃）。那时候照样吃不饱，五角钱一份的菜没有什么油水，上午十点放学吃一顿，下午五点吃一顿，其余时间空着肚。上生物课，看着课本里面很多动植物都很美味，我经常对着一只水母或野兔什么的咽口水，联想出上百种烹饪吃法。北京人上学离家近，家里又有钱，他红光满面，长一个企鹅肚子，皮革包里常常塞着一只烧鸭腿、几包花生酥或一些叫不出名的云南特产，从没挨过饿。那时候他打着一头乌亮的发胶，把衬衫扎在裤腰里，提着手提包就像去坐办公室，而不是去读初中。但我现在才发现他仍不会使筷子，每夹一次菜都很吃力。

北京人的辍学，就是因为太有钱，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乃至从学校走出去的盲流过来向他“借”，甚至光明正大地勒索。有一回他可能想反击，在包里放了一把木柄水果刀，用报纸裹着。但那次却被打得最惨，因为他拉开皮包还未及亮出家伙就被别人夺了过去，被按在地上乱揍了一通，还被扒下裤子用打火机烧光了两条腿的黑毛。当时在学校里上晚习的同学几乎都闻到一股浓烈的烧土猪的味道。此事惊动了镇教办和派出所，他老爸曾扬言出十万元找人把那几个盲流给卸了。不知道卸了没有。后来他就不来上课了，家人早早地给他找了一个老婆过日子。

说实话，我这次原本也有想“敲”他一笔的念头，生活确实是过不下去了。我想象他仍然很有钱。

他继续说假牙和他姐夫的厂子。说厂里的各种福利，清明、端午、中秋、圣诞等节日都会给他们加餐，有时候还去烧烤、一日游等等。

后来见我提不起什么兴趣，便转而说一些同学的事情，某某同学都买了什么车，什么价位，某某同学生了五六个孩子，某同学进了几次班房，某同学出了车祸，还有一个得了什么疯病去年死了，等等。他回家的日子多，也就比我知道家乡的事情多。

他还说起我当年的“初恋情人”。她如今在农贸集市上卖猪肉，每次都最早收摊，因为不少老头都喜欢帮衬她，更因为她每天下午都急着去打麻将，通常打麻将赢的钱比卖猪肉还多。我还记起她的嘴唇下面有一颗紫红色的胎痣。记得那是读初一时的重阳节，在全班同学自发组织去了一次登山秋游之后，她无缘无故送我一只熟透了的树菠萝，写着她的名字放在我的桌屉里面。当时我窘得无地自容，有点不知所措，就把菠萝塞给了北京人，他带回去宿舍分吃了，说很甜很脆。我同她从来没搭过一句话，登山时好像也没有表现得很突出，为何送我一只菠萝？我搞不懂，当时还显得很恼火的样子。因此被宿舍里的几个家伙笑了一整个学期，一整个学期都像犯了通奸罪，当时我很希望学校食堂发生一场集体食物中毒或一场大地震。她也像犯了通奸，好长时间都红着脸，上课时把头埋在胳膊上。但现在她居然卖猪肉还打麻将。

端上来一碟梅菜扣肉。全是牛粪一样乌黑的菜干，几块薄得透明的肉片摆在上面做做样子。分量比以前足足少了三分之二，价钱却升了三分之一。

北京人说，现在的猪肉涨得厉害，去快餐店吃个苦瓜炒肉，只有四五片指甲盖大的肥肉，米饭随便吃他本来可以吃四碗，但如今只添半碗就够了，因为碟子里的肉菜省着吃也只够送一碗饭，白饭吃不下。

他夹起了一片扣肉，“我老妈前几天打电话来，”

他说，“电视台釆访我四伯爷，他是孤寡老人。给了他一百块钱买了两斤五花肉，让他先煮好，肉要切大块，然后叫他对着镜头只吃肉不吃饭，还要说些感谢什么单位政策之类的话。结果他拉了一整天肚子。”

他吃第二块扣肉的时候，又一个电话打来了。他这种古董机音量总是大得像消防警报。一个男的声音，问他现在在哪里，今晚要加班赶货之类。他左手拿着筷子，右手接电话，先是用一种有点抱歉的眼神看了我一下，然后略略偏过头去。我点了一支烟。只听他低声对电话说“我正在见一个大客户，他在政府部门工作，是我的老同学……”

一个月前，母亲生病我回了老家，当时站在厨房的天台上，正好朝着一个骑着嘉陵摩托车驶过的身影，不经意吐了一口带血丝的痰。那个有点熟悉的身影，随后便消失在泥土路前面一棵橄榄树的转角处。那时候我还不太确定，此般悠悠地骑着摩托车的家伙就是他。

我还能够有什么期待呢？

当然，并不是说我白请他吃了一顿，我还不至于那么势利。至少，看他吃得很满意的样子，我就很欣慰。

我想，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也只能请像他这样的人吃一顿饭了。假如我认识一两位有点头面的人物，我也请不起，请不起哪怕是250元一瓶的仿茅台。

也请不起吃一锅“霸王鳖鸡”。我们殡仪馆吕主任最喜欢这道菜，谁有求于他，必先请他吃一顿王八牛鞭炖土鸡。据说这道菜名就是他原创的，嚷嚷着要申请专利。吕主任除了吃王八，还喜欢吃一切动物的鞭。公的驴、狗和牛应该最害怕他，因为他最喜欢这三种鞭。吃完霸王鳖鸡，然后就要到KTV或洗浴城吃真正的鸡，这是他惯常的程序。吕主任对我们训话时常常说“殡葬业如今是个朝阳产业，我们要对这份工作充满激情，对自己的明天充满信心！”他说话时总眨巴着一对王八的眼珠。我曾考虑过请求吕主任把我从火化岗调到后勤处或保卫处，工作或能轻松一点，但我请不起他吃各种鞭和鸡。

今天请客我很满意，看着老同学吃得满头冒汗的样子，我就难得地有一种成就感。他今天一大早就从另一个城市坐车赶来，足足用了五个钟。当他背着双肩包拿着一张地图蠢笨地跨过这条没必要担心火车的老铁路，抬头一下就认出了我，说一声“嗨，老同学！”时，我就感动得两眼发酸。

我很想离开殡仪馆，但又谋不到其他出路。想找个保安做做，都嫌我年纪大，长得又不够挺拔，他们招的都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前几天的休息日，偶尔见到一份报纸的招聘栏上有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招助理，待遇不低，兴趣对口。见工前夜，兴奋得睡不着，本以为就此成为人生转折点也未定。信心满满，自认为虽不敢说懂得鉴定，但对一些假古董进行归类整理，这样的工作我是胜任有余的，以及对一些字画碑版进行释文描述，也不是很难的事。但那狗屁老板说，干他们这一行，首先要懂得做旧，把东西做得六七分像，还得有口头功夫，要拉得来业务，还得有驾驶证。我想，有这全部本领，我不会自己搞一个拍卖行？

我还试过去应聘一个街道爱卫会专职放老鼠药的工作，开出的工资比火葬场还要低一点。但我想可以再做一份兼职，这样就能挣多一点，比如帮私人诊所贴贴牛皮癣广告什么的。并且我觉得放老鼠药应该相对轻松一点，可以到处走走，透透气，不用整天守着火化炉，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性命也耗进去的，每天我喉咙干得要爆裂，我的肺叶可能已积满了二氧化硫和骨灰。但街道办招聘的人要我拿出一张高中毕业证书来，中专的也行。我说我没有读过高中，自考本科的行不行，有个本科证，国家承认的。他们说也不需要那么高学历的，只要看得懂各种老鼠药的药效、定点定量，统计老鼠屋的数量和位置，以及摸得清老鼠的心理和生活习性就行。另外还问我是不是本地户口，我说不是，是老家的。他们说那么还需无犯罪记录证明。我知道这更加难办，要亲自回去户籍地办理，来回得花好几天，也不一定能办好，因为总得看派出所人员的心情，看运气，有的还得塞一个红包。我有点发火，说难道外地户口就怕我每天都偷一两包老鼠药吃？！

想起还有一条路，送快递。朋友阿平就是干这一行的，他干了十几年。

“首先得有一台车，”阿平说，“要配一个32安电瓶，才能充一次电跑六七十公里”。但一台二手电动车也要七八百块，配个好一点的电瓶要一千三四，且一般都要备用两个电瓶才能连续跑单。这样看来，我绝对买不起一台电动车。

“最要紧的是够醒目。要防交警，防小偷，还有十字路口那些便衣，拦路打劫的仆街王八蛋！”他说。因为他已被收走了无数台电动车，仅今年就被收了4台。9月份还被小偷偷走了一台新车，那是最贵的、马力最大的一台。他为这台新车花了很多心思，不但配了前后4个警示灯、LED远光灯、手机充电插口、雨伞支架和两个大号外挂电瓶箱，还配了一种类似救护车的喇叭声。他一直认为是一个穿着黑色大裆裤的家伙偷的，那家伙长着O型腿，耳垂上打着三枚耳钉，松垮垮的大裤裆下像夹带着一大泡屎，经常在南石街网吧一带出现。“他拖着一泡屎整天在周围转来转去，穿这种裤子一看就是个偷车贼。”阿平说。像他这种热爱本职工作的人现在已不多见，尽管他挣的钱反反复复地给了交警和小偷。我觉得他越来越安逸于这种循环，因为这样活得也挺充实。

“你知道吗，龙坡中学已经没了。”北京人说。

没了？我问什么时候没的。因为上个月我坐返程大巴从木贤砖厂经过，远远地看到那里的校舍还在，旁边那座七白堂古庙也在，只是前面一大片水田已经荒芜，再也看不到一丘金黄的稻子或一只大水牛。他说有两三年了，你还不知道？以前微信群里发过照片的，已改成“龙坡街道实验幼儿园”。

这让我有点失落，同时也稍感欣慰，因为乡里的小孩们一出世身份就高了几个等级，由农村变成了街道，还变成了实验。难怪同学们都说“龙坡中学历史上只出了两位不属于盲流的人物，那就是北京人和王鱼，是整个96届同学的骄傲。”看来，我们的芳名在校史上已是空前绝后。

我努力想回忆一下初中同学的一些面孔，但没有几个是清晰的。印象中龙坡中学从没有统一过着装，历史上好像也没有过校服或校徽。那时候有穿短裤的，人字拖的，穿大人西装的，留长头发的，抹发胶的，染黄的，男生穿女拖鞋的，穿拖鞋打领带的，人造革皮鞋踩满了牛粪的，牛仔裤袋必插着一把梳子的，飚着摩托车进宿舍的，等等，庞杂得像一个臭水鱼塘。倒是想起了一对教师夫妇，女的教英语和音乐，摩登漂亮，男的教语文和政治，长得像维特根斯坦，他们能跳国标舞。在一次校庆晚会上，音响中断，他俩在一阵哄闹声中保持着苍凉的舞姿。

我觉得在当时，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已经长大，像一个个被除草剂溅上后早早成熟的歪瓜裂枣。而现在我们只是在变老，变脆。

三荤两素一汤，我没有什么胃口，近来越来越没有胃口。只喝光了那瓶半斤装的白酒，又要了一支啤酒，不在状态，也未见上头。饭毕已是下午两点半，食客散得差不多，能听见大头苍蝇绕着嗡嗡作响，几个服务员看我们的眼神已经有点不耐烦。老同学心满意足地用手背擦擦嘴。他前面一大堆鸡的残骸。

“我很想开个鱼蛋档。”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鱼蛋档？”

“是的，卖鱼蛋和牛杂。干得好每天可以赚个两三百。”

“很好啊。”

“好是好，但手上没有本钱。需两万块。”

他疑惑地看着我，眼神里有黯淡的光，同我看见他拿着地图赶过来时一样。

我把那支啤酒剩下的三分之一喝光。

我说，我给你念一首我写的诗吧。于是我念了一首六十三行的诗。念到某些句子，好几次被自己感动得要哭。

他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但很认真地听，就像当年最傻最守纪律的学生。念完了，他说你也写诗？不是古代才有诗人的么?

我说，古代也有假牙呢，用黄金白玉和象牙雕成的，也没有像现在他妈的那么贵。

我很想对他说石围塘这个地方很有诗意。踏着枕木沿着铁轨一直走，会有一路秋天的气息。但他根本不可能懂。

我怎能不爱这条铁路呢。十年前那个秋天的午后开始，我就一次次试图沿着这条古老的铁轨，独自拾捡着这一线淡淡的诗意。在铁路边，曾经结交过好几个诗友，钓过好多次鱼，谈成过一单刻印章的业务，还成功约来一个女网友。

但也就是那个秋天的一个黄昏，这条铁轨曾经想要过我的命，或者说它曾经放过我一命。当时的火车从我酒后坐着枕木抱膝而眠的寂静中驶来，它的缓慢和一连串的鸣笛让我在半醉半梦中扑出了铁轨。即使如此，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黄昏。

如今，就算这一点也荡然无存。十年，一切已面目全非。当年经常喝酒的杂货铺和酿酒店被拆得只剩下墙基，长满了杂草杂木，河涌已被截流，对面建起了厂房和仓库。我真害怕连这条铁轨也终将消亡。

我说，我们还是走走吧，如今很少火车，就算有也开得很慢，火车也老了，不用担心。他背起双肩包，看上去有点沉，我猜里面装有不少假牙。

前面一处空地，一对年轻父母同一个男孩在玩纸飞机，一边拍照，小孩开心得像一只麻雀。他同我孩子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姿体形。我突然就有种暖暖的感觉。随之是痛。我已经有十几天没能见到孩子了。

又来了一个电话。秋末的风吹过路边菜地枸杞藤的围栏，几点橙红色在晃动。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他把手机往地上一摔，突然就哭了。有泪无声，转过身去，照样是用手背擦擦。一会又把手机捡了起来。我恨自己寻醉却未醉。真想再像当年无聊透顶那样，狠狠往他头上拍一下，就一下。然后也让他照我头上狠狠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