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琐事

作者/阿禾

爷爷在去世的十几年前，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丧事。他安排好了棺材、墓地，也提前帮助家人预演了面临死讯时的情绪。

去世前一天，我爷爷忽然从漫长的昏迷中清醒过来。大伯一拍大腿，在门口嚷嚷起来：“这下糟了，又活过来了！”

我妈觉得这话说出来未免太不像样，看了我爸一眼，示意别让大伯在外人面前丢脸。我爸装作没看到，虽然没开口，他的想法其实和大伯差不多。眼看快过年了，生意那么忙，有那么多债要收，车票也不好买，在家乡耽搁了三四天，他只想赶紧办完葬礼，赶回福州。

大伯他们一家七口分别从三个城市赶回家乡，回程更麻烦，心情也更着急。小叔一家虽然在老家，但两个堂弟都特意从寄宿高中请假回来；婶婶为了办丧礼还暂停毛竹生意，腾出门口的空地，拖了两三天，难免也着急。我知道，尽管他们没开口，但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

爷爷到底什么时候死？

我那时十七岁，正值多愁善感的年龄，虽然心里同情爷爷，却也无意指责谁。那几年，爷爷反复经历脑梗和中风，大家早已接受他随时的死亡，甚至暗地里盼着他快点死。对此爷爷心知肚明，事实上，他比这些不肖儿孙更巴望自己早点死。

毋宁说，他整个后半辈子都在为自己的死做准备。

六七岁时，我第一次知道悬于爷爷家厨房上面的木头箱子叫寿材。那个漆黑、光滑、形状独特的长箱子，给童年的我带来持续多年的梦魇。相比“爷爷会死，死后会被装进那个箱子”“我也会死，死后也会装进另一个箱子”之类的事实，更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是，爷爷居然提前把它做好，悬在每天做饭吃饭的厨房上方，稍一抬头就能看到，就这样和那个未死而必死的自己一起过了那么多年。

有时，他还会向我夸耀他的寿材。木材上好，忘了是榉木还是樟木做的，出自邻镇某个家传巧匠之手，花了他半辈子的积蓄，反正是棺材中的佼佼者。顺便提起他刚买下的墓地，就在海湾北面的山顶，坐北朝南，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爷爷出身贫寒，半辈子都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求生，晚年安逸幸福之最也不过是每个月能吃上一回他最爱吃的炖猪蹄。可以说，他忙活一辈子就挣了那一副棺木和那一方墓地。当然要夸耀。

“可你还没死呀。”小时候的我没法理解。

“总要死的。”他说得很干脆，他自己给自己准备，选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水极好，以后可以保佑你们。”

他说话的样子让我害怕。就好像他已经不是我爷爷了，而是某个冒充我爷爷的什么鬼魂，而我熟悉的爷爷已经死了，被装进棺材，埋到半山腰那个风水绝好的墓地里。后来我发现，爷爷说话经常带着这种死后视角。点香祭灶土地老爷的时候念叨“以后请您老人家多关照”，纳凉时摇着蒲扇交代死后桌子柜子分别送给谁谁谁，给自己炖猪蹄时叹息着死后再也吃不到这么美味的东西。还会背着箩筐上街捡各种带文字的字，以积“惜字”之德，这样的话阎罗小鬼会对他好一点。

大约是从那时开始，我尽量避免去爷爷家，有时在路上见到爷爷，还会远远躲开。我怕他。总觉得他脸上的表情眼里的神情已经没有了今生今世，虽然那之后爷爷又活了十来年。

所以坦白说，那一年冬天爷爷去世时，我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一点都感觉不到悲伤。只是一场葬礼而已。在我心里，爷爷早在十几年前就死了。用木质上好的棺材和风水上佳的墓地，把自己提前活埋了。

但这种活埋对爷爷而言不是可悲的，而是可嘉的。不是把自己当作行尸走肉的自我活埋，而是对自己现世圆满、俯仰无愧的盖棺论定。生于乱世，历尽劫波，熬过饥荒，拉扯大四个孩子，传宗接代儿孙满堂，有幸活到古稀之年，还有胃口和牙齿吃最喜爱的炖猪蹄——他觉得自己可以心满意足地死去了，有资格位列宗祠，与祖先们一起接受儿孙的祭拜。他似乎早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毋宁是宗祠里一个被供奉的牌位，族谱石碑上一个足以流传后世的姓名。

相比对死之过度郑重，他对生之轻率潦草更让我困惑，对人对己都是。

据我爸模糊的记忆，我奶奶至少生了十个孩子，除了存活的三男一女，另外那些孩子都是幼年夭折的。我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第几个孩子，只是根据自己和大哥相差六岁、大哥和大姐又相差十一岁，大致猜出夭折的哥哥姐姐们的出生时间。提起他们，爷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养活”“孩子生得多”，仿佛他们是事先计划的备用品，有备无患的防损品，富余的袜子，替换的外套，生或死都在预想范围内。镇上的老人们都对这种事司空见惯。相比夭折的孩子，他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些事，比如我那个素未谋面、顺从勤劳的奶奶二十年肚子几乎没有空过，比如她四十多岁生三叔时，已经出嫁的姑姑也刚好临盆，母女同一天生孩子、甥舅同龄的奇闻至今都是镇上老人的笑谈。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逸闻是关于我爸的一个婶婶。生最小的女儿时，她已经接近四十岁，儿女成群，积劳成疾，根本不想再要这个意料之外的孩子。据说她是在打牌时抽空回家生孩子的，忙着打牌的丈夫甚至懒得陪她回去。深夜，他终于打完牌回到家，见妻子像没事人一样睡得安稳，随口问了一句：“你不是回来生孩子吗？孩子呢？”

我爸的婶婶、我记忆中那个慈眉善目礼貌周到的婶奶奶，连头都没抬，伸手指了指床底下，对她丈夫说：“扔下面了。不值钱的查谋仔（女孩子）。”

她丈夫也觉得晦气，但好歹把那个依然血肉模糊、冻得浑身发紫的孩子捞出来了，一边给孩子擦洗一边语重心长地埋怨他妻子。尽管后来流传的各种故事版本略有不同，但他说的那几句话基本一致，他是这么说的：“就算是查谋仔也用不着这样吧，养大了给人当老婆也好呀。你看那些乞丐娶不起老婆多可怜，送人家当老婆也是做好事。”

从小到大，我听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无论是婶奶奶自己，还是家族里的亲戚们，每个人在复述这几句话时都呵呵笑着。哪怕大家口中那个“查谋仔”已经长大成人，对碎嘴的人们怒目而视，大家依然津津乐道，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个侥幸存活、在我儿时记忆中漂亮惊人的姑姑，每次听到这些都会扭头走人，却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她的沉默被当作理所当然的默许。

后来，随着她考上高中，成为家族第一个女高中生，毕业进了税务局，嫁给年轻有为的镇长，那个陈年旧事也被添加了更多传奇色彩。婶奶奶讲完原来的故事，会接着说：“还说要送给乞丐当老婆呢，谁能想到她原来是镇长夫人。”然后咧着嘴哈哈大笑，等着笑纳众人的啧啧称奇和恭维谄笑。笑得那么得意，就像三十多年前随手买下的、早就被忘到九霄云外的一张彩票忽然中了头奖。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买对彩票独中头奖，但大家好歹都有自己的债券，就算利率低，算上通货膨胀，也够得上安慰奖了。比如我爷爷，儿女再冷漠总是儿女。反正足以心满意足地死去，心安理得地位列宗祠。实在不放心的话，还可以自己亲手提前安排。

听我爸说，当年奶奶的葬礼也被爷爷安排得热闹又隆重。倾家荡产、弹尽粮绝那种隆重，虽然家里本来基本上也徒有四壁。让我爸耿耿于怀的是，爷爷有余力做棺材，却没法满足奶奶临死前一个小小的愿望——吃一碗芋头汤。那是1960年代末，没有菜市场，没有店铺，除了在屋前屋后的沟渠里偷偷种一些芋头再匆匆收割匆匆吃掉，没有人富裕到能储藏这种近乎奢侈的非必需作物。那时我爸十六岁，还没习惯于轻易死心的年纪。他擦了眼泪，转身奔出家门，一个人在冬季荒芜的田野上寻觅翻找。不用说，一无所获。

大概是因为那个冬天的记忆，我爸这一辈子都嗜食那种柔软黏糊的根茎类作物。天气越冷越喜欢吃，心情越差越喜欢吃。

从昏迷中醒来半天后，我爷爷在那天傍晚再次陷入昏迷，后来没再醒过来吓唬他毫无孝心的儿孙们。第二天早上，我听见外面锣鼓大作，得知爷爷在夜里走了。大伯和我爸一边穿着麻衣布置灵堂，跟做道场的师父们商量价钱，一边打电话约司机当天下午来接他们。

那天中午，跟随送葬队伍爬上海湾北侧的那座山，站在墓地前，我发现爷爷说得没错，是个好地方。靠近海岬的山顶视野开阔，湿漉漉的云雾沿着山腰爬上来，流过墓地，飘过头顶，凝结成灰白色雨云。从墓地前的空地望出去，整个海湾和镇子尽收眼底，更远处是烟波浩渺的大海，宛如爷爷描绘的仙境。要不是海风太冷太吵，这个葬身之地堪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