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记得我啦？

作者/贾铮铮

原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不平等，叫一个人的初见，是另一个人的重逢。

（一）

“贾铮铮！”

“唔？”

只见一张黝黑瓜子脸，一双油亮龙眼珠，两支羊角辫，一个女同学，巍峨拦在我面前。“你也在一班吗？”

“啊。”

“你不记得我啦？”这人瞪大双眼，眨眼时星光四溅，“我是梅丹莉！”

“哦……”

“你不记得我啦……我跟我奶奶，去你奶奶摊子上玩。我们一起吃雪糕。还办家家酒，我当白娘子，你当小青。”一连串追问和解释，透露她声音里递减的热情。

“噢！”我选择用谎言，对梅丹莉说出记忆里的第一句整话，“我记得你呀！”

那是1999年，秋风早早吹来，暑假不禁驱赶，井镇小学学前班迎来开学第一天。

那时的教学楼走廊梁柱通天，瓷砖散发光辉，白茫茫的操场一眼望不到尽头。那是我仰望的新世界，允许我对未来做无限敞亮的梦。

而开学前一天，我曾因半岁之遥被新世界拒之门外。奶奶领我一路小跑，跑出校长办公室，跑出小学校门，跑进镇政府大门，跑进书记办公室。书记办公室里坐的人，是我爷爷的小学同桌。他向奶奶确认我的名字怎样写，奶奶说“穿金戴银要争气”，书记笑笑，左手提起座机话筒，在办公桌玻璃板上轻轻一划，停在一条号码上，右手拨打号码键。他低声讲了几句，重复我的名字，挂掉电话。接着奶奶领我跑出书记办公室，跑出镇政府大门，跑进小学校门，跑进校长办公室。校长开出五十元收据一张。我拿到了新世界的门票。

以前，世界的边界，在灰砖青瓦的幼儿园；此后，世界的边界，在光明雄伟的学前班。我听见自己奔赴新世界的身后，幼儿园摧枯拉朽。这叫“自我中心阶段”，以为地球围着自己转，常见于二至五岁的儿童。那时我五岁半，一个月后是奶奶五十大寿，井镇大街小巷的黑白、彩色电视机，都会播放天安门前为她举行的盛大阅兵。

我的学前班班主任是一个短发烫卷的中年女士。凭借她的音容笑貌，我提前诊断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通病。不同于幼师的活泼趣致，不同于大学教师的气定神闲，中小学教师内化外显出劳累、紧张或哀怨。她肩背微曲，上衣后摆翘起，走路时鼻孔朝天。她的身心沉重，脚步轻盈。笑的时候嘴角向下，生气的时候表情和缓。这一切在我体内拉响警报再没有关闭，我做事认真、情绪稳定、厌恶风险，在主人翁与受害者两种心态之间摇摆。她选我当班长，我至今不明原因。我敬畏她，不亲近她，一定程度源于她爱穿皮衣皮裤。没有人会向往皮衣皮裤的怀抱，除了思想感染霍乱的文艺女青年。

有一回我在学校摔伤膝盖，班主任领我去教师宿舍二楼的两室一厅里擦正红花油。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胡老师。两年后，胡老师开始偶尔给我所在的班级代课。

学前班开学第一天，班主任教我们“嘴巴张大aaa，公鸡打鸣ooo”。教到一半，她石狮般肃穆的头颅在教室的空气中胡乱检索：“咋这么臭呢？”

“我拉屎在裤子里了。”教室后排传来女同学的声音。

隔着无数人头循声回望，我看见坦白拉屎的人，满脸涨出苹果红。是梅丹莉。

那天放学后，我把这个百年一遇、令人终身难忘的笑话，讲给奶奶听。奶奶说没什么可笑的，人家实在是熬不住了。

我从此以为屎是尿熬不住了变成的。我还以为女生的屁股只有一个洞，屎尿屁都从一个洞走，撒尿拉屎都是蹲着。男生比女生多长一只鸭鸭，所以男生站着撒尿。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理论，因此无人替我证伪。包括两年后的健康课（在井镇小学等于自由活动课）的课堂上，全班同学围坐一圈，胡老师抱我坐在圆心，跟大家有一搭没一搭闲话家常，边聊边摸我的肚子。我那时还不知道那不是肚子，而是女生撒尿的洞。

我还从奶奶的口中得知，梅丹莉来过摊子一事千真万确。这让我意识到，我会忘记见过的人，忘记快乐的事，心口会吹下凉幽幽的风。

后来我无数次脑补我跟梅丹莉吃雪糕、办家家酒的细节。我们一定吃的是红光牌雪糕，白底红字的包装纸，像白衬衣在腰间折进红色背带裙，五毛钱一根，奶奶冰柜里的爆品。它奠定了井镇90后小孩的雪糕初始品味。往后，一元钱的小布丁、五元钱的马迭尔、十元钱的中街1946，凡入我口，莞莞类卿。我们一定摘了石缝里摇曳的马唐草，当白娘子的发簪。我叫她姐姐，她叫我小青。

脑补多了，也就分不清是梦是真。我常怀疑自己其实从没忘记那一幕，只是学前班开学那天临时短路。

“你不记得我啦？”当多年后我用同样的句子反问别人，才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不平等，叫一个人的初见，是另一个人的重逢。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善于粉饰太平。他们坦坦荡荡地遗忘，是缘分的绝缘体，是弹指之间幻灭旧情的凶手。

我一次又一次地庆幸，感谢自己，在梅丹莉和我重逢那一天，顺水推舟，与新相识成为老朋友。从学前班到小学毕业，我们相处七年。在十二岁时回首七年，是回首人生的十二分之七；在三十岁时回首七年，是回首人生的三十分之七。七年与七年不是一个概念。三十岁的我还在夜夜做梦，梦得最多的，还是那七年。我梦到学前班的第一节体育课，我俩在小操场对玩拉力球。头上老树森森蔼蔼，女贞果一爪一爪吊在枝头。我俩一人张开手臂，另一人合拢手臂，拉力球在我们中间来来往往。直到拉力绳打结，拉力球永远消失在学前班的体育课和我后来的人生。

（二）

“服装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政治是一种高明的服装。”这是台湾中兴百货1998年的广告语。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人把它当作案例学习。我想如果把它放进小红书慢直播间，娓娓道来，与女主播艺术知性人设断不会违和，只是不确定能否带货。我不为任何一种广告的死亡哭泣。

在公司露台抽烟角送别辞职的同事，他说公司要的东西他做不出来，觉得自己很蠢。我刚想开口：“公司要的东西我给做出来了，何尝不是另一种蠢？”苏州河上风吹来，熄灭我的念头。

好广告，是知音。“服装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政治是一种高明的服装”，当我第一次读到它，在我如饥似渴弥补专业知识，祈求在异乡站稳脚跟的时候，内心深处陈旧而孤独的记忆穿越时空而来，那些流水账般的往事、零碎的光影，平淡到本来可以永远不被想起。

梅丹莉的奶奶大行财政萎缩之风。梅丹莉的服装大致分为三类：

一、井镇农贸市场赶集天服装摊款式。偶尔出现男款，比如迷彩连帽衫、黑白红条纹Polo衫，便于日后她弟弟继承。我的女同学总是有弟弟，男同学却几乎没有妹妹。达尔文再世也会对此惊诧不已吧？不，达尔文是男性。

二、手织的毛线套头衣、毛线开衫、毛线背心、毛线外套、毛线外裤、毛线鞋。这一类型不一定基于财政萎缩，还可能源自家人的巧手与爱心。尤其是毛线T恤，太前卫了，我想要我奶奶还不给，说我不分四时八候，到底要热乎还是要凉快？

三、她大爸女儿的旧衣服。包括旧校服。我们这一届的校服起先是蓝白色，四年级时因庆祝百年校庆换新成白绿色，荷包口从来都是斜的，通常只在星期一升旗仪式那天穿。梅丹莉平常会穿一件红白色校服，荷包口是平的，可以装满瓜子不漏出来。放学路上我俩边走边聊，边拣瓜子嗑。

发型也是一种政治。梳凌云髻的是皇后，扎竹节辫的是梅丹莉。她的竹节辫暗自拔节，最长的时候悬在后背垂至屁股。在整个小学期间，梅丹莉的头发只剪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因为惹了虱子。

苍蝇一样肥大的虱母娘，在梅丹莉的发缝间漫步。头皮屑一样细密的虱子蛋，凝结在她的发丝上。篦子篦不干净，她奶奶打算上药把虱子毒死。她开药房的大爸说上药对智力不好，赶紧到隔壁把头发剪掉。

剪头发的老巫婆给她下了狠手。透过稀薄的几缕发丝，能看出里层仅剩男式寸头。梅丹莉边剪边哭，老巫婆说：“你还哭？你这种长了虱子的，我还瞧不起呢！”梅丹莉咬紧嘴唇，旧泪痕上新泪痕。

头发卖了一百元！她奶奶给了她五元！那个年代的零花钱一般是五毛、一块。

顶着让我们意外的发型，梅丹莉和盘托出长虱子一事。我更想知道她的头发将去往何方。后来我梦到一个广东女富豪，长着钟楚红的脸，项链珍珠跟麦丽素一样大颗，背后胸前蓬松着梅丹莉的头发，竹节辫散开后的皮筋扎痕还在。

梅丹莉的和盘托出，换来关系好的女同学起哄她是“虱子大娘”。“大娘”一词之于女孩的杀伤力，不亚于“不行”一词之于男人。梅丹莉左顾右盼，耳根通红。我感觉她的眉骨在发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学会不要坦诚待人？

凡人大多缺乏一双识别璞玉的眼睛。谁也没有料到，在小学的最后一年，梅丹莉丑小鸭变天鹅。

她穿紧身短T，外搭不系纽扣的格子衬衫，衬衫轻薄得像正在融化的橘子冰，等待好风吹动，衣角翩跹，显山露水。在青春期激素的催熟下，她的胸部微微隆起，腰身愈显扁薄。大腿和臀部被牛仔裤箍得紧紧扎扎、浑圆饱满，像等待被摘下的冰糖李，蓄满酸甜的汁水。她的肤色依然黝黑，但多了几分光泽。笑起来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像燕子斜飞进春天。

梅丹莉有了“美丽”的自主权，却跟我渐行渐远。她和坐后排的高个子女同学们关系要好。她们去剪齐脖碎发，做离子烫，打耳洞，戴大圈圈耳环。高明的政治催生高明的生意。

在某个星期一，我负责打扫教室卫生。梅丹莉放学后特地等我，帮我去追躲懒的男同学。坐一排的男同学，打不过坐最后一排的女同学。她张开大手掌，一把捞住男同学的书包，干脆一扯，男同学一屁股摔在地上。

“跑不跑？”她粗声武气。

“不跑了不跑了，梅大娘我惹不起！”被她制服的男同学笑着求饶，乐在其中。

打扫完卫生，我和梅丹莉站在教室外的阳台上做家庭作业。我做一道，她抄一道。事物随人的长大而变小。教学楼转眼已变矮，操场转眼已变小。香樟树的香气断断续续飘来，我俩断断续续地聊天。

夏天就快来临，梅丹莉的小拇指还残留冻疮的痕迹，宛如粗糙的陶，在作业纸上没有感情地来回移动。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自己在抄什么。

“日他妈屄。”她骂。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对脏话的熟稔与无耻，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老子想到就来气。”

“啥事？”

“我们星期六去王渡了。”王渡是隔壁的一个镇。

“哇！你们自己坐车去的吗？”说实话，我还没有独自乘过车。没有人放心，包括我自己。我很难想象小孩独自乘车是在凭借怎样的一种能力或勇气。很难想象小孩独自拥有一个座位。我已到了买半票的身高，却还是被要求坐在家长腿上。

“走路去的。哪有车费嘛？”

“哇……那你气啥呢？”

“我们跟王渡的初中生斗地主，输了喝冷水。妈哟，老子肚子差点喝炸。”

“初中生？你们咋认识的呢？”

“她们早就认识。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介绍了吗？”

“嗯。他输惨了，实在吞不下去水了，跑到厨房抓盐吃。”

“他现在是你男朋友了吗？”我向往她说的每一句。

“哎，我不知道，”她探头往楼下吐口水，“我被他强吻了。他把舌头伸进我嘴里，搅来搅去，好鸡巴恶心！老子初吻没了。”

（三）

井镇的初夏，潮到能挤出水来。小时候我对潮湿带来的痛痒有多憎恶，今天对潮湿营造的暧昧就有多着迷。苔藓，是大地换季时的荨麻疹。金银花与丝瓜藤，年年葱茏，胖成一头绿色大象，骑在我家围墙上。洗衣池边的紫薇花，在这个季节吐出莫奈的晚霞。

“烂贱”，是奶奶给紫薇花的定性。为举办百年校庆，井镇小学进行校园改造，除掉大量自由散漫的植物，换上端庄大方的绿化带。从托运废弃植物的货车上，一根光秃的棍子掉落下来。车后头提着菜篮的奶奶，见它根须还在，捡回家插在洗衣池边，偶尔泼点淘米水。第二年，棍子开出紫薇花。紫薇花的花瓣很独特。我说它像“卷笔刀卷下的铅笔木屑”，又说它像“皱纹纸叠成的儿童节头花”。我的眼界局限它的价值。后来，我读到一句诗：池水琉璃净，园花玳瑁斑。觉得这“园花”就是紫薇花。它哪里烂贱？它分明高贵。

与紫薇花共享“烂贱”殊荣的，还有宝石花，也就是后来当上网红的多肉。你想，它身处我家厕所顶上，周围一圈玻璃瓶碎片，我奶奶能管得了它几分呢？它不需要谁的精心侍弄，吃到一分阳光，就长出十分生猛，在厕所顶上无暇旁顾，横行霸道。所以，我不为朋友圈里任何一个多肉饲养员喝彩。

这些被时间的巨浪反复吞吐的花花草草，构筑了我记忆中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记得我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作业。奶奶仰躺在一旁的藤椅中闭目养神，将鼻梁捏出一线痧红。突然脑海疏通一般，睁开眼问我：“诶！你记得梅丹莉不？”

“记得。”

“记得”这个词，属于什么时态呢？奶奶一提，我就想起，中间顶多半秒停顿。心中半秒，世间半生。我用半秒精准定位大脑里密集的档案柜，抽拉出关于梅丹莉的一切。这算记得吗？但从小学毕业算起，到奶奶这一提之间，我已近两年没有想起过梅丹莉。半秒都没有想起过，这算记得吗？

“她到广东当小姐去了。”奶奶压低声音，院子里明明只有我跟她两个人。

“但是当初在放学路上，她不是这样的！”

有一年，我们的放学路上多了一家茶馆。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下午，但凡我们路过的时间，这家茶馆的门板都只扳开一扇。透过那一条细长的门洞，能瞥见里头有桌椅，没客人。再想看深一点，明明灭灭，不知深浅。阳光好的日子，能看到一个有酒窝的胖大娘，在破败的壁角换蜂窝煤，用大炊壶烧水。她把盖碗里的茶水，一片片泼向门外。茶叶与茉莉花的尸体，湿答答地趴在街道的石板上。

我们从不止步深究，但每回都指望自己走慢一点、转头自然一点、往里看得清一点。因为大人们说，那不是茶馆，是“猫馆子”。

豆花饭庄的老板偷了自家钱匣里的二十元，拿去“猫馆子”里找小姐。豆花饭庄的老板娘闹离婚那天，半个井镇的人没有豆花吃。我担心极了。

好在街坊都劝老板娘：都是有儿孙的人了，还离什么婚哟？

又帮老板娘批评老板：要不是你婆娘顶住豆花饭庄，你们一家人喝风！

还背后议论：二十元就能嫖？那些小姐是穷疯了。

“小姐”本是一种尊称。我们本无血缘，甚至素不相识，但我敬你为姐，又怕把你叫老，那就加个“小”字。“小姐”就是抖音上的“小姐姐”。

但在街坊嘴里，“小姐”是一种职业。

那几个小姐，依我看年纪至少四十。石膏一样的假面，布满粗糙的橘皮与眼角的裂纹。嘴唇比血更红，红到发黑。她们轮流斜靠在门板上，短皮裙下的蛇网袜，被白花花的大肥腿塞满。

路过她们的时候，梅丹莉向天伸出两根剑指：“我发誓，这辈子我宁肯当叫花子，也不当小姐！”

我被她的高尚情操感染，连忙伸出手指响应：“我也是！”

而今梅丹莉当了小姐。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一定是经历了天大的委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毫无察觉。我反省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老朋友漠不关心？辜负情谊，良心蒙羞。

有一学期，梅丹莉放学不能和我同路。她要去她大爸的药房，她大爸要给她辅导家庭作业。起初我跟她去过一次。她大爸是女的，长了一张新疆人的脸，身材高大，性情高傲。我请教她大爸：“为啥你们家的邦迪不放药柜，要放钱匣？”“刷”一声，她大爸合上铝合金钱匣，不回答。所以我再也不去写作业了。谢天谢地我家不用常在她大爸家买药。偶尔硬着头皮去，帮我奶奶买二甲双胍，井镇只有她大爸家能刷医保卡。

麻绳专挑细处断。在不跟梅丹莉一路放学的日子里，我遇上了麻烦。

井镇跟大城市不同，大城市到处是光鲜亮丽的抑郁症，井镇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疯子。其中一个疯子叫洪二娃。以前在我眼里，洪二娃只是街上一根流动的电线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在我出门替奶奶买天厨味精的那一天，他叫住我。

一开始我没有听出他是在叫我，他叫的是：“贾红！”但井镇那时只有我们家姓贾。这声“贾红”舍我其谁？况且我知道他认识我的家人，我家的男性长辈会给他散香烟。他只是不知道我叫贾铮铮。

“贾红！你要帮你奶奶干活哟！”当我完全反应过来时，他的声音已变得严厉。

我很快接受洪二娃叫我“贾红”，而不叫我“贾莲”、“贾玉”、“贾春”……我想答案是：应用题里的女生都叫小红，“红”是中国现代女生的代名词。

“好。”我这声应和，跟他搭上了线。

“贾红！你放学啦？”“贾红！你不要在路上逗留哦！”……我开始隔三差五遇见洪二娃跟我打招呼。这给我带来的首先不是恐惧，而是没面子。我假装没听到，扯紧书包背带，生怕路上的同学知道疯子跟我说话。洪二娃不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会心中默念：别叫我别叫我……

多数时候，我是在放学路上遭遇洪二娃这个瘟神。因为我上学的时间很早，疯子没有必要早起。唯独期中考试那天，我不用太早去学校。刚走进十字街，就碰到洪二娃。十字街是他惯常盘踞之地。

“贾红！上学啦？”

淅淅沥沥的雨幕中，四面八方都是去考试的学生。我不理睬洪二娃，越过他面前。

他扩大声响，“贾红！”

我不理。

“嘿！”他怒吼，“咋不开腔？”

一定没有人知道他吼的人是我。大家肯定会以为是疯子自说自话。我继续不理，转过街角。

他跟上来。

我收起余光，加快脚步。

“格老子！”

一块碎砖头砸到我脚边。雨水溅起，打湿红色玛丽珍鞋里的袜子。

我停下，转身，看向洪二娃。

洪二娃离我不到五步，怒目圆睁，下巴撅起，头发像交叉缠绕的电线，生长在一颗思维混乱的脑袋上，淌着雨。

旁边几个学生也停下脚步。我模糊瞟见一件雨衣中的脸，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便立马向他发送脑电波：帮帮我帮帮我……男同学突然笑了，笑得像一只猴子：“贾铮铮！这个疯子是你谁呀？”

我没有说话，喉咙里藏着心脏，握紧雨伞手柄，筹谋它是盾还是箭。

“快去读书！”洪二娃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

我也转身走了。

中国家长有一种经典的行动逻辑，叫“大事化小”。我跟奶奶说洪二娃拿砖头砸我，奶奶说他不是坏人，是知根知底的老街坊。疯子在她眼里不是一种危险，只是一种状态。好比说，我妈在广东被我爸打，打电话向同在广东的老辈求助，老辈说我爸是这种性格。家暴在老辈眼里不是一种罪孽，只是一种性格。

又是一天放学路上，还没转过十字街，我远远看到洪二娃，坐在我的必经之路。我停在十字街口，转左是小井街，我家的方向；转右是大井街，梅丹莉大爸药房的方向。梅丹莉正要在此处转右。“贾铮铮，你站在这里干啥？”

“我不敢过去。”

梅丹莉抬眼一看洪二娃，当机立断，挽上我的胳膊：“走，我送你。”

井镇的街道不宽，她走在我跟洪二娃的中间，微微侧身，用高大的身躯掩护我。

“《至尊红颜》今晚上演第几集呢？”“明天早读课是语文还是数学？”“嘿！你看前面那人是不是你奶奶？”……她拖着嗓子，故意问得很大声，我也故意答得很大声。看她一脸自然，我忍不住笑。

如今我仍然搞不懂梅丹莉用的是什么策略。既要用身体挡住我，又要用声音引起洪二娃的注意，还要让洪二娃看出我很忙，无暇顾及他的视线与寒暄。每一次，梅丹莉都把我送到离洪二娃很远的位置，再跟我说拜拜，沿路返回，去药房做作业。一直到洪二娃失去了跟我打招呼的兴致。

“读书读不进去，到广东跟着她爸爸和后妈打工。打工又累不下来，就跑去当小姐了。”原因如此简单，把我刚冒出的一丝道德负担轻轻卸下了。“以前多乖一个姑娘呢，每次看到我就喊婆婆，”奶奶说，“可惜了。”

（四）

那一通电话是星期天的上午打来的。我正窝在宿舍消磨二十岁的时光，蚊帐是青春的大雾。接起电话，只听奶奶问：“你估摸我遇到谁了？

“刚刚在农贸市场，有个女人喊我婆婆、婆婆。我看她抱了个小娃娃，心想这是谁呢？

“我眼睛嘛又看不清楚。我说‘你是哪个？’

“她说：‘我是梅丹莉，你不记得我啦？’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哦！梅丹莉！好多年没看到了！’”

听到久违的名字，我弹射起床：“她不是在广东当小姐吗？”

“回来喽！娃娃都两岁了，是个妹妹。”

“娃娃都两岁了？跟谁生的呢？”

“这我就没问了。”

我惊讶于人与人的生命节奏如此不同。当我仍未摆脱“学生”的身份，梅丹莉已经经历过辍学、打工、当小姐、生孩子。当我离开井镇，逃逸进烟酒、文身、爱恨、愤怒、迷茫、阅读、旅行，梅丹莉回到井镇。

我怀疑我跟梅丹莉是否真的是朋友？朋友、伙伴、同学，这些小学就学过的概念，我是否从来就没有分清？井镇那么小。我曾问奶奶，高铁从井镇头开到井镇尾，要多久？奶奶说刹车刹一脚就进王渡了。我为什么和梅丹莉一次也没有重逢过？她家虽说住在乡下，离小井街也就不到三百米。我从来没有去过她家一次，只远远看见她家的红砖小楼，在一丛绿色的庄稼背后。

初一上学期，我从蛇江一中放归宿假，回井镇找小学同学玩。我们分享各自中学发生的新闻。一桩新闻是七个女同学结拜成“七仙女”。结拜那天中午，用削铅笔的小刀割破手指，血挤进酒里。七个人干了两瓶白酒，两个喝醉，一个是梅丹莉。梅丹莉在下午的政治课上睡大觉。老师叫醒她。她一口呕在老师的皮鞋上。

我衷心为梅丹莉有了女儿而高兴，虽然她为人母的年纪太年轻。

在学前班开学那天晚上，奶奶跟我说，梅丹莉的亲妈已经死掉了。在梅丹莉两岁那年，打工回来的大巴车上。车已经开进井镇，梅丹莉的亲妈坐在引擎盖上啃甘蔗，一个急刹车，她的喉咙被戳穿了。这个故事成为我一生的阴影，我至今不敢在车上吃甘蔗，不敢边走路边吃串串，不允许我的女儿边吃棒棒糖边蹦蹦跳跳。

梅丹莉的爸爸给她找了后妈，后妈给她生了弟弟。我奶奶常说：有后妈就有后爸。梅丹莉从没有跟我讲过她的爸爸是否变成了后爸。但我确信我们曾经做过彼此最要好的朋友。

我的十岁生日，被奶奶允许邀请一个同学到家吃饭。我邀请的就是梅丹莉。

梅丹莉得知这一消息很兴奋，转而又灰心：“你想要啥生日礼物呢？我奶奶恐怕不会给我买。”我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和当时的天空、池塘、小草。那天我们在放学路上逗留。

我还记得那时我梦想中的生日长什么样——绑着蝴蝶结丝带的礼盒、装在礼盒里的礼物、在同学的注视下吹灭蛋糕上的蜡烛。那一阵儿我热衷于模仿电视里大城市孩子的生活方式。

梅丹莉的这句话，让我的梦想破灭了三分之二。但我没有说。因为梅丹莉的理由十分正当。我一方面想要生日礼物，另一方面又怕她拒绝我的邀请，退而求其次：“你可以送我三角尺呀！”她最近在路边捡到一块荧光绿三角尺，很稀奇，我很眼馋。

“嘿！行！”她从草堆里拣出一坨鹅卵石，咚一声扔进池塘，打碎天空。

梅丹莉如约赴宴。她跨进我家院门，提着一斤糖、一瓶酒，像井镇每一个串门走亲戚的大人。我想这是她奶奶坚持的礼节。荧光绿三角尺的事，被我俩抛诸脑后。

“生日派对”就是在堂屋吃席，跟男性长辈们一桌。奶奶端着装满小酒杯的搪瓷盘，领我围着圆桌一一敬酒。我用“身体健康”敬年老的长辈，用“财源亨通”敬做生意的长辈，用“工作顺利”敬打工的长辈，用“万事如意”敬不认识的长辈……

敬完一圈，回到座位。梅丹莉朝我端起饮料：“来，贾铮铮，我敬你生日快乐！”

蛋糕上桌的时候，一位长辈起身关掉灯管的开关。冬日阴天午后的堂屋，瞬间如处夕暮，堂屋中央，生日蛋糕上的烛光一团明亮。在一众长辈酒醉汤麻的气氛烘托下，我们唱了生日歌。

那天梅丹莉走后，亲戚跟我说：“你同学的名字取得不好。梅单立，一棵单立的梅花树。所以她妈妈就没有了噻。”

“不是！她是牡丹的丹，茉莉的莉！”

查尔斯·兰姆说：“童年的朋友，像童年的衣服，长大就穿不上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回忆，不知哪些是夸大的，哪些被抹去了。坦白说，我已不能准确想起梅丹莉的脸。我在拼凑过去的同时，也会猜想：梅丹莉是不是也曾零零散散听到关于我的消息？记起我。怀念我。有过联系我的冲动，又自觉不合时宜，不想大费周章。老实说，我不想让她参与我后来全部的人生。不想被她发现，我也不再是回忆里的我。在忙于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这样默契协力，把彼此弄丢。

（五）

“你们还记得梅丹莉吗？”前不久，微信群里传来老友的讯息，“她得了胰腺癌。”

“我记得！我以前跟她关系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