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蜻蜓

作者/予默

留守的孩子，微妙的家庭，一切似乎和大众不同，但又离每个人那么相近。

一

我站在荒野上，远远看着父亲点燃了母亲的遗物。那是我们疏离的开端。母亲的衣服、鞋帽、生活用具，在汽油的助燃下化作熊熊火焰。最先对父亲作出抗议的是风，风夹起一条墨绿色碎花长裙，赐予了它生命。其次对父亲作出抗议的是我，我追赶恣意飞舞的裙子，试图抓住母亲最后的存在证明。每当我快要接近时，它又乘风飞向别处。追了很久，回过头才发现，我的追赶原来是逃离。我逃离了那片荒野，逃离了父亲，一逃便是六年。

七月一个周五的傍晚，我搭乘的火车在余晖中驶向一千四百公里外的陶都。此行的原因是探望父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前不久，父亲对死亡产生了莫名的执念，妄想在酒精与安眠药的混合作用下与世长辞，幸运的是他的计划失败了。旅途中，我久久地望着窗外不停变换的风景，惊讶于自己得知父亲的噩耗后竟会如此平静。当火车驶入隧道，眼前的风景骤然消失不见了。一个恍惚的瞬间，我觉得自己乘坐的是一辆时间列车，它将要把我带回遥远的过去，回到那些与母亲一起守望父亲的日子。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二年，我七岁那年。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趴在餐桌上看绘本书，偶尔望向窗外发呆。邻居胡大伯躺在我家窗前的香樟树下乘凉，手中的草扇不停拍打胸脯，直到他发出呼呼的鼾声。一阵清脆而急促的自行车铃响起，是母亲下班了。她在胡大伯身边停下，大声喊道：“长运要回来了！”匆匆进屋后又重复了这句话：“长运要回来了。”她喜上眉梢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面对母亲的热情，我漠然。她丢下手中两只鼓囊囊的塑料袋，笑着说：“傻儿子，你爸明晚要回来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挽起袖子忙活起来，备卤料，烧猪蹄，还把墙上那条老腊肉拿下来洗得透亮。我也没闲着，帮忙掐了盆扁豆，又剥了碗毛豆。到傍晚，餐桌上整整齐齐摆着六盘菜，一边青一边红，母亲扣上菜罩瞥眼对我说：“可不许偷吃。”我紧咬下唇，忍着饥饿，静候那位叫长运的客人。我们在客厅里等，接着在卧室的电视机前等，后来母亲坐不住了，便拉着我出门去等。

我们是在离家五百米远的公园西路等他的。夜晚十点，陶都的街道空落落的，母亲站在暗黄的路灯下，对路上每一辆驶来的大巴车跳跃挥手，脚上的凉鞋在地面敲得咔嗒响。我发现，原来母亲出门时换了一身衣服，是我从未见过的一条墨绿色碎花长裙，裙子因主人的激动而翩跹起舞。经过漫长的等待，一辆大巴车在路边停靠，母亲期盼的人终于到来了。眼前这个男人穿得黑漆漆的，头戴一顶遮住半个脑袋的渔夫帽，皱巴巴的衬衫下藏着枯瘦的身子，整个人远看像一盏熄灭的落地灯。见到他时，母亲却藏住了刚才那份热情。他们沉默对视片刻，在路灯下紧紧相拥了。母亲把脸埋在男人薄薄的胸膛里，发出轻声啜泣。

回家路上，母亲斥责我说：“臭小子，怎么不喊人呐。”我跟在他们身后，难为情地喊道：“叔叔。”

后来，这句“叔叔”被母亲和胡大伯笑话了很久。

这顿接风宴吃得有些安静。男人坐在我正对面，帽檐下的那双眼睛被阴影笼罩着，使我联想起谍战电视剧里的特务，于是我提高了警惕，偶尔对母亲使眼色，暗示她提防着点。我观察到他们俩的交流十分特别，仅靠表情和肢体动作便能让对方抿着嘴笑。直到我洗澡躺床以后，才听见客厅里传来絮絮的交谈声，似乎在交换着机密情报。

到了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左手边睡着母亲，右手边居然是这个男人。在我家吃饭就算了，还要同我们睡，我格外恼火。他侧躺着面对我，脸很瘦，寸头尖脑袋，横七竖八的胡茬延伸至脸颊。在他翻身的时候，我猛然注意到他的耳朵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再仔细看，耳朵竟是残缺的，全然不见耳孔以上的部分。面对这个异样之物，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战栗起来，于是转身蜷缩进母亲的怀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尽可能把自己关在书房，离他远远的。只有一次，他敲门与我说话，我装作没听见。

盼他来的过程很漫长，盼他离开的过程更加漫长。终于，这位不速之客穿着来时那件黑色行头离开了。我被母亲强拉着去送别，正要出门，男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只见他从背包里翻找出一坨皱巴巴的卷起来的彩纸，蹲下身，在我面前小心翼翼打开。一个绿油油的物件展现在我面前，是一只用草叶编织的蜻蜓。蜻蜓在他粗糙而宽厚的手中停歇着，长长的翅膀舒展开来，仿佛正在苏醒。他问我喜欢吗，我点了点头。

因为这份礼物，我渐渐对父亲产生了期盼。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一个窝成球的塑料袋，有时里面装着海苔和干脆面，有时装着果冻和威化饼。无一例外，每个袋子里都藏着一只草编昆虫。只要数一数它们，便能得出父亲回家的次数了。我的思绪沿着蜻蜓给出的线索继续攀爬，直到火车驶离隧道，手机的嗡嗡震动声将我唤回现实。是胡大伯打来的电话，说明天来火车站接我。车窗外，霞光褪去，深沉的夜色吞噬了大地。我变得不安，因为陶都离我越来越近了。

二

火车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到达了无锡站，出站后我又搭上了胡大伯的轿车。回陶都的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事而变得严肃，也刻意不提及父亲。最终，话题不可避免地去到了他身上。

胡大伯说，一年前，父亲的身体开始毛病不断，再不能支撑繁忙的出差业务，于是回陶都休养，可身体没养好，焦虑和失眠的毛病又接踵而来。胡大伯成了父亲唯一的倾吐对象。父亲向来寡言少语，但他们在饭桌前一坐，酒杯一碰，话匣子便打开了。胡大伯说：“那天我们喝到半夜，三两白酒一下肚，他恨不得把银行卡密码告诉我。长运把这大半辈子的话全憋在肚子里啦。”

我的家里依旧空空荡荡，四处积满灰尘，和我离开时一个样。餐桌上只放着烟灰缸，鞋架上只有两双拖鞋和一双旧皮鞋。这是父亲一贯的极简生活。唯一的装饰品是窗台上的一盆牵牛花，花还没开，像许多把折起的雨伞。

父亲在床上似睡非睡地躺着。他的身体原本就瘦，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更是形销骨立了。胡大伯悄声说：“你爸的命算是捡回来了，但落下了嗜睡的毛病，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反应也比以前迟钝。”我让胡大伯回家休息，可他执意留在这照顾父亲，他认为父亲的自杀是由于自己的疏忽造成的，这几天一直在自责。父亲像一个失了魂的人，眼睛时而紧闭，时而微睁，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到来。胡大伯问他渴了没，饿了没，父亲往往要经过半分钟思考才能回应。我本害怕与父亲见面，但现在的状况却令我放松了不少，我们的沉默因为他的神志不清而合理化了。

待父亲睡着，我和胡大伯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里，再也找不回刚刚路上的愉悦了。我心底藏着一个重要的疑问，为什么胡大伯不在父亲出事那天立刻通知我？但胡大伯尽心尽力照顾父亲，这样的提问像是一种苛责。把话咽回去之后，我依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胡大伯点燃一根烟，终于开口道：“长运当年带着你们母子俩离开老家出来闯荡，来陶都的那会儿你才刚学会走路呢，时间过得真快。”

“回过老家吗？”胡大伯问。

我摇了摇头。“记得我妈说，我出生在一个叫做石头湾的地方，长大了才知道那是陕西的一个偏远山村。我连爷爷奶奶的照片也没见过。”

胡大伯也摇了摇头，像是在谴责我的不孝。他说：“要是长运没出事，你也不打算回陶都了吧？”

面对直击要害的连续提问，我有些喘不过气。确实如他所说，我本不想再与父亲见面的。胡大伯没等我回答，接着说：“有一次，我碰见长运在湖边喝闷酒，我就问，长运啊，喝酒怎么能不叫我呢？他居然不理我。旁边几个下棋的老头让我别理他，说他天天在这喝酒，喝醉了就嚷嚷着要投湖，脾气冲得很，还会伸手打人。”

我说：“结果他没胆量，选择了无痛苦的自杀方式。”

“靠安眠药自杀和投湖自杀，指不定哪种更痛苦。”胡大伯愤愤地说。“你不知道安眠药里有催吐成分？得亏我发现得早，他才没被呕吐物呛死，洗胃的时候也差点要了他半条命。”

我羞愧于自己的无知，尴尬得哑口无言了。接着，胡大伯和我讲了父亲的许多往事。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知之甚少，虽然母亲曾向我提起他们幸福的二人生活，但这些事在年幼的我看来并没什么大不了。得益于胡大伯，我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时候不早了，”胡大伯把烟掐灭，站起身，“还是要多回来看看，陶都不也是你的老家吗？”临走前，他拍了拍我的背，让我好好照看父亲。

这天夜里，我躺在卧室床边的沙发上，像儿时那样在黑暗中窥视父亲。令我恐惧的不再是他残缺的耳朵，而是那时断时续的鼻鼾声，仿佛一个溺水者发出的垂死呼救。每当他没了动静，我就要起身看看是不是断了气。想到胡大伯这段时间也是这样陪着父亲，心里一阵歉疚。

三

母亲不在以后，胡大伯意外地成了最了解父亲的人。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对我说：“要是我今天不讲，恐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事儿。想撬开他的嘴，比喊你回家还难。”他接下去要说的，当然是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那只残缺的耳朵。

我的父亲是祖父入赘进祖母家之后的第一个孩子，于是随了祖母姓。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父亲是最瘦弱的，而且长得不像祖父。两个活泼机灵的小叔父总喜欢钻到铁匠房里看祖父叮哐叮哐打铁，还会给他端茶送水，因此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而我那个愣头愣脑的父亲不懂得巴结祖父，被当成了外人。

父亲在八岁那年掌握了草编手艺，祖父更瞧不起他了。有一天他跟祖母上街赶集，在村头遇到了草编手艺人叶勇，父亲立刻被担子上绑着的草编昆虫吸引了，有螳螂、蜻蜓、蝴蝶和以假乱真的蚱蜢，这些奇妙的玩意儿令父亲着了魔。祖母在无奈之下给他买了一只蚱蜢。第二天，祖母家的院子里居然生出了一堆蚱蜢，有大有小，有黄有绿，都长着细细的腿和胡须。只见父亲手捏芦苇叶，一弯，一折，不一会儿就变出一只栩栩如生的蚱蜢，祖母惊讶得直瞪眼。祖父走出铁匠房，被眼前的一幕惹恼了，大吼一声：“害虫！”

叶勇得知了这件事，找上门来，对父亲赞不绝口。于是他们开始了长久的来往，父亲终于摆脱了孤独。

叶勇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腿肌肉萎缩成了一根干柴棍，走起路来一颠一簸，村里人叫他“叶瘸子”。每逢赶集日，叶勇会挑着满满当当的担子下山卖货，担子上绑着草帽、草鞋、草筐、各式草编昆虫，还有捆成卷的草席。这些草制品林林总总，囊括了石头湾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下山的路途对他来说可谓艰难险阻，比起山路曲折，更大的阻挠来源于那些“小土匪”，那些野蛮的孩子们会在叶勇下山当天提前设好埋伏，趁他踉跄前行，从身后悄悄凑近，拽下几件草制品逃之夭夭，有的还回头嚣张挑衅：“叶瘸子，来追我呀！”

面对这些“小土匪”的暴行，叶勇并没有表现出无奈或是气愤，他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后来父亲承担起镖客的职责。虽然他瘦弱，但个头比其他孩子高一截。就这样，叶勇在父亲的护送下摆脱了侵扰。

父亲十岁那年，几乎学到了叶勇全部的技艺，俨然一副手艺人模样。也正是那一年，父亲失去了上半只左耳。

一个赶集的日子，父亲跑上后山，找叶勇一起卖货。在路上，他远远看见叶勇被人推搡着，肩上的担子摇摇欲坠。作恶的人是村委主任的儿子郭春明。父亲抄起木棍迎上去，郭春明转身就跑，还不忘扯走一串草帽。

那歹徒一边逃一边回头臭骂。父亲在一个弯角快要抓住他时，郭春明被地上的石块绊了脚，手舞足蹈地朝山坡扑了下去，没滚几米远就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父亲将他拉上来，发现他眯缝的左眼里嵌着一根细长的树枝。

郭主任带着独眼的儿子来找祖父讨赔偿了，他们一口咬定是被高长运推下山的，全是他害的。祖父脸色骤变，把铁锤往地上一丢，大吼道：“就当我没那个儿子，你们要是能找着他，就跟他说理去。不关老子的事。”

郭主任三番五次前来讨赔偿，每次都引来无数村民围观，祖父的铁匠房变得格外喧嚷。祖父忍受着郭主任的辱骂和众人的闲言碎语，只能把愤恨发泄在滚烫的铁坯上。几天后，这件事有了结。郭主任摆出一副见不到钱就誓不甘休的架势，忍着闷热在铁匠房坐了一上午。村民也跟着急了。

有人起哄道：“刘铁匠，把你家的地卖了就够赔了。”

几个看热闹的小孩也跟着起哄：“刘铁匠，把你儿子的眼睛戳瞎就公平了。”

祖父倏地起身，指着郭主任说：“赔，我赔，你在这等着。”

父亲被拽下山的日子终于还是来到了。他被祖父牢牢绑在院子中央的榕树上，他微弱的辩护声淹没在村民的吵嚷中，只能默默等待惩罚降临。

祖父所有的积怨都在这一刻爆发了，脸红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他抄起一把刚开刃的菜刀，指向高长运说：“我们祖上世世代代火里求财，哪个不是抡大锤的汉子？这娃不来跟我学打铁，整天跟那个瘸子学歪名堂。这下可好，给老子闯了大祸，今天非得削了你。”祖母大喊：“老家伙，你疯了！”她起身阻拦，却像一丛稻草似的被祖父拨开了。

父亲的左耳朵被用力揪着，头被迫歪去一边。他闭上眼睛，一切都安静了。村民的喧闹消失了，祖母的哭号也消失了。再次睁开眼时，一阵蝉的嘶鸣声传来，父亲觉得被揪的那只耳朵有些痒，往肩膀上蹭时却感到有些疼，一看，肩上渗着暗红的血。耳朵没了。

面红耳赤的祖父像一头随时爆发的公牛，拿着割下来的半只耳朵对主任说：“咱们扯平了。”

众人鸦雀无声，主任也被吓得不敢表态，不再提起赔偿的事。这时的祖母已经昏倒在地，村民们把她抬进了屋子。

脱离了树干的父亲成了一具摇摇晃晃的魂灵，直到叶勇赶来给他包扎好耳朵，他终于放声大哭了。这时，祖父也哭了，他的哭声比儿子更加凄厉，两人的哭声久久回荡在石头湾的山涧。

讲到这，胡大伯和我重新陷入了沉默。我问：“那后来呢？”

“有天村民看见山上冒着浓烟，爬上山去发现了一座被烧得只剩下四面泥墙的屋子，只有长运认得那是叶勇的小屋。大伙儿怀疑是姓郭那小子干的。”

“叶勇呢？”我问。

“死了。”胡大伯说。

四

天蒙蒙亮的时候，父亲的鼾声停歇了。我把手伸到他鼻孔处探了探，感受到一丝微弱的呼吸才放下心来。我躺上沙发，在鸟叫的陪伴下合上眼，可是再也找不着睡意了。

等到第一缕晨光射进窗户，我爬起身，准备在父亲醒来前进行一次大扫除，以这种方式重新建立与屋子的联系。它曾经的主人是我和母亲，现在全然不见我们的生活痕迹了。全怪父亲六年前发的那场疯，我再也看不见相片上母亲的模样，再也闻不到衣服上残存的母亲的气味。毕业后我去了广州工作，发誓再也不回来。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相隔千里，我却与父亲保持着某种“联系”，这还得感谢胡大伯。他偶尔打电话将父亲的状况告诉我，也许父亲也会在他那儿打探关于我的消息。除此之外，每隔几个月，我会将一笔赡养费转入父亲的银行卡，但最终都被退回了。这笔钱就这样被我们来回转了无数次。直到前不久，就是父亲想不开的那段时间，我发现父亲给我的转账记录里有一则附言：“以后不要给我钱了，你自个儿吃好点。”也许这就是他的遗言了。

想到这，我故意让扫帚和簸箕发出很大声响，试图干扰父亲的睡眠。

当我将扫帚探向床底，清扫父亲掉落的头发时，听见了沉闷的铁皮声。猛然想起，那是我以前藏在床下的一只铁盒。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才将它钩出来。这个红色的月饼盒是父亲在一个中秋节带回来的，后来成了我的宝箱。盒子沉甸甸的，斑驳的锈迹诉说着岁月的变迁。打开盒子，原来父亲送我的草编昆虫就藏在里面，这些曾经栩栩如生的绿色精灵变成了枯黄的草干。我数了一下，共十七只。它们的数量本该不断递增，自从母亲去世，数量定格在十七。

盒子里还有一沓游戏卡片，巧克力包装纸，都是父亲给的。盒子最底层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塞着一张相片。是一张泛黄的合照。我们一家三口站在桥上，看背景大致认得出是通往公园的一座石拱桥。相片里的我站在父母中间，我的个头比桥的护栏稍矮一些；父亲穿得一身黑，神情严肃地看着镜头；母亲身穿一件法兰绒大衣，温柔地笑着，散发出高贵典雅的气质，以至于让相片的触感变得柔软了。

再次见到母亲，我惊喜得几乎跳起来。多亏这只铁盒，它像一艘诺亚方舟，载着我最珍贵的宝物逃离了父亲带来的那场浩劫。我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渐渐地，我感到身体里的一根弓弦被拉满了。我闭上眼，紧紧咬住牙齿，若稍有松懈，我的泪水便会像七月的暴雨般倾泻而出。我可不想这样哭。

床上的塑料吊扇吱呀吱呀地响着，像是对我的安抚。我从地上站起，视线不经意间落在父亲的半只耳朵上。它在阳光的照射下红润而通透，仿佛枯木桩上长出的菌类植物。这时，父亲的身体颤动了，眼皮与阳光进行了一番搏斗。他艰难地支起身体，我迅速把铁盒踢回床底，父亲露出惊恐的神色。似乎他受到惊吓不是因为铁盒的碰撞声，而是我的存在。

“你怎么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嗯。”我点了点头，移开了目光。

父亲迟疑了一阵才下床，颤颤巍巍地挪去了卫生间，我试图搀扶但被拒绝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比以前矮了许多。在我还没有掌握度量衡的时候，我会使劲张开双臂，仰起头对其他孩子说：“你爸爸不过如此，我爸爸有——这——么高。”

现在，父亲确实矮了许多。

趁他洗漱期间，我去厨房炖了一碗鸡蛋，但父亲没吃几口就爬上床去了，他打开电视，用遥控频繁地切换频道，怎么也找不到想看的节目。我敢肯定他没心思看电视。电视的唯一作用是缓解我们独处的尴尬。此刻我埋头思考着那张相片，纠结要不要把它交给父亲。我无法判断它会对父亲造成什么影响。假设父亲寻短见是为了那把火而赎罪，那么这张相片无疑是能让他从悲痛中解脱的良药。但我并不知晓父亲寻死的理由。直到我狠下心试图告诉他相片的事，他又打起了鼻鼾。

五

如果说胡大伯是父亲的护工，那么我更像是监狱的看守。我翻遍了家中所有柜子，检查有没有尖锐物或者安眠药之类的东西，以防父亲又想不开，我还把他放在橱柜里的两瓶白酒给扔了。我笃定父亲不会放弃寻死，他这人执拗得很。

我自以为考虑得周全，但还是失职了。就在我做好晚餐的时候，父亲不见了。

看着桌上刚出锅的饭菜，我有些气恼。拨了父亲的电话，却听见卧室传来手机振动声。床上的吊扇依然左右摇晃着，毛毯从床边垂落到地板上。

我坐在餐桌上，眼睛跟着墙上挂钟的秒针移动，走到第五圈的时候，发觉此刻的场景有些熟悉。我恍然大悟，原来时间的行进路线是蚊香那样的螺旋状，它一圈圈向外延伸，我伸出手去便能抓到与我平行的那条过去的时间线。

我隐约闻见母亲身上淡淡的茉莉花味，仿佛此刻她正坐在我身旁。我触碰到那一段守望父亲的绵软时光了。

“火车到苏州了。”母亲看了看手机说。

“他快要到无锡了。”母亲说。

“他转坐大巴了，一起出门接他吧。”母亲兴奋地说。

“那就出门接他吧。”我对自己说。

我闻着街道上飘着的饭菜香味，朝公园一路小跑。我记得胡大伯和我提起父亲常去公园。由于出门忘了换鞋，不争气的拖鞋在我奔跑的过程中不断后移，滑到了脚后跟，我得以用前脚掌感知每一段路的触感。我此刻的样子在路人眼里一定非常滑稽。顺着公园弯弯绕绕的小径来到湖边，天色已经暗淡了，被芦苇丛环绕的湖面上倒映着几片残云。附近空无一人，我绕着湖跑了两圈，没见着父亲的影子。我气喘吁吁，在湖边的长椅上掩面而坐，脑海里建构着陶都的地图。这里是我唯一知道父亲可能会来的地方，他到底还会去哪呢？一时没了头绪，想到求助胡大伯，于是拿出手机拨他的电话，但始终无人应答。

这时，一只手重重搭在我的肩上，我惊叫了一声。这是一只皮包骨的大手。我猛地转过头，要找的人正站在我身后。他头戴那顶旧渔夫帽，穿着睡觉用的白背心，背着一只掉皮的挎包。

我压抑着愤懑的情绪，说：“你怎么在这。”我想尽量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父亲居然扑哧笑了，指着我的脚问：“拖鞋是这么穿的吗？”

我低头看见十颗脏兮兮的脚趾头，以及滑到脚踝的拖鞋。父亲的笑声颇具感染力，但我心底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保持冷峻，于是咳嗽两声假装镇定。父亲费力地取下挎包，并排坐在我旁边。他动作迟缓，关节的每次弯曲都伴随着微弱的响声。父亲抱着挎包，像护着宝贝似的。我暗暗抱怨，肯定是买酒去了，包里一定装着酒。

“饭好了。”我说。

父亲“嗯”了一声，没有起身的打算。他一定累了。我也累了。我们就这样呆呆地坐着，望着那被风吹得沙沙响的芦苇丛。

“你怎么过来了？”他问。

我觉得他想问的是为什么我知道他在这。“我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因为以前你带我来过。”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

是啊，我当然记得。

上一次和父亲来湖边，是一个春节。父亲邀我去公园放鞭炮，那是我们第一次出门游玩。与其他父子不同，我与他时刻保持着两米的距离。他偶尔回头看我，我则低头躲闪。在路上，我们遇见了胡大伯，他牵着幼小的女儿走来，用很大的嗓门说：“哟，高氏父子终于团聚了。”他走到我身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爸爸在外面东奔西走多辛苦，好不容易回来过个年，今晚不陪他喝一杯？”父亲腼腆朝他笑了笑。胡大伯让女儿给我们道了一声再见，蹲下身让女儿骑在自己肩上，抓着她的手腕，大喊一声：“回家咯！”起身小跑而去，左摇右晃的身姿像一艘颠簸的船。他们的笑声渐行渐远，却在我心里泛起了涟漪，触动了我某个麻木已久的神经。

去往公园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条老巷。一群孩子迎面跑来，在不远处停下脚步，抬头议论着什么，似乎是对屋檐上挂着的冰锥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男孩举起一根长树枝朝上挥舞，一边蹦跶一边哈出白气，旁边的一个孩子说，要是有高个子来帮帮忙就好了。于是，几双眼睛放光似地向我和父亲投来。

父亲转头看向我，在我面前摊开一只手。我不知所措，希望他只是为了接住一片雪花。他的脸看上去有些僵硬，眼神却比往常多了些光芒，也许是映着地面的雪的缘故。就在他张嘴的瞬间，我抓住了他的手。回答他的话不如回应他的动作更为自在。父亲似乎心领神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我攥紧父亲的手指头，像握住了一根从雪里挖出的树杈，粗糙而冰冷。他把我拉到屋檐下，把我往墙的方向推。当我反应过来时已经被父亲背了起来。我在孩子们的注视中缓缓上升，感到有些骄傲。抬头看，屋檐下的冰锥近在咫尺，我伸手摘下连成一排的冰锥，将它们一根根掰开，由父亲派发给孩子们。他们欢呼雀跃，对父亲连声道谢。孩子们离开后，我发现父亲的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淡青色的头顶，短短的头发有些扎手。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角度观察父亲的脑袋。两边是耳朵，左边是一只半截的耳朵，右边是一只完整的耳朵，都发红了，我用双手感受到了它们的炙热。

我的一只手臂被父亲紧紧握着，身体稳稳地骑在他肩上。与胡大伯不同，父亲走起路来没有起伏，像是飘着前进的。冰锥在我手中慢慢融化，一滴冰水流到父亲头顶，滑进他的衣领。父亲没有反应，仍然平稳地迈着步子，我们就这样去到了公园的湖边。

那天的事被我当作是一个羞于启齿的秘密，本以为那份仅存在片刻之间的温情是一个开始，但谁知世事难料。若不是发生了变故，也许我们现在坐在湖边一定有说不完的话。

回过神，我又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从裤兜里掏出相片，用相纸的一角戳了戳父亲的胳膊。我想，他撕了也好，烧了也罢，反正我已经用手机翻拍了。

“在床下找到的。”我嗫嚅着。父亲没有反应，我压低脑袋往帽檐底下看，父亲又睡着了，我有些扫兴。

七月的天空是多变的，纱帐般的乌云从西边铺开，不一会儿便笼去半边天。细雨从天上飘落，落在了相片上，一小滴雨沾在母亲眼角，成了她的泪，我拭去泪滴，母亲的笑容又回来了。真好，她会永远这么笑着。

我拍打父亲的胳膊说：“下雨了。”父亲醒得有些艰难，用迷茫的眼神四下张望，大概在重新确认自己的处境。我跟在父亲身后，沿公园的小径往回走去。刚回到家，胡大伯打来了电话，他说：“刚刚在忙，没听见铃声，你爸出啥事了吗？”我说：“他好着呢，就是想问问你明天有没有空送我去火车站。”

“不多待几天吗？”

“公司里还有事要忙，我下周再回来。”

挂断电话，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把目光移向窗外。雨越下越密，落在窗玻璃上，发出细碎的迸裂声。父亲定定站在门边，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去忙你的吧，等国庆节再回来。”

六

返回广州的火车是周日上午十点发车。我收拾好行李，把相片偷偷塞在父亲的枕头下。父亲这时还在熟睡，呼吸有些紊乱，他的半只耳朵突然抽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别。临出门时，我发现窗台上的牵牛花开了，紫色的裙摆在风中微微舞动着，也像是在同我道别。

胡大伯如约开车送我来到无锡火车站，下车后，我满怀歉意地对他说：“再拜托你照顾我爸几天，等我忙完了立刻回来。”

胡大伯笑了笑说：“你们父子俩可真像。那会儿长运老是出差，临走时也这么叮嘱我，叫我好好照顾你。”他朝我摆了摆手，“你放心，赶紧进去吧。”

目送胡大伯的轿车远去，我深呼一口气，有一种从虚幻回到现实的错觉。我径直走向检票口，正要从背包的夹层里取身份证的时候，手指突然被某样东西刺了一下，再一摸，触感有些熟悉，取出一看，竟是一只草编蜻蜓。绿色的芦苇叶散发着青涩的淡香。

我举起蜻蜓对它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阳光有些猛烈，我双眼紧闭，感到时间的螺旋重又缓缓转动起来。

那么，绿色的蜻蜓，你要带我飞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