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学的那天

作者/潘逸飞

后来，父亲又跟我打了很多通电话，但我唯一记得的，只有我逃学那天的那一通。

有一段时间，父母把我寄养在舅舅家，以便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周末，我依旧去上物理竞赛课。我告诉舅母这是一个普通补习，强化基础的。那时我学会了撒一些小谎，让自己不被排斥。

上午最后一节课，我请假去厕所，回来时，在走廊上看了一会儿接同学下课的家长。那些人聚集在鼓楼下面的广场，骑在摩托车上，嗑瓜子。瓜子也许是在南门炒货店买的，那儿的瓜子比较肥，舅母爱吃，我买过。我转身下了楼，阳光晃得厉害，旋转楼梯令人眩晕。我感到此时的逃课有一种奇妙的美好，时间在教室登记在册，却真真切切地握在手里。

我没有再回教室，而是往校门口走。天气非常炎热，家长们趴在摩托上，屁股与腿脚同时发力，让车倒着挪动，如同鱼群一般挤进鼓楼底下越来越窄的阴凉地。我穿过地下通道，走向鼓楼，有一个家长喊我，放了吗？我说，没呢。脚下的瓜子壳像飞机留下的细长烟雾，渐渐消失，我走进阴影。那你怎么跑出来了？那个家长又问我。她像别人一样把摩托车停好，把菜留在车筐里，有一只整鸡裹着塑料袋，鸡爪伸出来，指向天空。我绕过鼓楼往家的方向走，到了巷口，赶在收摊前买了一个鸡蛋饼。

饼在一汪油里反复煎过，香脆，甜酱刷得很厚。我父母都不爱做饭，这个饼就是家的感觉。我进了居民区，下了个坡，走到头，想看看养在阳台上的蜗牛还在不在。我其实不怎么理解这种动物，让湿润唤醒，冒着被踩碎的危险，缓慢地从一片草地爬向马路对岸另一片相似的草地。上一场雨后，我救了几只回来，养在一个空奶瓶里。我没有找到绿叶菜，就喂了一颗圣女果。蜗牛并不挑食，泛乳白的肚缓缓存进一团橘红，像装进一颗跳动的心脏。那天，父亲开始整理行李。“你非去不可吗？”“对。”“吃了秤砣是吧？”“是。”“我不是叫你把这件扔掉吗？”父亲头也不抬：“反正我可以穿。”“你不是答应我了会扔的么？”“我那是嫌你烦。”

这是日常性对话，不能算吵架。父亲也试图更爱我们，我和母亲察觉得到，至少他节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我们身上。但父亲还是不声不响地申请了一个驻岛调研的项目。

“她才高一！你女儿今年上高一！”“我说过了我知道。”“那我问你，一个什么什么语重要，还是你女儿的前途重要？”有一种语言就要消失了，只有一个人会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我也觉得这件事比一个人要高考重要得多。家里的变化最终定性为我个人的失败，是我挽留不住父亲。母亲希望我去舅舅家住一段时间，不要看见他们后来的事。

我向楼上张望了一会儿，确认阳台上的玻璃奶瓶已经没有了。这也不是母亲第一次扔我的东西。我忽然有点想吃里脊肉，刚才忘了加，父亲买鸡蛋饼的时候总会帮我放。我马上绕回鸡蛋饼摊，银光闪闪的餐车上挂着银光闪闪的大锁。于是，我慢慢走回鼓楼，离放学还有五分钟，那些摩托车在广场上散落得横七竖八，暴露出的金属部件像湖水一样波光粼粼，犹如太空中漂泊的浪子，随时迎接召唤。

十二点，校门开了，我的同学冲向他们的父母。摩托车座的皮垫此刻像一个烤盘，人们撅着屁股道了别。那就晚上见。晚上见。乘凉。乘凉好。带个西瓜。西瓜好。喝一点。喝一点最好。他们的姿势甚至让我记起小时候，人们把歌舞厅的灯球钩在鼓楼的城墙上，流光溢彩。喇叭里放着迪斯科的音乐，所有人都穿着翻领的确良，撅着屁股，跳舞，父亲、舅舅、抱着表弟的舅母、母亲、我，我们也跳舞。

那个时代的舞姿是热烈的，摇摆、触电。没有一个人领头。人们百花齐放，相互慰藉，像一只只好不容易爬上岸的鸭子，甩动羽翼，甩掉他们所叹息的人生烂牌。“什么？你讲大声一点。”“姐，那个，我把……”舅舅伏在母亲耳畔，母亲继续晃动着胯。她的胯骨很扁，像腰下有两瓣瓷做的蝴蝶在飞舞。舅舅说：“我把饭店关了。”母亲一声冷笑，停下动作。旋转的人流把我们一家留在原地，像海浪把泡沫留在沙滩。

我舅舅以前在缸套厂看仓库，下岗后修过车，贩过猪，也卖过几个月盆景。他的每一样事都向家里讨了本钱。这是母亲一厢情愿的理解，真实的情况是舅舅并不用开口。母亲上卫校、自考学医、真的当上医生、拿医院发的福利回去分、得第一面锦旗，家里的目光还是无法从舅舅身上挪开。日积月累，舅舅被呵护成玩世的靶，母亲被修炼成淡漠的箭。母亲把舅舅推到广场外面，光照不到的地方。喇叭里的音乐变化了，变得悠扬，人们不再晃胯，而是拥抱着转圈。“我能不能去买一点瓜子？”舅母问。“好吧，你去吧。”父亲说。

父亲拉着我的手，他的手又大又暖，“爸爸教你跳舞”，他弯下腰，让句子像小虫一样爬进我耳朵。

这是我第一次取代母亲成为父亲的舞伴。我注意着父亲的皮鞋，油亮油亮的，但不记得实际上是什么颜色。父亲很尊重我，他没有抱着我、举着我，也没有故意慢下节拍。我们跟着人群，一哒哒、二哒哒，我们从不松懈，只是减少一些旋转。父亲的裤脚蹭在我的腿上，像叶子轻抚春天。我问：“这个曲子是什么文的？”父亲听了一会儿，告诉我：“俄文。”“那是讲爱情的吗？”“是讲一个女孩等待她的心上人从战场回来。”

我们围着广场绕了一圈，母亲和舅舅坐在远处的长椅上。舅舅的手艺其实不错，拿手菜是红烧黄鱼和油焖蚕豆，他的饭店四人一桌能坐五桌，雇了一个女大学生做店员。

“你以后会和别人跳舞，男孩子，那是一件好事，你不要惧怕它。”父亲对我说。他像是要传授我什么武功，需要在未来的时间上剪下一小块来，缝在这一刻的我的身上。

“男孩子？”我重复了一遍。

“是的，”父亲说，“我不想和你妈妈一样，一直跟在你的身边，但是你要站在让我看得见的地方。”

我松开父亲的手，混在舞动的人群里走了几步。

“这里？”我大声问。

“可以。”他说。

我又走远了一些：“这里呢？”

我听不见父亲的回答，但看到他点了点头。五彩斑斓的光线在他脸上游动，让他好似一个外星人。他招手让我回去。就在这几步路的功夫，那个灯球砸下来，父亲脸上的光消失了。

灯球在鼓楼底下的路面留下了一个小坑。很小。甚至快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找不到。我回教室收拾东西，黑板上写着题，解法也有，可能就是为我留的。我抄了一会儿笔记，眼睛和手配合，不调动大脑。有一瞬间，我觉得这很幸福。我把黑板擦干净，又用湿抹布把它洗了一遍。黑板光亮动人，好像新的一样。我背好书包，又一次下楼，去我舅舅的家。

在那个夏夜，舞会潦草落幕，主办方收掉音响和折叠椅，人们各自回家。舅母把睡着的表弟交给舅舅，她没有买到瓜子，炒货店打烊了。她说，那我们回去了。母亲说，你操心了，小枝。她说，姐姐，你终于讲了句公道话。夜色里，他们一家往另一个方向走，最开始人群是他们的背影，到后来他们融进了尽是背影的人群。父亲问我，累不累，要不要爸爸抱。母亲说，你已经长大了，自己走。

黑色无尽地拉长着路途，切割它的，是一盏路灯到另一盏路灯的明与暗。那是一种影子游戏，在不了解物理之前，一切像是恶魔在捉弄。连续几盏路灯都是坏的，周遭格外昏暗，父亲蹲下来背我。我有些想睡，迷迷糊糊听见母亲说，小枝也许打算离婚了。离婚是什么，我问。离婚就是再见，父亲轻柔地说。我想了想，是三友啦啦，狗的白吗？父亲说，是，你真的很聪明，学语言有天赋。

母亲看上去不高兴，我想是因为我做了打断她的事。我俯在父亲背上不再作声，那种浓烈的头油味混着舞后的汗味捂在流动缓慢的空气里，很不好闻。母亲说，孩子还那么小呢。父亲说，不晓得会判给谁。母亲说，不能同意他们离，他们都太不懂事，做大人的，要学着牺牲自己。父亲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苛责了。母亲说，你一点都没有母性。

舅舅家有点远，不在这个学区，一路向西，根本抬不起眼皮。我穿过光明菜场避一会儿阳光，空气里翻腾着鱼腥和肉腥。这个时段几乎没有人买菜，白炽灯不再打开，菜场深处有些神秘的昏暗。

饭店关张以后，舅舅沉寂了很久。过了一年，舅母与他离了婚。他们谁都没有搬家。也没有人了解那个家的内部运营。表弟倒是很开朗，只是成绩不好，母亲强迫我辅导他，但局面是他去小卖部偷干脆面，我学会了掩护。我六年级时，舅舅搭房地产便车卖灯具，就再没有改行。我们恢复频繁聚会，他们恢复一家人手拉手。舅舅为舅母过生日，买刚刚流行起来的一种叫做慕斯的蛋糕，舅母温柔而害羞地低下头，依偎在舅舅怀里，两个人仿佛一对刚恋爱不久的情侣，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想象与承诺。

楼道里放着一些灯具样品的纸箱，我从最下面那个的缝隙里摸出钥匙，开了门。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

我想我也许走错了家门，我对女人说：“阿姨，对不起。”她说：“你没走错。忘记了吗，你小时候我们见过。我叫苏蓓，我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说：“你找他们吗？他们今天去东湖公园了。”她说：“这个我知道，你舅舅刚才回来过。”

那个女人往边上挪了挪，让我把书包放在沙发另一角。我并不想好奇，却还是看了看她，她穿了一条紫色连衣裙，像一个大人。我把笔记拿出来，看刚才抄下来的几道物理题。题不难，可我看不进去。屋子有些闷，她把电风扇打开。风把笔记吹翻了几页，她马上说，抱歉。我说，它可以调方向。她说，哪里啊？我不会弄。我走过去，拧了一下侧面的绿色旋钮，电风扇开始雨露均沾地转动。

这种机械风一吹过她的脸，我就有印象了。她是那个曾经在饭店工作过的女大学生，客人吃烫的东西，她察言观色，调整风速，被舅舅夸过周全。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她也许快三十了。那的确是一个大人。她坐回沙发，只坐了一条细小的边，沙发布被弄得掉下来一点。她说：“我们一直在等你。”“等我？”“是的。”我注意到她穿着舅母的粉色拖鞋，脚比舅母的大，半个脚后跟悬在外面，令我想到灰姑娘的两个姐姐。我说：“为什么等我？”她说：“等你告状。但你回来得太晚。你舅舅放弃了。”

我想了起来。好几天以前烧午饭的时候，舅舅让我进厨房帮忙，告诉我饭店那个常常帮他打下手的店员要回老家。那餐的荤菜是葱烧大排，做这道菜要先用刀背把大排的筋肉拍散，又不能完全斩断，需要使出一种不忍的狠劲。舅舅把刀交给我，要我试一试，刀在肉上很有弹性，不像行刑，而更像舞蹈。那个晚上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提这件事，也没有问他和母亲怎么样。我告诉父亲，我们最近正在选拔，选上了要去省会比赛，但我觉得妈妈不会同意我去。父亲说，你先选上，我们再想办法。我说，其实也挺难选上的。父亲说，难的事情才值得一做。我说，好，那我努力。我能感到父亲的欣慰，因为他又问了我一次，你这几天到底过得怎样。我朝饭桌看了一眼，舅母把一块大排夹给表弟，筷子上沾了米饭，表弟叫唤了一声，舅母打了表弟一下，表弟不再反抗。我对父亲说，特别好，一日三餐比家里好。父亲说，那我就放心了。父亲挂掉电话，我对着嘟嘟声悄悄地说，但我不喜欢这里。

我终于看出了第一道题的解法，高兴了一点。我对苏蓓说：“我这个人不爱告状。”她说：“哦，是这样。”她站起来，原地转了几圈。而后停下来，把沙发布拉上去，并且铺得过于平整。她说：“你估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听说那里的热气球要排队。”她说：“那你坐过热气球吗？”我说：“没有，我妈妈说那个东西不安全。”我把书翻到137页，折了个角，打算晚上钻研一下热学。苏蓓沉浸在她的回忆里。她坐过一次热气球，舅舅有高血压，他们升上去看了一分钟，就下去了。我瞥了一眼手表：“你什么时候走？”苏蓓说：“我是不是影响你写作业？我保证不说话了行吗？”

她不再坐沙发，而改为坐脚凳。叉着腿，低着头，有些无所事事。我的学习变得有些表演性质。她跑到阳台上，掏出一个烟盒。烟穿过绿植，从防盗网飘出去，洒进午后亮晶晶的阳光里。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眼，过了一会儿，她跑进来，我匆忙低下头。我听见她说：“我和你舅舅就看了一会儿电视。中午。”我想了一遍，中午应该没什么好看的台。她等了几秒钟，也许觉得我没有说话，就往门外又站了一点。烟灰落在豆沙色的瓷砖上，并没有十分显眼。她的脸上充满愧疚：“对不起，我还是出去抽。我真的不应该再和你讲话的。”

其实苏蓓可以留在屋里。只是我不喜欢烟味，所以没有告诉她，舅母经常在屋里抽。大排下了油锅，舅舅就让我出去了，舅母问我，你舅舅和你说什么呢。舅母已经抽了三四根，屋子里味道很大。我说，他教我做大排。没别的吗？没有。舅母点头，说，大排这个菜还是你外公教你舅舅的。此时，外公已经去世三年，母亲和舅舅在那场战役中很不愉快，母亲输掉了一切。我感觉我可以为母亲拿回些什么，比如再回到厨房，确认大排已经放过酱油，马上要放冰糖，应该放多少颗，再比如潜进他们的房间，拿走外公抗美援朝的军功章，但我在客厅坐下来，继续钻研物理题，我对选拔有不形于色的野心。

我把题一道一道看完。苏蓓从阳台上回来，挂着眼泪。我爱莫能助。他们其实都高估了我，连父母的事我都干涉不上。苏蓓说：“我要走了。不能让你舅妈看到我。”我吓了一跳：“不是舅舅让你在这儿等他？”苏蓓回答：“我本来已经坐上公交车了。”接着，苏蓓告诉我她干了一件违法的事，她配过钥匙，很久以前，舅舅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确认：“你经常来吗？”苏蓓摇头：“没有。这是第一次。”

几个选择放在我面前，报警，致电舅舅，请示父母，或者放她走。苏蓓似乎没有感到我已经联想了前三个方式，她用一张无比贪恋的面孔对着我。记得母亲走出这个房子的时候也使用了类似的脸，舅母光脚站在桌子上，把外公的遗像取下来。母亲说，这要收好啊，小枝。我评估了一下，苏蓓不是坏人，也没有伤害我。和她聊天很愉快，她给我讲了热气球之旅，母亲没有给我讲过这么浪漫的事。我说，那你再看一眼再走。她说，我一个人的时候看过了。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房间里很多东西都变过位置，这张沙发，它最老早不在这里。苏蓓说，我觉得沙发可以靠窗。我说，它以前就是靠窗的，我外公在那里看报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几句，我能感到苏蓓没有那么沮丧了。

后来，我走进舅舅和舅母的卧室，在老书柜第三层找到了那个玻璃盒。我把它捧出来，放在茶几上。这些是外公的军功章，我说。现在很像在博物馆里，苏蓓回答我。我点点头。这是这个房子里唯一值得看的，但也没有人看。苏蓓掏出手机，问我，可不可以拍。可以，我说。

那天上午的课间，物理老师找我谈了话，他觉得我也许不适合竞赛，甚至都拿不到省三。他说这番话时，我一直在想有一回，母亲发现他把总分算错，便要我停止上竞赛课。我对母亲撒谎，说老师的妈妈好像最近做了个手术。母亲说，这不是理由，你考得再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给人写错处方过。我想到也许可以有另一些谎言，比如我偷偷带走一个军功章，然后推卸于苏蓓来过。我想母亲一定会打我的。她一定会说，家里再对不起我，我也从来没有对不起家里过。只见苏蓓跪在地上，认真地找角度，文胸的带子从她肩上滑落下来，掉向袖子外面。我走到旁边，尽量不去催她，心里面揣摩，这所有的一切还是不要让母亲晓得比较好。

我不再想要疏远苏蓓，甚至不再觉得她的脚大。我把自己暂时的床铺指给她看，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些男明星的贴花纸，告诉她，我打算今天晚上贴。苏蓓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贴这张吧，我也喜欢他。我把贴花纸当着苏蓓的面贴上去。我们一起盯着那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看了一会儿。最后，我把玻璃盒放回原处，把卧室的门轻轻关好。

苏蓓真的要走了。她走到玄关，脱掉粉色拖鞋，穿着连裤丝袜站在地毯上。

“你不回来，去干嘛了呢？”她最后问我。我看着她，像告诉一个同桌一样告诉她：“我刚刚回了趟家。吃了一个鸡蛋饼。”说完，我把手指伸开，让她闻指缝里的油味儿。苏蓓有点生气：“你非要吃那个饼不可吗？你舅舅还特地给你炒了个菜，在厨房桌上。”我说：“什么菜，我下午饿了就吃。”苏蓓说：“炒茄子。这个菜我也会。不难。”

她蹲下来穿鞋子。穿好第一只，对我说，我会做的所有菜都是在你舅舅店里学的，我凭这个搞定了我老公，你知道吗，他很爱我。穿好第二只，她又说，我也有想休息一下的时候，但他连一个鸡蛋都不会煎。我点点头，那大概舅舅也有想休息的时候。

苏蓓说：“我不算犯了很大的错，对吧？听说他们也没有复婚。”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这些超出了我的能力，就像赛场上的最后一道大题，你需要把它解出来才能获得成功，但你以前看都没有看过。

我对苏蓓有些答非所问：“你知道吗，我们学校的人去省里比赛永远拿不了一等奖，因为有的实验器材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永远不会见过。”苏蓓说：“我知道啊，所以我才不想跟他回老家。”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但她理解了我所说的，我还是有些高兴。我决心向她分享我的一切：“其实，我还看了一会儿蜗牛。”“蜗牛？”“嗯，是一个装蜗牛的奶瓶，但它已经不在了。”我告诉苏蓓，这是我的秘密，当蜗牛在下雨天从一片草地爬去另一片草地的时候，我总要把它们救回原来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对面呢？”苏蓓问我。“几乎是一样的草地啊。”我不假思索地说。

那个下午，苏蓓把大脚很费力地挤进一双高跟鞋里。她说，我走了，说完，将那把钥匙留给了我。我握着钥匙，凹凸的齿轻轻啃着我的手心，有一丝疼痛。我一直想要属于我的一把，毕竟这个房子是我外公留下的。我目送苏蓓下楼，转角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喊了她：“苏蓓，你会不会做葱烧大排？”苏蓓在楼下茫然地摇了摇头，对我说“今天谢谢你”，便转进了灰褐色的楼道里。仿佛从来没有来过。

快到傍晚，我已经吃完了桌上的菜，因为感到饱，就迎着夕阳，走回鼓楼下面。鼓楼南边有一个电话亭，我掏出998电话卡，插在里面。我已经想好，如果电话是母亲接的，我就说，我想回家。如果是父亲接的，我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没有答应我的请求。

但父亲问我：“你今天有心事，对吗？”

我说：“中午舅舅见了一个女的。”

父亲说：“我让你妈妈听电话。”

我说：“不要。”

父亲想了想，说：“你今天还去买瓜子给舅母吗？你在那个袋子里放一颗开心果，就一颗，埋在瓜子下面。”

我说：“知道了。”

父亲在驻岛的第二年就出了事。车滚进了江里。磁带，笔记，一切都消失了。那个唯一会这种语言的人为父亲唱了一首悼歌，留在父亲葬礼的录像带里。这就是这种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

我看着焚尸炉的烟囱，飘飘渺渺，忽然感到，那天夕阳里的电话，是父亲和我之间的最后一个电话。后来他当然也打给过我，但我一个都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逃学那天的那个。

父亲在电话里说：“你有没有加里脊肉？”我说：“你看到我了吗？”父亲说：“没关系，我不会对你妈妈讲的。”紧接着，父亲对我说出了一生中最严肃的话。他说：“谁都不知道一生的长短，所以人们总想在一生里做一点没有记录在案的事。在那个偷来的时刻，人们像是掉进了时间的缝隙里，被它柔软的褶皱包裹住。就像一颗突如其来的开心果，被安放在无穷无尽的瓜子里。”

我从老年公寓回来，把母亲吃完的餐盒洗掉，晾在水池边，时钟指向十二点五十。我终于体会到了我曾经隐隐约约目睹过的那种生活，困在原地，每天说很多很多废话，但谈不上厌恶，甚至依赖。我有时会想，在那个逃课的中午，舅舅和苏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事情真的那么简单。

许多年以后，苏蓓加我微信好友。她说，最近才听说你爸爸的事情。我说，从我舅舅那里吗？她说，你舅舅还好吗？

也许我们还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不得而知。我们就这样，住在了彼此的通讯录里，偶尔在朋友圈为对方的孩子点赞。她的孩子很大了，大概也开始学物理了，老家的教育质量不晓得好不好。我也做了别的事，成为一个银行柜员，尽管我后来拿到过一次省三。

我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上周请过假，今天要给孩子开家长会，他是否记得？领导说，已经调好班了，你在群里看值班表吧。我又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温柔地说，假没有请下来，学校你去吧，三年级四班，班主任姓王，卷发那个，假如结束得早就去五楼办公室，再找教英语的龚老师单独谈一下。

我挂掉电话，环顾房间，纯粹关于我的东西是那样稀少。我马上拉上窗帘，躺在床上。

屋里很黑，像真正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