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特惠中

作者/斯蒂芬·金 （任战 译）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刚洗完澡。虽然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她能听到他们在楼下的说话声，她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亲戚，而他们也似乎永远不会离开——但没有任何人接电话。连留言机也没有按照詹姆斯设置的那样，在响铃五次之后应答。

安妮用浴巾裹住身体，走到床头柜边，湿哒哒的头发不舒服地挂在她的后脖颈和裸露的肩膀上。她拿起电话，说了声“你好”，电话那头叫出了她的名字。是詹姆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一个词就能让她听出来是他。从来没有人能用他那样的语气叫她安妮，从来没有。

一时间，她说不出话来，甚至忘了呼吸。他开口时，她恰好在呼气，现在她觉得自己没有空气的肺扁得像一张纸。然后，他又叫了她一次。这次，声音是犹豫而不确定的，这不像平时的他。力量瞬间从她的腿上溜走，就像突然塌陷的沙堆一样，她轰然瘫坐在床上，浴巾滑了下来，满是水的臀部弄湿了身下的床单。如果身后不是床，她肯定就坐到地上去了。

她的牙齿开始打架，这倒让她恢复了呼吸。

“詹姆斯，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在平时，她的口气也许会有些不耐烦，或许像母亲责怪她十一岁的儿子怎么又不按时回家吃晚饭，但现在，她听上去吓坏了。要知道，楼下窃窃私语的亲戚们，正在商量他的葬礼。

电话那头笑了。笑声有些不知所措。“噢，怎么说呢，”他说，“我也不确定我在哪儿。”

她的脑子一团乱，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他在伦敦误了飞机，虽然她还记得飞机起飞前他在希斯罗机场给她打过电话。第二个想法更合情理些：尽管《时报》和电视新闻都报道没有幸存者，实际上却至少有一个。她丈夫从燃烧着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惊魂未定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游荡。残酷的事实是，燃烧的飞机撞上了一栋房子，死了二十四个居民，而这个数字还在升高，直到世界的注意力被另一场悲剧吸引。

“吉米，你好吗？你……有没有被烧伤？”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悲惨答案突然击中了她，这冲击力就像一本很重的书砸到了光脚上，她哭了起来。“你在医院吗？”

“安静，安静，”他说。她焦虑时，他总是这样哄她的，这个词也是构成他们三十年婚姻生活的细小部件之一，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安静，宝贝儿。”

“我不明白！”

“我很好，”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好。”

“大多数——？还有其他人？”

“机长不行，”他说，“他情况不好。也许他是副驾驶。他一直在尖叫。‘我们掉下去了，没燃料了，哦，上帝啊。’还有‘这不是我的错，别怪我。’他还这样喊。”

她浑身冰凉。“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恶劣？我刚刚失去了丈夫，你这混蛋！”

“宝贝儿——”

“别这样叫我！”由于哭得太厉害，清鼻涕从她的鼻孔里流了出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又随手一甩，这个举动是她以前从来不会有的。“听着，先生——我会查询号码，然后报警，警察会收拾你的，你这个不管别人死活，没有感情的混蛋……”

但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确定无疑。何况这个电话楼下一屋子人都不接，留言机也不应答，似乎表明这是专门打给她的。还有……安静，宝贝儿。就像那首卡尔·帕金斯的老歌里唱的。

他一直没说话，像是在等她自己想明白。但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嘀了一声。

“詹姆斯？吉米？你还在吗？”

“在，但也说不长了。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我试着给你打电话，我猜这是我能打通这个电话的唯一原因。其他人也在试，打了很多遍，但都打不通。”又嘀了一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吉米，出事时你知道吗？”这一点对她来说是最难以接受和最可怕的——就是他当时是知道的，哪怕只持续了一两分钟。或许别人脑子里的情景是烧焦的尸体，与身体分家的、露着牙齿的头颅，甚至是先到的手脚不干净的人会去顺手牵羊摘掉受难者的结婚戒指和钻石耳环，但让安妮·德里斯科尔失眠的却是这样一个画面：吉米从下坠的飞机窗口往外看，街道、车辆和布鲁克林棕色的公寓建筑不断逼近；毫无用处的黄色面具像小动物的尸体，被下降的气流吹得呼啦啦往后翻着；头顶的行李柜砰地打开，随身物品满仓飞，某人的诺瑞克[ 诺瑞克（norelco），飞利浦剃须刀的某一系列产品。]剃须刀沿着倾斜的过道滚过来。

“你知道你们要掉下来了吗？”

“不，”他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最后关头——也许只有三十秒，尽管在那种情势下很难对时间有正确的判断，我总是这么想。”

那种情势。下面那句更是话中有话：我总是这么想。就像他遇上过半打的波音767失事，而不是一次。

“不管怎样，”他接着说，“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们提前到了，所以在我到家之前，赶快让联邦快递的家伙从我床上滚下去。”

她曾莫名地认为送快递的人很有魅力，很多年来，他们俩一直拿这个婚姻中的小插曲开玩笑。她又开始哭了。他的手机又发出几声嘀嘀的声音，像是在责怪她。

“我想，我大概是在手机开始响第一声前一两秒钟死的。所以我才能打通这个电话，但这家伙很快就不愿为鬼魂服务了。”

他咯咯笑了起来，好像这有什么好玩的。她想，也许在某个层面上，这件事确实有滑稽的地方。或许，她最终也能发现其中的幽默。再给我几十年吧，她想。

然后，他用那种她再熟悉不过的自言自语的口气说：“昨晚为什么不给这该死的东西充电呢？怎么就忘了呢。忘了。”

“詹姆斯……宝贝儿……飞机是两天前坠毁的。”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谢天谢地，没有再传来嘀嘀声。然后：“是吗？科里太太说过，这里的时间很奇怪。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我当时也不同意，可现在看来她是对的。”

“玩红心牌了吗？”安妮问。她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脱离了那具臃肿潮湿的中年妇女的皮囊，恍恍惚惚飘荡在外，但她仍然记得吉米的老习惯。玩克里比奇或塔牌也行，但红心牌[ 红心牌（hearts）、克里比奇（cribbage）、塔牌（canasta）都是纸牌的玩法。]是他的最爱。

“嗯，”他承认了。紧接着，嘀嘀声又响起来了，仿佛是在补充他的说法。

“吉米……”她犹豫了一下，以便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想要答案，但却仍然拿不定主意，“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有点像中央车站，”他说，“但更大，更空。怎么说呢，就像并不是真的中央车站，而是……拍电影搭的场景。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嗯……我想我能理解。”

“这里绝对没有一辆火车……而且，我们也听不到远方有火车的声音……但这里到处都是门。哦，还有个坏了的自动扶梯，上面都是灰，有几阶台阶还坏了。”他停了一下，再说话时，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人听见，“人们正在离开。有些人沿着扶梯走上去了——我看见了——但是大多数人走的是门。我想我很快也要走了。首要一点，这里没东西吃。倒有个糖果贩卖机，可是那也坏了。”

“你……饿吗，宝贝儿？”

“有点。我最想喝水。给我一瓶达萨尼[ 达萨尼（dasani），可口可乐公司出品的瓶装纯水。]，让我干什么都行。”

安妮有些歉疚地看看自己仍然挂满水珠的双腿。她想象他舔去这些水珠，这个念头竟让她身体一阵震颤，她觉得自己真是个罪恶的女人。

“我不要紧，”他急忙说，“起码现在还挺好。但留在这里没意义。只是……”

“怎么了？怎么了，吉米？”

“我不知道该走哪扇门。”

又是嘀的一声。

“要是知道科里太太走哪扇就好了，她把我的牌拿走了。”

“你……”她用浴巾擦了把脸。刚出浴室时，她浑身清爽，现在却鼻涕眼泪一大把。“你怕吗？”

“怕？”他想了想，“不。只有一点担心。主要是不知道该去哪儿。”

回家，她几乎脱口而出。找到正确的门，回家来。但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她会想见他吗？鬼魂倒没什么，可万一她打开门，看见的吉米冒着焦烟、双眼通红、牛仔裤——他出行总是穿着牛仔裤——烧得粘在腿上怎么办？万一科里太太也跟他在一起，扭曲的一只手上攥着一把烧糊了的纸牌，又怎么办？

嘀。

“我再也不需要提醒你注意联邦快递的那家伙了，”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和他在一起吧。”

她竟然被逗乐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但我想说，我爱你——”

“哦，宝贝儿，我也爱你——”

“——今年秋天不要再让麦克柯马克家的孩子清理排水沟了，他干活挺卖力，但是太不小心了，去年就差点摔断他该死的脖子。还有，星期天不要去面包房，会出事，我知道是在星期天出事，但我不知道具体哪一天。这里的时间确实很奇怪。”

他说的麦克柯马克家的孩子一定就是他们住在佛蒙特州时看门人的儿子，但十年前他们就把那栋房子卖了，而那孩子应该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有面包房……他说的应该是佐尔丹面包房，但到底——

嘀。

“我猜这里有些人是在失事现场的。这对他们来说肯定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机长，也许是副驾驶，还在尖叫。我想他肯定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他看上去完全手足无措，只是到处晃荡。”

嘀嘀的声音间隔越来越短。

“我要走了，安妮。我不能留在这里。这破电话随时都会断掉。”又是用那种自责的语气——很难相信今后她再也无法听到这个声音了；然而不相信却也是不可能的——他嘟哝着，“要是充上电就好了……算了，别管了。我爱你，亲爱的。”

“等等！别走！”

“我——”

“我也爱你！别走！”

但他已经走了，她的耳朵里只有黑暗的死寂。

她握着断了线的电话又坐了一两分钟，然后挂断了。也许严格来说，不能说她挂断了电话。随后她又提起电话，里面传来正常的等待拨号的声音，最终她按了号码查询。里面传出来的机器声音告诉她，最后一个电话是上午九点钟的。她知道那是谁：她妹妹尼尔从新墨西哥打来的。尼尔打电话通知安妮，她的飞机延迟了，她今晚才能到达。尼尔还告诉她要坚强。

所有远的近的亲戚——詹姆斯的，安妮的——都赶了过来。显然，他们认为詹姆斯把这一大家族所有的不测都耗光了，最起码现阶段是。

没有刚刚的电话记录。她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七分，也就是刚刚的电话是三点十分左右打来的，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三天下午。

有人敲了敲门，是她哥哥。“安妮？安妮？”

“我在穿衣服！”她回答。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幸运的是，这屋里没有人认为那有什么奇怪的。“让我一个人待会！”

“你还好吧？”他隔着门问到，“我们好像听到你说话了。爱丽还听到你在喊。”

“我很好！”她边说边又用浴巾擦了把脸，“马上下去！”

“没事儿，不用急。”停了停，“你还有我们。”然后，他咚咚地走开了。

“嘀，”她小声说，然后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一种情绪，比伤悲更复杂，奔涌而来。“嘀，嘀。嘀，嘀，嘀。”她躺倒在床上，大笑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泪水流到脸上、耳朵上。“他妈的，嘀什么嘀。”

她笑了好一会，然后穿好衣服，下楼来，回到前来分享她悲伤的亲戚中间。但他们跟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打电话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给她打了电话。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给她打了电话。

那年秋天，飞机坠落时撞毁的建筑依旧被黄色的警戒带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虽然已经有好事之人进去，留下了喷漆涂鸦，写着酥脆伙计到此一游——安妮从网上收到了骇人听闻的信息，就是网虫们常喜欢向一大堆人群发的那种。这条消息来自戈特·费舍尔，佛蒙特州提尔顿镇的图书馆员。和詹姆斯在那里过夏天时，安妮曾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而尽管这两个女人相处得也不怎么好，戈特却此后一直把她作为自己季度八卦报告的对象之一。通常，这些消息都没什么意思，但这一次，在一堆婚礼、葬礼、4-h协会活动中间，一则消息让安妮顿时屏住了呼吸。杰森·麦克柯马克，老休尼·麦克柯马克的儿子，劳动节那天出事故死了。他爬上一栋小型消夏别墅的屋顶清理排水沟，掉了下来，摔断了脖子。

“他只是在帮父亲做事，你知道，他父亲前年中风了，”戈特写道，然后又开始闲扯图书馆夏末露天书会下了场大雨，还说那场雨扫了所有人的兴。

在长达三页的八卦新闻中，戈特并没说杰森是从谁家的屋顶上掉下来的，但安妮却深信他是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别墅上出事的。事实上，她有十足的把握。

丈夫去世——不久后杰森·麦克柯马克也出事了——五年之后，安妮再婚了。尽管他们搬到了波克拉顿的新居，她仍然常回以前住的地方。克雷格，她现在的丈夫，还没有完全退休，每三到四个星期就要去纽约公干。安妮几乎每次都和他一起去，因为她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仍有亲人。尽管他们人数多得让她不知如何相处，但她爱他们，爱他们表现出的专属五六十岁人们的丰富情感。她永远都忘不了詹姆斯的飞机失事之后，他们是怎样陪伴在她身边，给她支持，帮她渡过难关的。

回纽约时，她和克雷格从来都是坐飞机。她对飞行没有心理阴影，但她在家时，再也不周日时去佐尔丹面包房了，尽管她认为那里的葡萄干百吉圈够资格供天使们享用。相反，她改去弗罗格。事实上，当她听到爆炸声时，她正在弗罗格买面包圈——那儿的面包圈还凑合——尽管佐尔丹远在十一个街区以外，她仍然清楚地听到了爆炸声。液化石油气爆炸，死了四个人，其中包括常接待安妮的女店员。她总喜欢把袋子的口卷起来，对安妮说：“拿回家再打开袋子，要不然就不好吃了。”

人们站在路边，手遮眼睛，朝发出巨响并冒着浓烟的东边看去。安妮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她不想看到爆炸之后的浓烟，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她也已经无数次地想念詹姆斯，特别是在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到家时，她听到屋里的电话在响。要么家里每一个人都去看当地学校的露天美术展了，要么就是没人听到电话响。只有她。等她掏出钥匙开门时，铃声停止了。

进门后她才知道，莎拉，她唯一没结过婚的妹妹，在家，但没有必要问她为什么不接电话。莎拉·伯尼克，曾经的迪斯科舞后，在厨房，正一手握着吸尘器，一边跟着乡村小子[ 乡村小子（village people），美国的一支迪斯科乐队。]的音乐跳舞，活像电视广告里的人物。她连面包房的爆炸都没听见，尽管佐尔丹离这里比离弗罗格还要近。

安妮看了了电话留言，但“待回留言”界面上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很多人打电话都不留言，但——

电话查询显示最后一个电话是昨晚八点四十分打来的。尽管知道徒劳，她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万一吉米在那个像中央车站的布景里找到充电的地方了呢？或许对他而言，他跟她通话是在昨天。说不定只是几分钟前。他不是也说过，这里的时间很奇怪吗？她有太多次梦到了那次通话，结果它现在反倒变得像一场梦。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没有告诉过克雷格，甚至也没有告诉过自己的母亲，老人家已经九十岁了，对死后灵魂的生活深信不疑。

厨房里，乡村小子的声音在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觉得沮丧。的确如此，她也并没有情绪低沉。不管怎样，拨通电话查询里翻出的那个号码后，她紧紧握住电话听筒，嘟——，电话那头传来声音，又是一声。安妮站在起居室，话筒紧贴着耳朵，另一只手抚弄着左胸口的胸针，似乎这个动作能让胸针下面噗通乱跳的心平静下来。嘟——，声音停止了，一个录制的声音告诉她，《纽约时报》正在搞优惠订阅的活动，优惠幅度前所未有，也不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