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

作者/钱墨痕

这世上，小满即可了。

父亲五十五之后，家里的饭桌成为他唯一的舞台，一旦喝到第二杯，大道理在他嘴里层出不穷，人生长路如何走才稳妥，或是怎样才能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兴致来了我会冲他摇手，说爸这些你说太晚了，三岁看老，我都看十回了，这些该在我小时候说。但我小时候父亲有更大的舞台，顾不上我，所以现在绝大多数时候我和母亲也不搭理他，跟一老头，也说不着。大道理说累了，父亲有时候也会感叹自己的遗憾，比如07年A股上6000点的那一刻决定把学区房卖了专职炒股。这导致我没学区房的初中可念，不得不去乡下念书。再比如我没像他期望的那样把书法坚持下去，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

最早是谁先看到报纸上书法培训的招生启事已无从考究，父母总为此事争论不休。但最终由父亲拍板，让母亲带我去看看，“看一看又不要钱，”这句话常被推销员挂在嘴边。那阵子兴起“试听课”风潮，孩子先来听上一节，满意再报名。童年我试听过不少课，也买过不少，但总没有长性，朱老师这儿是我唯一留下的一门。

试听课上到一半，母亲接到短信说药物交接出了点问题，让她回医院一趟。看母亲面露难色，朱老师指了指面前的长桌，四五个孩子呢。除了上试听课的三个，还有两个上小学的男生装模作样地写着字，他们都没有父母陪伴。也只能这样了，母亲拜托完朱老师便出了门。等父亲打电话问母亲书法课听得如何时，母亲才想起我，火急火燎地往朱老师那儿冲。试听课早已结束，工作室多了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站在桌前舞文弄墨，父亲一下坠入到这幅景象里，倒是母亲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小板凳上的我。我小心地握着一根不算细的毛笔，努力让笔杆垂直于桌面的同时撑大掌心和手指环绕的中空，使里面可以塞进颗鸡蛋。父亲从想象中缓过来，趁母亲帮我洗去手上墨汁的间隙拉着朱老师在门口院子前的柳树下抽了两根烟，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以后要跟着朱老师好好练功。

学费不算便宜，第一门3000，父亲一个半月的工资。那几年教育部搞减负，学校不再布置课后作业，有钱的家长更愿意送孩子去少年宫，自己开班教学不好做，但父亲还是在两根烟后下定了决心。周围人说父亲望子成龙走火入魔，父亲只是笑，从不反驳。小区里有两个大四岁的哥哥，上三年级的他们能大喊着“我是贝克汉姆”把足球踢到三四层楼的高度，能轻易做的任何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可他们也不理解我没上小学就开始补课了。

不管怎样从那时起我开启了为期七年的书法生活，与少年宫按学期收费不同，朱老师这儿更像上个时代的师徒传承，按技艺收钱，楷书多少隶书多少，出师前能一直练下去，之后也能常来温习。正是这一点赢得了大部分父母的心，我母亲就是其中一员。她让我每天放学都去那儿待上一会儿，父亲虽然觉得没有必要，但从未表示过反对。认路前母亲送我，三年级后则放学自己走去，做一会儿作业再练书法或是反过来，等待父母下班接我回家。在同龄人都去晚托班的时候，朱老师那儿就是我的晚托班，在“晚托班”度过的无数夜晚中，我接连学完了隶书、颜真卿、魏碑、金刚经、行书和无序楷书。父亲常跟我说，朱老师虽然在市里那些书法大家中排不上号，但搞教学确实有一套。书法惯例从楷书教起，练好楷书对提高硬笔水平立竿见影，但朱老师坚持从隶书开始，说历史由隶书衍变为楷书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他教的楷书也是颜真卿而非更流行的柳公权，他说颜真卿温润大气，柳都是老头子写的，不适合小孩学。我们也不像少年宫的小孩一样一开始便悬空提笔，“小孩子力量不足，都用在提笔上，还谈何笔力。”

这些都组成了朱老师在我心中的过人之处，但更令我痴迷的是教学之外的东西。朱老师不用靠大声就能让所有人安静下来，而且他似乎从不生气。不仅是我，一起学书法的人也说朱老师是他们见过最好的老师，远胜过小学的那些，朱老师听后告诉我们不过是因为我们见他的时间没有见小学老师多，如果他成天带我们，我们也会厌烦。但其实我见朱老师的时间已经远超小学老师了，暑假时我更是整个下午都待在工作室，写完书法就到柳树下转陀螺、打纸牌或是捉迷藏，直到太阳下山。不那么忙的话朱老师还会让我们几个男生帮他捶背，捶上五分钟他就会给我们五毛钱让我们买冰棒，无论用多大的力气他都会让我们“重点，再重点。”

但比起夏日下午捶背换来的冰棒，我更想要一支朱老师送的毛笔。和我一起听试听课的阿力就得到了一支，每次他从墙上取下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眼神中的炫耀。我们每个人装墨和水的瓶子都统一配好的，下笔先蘸墨再沾水，行书看几笔写成，荣枯皆有其法。水换墨不换，顺序不能乱。我们不用砚台，纸和墨大家都一样，唯有笔能显出不同。

即使我渴望到几近向朱老师开口，但最终也没能得到。很久后母亲才告诉我，朱老师从不送人笔，阿力那支是唯一的例外。那年非典席卷而来，到处都有果子狸和苏丹红的传言，学校每天坚持在教室门口排队给我们测体温。母亲知道谣言不可信，但仍将带我练字的频率降到三天一次。只有阿力坚持每日必到，常常工作室里就只有阿力和朱老师两个人。阿力和我情况不同，他学了隶书就没再往上学，只是每天来练。他爸受了工伤半身不遂，家里全靠他妈支撑。他妈总觉得他练得不够，非典期间僧少粥多，想着朱老师的时间可以全用来指导阿力，便愈发勤快。那天阿力练完朱老师开了口，刚说完“最近非典严重”阿力他妈已红了脸，留下句“我们会学下一门的，朱老师不用催我们”就拉阿力回了家。朱老师知道她会错了意，第二天早早开门也没等到阿力。第三天一见到就送了他支狼毫毛笔，在我的眼前。

我对狼毫的执念没人知道，包括父亲。父亲在不忙的时候会主动把接送的活计承担下来，跟母亲习惯与别的家长嗑瓜子聊八卦不同，父亲只是安静地站在我身后，轻微地点头或是摇头，从不发出声来。有时他还会和朱老师去柳树下看着玩耍的孩子们抽烟，聊一些政治或是书法。他跟朱老师总是能聊得很开心，但更开心的是当朱老师夸我的时候。夸奖中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自然，他常常把写完的宣纸在日光灯前高高举起，然后感叹上一句“写得多自然啊，这么自然不容易的。”但他只是感叹而已，从未将我的作品挂在墙上供所有人观赏。

这也是母亲的论据之一，以证明父亲只是空欢喜。“别的小孩会挂起来展示，若是不挂起来，自然就是丑呗。”其实这么想的不只有母亲，有时我也会这么想。隶书敦厚，颜体规整，更何况我们以临帖为主，没有自由发挥何来自然。但父亲只是以一句外行就结束了与母亲的争论，坚持“天然去雕饰”的可贵，甚至把我最“自然”的几幅作品用相框装裱起来，挂在新房子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客人一进门就能看见大大的“凌云”二字，在他们不知如何夸奖之时，父亲还会贴心地加以提醒，说写得好不难，难的是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客人们也就能顺藤摸瓜地将我夸奖下去。

但其实写得好不好是有法可依的，朱老师的工作室能生存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每年学生在考级上都有着优异且稳定的发挥。书法考级由文联举办，说服力比市面上那些大赛高得多，形式也不是将作品寄到评委会，而是考官现场出题，两小时即兴创作。我第一次参加时母亲担心了好久，那时我刚学半年，字都没认几个，只能看着形状写出大概的样子。整个考场就属一年级的我和阿力最小，因为保安不放阿力他妈进去，他妈在外面大叫得仿佛我们进的不是考场而是法场。受他妈的影响，阿力还没找到座位就弄泼了半瓶墨汁，我不得不把我的分他一半，手忙脚乱中我渐渐忘记了恐惧和胆怯，之后便是长胡子考官用粉笔把《回乡偶书》抄上黑板。铺开宣纸我想起了朱老师自信的神态，他讲他的学生从不做过多准备，他不像那些有权势的老师能在前夜拿到考题，拉学生将28个字练一整夜，他不需要这些仍拥有居高不下的通过率。第一个“少”字写完之后就顺理成章，这篇我练习过，因为写不好“鬓毛衰”的“鬓”我还订正过五十遍。落款盖章完我等了一会儿坐在最前面的阿力，之后才一起交卷离场。那年我们运气不错，我考了三级，阿力因为宣纸上沾染墨迹有了些许瑕疵，不过也拿到了二级证书。

一门书法最高能考到四级，两门是六级，九级则需要两小时内写出完整的隶书、楷书、行书三幅作品。篆书因为过于复杂不在父亲的考虑范畴，书法九级则成了我的最高目标，之后的日子则像是打怪升级。父亲不像别的家长有那么强的功利性，非让我考个九级作为之后升学的保障，他总说书法是一辈子的事，不急于一时。我没试图理解一时究竟是哪时，只是把每年的考级当成游戏关卡最后的boss来打，打不打boss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一路走来吃的那些蘑菇和金币没有白费。每年轻松地走进考场，写完再轻松地走出来。

每年考级定在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个月后的某个周末朱老师会把我们聚在一起分发证书，但五年级那次我没等到我的。“聚会”前朱老师把父亲带到柳树下嘀咕了好久，当天下午没等到奖状父亲就带我回家了。吃完晚饭父亲才告诉我，这次运气不太好，没有拿到九级。那是我第三年冲击九级，前两年我都是八级，听父亲说完我以为今年又是八级，证书到手我才发现这次反而降到了七级。父亲拍了拍我低下的头，让我别把这事放在心上，玩电脑去吧。三年级后他就没主动说过让我去玩的话。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玩着《梦幻西游》直到母亲九点半喊我上床，关掉电脑后我也没立即睡觉，吃着母亲切的水果看完当天《扬子晚报》体育版，又看了会儿国际新闻。那几天报纸上尽是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的报道，暴徒对百姓大肆抢掠强奸，警察对此无能为力，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水深火热。在震惊之中我真的做到了父亲说的“别放在心上”。

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好几次练书法时都能听见朱老师大声打着电话，说着“怎么可能越写越差呢？”“没有道理！”“还能往低里考？”我不知道别人是否知道他在说我的事，但我总能感到异样的目光。两个星期之后朱老师将一张全新的八级证书交给我手里，然后像父亲那样拍了拍我低下的头，但他没有说任何话。我已经有两张八级证书了，如果拿不到九级，拿一张七级也不错。不管怎样，这样的八级都不是我想要的。可我还是小心地收下了证书，回家后把它跟前两张放在了一起，那一刹那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我又想起了报纸上连载的新奥尔良人民悲惨故事，我觉得有很多比书法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等着我去做，即便那些都做不到，打打梦幻西游和超级玛丽的生活也不错。

五年级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年我们家从住了十年的老房子搬到了新城，除去搬家转学一系列琐事之外，还意味着我离朱老师的工作室远了很多，为此父亲专门给我买了人生第一台捷安特，给自己买了人生第一台吉利。在他不开车载我去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骑车来回要花上四十分钟，五年级已经到可以沉迷游戏的年纪了，我有时候会骗父母说去练字，然后偷偷躲在房间里打游戏，父亲总是很相信我的话，从来没有在下班回来后摸一摸电脑主机的温度。

我当然还会去朱老师那里练字，只是频率越来越少，从最早的每天都去、两天一次，到后来的一周一次、一月一次，只有寒暑假时才会多上一些。有时朱老师会问我母亲，母亲也很不好意思，只是推说快小升初了，学业压力很大。同样朱老师依旧会夸我写得“自然”，但与往常沉迷在喜悦中不同，现在我会回头看到底“自然”在哪里，总结规律并在下一次运用。相应地我开始觉得夸奖和书法一样越来越没意思，不再会带给我惊喜。

升六年级的夏天，母亲周末在家使我无法上网时，我会去朱老师那儿消磨下午。练完后我常看着阿力带领更小的孩子给朱老师捶背，和当年不同，现在朱老师会给阿力五块钱。拿到五块后阿力总会买两根冰棍，与我一起坐在夕阳下。他常会想跟我分享，我总是摇手拒绝，他从不难过，只是一个人慢慢地把两根冰棍吃得满手都是。我起身上厕所时听见小一点的孩子问朱老师墨痕哥哥怎么不吃冰棍，他边摇头边感叹，说墨痕长大了。

他不是第一个说我长大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段时间我不再热衷于参与父母朋友的饭局，几个熟识的阿姨见我还会跟母亲调笑，说我装深沉。那年除年夜饭外我参加的最大一次饭局是父亲庆祝我终于考上了九级，为此他请来了这座城市能请来的所有朋友。但那时我已经完全不在乎级别，朱老师打电话的样子总在我的眼前出现，我不知道今年的电话拨在考级之前还是之后。但父亲却很开心，他当着一桌人的面将礼物从袋子里拿出来，我以为会是想要了很久的psp，结果只是一支紫毫毛笔。我知道紫毫比狼毫更好，而且价格不低于psp，但当时的我已不再想要。

我不愿承认是我毁了那天的聚会，父亲也不觉得他有过错，没人再谈论这件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放弃了交流，习惯于用沉默表达对彼此的情绪。小学结束的那个夏天，父亲和母亲激烈地吵了一架，为的是让我留在城里上小学还是送我去乡下。没了学区房只能去最普通的初中，母亲想留我在身边，父亲则坚持我只有乡下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在外面疯狂吵嚷，我躲在房间里吹空调吃西瓜打我的超级玛丽，仿佛一切与我无关。那场战役以父亲的取胜收场，九月一号我把从前的一切打包收进柜子，电脑和游戏光盘在最里面，上面叠着的依次是陀螺、悠悠球、足球鞋、漫画和毛笔，然后坐着父亲的吉利听着《千里之外》去乡下学校报到，就像我不明白考级事件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一样，我当时也不会知道这将象征着什么。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天意味着我与城里的一切切割开来，与十四年的童年时光告别。

我专门写过几篇小说讲我在乡下学校的生活，那是另外的故事。初中半个月放一次，难得的休息时光不会花在练书法上，父母知道我上学辛苦也不会强迫我，不去也就不去了。倒是母亲跟别的学生家长偶尔遇到会聊上两句，听说朱老师的女儿从澳洲留学回国在上海买了房子，有阵子朱老师去上海带孙子关了工作室俩月，回来几个家长不大乐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什么终身制的话，“徒弟还没出师，师傅可不能跑。”但几年之后关系还是闹僵了，朱老师年纪大了，也可能真的想孙子，说暑假辅导，平日里住在上海，或者退一部分钱也可以。可最终没有谈拢，一个会来事的组织了一部分家长说要告朱老师无证上岗非法教学。母亲是听阿力母亲说的，阿力母亲拿不准主意，她觉得不好，但又觉得说不定能拿回来一大笔钱。母亲跟父亲说起时被他一句话堵了回来，父亲说上课之初就知道情况，人不能这么做。父亲不仅这么说，还劝我有空去看看朱老师，说他夏天都在。其实在父亲说之前我不是没想过，中考我考得还行，结束后我专门去看望了小学老师，从小学校门走出来时我想到朱老师，可朋友还在等着我游戏上线，一下就搁置下来。

我能猜到去看朱老师时他会问我什么，他会问我学习怎么样，问我还写不写字了，然后拿出纸笔让我写上一段，以此向更小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证明学会了就不会忘。我曾看过这样的场景发生，也想象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那个探望者，但现在的我已经不再迷恋于此，即便告诉他我不再碰毛笔也毫无愧疚。

当时我真的相信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碰毛笔了，也许未来当了名人，给别人题字时会写上一两笔，但那又是另一回事，直到高一升高二的暑假。那天舅舅给父亲打来电话，问家里有没有人，要送刀纸上来。家里只有在打游戏的我，舅舅放下纸，叮嘱了两句就走了，只说文化商店倒闭，当废品卖觉得亏，老板跟他是旧相识，他本来也不想要，想到我便折价都收过来。他自然是不知道我已经四年不碰毛笔了，我也犯不着跟他把故事再讲一遍。

父亲一进门就看见摆在桌上的那刀纸，眼里一下放出光来，左脚踩右脚脱下鞋就去拂拭。纸品相很好，在他之前我也有摸，但很薄，感觉都经不起毛笔的浸染。“要不试试？”父亲对我扬了扬眉毛，他已经很多年不跟我如此轻佻的表情了，但这并不能说服我，我摇了摇头。一百块，两百块，他试图用零花钱来收买我，我最终在三百六十的时候松了口，从“童年箱”中翻出毛笔。

我没有期待发生什么，我知道一切不会有什么不同。上一个四年没碰的爱好是足球，小学时我是学校的第一射手，四年后连简单的变向过人都磕磕绊绊。重逢从来都不美好，但在水池重新润湿因长久不用干成一块的毛笔时，我还是莫名一阵兴奋。回到客厅时父亲已经把桌子整理好，铺上垫宣纸的毛毯，舅舅带来未经裁剪的老宣纸小心地躺在上面。我将毛笔浸到墨中，这是曾用过的瓶子，一些陈年墨化成固体凝固在瓶底未被洗掉。笔尖将多余的墨舔留在瓶口，知道纸薄，我特意没多蘸清水。父亲在我身后显得也很紧张，直到我将笔落在纸上写完第一个“红”字，才将手慢慢背到身后。

第一个“红”字写完我就意识到这纸的不同一般，一口气写完“红军不怕远征难”才停下来。舅舅送来的老宣纸与我童年习作时用过的任何一张都不同，我不是没用过好宣纸，送春联下乡时还感受过不少二十元一张的，但那些都不像眼前这种有如此饱满的吸墨感。墨在纸上迅速晕开，在终止处收于圆润，这就不仅仅是吸水性好的原因了。“红”字着墨多了，到“远征难”这三字时，行文已到枯笔，枯笔苍劲又不显得草草，锋芒全被收束在笔锋完结之处，观者能轻易地感受到蕴藏于字中内敛的力量。我将笔放入盆中，后退两步，仿佛在看旁人的作品。小时候父亲常给讲王羲之入木三分的故事，所谓“墨痕”似乎也得先入木才能留痕。但年少时我很难体会得到，还常在反复练习同一个字时抱怨，“别入木了，再写下去得入土了。”但这列写完入木的感觉就来了，我知道力透纸背已经不够形容了，这就是入木三分。

我没有看父亲的反应和表情，但知道他想的会和我一样。竖排作品写完要一点点往上拉，我决定整首长征结束后再慢慢欣赏。力量不大，甚至还把宣纸往上提了点在给力拉，但宣纸还是被撕开了，每个字的行墨处都横向断裂。很快就像破碎的布条，褴褛得一式一样。

未来得及沮丧，父亲告诉我这事不怪我，摆放时已经损坏了两张。许是时间久了，这纸极易损坏，但写下来感觉还不错。我冲他点了点头，不禁有些心疼，一刀纸一百张，现在仅剩下九十七张了。

好在竖着不行还可以横着来，母亲小心地用裁纸刀把纸裁出了适配桌子的尺寸，只有她才能做到不加以损害地移动纸张。等待的过程我没有闲着，从脑海中翻出曾经看过的字帖和学过的诀窍。如何写得自然也在脑中，但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它，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已经超出了自然的范畴，到达了另一层境地。曾经的“凌云”就悬挂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之上，两者相望如同初学者在看欧阳修。

那天晚上我写完了十五张纸，第十五张写完后父亲让我停下来，说今天就到这里，辛苦了一晚上，去玩会儿游戏吧，而我在空白处也写满才停下笔。初学书法时母亲总觉得我动不动就写废一张纸过于浪费，逼我在空白处也练上好多遍，那个阶段过后我便再也没有在空白处写字，直到那天。

洗完毛笔和自己的手，我仍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坐在电脑前连游戏都不想打开，睡前父亲把我叫到他们房间，问我有没有考虑走艺术生这条路。我当然考虑过，艺考比学什么物理化学生物要轻松得多，我的成绩不算好，更何况全校最最好看的女孩都集中在艺术班，可我的艺术才能似乎不足以让我安身立命，哪怕仅仅考个大学，但今天不同。我沉吟了下告诉父亲，这条路得花不少钱吧。父亲从这句中摸到了我的态度，告诉我钱的事不用我操心，之后就让我回房睡觉。那夜我梦到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开出花来，只不过不开在笔尖，而是开在舅舅送来的老宣纸上。

第二天一早我被父亲的电话吵醒，依稀听见他问舅舅纸是什么来头。电话那头含含糊糊，说好像是之前某一任馆长和化工厂合作，做纸的时候加了什么化学原料，但技术不成熟没有量产。当时就做了三刀，送来的是仅剩的一刀，想多要也没有了。

我听着有种不好的预感，戴上眼镜翻找昨晚所作书法时，纸上的墨迹只剩下核心的筋骨，筋骨外的血肉——下笔觉得收束有力的地方已被模糊成了淡淡的一层，昨晚发生的事一下和妙笔生花的梦境混在一起，恍惚中辨不出什么才是真实的。我赶忙找来毛笔，忍住早起的尿意，仓促写完一幅行路难。全文四笔写成，洋洋洒洒，我看见依然蔚为大观才放心地尿尿再爬上床。

我睡到中午醒来，吃完中饭看见父亲没去上班一动不动盯着那副行路难。我瞄了一眼，看行路难还是早上的样子便出门打篮球去了。回来吃晚饭时，父亲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帮我准备艺考的老师已经请好了。老师下午来看过《行路难》，我的水平不错，相应的费用也不高。坏消息是他观察下来，纸上的墨迹只能保留八小时，之后便开始慢慢褪色。

倘若如此，那便是两个坏消息了，但我没有把这些摆在脸上。晚饭后我把只剩下骨骼的十几张作品翻出来重看，如同回顾脑海中练过的《兰亭集序》《金刚经》，看着筋骨我就能想起它们血肉还在时的模样。那晚我没有提笔，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盯着它们，它们就是上天赋予我的礼物，但新鲜感还未褪去之时就被收回了。我试图找出我作为他们主人的证据，我能说出每一笔是如何写就的，但仍觉得心虚，同时我还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审美能力，也许跟之前的七级一样，我写得仍然是一团糟，只是四年后我的审美产生了滑坡。为了搞清楚这点，我甚至去找了朱老师，既然作品没法带走，那我就去请老师来家里，那么多年的师徒情分，总值得他跑上一趟。

四年之后书法工作室已经当然不在了，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匾额被搬走了，我们曾用粉笔在矮墙上涂抹的“到此一游”也斑驳得失去了颜色。凭借依稀的童年记忆我找到了朱老师住的楼栋，问到第三家才问出门牌号。即使我以为自己与四年前长相毫不相似，朱老师还是一眼认出了我，甚至在我说出来意之前，就让我写写看，看看几年下来功力退步了没有。

朱老师住在一个紧凑的两居室，侧卧自己睡，主卧则改成了书房，正中间摆着铺好毛毯的大理石桌，笔墨则环伺周围。这两天下来我对写字毫不怯场，把手在衣服上抹了抹就站到桌前。

我特意仍选择了《长征》，跟两天前写完第一个“红”字就感到不同一样，第一句下来我便意识到神奇不再，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老路，写完整首我不死心，又要来了一张纸，想再试试看《行路难》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伴随着朱老师“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好，很自然嘛”的夸奖，我又完成了一幅平庸之作。写完我被一股巨大的失望包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朱老师的夸奖，同时意识到请朱老师来家里看我写的“佳作”已毫无意义，一切一目了然。不想被朱老师看穿我的失落，写完字后闲聊了几句我就离开了那里，之后再也没上过门。

父亲和另一个男人在家中等我，父亲向我介绍这是帮我参加书法高考的老师，我偷偷在百度搜过他的名字，写得未必好，但教过的学生都有很好的发展。即使我不情愿，仍在老宣纸上完成了一篇杰作。写到《钗头凤》末尾的“错错错”时，我觉得我是在对自己两天来的行为进行反思。

老师不出意外地拍手称绝，他和父亲很快就商量起如何快准狠地帮我运作到最好的学校。下个月有个比赛，可以亲自写，也可以把作品寄过去，老师说今天看过我的作品，不管哪个赛道，高中组的冠军非我莫属，这话听得父亲十分兴奋。看我兴致不高，他还向父亲夸奖我沉得住气，日后必成大器。等他走了我才告诉父亲我在回来的自行车上悟到的无聊道理——只有在老宣纸上才能完成杰作，别的地方都不行。可老宣纸无法带走，我写出再出色的作品也注定无法与人分享，更不用提名留青史。父亲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让我别急，他明天上班借个照相机，拍了试试。

母亲在之后几年里总觉得是照相机无法照出作品击垮了我，让我失去了走艺术生这条路的可能性。其实自从看到依靠作品传世的希望破灭之后，我就已经黯淡下来，相比而言能不能考上一个相对好的大学实在不值一提。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傻瓜相机照完得送到柯达胶卷店等上一周。我不知道那个星期父母是否还抱有希望，但我已经预见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父亲从胶卷店拿回照片后，我在打开信封之前就从父亲脸上的神情猜到了全部。意识到“杰作”用任何手段都没法留存，我发出了比五年级考取七级那次更大的怒火，装墨和水的瓶子、紫毫毛笔、垫宣纸的毛毯被我打包在一个大垃圾袋里，舅舅给的老宣纸我没有动，它本身已不堪其扰。父亲跟着我下楼，看我把打包好的垃圾袋扔进垃圾桶，我以为他会在我回去睡觉后偷偷从垃圾桶中捡回所有的工具，等待我兴趣重新燃起的那一天。但事实不是这样，第二天我下楼打篮球时垃圾袋仍在那里，第三天也是一样，只是越来越深地被别的垃圾压在了下面，直到被垃圾车整箱拉走。

之后我再也没碰过毛笔，没法通过做艺术生翻身让我颓唐了两个月，但最终还是缓了过来。高考我去了离家不远的普通学校，考研运气不错去了更远的地方，家乡的印记一点点从我身上剥落。我换过不少爱好，可就跟童年时的兴趣班一样，没有长性，有的甚至还没了解技巧甚至基本规律就被我放弃。连伴随了我整个童年的游戏也不再让我痴迷，梦幻西游早已不打，偶尔放松时我会打开尘封的文件夹，打上两把超级玛丽，十几分钟后再回到日常之中。成长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之一是爱好注定只是爱好，它跟事业不一样，它可以浅尝辄止，但事业必须精益求精，欲壑难填。

这个启示还是玩超级玛丽想出来的。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超级玛丽的爱，当时的女朋友曾给我推荐过一个类似的叫神庙逃亡的手游，这样省得你专门去打开电脑，她这么说的。两把之后我就放弃了，他为什么吃金币？我问她。每一百个就可以多一条命，女朋友说。那他为什么要跑呢？为了逃亡啊，这不就叫神庙逃亡嘛？你逃出去过吗？我问出最后一个问题，女朋友没说话，把手机抢过去自己玩了。我也没给她解释我的想法，如果只是一直跑，一直躲避障碍，没人看到成功，就失去了游戏的意义。我知道超级玛丽也有无数的金币，甚至你可以吃蘑菇和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在十八岁之前我都是为了它们玩超级玛丽的，但十八岁后的一天我忽然明白了，超级玛丽的目的是走进城堡，看着旗帜降下来，最终救出公主。如果救不了公主，吃再多的金币和蘑菇也毫无意义。金币当然好，但我也不想因为沉迷金币，一个没注意，随便遇上乌龟就把自己弄死了。

也是那一刻，我真正对无法依靠老宣纸上入木三分的书法功成名就释怀。我想过如果当时没有毅然决然地放弃，而是苟延残喘地做了个艺术生——以我的童子功，就算没有宣纸加成，也未必就走不通——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但那些终究只是爱好而已，不是事业。我也许会进一所不错的高校，混到不错的文凭，甚至进入少年宫类似的事业单位，搞到书法老师的闲职，但撑死了我就成为第二个朱老师，而不会成为书法家留下作品去影响这个时代。那些都是路上的金币和蘑菇，不是城堡上的那面旗帜，那不是我想要的。

完全放下那件事后我不再排斥书法，还玩闹般地在宣纸上写过几笔。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没人相信我从小练字还考到九级。晕晕乎乎中我带他们来到了我童年居住的地方，不出意料父亲还保留着当年剩下的老宣纸。多年过去它甚至坚韧了一些，我借着酒劲，像当年那样铺开宣纸，将笔蘸进墨中，但这次连老宣纸也抛弃了我，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甚至无法被称之为字。但我毫不在乎，这只是爱好而已，我已经找到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毕业之后我放弃了大学教给我的东西，开始写小说。父亲不理解我怎么快三十了却拿起了另一只笔，但那就是我为之奔跑的城堡，父亲不懂这些，所有人都不懂，我也跟他们说不着。

我从未怀疑过我的才能，即使一切并不像我想得那么顺利。我写了几篇自己很满意的小说，投出去杳无音信，偶尔回信的则委婉表示我不适合他们的风格。在父亲的引荐下我加入了市作协，作协群里不断有人发自己在当地报纸发表的豆腐块，每次都能收获一众称赞。我很快将群屏蔽，这些并不让我苦恼，让我苦恼的是我始终在写，却偏偏得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肯定。每当那时我总会想起高一那年的老宣纸，如果这终究不能被人看见，写得再好又有何意义？我有时甚至怀念刚开始练字时的那种快乐，不去追求什么，不用想给别人展示什么表达什么，为一句“自然”的夸奖能开心很久。但我同时也知道，那个阶段在很久之前就已离开了我。

三十岁之后我与父亲的关系渐渐缓和甚至到了融洽的关系。他会为我的困境着急，但他也知道我早过了那个会听取旁人建议的年纪。他做的仅是酒过三巡之后发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和遗憾。我和他最后一次聊起书法是在一个周六，中午吃完饭，他说最近认识了一个写字跟我当年一模一样的人，我指着依然挂在墙上的“凌云”问他，这个当年？他说不是，高一暑假那次。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每天下午四点他都会写上一段。听他这么说我来了兴趣，想着看看也无妨，便答应了跟父亲去逛逛。

在一片广场上，我们等了一会儿等来了父亲口中写字跟我很像的人。他穿着环卫工人般的马甲，提着一个装满水的桶和一根木棍。父亲让我叫他李师傅，给我们互相介绍完就回到了车上，我则在一旁找了块石墩坐下，从后面看着他。看穿着他完全不像舞文弄墨的人，倒更像傍晚遛弯的大爷，朱老师从不会这样面对书法。在我想这些的时候李师傅已经做完了准备工作，他甚至把腰左右扭了扭做了会儿伸展，然后才从水桶里把木棍拔出来。桶里像拖把一样的物件其实是巨大的毛笔，他用笨拙的姿势挤掉了多余的水，接着则用两手的虎口紧握木杆开始写字。

他一开始写我就站了起来，我从未看过这样怪异的持笔，同样没看过收束如此自如的字。在水泥地上每一笔的握运顿抖提玄都做得无懈可击，在他的笔下我看不出一点技巧的影子，这才是真正的自然和大巧无工。父亲说得不对，他不是像我，他比我当年最出色的作品仍要高出一档。我完全被地上的重蓄露藏给吸引，瞠目结舌，美中不足的是广场上温度不低，往往一列写到底，头上已经快干了。我有点懊恼于来不及分析出书法的精妙就已烟消云散。

一篇写完李师傅倚着大笔杆休息时，我跑上前问他，李师傅您是只在水泥地上写吗？在宣纸上也能写得这么好？他怪异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问题很愚蠢。他说当然。那你为什么不写些作品留下来呢？哪怕不装裱出售，招些学生也好啊。说完我才自觉冒失，我对李师傅一无所知，万一他已是大家也说不定。他看着我耸了耸肩，告诉我他年级大了，不想这些，写字无非就是个爱好罢了。

说完他把杆留在桶里，问我抽不抽烟，看我摇手之后给自己点上一根坐下，我也陪着他坐在一旁。地上很快就全干了，仿佛从来没人来过。我们对着夕阳坐了会儿，抽完一根烟他告诉我二十四节气中他最喜欢的是小满。

我问他是因为夏天的缘故吗？

他说不是，这世间有小暑也有大暑，有小寒也有大寒，唯小满无大满。

我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然后听他叹了口气，这世上，小满即可了。

这话我之后又听了很多次，甚至在某汽车广告文案也有见到，每次见到都让我想起那天，听的时候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何要引诱我看李师傅在广场上练字，想到这儿我不禁笑了起来。

李师傅没有理会我的笑容，兀自站起来继续写他的字，我则站在原地又看他一会儿，然后回家写小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