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弥留之际

作者/末梢

当变故袭来，对于一个家庭，不仅仅步入转折，更会引发往事的整合与回溯。

她

她当时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掐算时间，等他洗完澡出来睡觉。其实表盘就在电视机上方，但她不习惯用它来计时，而是听着从光阴里传来的脚步声，切菜刀咔嚓咔嚓的声音，苹果核丢进垃圾桶的“砰”……磕哒磕哒，几十年的房子，老家具，老物件，在她的操持下，都留下了自己固定的声音，卡进时间的槽穴。往常，他洗澡时的水流声停下之后，就该起身钻进卧室睡觉了。于是，当她终于察觉到等待被拖拽得太长太远之后，他的鲜血已染红了一条“小河”。他白花花的身体倒在瓷砖上，脑后一滩血，随着水流蔓延，丝丝缕缕，拴紧了她的眼睛。她感到一阵惊慌，加快脚步，往隔壁赵桂增的房间跑过去，说了句：“你爸昏倒了。”

赵桂增将他从卫生间拖出来，擦干身体，套上衬衣、裤子、鞋袜，然后塞进卡车车厢，驶出铁门，消失在昏暗的街道上。

那晚她失眠了。在她漫长的八十年人生中，这是头一次。她弯着腰走到了柜子面前，取出一个白药瓶。三十年前，他开始吃这药瓶里的药，当时他还年轻，站在医院主楼跟前，食指和拇指捏着医院诊断结果：神经衰弱，他在她身边发出试探的声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儿子回答说：“一种影响睡眠的病，按时吃药就没事儿。”后来一切如常，这件事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大的影响，只是在立柜里，多了个塑料白瓶。它被团团围住，几乎消失在物品的影子里。只有每天傍晚，他们坐在被两块长方体木头夹住的印花海绵沙发上，望着窗户中的天色坠入灰白时，药瓶才会凸显在中心位置，反射出一点揶揄的，白色的光，显示出它在他们生活里的分量。

立柜摆在客厅的东南角：彩色的丹顶鹤图案在玻璃罩下鲜艳无比。那是他们结婚那年请木匠做的。她年复一年往里塞东西，不用的床单，碎布料，他破了的裤子，被沿着线缝裁开，叠成大大小小的四方块，摞成一摞，顶端东倒西歪。柜内中上方位置，有一片木头挡板，之上，散落着许多杂碎物品：一块鹅卵石。隔着红色塑料袋被砸碎的冰糖，断裂处棱角苍白，碎屑围了一圈在周遭。两个线团，白色与黑色，各插一根不锈钢针。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金黄色的顶针，几颗扣子，玩具手枪里的红黄绿小子弹。还有其他一些柔软的，不起眼的，细碎的，隐藏在暗影里。几十年的生活像蘑菇一样从柜子里蔌蔌生长出来。她扶住柜门，身体费力地直起来，难以分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随着她将脑袋往里探，从四个黑暗的角落汇聚而来。

在他随着儿子的卡车离开之后，她在被吊灯雾蒙蒙的白光填满的房子里，看到了许多他的身影，甚至比他留在那儿时还要多。一直以来，她的头脑里几乎从没有关于回忆的影像，她在灶台前，洗衣盆里劳作，将记忆阻拦在她的手边，脚尖，和眼角之外。她从没有想过，也不相信，有一天，影子的重量竟会战胜那些实际的物品。在那颗白色小药片里，她看到他沿着三十年的光阴走过，步子艰难但均匀，小心翼翼，尽量不被绊倒。遇到挫折了，就将它揉碎，掺进每一天的行动里，就像他将白药片撒进每一天的傍晚一样。她不知道疾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感受。但另一个大麻烦，他的耳聋，她却感同身受，因为她的耳朵也渐渐无法捕捉到声音完整的轮廓了，只能在一团嗡声中寻找熟悉的词汇，并与眼前的画面组装或者拆解，将意义拼凑成大大小小的谜团。她还看到他的身影在与她争吵，拖地时，餐桌前，甚至翻身躺在床上，鸡鸣声中睁开眼的瞬间，这两处时间夹缝里，都大声叫着颠三倒四的句子，碰在她困惑或者气愤的表情里。每天下午三四点，他的身影会坐在沙发上，旁边是带柜门的茶几，上面摆着茶壶和杯子，她举着暖水瓶往茶壶里添水时，看到自己的脸浮在茶叶上方的水波中。她不喝茶，但非常喜欢那样的下午，白瓷杯，从暖壶中吐出的片状水流，和被砸碎了扔进水面的冰糖，“扑通”一声，溅出的小水珠……他的身影在她等待他回家的那几日从未中断过，层层叠叠，将她裹进它们之间的夹缝中，她觉得自己正在被光与暗影消化成一粒粒分子，粘附在过去，所有与他有关的画面之上。

她的意识在两幅画面之上周旋，没办法匆匆掠过，像掠过那些已被时间沥干了眼泪与声音的身影那样。他拉开弹簧门，鞋子先探进来，黑色布鞋鞋尖，粘着一块泥巴。她的目光里，泥巴变大了，成了一块背景板，他慌乱的表情，走来走去的背影，计算器不断发出的“归零，归零”声，被土黄色遮蔽着，浑浊不清。只有偶尔透出的一星落在深井中，想要寻找一线生机的目光，与黑色中山装衣角，在后来常常划过她的瞳孔，无比清晰无比沉重。他像是在水中前行的缓慢动作，“银行老板跑了，七万块钱被骗走了。”这句话，声音，语调，搅动着室内空气，比往常浓稠了，她被挤压着，说出口的劝慰，从回忆中听去，尖细、缥缈、失真。他从柜子里取出残疾证，社保卡，养老保险，攥着拳头，食指点在计算器的按钮上……后来，下雨时他常常爬上屋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绕着房檐来回转，她远远望着，担忧下一秒他就将踩空坠落。凌晨，他从飘荡着冰冷星光的黑暗中，爬起来，套上衣服，弯腰的那一瞬间，微风拂过了她的脸颊，于是在醒来之前，她听到了衣襟的摩擦声，还有吱扭拉门的声音。后来，院子和房间里，一块块长出了生锈的铁针，铁钉，塑料瓶，废纸箱，它们渐渐蒙尘，布满污渍，如房子里斑驳的疤痕，腐蚀着她，让心脏，眼睛，皮肤，暴露在蒸腾着沼气的河流。她手握着拐杖站在客厅里，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弯着腰，背朝前伸，面庞布满水波一样的皱纹，层层叠叠将两个眼珠朝头骨中挤压。她闻着身体散发出的苍老的味道，感到自己正一点点被光阴叼走。

儿子的断指紧随而来，它日日出现在饭桌上，占据着记忆中一个角落。在最初，儿子还有着完好的手指，它们交叠着，搁在膝盖上，穿一件父亲改小的棉布衬衣，腋窝和袖口都缀着补丁，头发很短，发黄，一溜脊椎在背上突出来，两个肩胛骨耸着，上半身呈拱形，薄薄的一片。他坐在对面，说着什么，她抱着女儿来来回回地走，传来的声音时轻时重，在她的耳道中拉扯。儿子起身进了厨房，蹲下，往灶台里扔木片，火焰不时钻出来，舔着他的手背，膝盖，额头。如过去的每一天，未来的每一天一样。后来的一日，火焰钻出来时，舔着的是他裹着纱布的手了，又过一阵，便是那几根参差不齐的指头了。夜晚，儿子朝卧室走去的背影，旧旧的，像是已压在箱底太久的一块布料。

有一日傍晚，孙女背着书包蹦跳着跑进院子里，她想起儿子七岁那年，也是这样背着书包冲进院子的，小手里举着作业本给她看满满一页的“一”“二”“三”，然后趴在茶几上写作业，脑袋快要掉进作业本里去。儿子当时可能是想继续上学的？察觉到这件无可挽回的事之后，她埋怨他，不该让他辍学的，他回答，干别的就轻松吗，男孩子，吃点苦头，对他好。他的话安慰了她，或者是她自己宽慰了自己，后来便不提了。直到他摔倒在血泊里，被卡车拉走，回忆重又被翻出。她有些不解，院落里儿子的背影，是不是转过头来说了什么，请求她什么，但她却没有听到，或忘了。她实在无法从浑浊扭曲的记忆中分辨出，是他真的开了口，说不想去做木匠，还是自己被漫长的光阴干扰，添加了本不存在，但总是隐隐翻滚出来的梦一般的内容。如今过去已成一团乱麻，边界模糊，她感到无力和迷失，不明白自己是如何生活了这么多年，抓着哪条无关紧要的线索，滞留在这一天。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她错了，她没有把儿子从不幸中打捞上来，也没能在不幸来临之前给他裹上一件体面的新衣服。

独自等待的那几日，她就是这样地回想着，生活着。她一遍遍告诉前来探望的亲戚邻里，他没有福气享用子女的孝敬，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又一遍遍将从医院赶回来探望她的儿子女儿轰出去：别来看我，都去医院守着他！然后，她站在铁门前，卡在门内门外空间的接缝中，目送他们离开，再将自己一点点抠出来，独自一人回到房间。

他

昏倒在浴室那天，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骑电动车，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在商店里小偷小摸。那天下了雨，路上的泥坑一块块，明晃晃的，挂在电线杆上灯泡的光落在街道上人们的脸颊，夹克或衬衫的肩膀，随着褶皱缝隙游动、消失。在他后来零零散散的记忆图画里，当时路灯昏暗的光变得强硬，挤走了其他颜色，将街道染色成黑白，房屋、植被像“模型”一样漂浮在一段时空的表面，等待他通过梦与回忆，将它拽回自身，或将自己缩小，塞进其中狭长的角落。他在这一“模型”中，骑着一台黑色的掉漆电动车，车前一盏裂开的塑料灯在生锈的螺丝钉上晃荡，灯丝燃起熄灭，剩下稀少能量，在他的眼睛前方几厘米处形成一团苍白。路上坑坑洼洼，电动车碾过去，泥点子薄薄飞溅出一层，给车轮安装了两扇半透明的翅膀。他耳朵几乎聋了，所以没有听到路边玩泥巴的小孩大喊了一声：“你看那个老头的帽子飞走了！”他也并不知道，那个“帽子飞走”的老头就是他自己。

他的周围有高高的红砖墙，二层“别墅”，两家商店，安装着绿色玻璃窗，窗上贴着塑料红纸：“海敏商店”“友校小卖部”……还有细细的草，爬满竹架的豆角和丝瓜藤，核桃树，梧桐树，香椿树，它们在向他扩张时，从根部向末段汇聚，延长，将他绕进毛绒绒的叶梗，和轻飘飘的叶片之间。他被它们举起，抛向空中，植物缭绕的轮廓，成了他浮在土地表层的根。他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也嗅不到它们散发出的泥腥味与植物断裂处流泄的丝缕状，粗细不均的甜味。他的嗅觉已所剩无几，在逼仄的茶色掉漆圆桌上，她的白发与皱纹跟前，才能顺利地闻到一些什么。来自那口用了二十年的铝制锅，铜勺，发黑的案板，破旧粗大如一块块渣滓的味道。来自那些年代久远，仿佛永远也无法与过去分隔开的物品。它们变形的轮廓是时光拿小铁锤敲击形成，它们附着其上的黢黑表皮或斑点，是时光的汗液渗透进去，留下的污渍。她在那方矮矮的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弯弯的腰与镰刀没什么两样，是时光从背后抱住了她，往后拖拽。她感受不到它的力量，却用全部的气力，迎合了它。所以，他闻到的不是陶瓷碗里米汤飘来的热气，不是丝瓜炒鸡蛋，酱油炒白菜，黄瓜汤的油烟味，而是时间在他的身体里发酵后散发出的味道。他闻到的是他的记忆与过去，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如此，他已将自己一点点塞回了那里。而他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当他骑上电动车来往于窄窄的，被植物与路灯包裹的街道时，以为自己正面对着全新的一天，一个能将他的生命再向外扩张一厘米、甚至一分米、一米的二十四个小时。

那天回到家后，他钻进卫生间洗澡。他每天都要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鞋底也刷干净，房间里物品统统擦拭一遍。他讨厌灰尘。第一次出门捡垃圾回来，他把每个指甲缝都洗了三四遍，搁在鼻孔旁，仍酸溜溜的。但第二天还是早早起床出了门。弄丢七万块之后的那阵子，他总以为房子要漏雨，总觉得地板上多出个不认识的脚印，他把仅有的毛票按大小摞成一叠，睡觉前数一遍，才安心。他听说清晨时分，有老人去公路上捡瓶子，一天能挣十来块钱，就跟去了。他捡来了满屋子满院子的纸箱，瓶子，钉子，摞高……

但今天，他没有机会像往常一样重复那几件事儿了，因为洗到一半时，他向左歪斜了一下，头磕在热水器的铁管子上，又被缠在上面的铁丝挂伤，额角破开五厘米长的口子，鲜血顺着花洒喷出的水花，流走、分叉，钻进下水道里。被儿子背进卡车车厢后，躺在堆满杂货的座椅上，有几秒钟恢复了意识，看到了前窗玻璃外白茫茫的光，还有儿子乱蓬蓬的后脑勺。儿子搭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指头断了一半，参差不齐。有一年做木活时，它不小心被涂着机油飞转的轮槽咬住，血肉搅为粉末飞了出去。他稍微侧了一下身，发现脑袋旁边有一把沾满橙黄色锈块的铁铲子，映着它的，是红色塑料桶边沿。当他将目光费力拧向自己身体时，看到了衬衣上排成一队的白色纽扣，中间有一颗是红色的，那是她在一个夜晚为他补上的。她坐在灯泡下往针眼里认棉线，两条腿叠在一起。她“呸”几星唾沫在手指尖，然后捏住线头搓两搓，再对准那个小小的孔，让线头顶端细细的丝先通过它，线身总是东倒西歪，折在针孔旁边。她不得不一遍遍重复。他坐在床沿，面朝着她。她在一根针一根线面前，露出的坚定表情，他看过几十年了，但并没有因习惯而弄丢这一时刻。此时，这颗红纽扣让当时情景如扬起的帆，从雾气弥漫的海面，升起了方向，她，坚定表情，线，针孔，坐在床沿的自己，变得无比清晰，他感到一种滋味，苦涩，透明，冰凉，接近最浓重的感伤。他知道那是留恋。车厢窄窄的窗子，被灰尘覆盖了一层，困住了闪过的景色。他感到憋胀，但不来自伤口。他不清楚，只是似乎看见了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事物，它们正扭曲成尖角的形状，刺向他体内本已结成块状，长出铠甲的部位。他用自己布满褶皱的皮肤，和比其他时候都更硬一些的骨头抵御它们，却没有成功。他闭了闭眼睛，一滴泪濡湿眼角，擦着太阳穴滑进发丝，凉还是温热也没了区别。再次睁开眼时，他脑袋里的铁锤将目光砸进了车顶，那儿用胶水贴着儿子几年前从市场拉的一匹布，花纹是一粒一粒的，随着车子颠簸，掉在他的身上。他伸手去抓，抬高胳膊，拨开，落下，再一次，抬高，拨开，落下。他感觉到在身体上方，还有一个自己，他的手是在另一个他的身体中搅动，要清点，并丢掉那些尖锐，刺伤他的东西，它们在他一次次的抓挠中，被抚出柔和的轮廓，或被掩埋而至消失不见。尽管一旦将手掌拿开，它们就会立刻恢复原状。

被抬上手术台后，他失去了意识。醒来时，身体平躺在一张窄窄的铁床上，鼻孔里插一根管子，他想让它能够在体内摩擦一下，于是侧过了头，桌上摆着不锈钢饭盆，一把香蕉，还有几条账单，他试着伸手抚摸那些物品，用它们的触感抵消身体里不断晕染开的温热不适。但他发现自己很难抬起手臂，只能稍微卷曲手指，腿也无法动弹。他和床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令他每一次起身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并非床褥抓住了他，而是他的肉体，他的每一个细胞，将自己狠狠按在了上面。只剩一双固定在床板上的眼睛，努力辨认自己身处何地，周围面孔属于记忆中的哪一幅画面。他看到了赵桂增。

赵桂增从中学辍学后，他把他送去木匠那儿做学徒，然后在城镇边缘为他置办了一间破屋子，几套机器。他在那儿砍呀锯呀的，造出的桌子、椅子、床、柜子被运到镇上新婚男女的住所，并自学了浮雕技术，给每一个床头都雕刻了彩色水蜜桃或者荷花。但这些曾令他觉得自豪的“成就”，这时在心里却隐隐泛出伤感和尴尬，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厉害的木匠，只是一个瘦瘦的孩子的背影，手指上总是裂开大大小小的伤口，铅笔滑稽地夹在耳朵上，手里举着折叠成四方块的七八个馒头，蹲在木厂外的阴影里，脚底爬满蚂蚁，蚰蜒……就着正午刺眼的白光，将馒头塞进嘴巴。有天，儿子从木厂回到家，右手举在脸颊旁边，上面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告诉他他的手指绞进机器中去了。说完就进了厨房，坐在折叠木桌前，端起了饭碗。他稚嫩的脸庞看不出痛苦神色，也没有恐惧和抱怨。他盯着儿子的手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异样，是那种撞上一直隐匿在暗处的恐怖真相时，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头上的滋味。儿子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此时此刻，变成了他倒影在过往时光中的，从各种不幸中坦然走过的身影。他少年时代曾在严冬光着脚底板修缮冰上的断桥，冰凌刺穿皮肤，鲜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粘在冰面上。他第二个孩子在一周岁时去世了，是女孩，他像葬一只小猫一样葬了她。小小的坟堆，垫在手臂上轻轻的重量，指甲缝里留下的土，稀薄的烧纸灰，只影响了他一阵子。他在迷宫里钻来钻去，躲避着坚硬寒冷的墙壁。但终究还是钻了出去，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从未因不幸而感到剧痛，无法自拔的，充斥着撕裂，哭喊，永远扎一把刀在心脏上的剧痛。直到看到儿子所遭受的，他才知道，生活的面目，一直以来在他们身前呈现出来时，并没有留下多少空余，供他们去为自己感到遗憾。它将那些遗憾一股脑都丢了出去，用日复一日的惯性，碾碎了他们的认知，留下一路残骸，而当他回顾时，只在孩子的不幸中找到了它破碎的影子。儿子现在正和从隔壁城镇赶来的女儿一起，坐在旁边的白色病床上，他眼圈凹陷，嘴巴抿在一起，掩藏着龅牙上方的牙龈。他闪过一个念头，他这一次将要失去的，是他的父亲了。

女儿已经老了，但并不缺乏活力，龅牙让她看起来总是微笑着。他想起她被蝎子蜇伤的童年，下午，尖利的叫声扎进他的耳朵。他冲过去背起女儿前往诊所。女儿一直在哭，脸贴着他的脖子，眼泪鼻涕都流在那儿。他头一回觉得她的脸颊那么细那么软，小小的身体那么轻，他扒紧了她的两条大腿，小心往上托了两把……女儿这时候站起来，隔着棉被捏他僵硬的腿，它们因一种失血的怪病变成两根枯柴，每被捏一下，肉皮便向两侧抻开，滑在锋利的骨头上。那天一共发生了六次，他嘴角和左眼像被线提着，往上扥了又松开，他知道自己的模样非常滑稽，于是开始抽噎，眼泪连成线。他听到儿子在跟医生说着什么：五次，六次，七次，没办法纠正他们，是六次……肺里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喉咙和眼睛都被痰堵住了，他不得不张大嘴巴呼吸，一颗颗碎牙看上去摇摇欲坠。他漂浮的目光，试着望向女儿，却被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挡住了视线，女人的身体四四方方的，坚硬，挺直，像墓碑，青白颜色。儿子一定记住了他的日叮夜嘱：“死后我要一个墓碑，刻上我的名字，行不行？”他总是点头，眼睛从不看向我，回答也模棱两可：“咋不行，咋不行。”总之就是这三个字转着轱辘说个没完。他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在知道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萦绕不散的念头，竟然是为自己争取一个墓碑。

祖坟没有墓碑……他们的坟堆在一片麦田里，几个毛茸茸的土馒头，他想要一个墓碑，白石头，唯一的一个。有一根针扎进了他的胳膊，他没了意识，又一次醒来后，他把眼珠艰难地转向四周，没有找到她。于是闭上了眼睛。他想做梦，回到过去的那种美好的梦。比如，他在路边摆地摊卖花生时，遇到了她，领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扎着粗长的辫子，龅牙被努力藏在嘴唇下边儿。他追上去送了她一包花生豆，她就嫁给了他。他还想回到父亲去世的那晚。一九七五年，一向强壮的父亲突然病倒了，没一年就走了。他盯着吊灯向他道歉，说拖累了你们。他想回去告诉父亲，没关系，他们过得很好，没受拖累。他想回到母亲唱豫剧的那些年。小时候，他们住在一个土坷垃一样的破房子里，他每每听到母亲尖亮的嗓门就要捂着耳朵躲出老远。母亲眼神中流露出的伤感，他人到中年才理解。他想回到当时，站在母亲面前，煞有介事地鼓掌，惊呼。母亲去世的那天，儿子上前摸奶奶的头发。他想梦到母亲的白发，根根分明，被穿堂风吹得浮动起来。

他又睁开眼，儿子被推到了很远很远，几乎看不到他的脸了，女儿也不见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听见耳朵里吱吱啦啦的音调，不知道那来自哪里，他想张口说话，可是脸上的肌肉很酸，很胀，意识向四面八方溃散，绵延开去，那些广阔的画面，那些他难以忘怀的往事，一些在时间里淅沥不停的句子：“爸爸！我上学去了！”“吃饭了！”“咱们睡觉吧！”“上几年级了？”，一些物品，他的两顶黑帽子，每天他都要戴着它们出门，摆在暖气管上的几个酒瓶，电视机上的桃核杏核，一个扫床的小笤帚，他和她结婚时订做的柜子，上面印着两只彩色的丹顶鹤……但越往外延越无力，物品与画面，向远处飘去，他的枝蔓疲倦地松开了手，颤抖的末端，松垮垮地延展着，像溶于水的液体，没有形状，没有方向。

他确定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她。那个在每个画面中都存在的身影，没有真的出现。他觉得不甘，但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画面，坠入一片无依之地。

赵桂增

那晚，赵桂增正躺在隔壁房间沙发上打盹。嘴巴里残留着下午喝的酒味，嘴角亮闪闪，沾了些油花。他听见母亲的声音：“他昏倒了”。他从沙发上翻身下来，把脚塞进那双多年前父亲从集市上顺回来的拖鞋里，蓝色塑料凉拖，质地轻盈，标价两元，父亲喜欢从商店集市捞摸这些便宜玩意儿。他一直没有忘记那天的阳光，照在父亲的侧脸上，他小小的眼睛反射出狡黠的光，然后嘴巴往上一扯，拖鞋就溜进了口袋里。几年前，父亲被骗了钱，从那之后，便开始偷东西。有次去商店里买烟，老板小声告诉他，你爸顺走我们几个夹子。他赶忙道歉，把钱还了。他从没责怪过父亲，甚至还帮他打过掩护，让一个小小的转笔刀溜进中山装前襟的口袋里。

他赶忙翻身从沙发下来，跑去了卫生间。父亲缩成一团，倒在鲜血和水流中。他将父亲拖出，毛巾擦干，半抱起来，用她递来的黑衬衫裹住，袖口两次卡住了他的胳膊肘，他使劲儿扥了一下，父亲的脑袋便跟随那一用力，向水泥地板倒去。他用手掌接住了它，他觉得自己在接住一颗篮球。他感觉不到那是父亲的脑袋。在将他的脚塞进裤腿之后，抬起了眼，看到父亲搁在地板上的上半身，被衬衣皱皱巴巴地裹住，脑袋向左侧窄着，伤口流出一线血液消失在耳后。他觉得自己与父亲就像舞台中央的演员，被聚光灯束打亮，父亲通体黢黑，头顶一片血红，自己半蹲在他的脚边，在和身披黑袍的死神争夺他的袜子，鞋子。那布鞋不知怎么的，怎么都套不进脚丫里去，总是刚裹住前头，后头就溜出来了。他想哭，觉得自己要被打败了，死神巨大的轮廓压下来，扯住他的衣领将他扔到另一个时空，而他的父亲将永远地留在这儿，纹丝不动地躺在昏暗的卫生间，湿漉漉的水流中，脑袋旁散着一团沾血的卫生纸。他闻到自己手上沾染的鲜血味道，混杂着鞋袜洗衣粉清香，这些日常的味道让他觉得冷。

他背起父亲，塞进他平日运输家具的卡车车厢，轮子滚动在刚下过雨的街道黑暗的泥浆里，泥点被稀薄的路灯灯光吞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她在干什么，好像，除了站在那儿，递来衣服、鞋子以外，她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她站在他们身边时，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像个沉重的钝器，将目光扎进他们的动作里，并向前弯曲身体，钩住他们，钩出血肉来。那晚，他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抱着自己的父亲，塞进卡车车厢，然后穿过小镇昏暗的街道，驶进黑暗中。

在医院陪护的那个月，赵桂增睡过病床，也睡过病房的地板，在父亲第二次脑溢血，被推进重症监护室之后，他在旁边楼道里铺了条褥子，睡在那里。他躺下，两手搭在肚子上，左手搓着右手的断指。当年去木厂做工，是父亲提议的，他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你成绩不好，上几年，也考不上大学，不如学个手艺，早早有了出路，好找媳妇儿。”母亲抱着妹妹在院子里转悠，嘴巴里念着摇篮曲，他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似乎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他朝父亲点了点头。他的手伸进机器卡槽中的一瞬，眼前是旋转出去的血肉，四溅如水滴，红红的，反射着下午的阳光，他听见心脏深处“噗通”一声，但并不是剧烈的惊恐或悲伤，而是：刚刚发生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还能避开，弥补吗？然后，“噗通”，尘埃落定，但他依然心存侥幸，似乎那个时刻，那一瞬间，将永远定格在发生与结束的分界线上，他永远有机会选择从右边迈向左边。那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漫无边际，无法释怀的痛苦的一次。那阵子，父母对他很好，母亲每天都会给他煮一个鸡蛋吃，父亲给他买了一件全新的腈纶衬衣，可穿上那衬衣后，他站在镜子前，看到了袖口处洇着血的白纱布。他的皮肤感受着布料摩擦，像冰窖一样，扎在身上无数根铁钉，又硬又冷。

而当他慌张地把父亲从血水中拖出来，塞进卡车车厢，或者手术室外等待的时候，占据主导的，却是与死神决斗的紧迫感，掺杂着必不可少的兴奋。父亲的眼睛变成两个洞，像他儿时在土地上抠出的，打弹珠玩儿的小土坑，头上裹着纱布，嘴巴半张，向后伸展脖子。这些画面，被剪成一团团破布条，父亲的脸，身体，支离破碎，他亲眼目睹，可四肢和心脏都有些麻木，悲伤的通道被堵住了，体内淤积着暗涌的河流。他每天定时用最大号的塑料针管往插在他鼻孔里的胃管中打流食，尿袋里的尿液排泄到一个带柄的容器，像医院里随处可见的护工一样。那个他血肉横飞的下午，特有的，立体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望过去，都没办法接受的，在后来，每次想起时都同样鲜活的感受，情感。没有。然后，它发生了。赵桂增确定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这个时刻，可它来临的时候，他就像听到了一个约好前来的老友的敲门声。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无法释怀的，痛楚，痛楚里包含了层层叠叠的情绪：悔憾，悲伤，侥幸，还有一些他无法命名的复杂的，转瞬即逝的，真实感悟。

那天下午，父亲昏迷五个小时后，又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出来时头上多了个管子，插进脑壳中。管子外坠着一个医用塑料袋，里面是浅红色的血，装满了半袋。他盯着父亲的头颅和那个塑料袋，想起了家里的红色塑料水桶，也插着个管子，往外排水，一天就排空了。他忽然间真正地意识到，父亲漏血了。父亲早就开始漏血了，他的胃癌扩散到了全身，到处都是漏洞。但他过去只是知道父亲在流血，一些小小的，没什么大碍的伤口。而当那袋子坠在父亲的头颅旁边，管子插进去，血流出来，他才知道，父亲的身体已经像一个筛子一样，四处漏血。肺部，胃里，骨头缝里，脑袋里，有一块薄薄的棉布，裹着内脏，脑仁，然后，渗出血液，先是密密麻麻的血珠，后是大颗的血滴，再连成一线，铺成一面血的瀑布，顺着身体中窄窄的通道，流淌出去。

而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在过自己的日子，偶尔帮父亲做些不费力气的活计，仅仅如此。他直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是一样的，过自己的日子，做些不费力气的活计。这一刻，他突然抓住了一直在身体里荡漾的逃避与歉意。在最初发现父亲骤然消瘦的时候，就应当采取行动，而不是听信他所说的：“瘦了好啊，腿脚利索。”然后飞快地爬上梯子，捡起铁锹翻玉米堆，一边冲他笑着。那天的太阳很灿烂，在父亲的脸颊上留下红润健康的光。他没再提去体检的事，直到几年后父亲因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查出癌症晚期。他不应该这么无能为力，什么都不插手，暗自躲在一个角落。他应该堵住那些伤口，用满满的爱意，用往日所有时光里，都没有发生过的爱的表达，他应该将父亲弄丢的七万块，偷偷塞进他的衣柜里，假装这一几乎毁灭了他的打击没有发生。应该在父亲抠唆几毛菜钱的时候，帮着他跟老板吵架。应该每天早晨陪他去公路上找旧纸箱，饮料瓶子，让他知道他在做的这件徒劳无功，费尽力气的事，并不是孤独无依的……他应该真的理解他，而不是事到如今，仍然在做无关紧要的事，说无关紧要的话。甚至连心痛的滋味都不曾唤醒。他明白自己已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做到，也没有机会领悟真心的力量，那注定结局也是失败的，另一条路的力量。

在父亲被宣布脑死亡后，赵桂增开着那辆卡车将她从家里接了过来，陪她穿过昏暗的台阶，玻璃门，长长的通道，最后是一扇铁门。护士从里面推开一条缝，她走了进去。那里有五张排成一溜的监护床铺，中间那张躺着一个女人，脖子上割开一条口子，插进一根软塑料管，隔壁，有一个老人，头上裹着纱布，像顶过分合体的白帽子，他的身体被夏凉被压紧，硬邦邦，岿然不动。

她走过去，坐到了他一旁的床上。从开始到结束，除了那句像试探、定论、又像询问的话以外，她什么都没有说。“这回大概是回不来了。”赵桂增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她一如往常静谧的模样，让人以为她对眼前的一切并无感触。她能够接受。失去，死亡，沉默的离别，已错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面，她统统能够用自己苍老的躯体抵御。所以当泪水缓缓出现在她的眼睛里时，赵桂增有些惊慌失措，赶忙将母亲的悲伤拦腰斩断：“看过了就行了，我送你回去吧。”于是她站了起来，在他的身体前站了会儿，微妙的一会儿。

在赵桂增记忆中，他与她之间，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停顿。他们的每一次别离都是匀速行进的：提起背包，穿好外套，把车凳子踢开，包压在后座上，她扶一把晃动的包，扭头跑去北屋找来一根红色的长塑料绳，勒住包绕上两到三圈，在后座一侧绑个活扣。她眼睛盯着那个包，以及他踩在撑子上的脚，眼睛跟着转一周。他晃悠悠地转动车轮，找到平衡，脱离她视线，她转身回到房间。从来没有的时间的缺口。他在想，也许在父亲还未“死去”之前，她来了，他们之间不会有这一停顿，他们的别离会如往常一般流畅。

她跟在赵桂增的背后，走出了监护室的铁门，穿过楼道，楼梯，来到医院黑黢黢的院落，水泥地面上落着一些半黄半绿的叶子，边沿卷曲着，她步子小，踩在树叶上，细弱的咯吱声仿佛是从耳朵里钻出来，飘落在地面上的。像他与她一起的日子里那些没完没了的龃龉呢喃的回响。回忆与时间巨大的轮子，在停止转动后，车辙依照惯性反而会转得更快，更具破坏力。赵桂增开车带她回了家。当推开房间薄薄的木头门，看到了正对面摆在暖气管上的酒瓶，贴在镜子旁的地图，电视机上方的钟表滴滴答答地走，声音脆生生，冷清。他看着她走进去，脱掉外套，坐在被两块长方体的木头夹住的方形海绵上。赵桂增感到她将自己塞进了一个卡槽中，粘稠如固体的时光与他，咬住了她，所有的她。她单薄的影子在这段等待的日子举步维艰，将来也是。

房间

最后的时刻很难描述，但房间显示出了一切的踪迹。

他在七十岁那年被骗走七万块之后，失去了用一生的时间与谨慎搭建起来的对于生活的安全感。但那时候他仍相信自己有能力弥补，彻底地弥补，于是每天凌晨五点半，他穿过又凉又硬的柏油马路，前往城乡交界处，边缘位置，人迹罕至的那片土地。水泥与黄土的，夜与黎明的分界线上，他的身影像是一颗弱小的螺丝钉，正在费尽力气拧进这个世界中去。一个瘦瘦的背影，把蛇皮袋像洞穴一样拖在身后，往里面塞上沾染着自己手掌的温热，以及心中转瞬即逝的雀跃的塑料瓶，废纸箱。返回房子的过程中，洞穴变得很长，锋利，从他心脏中最有力量，勃勃跳动的角落，刮下一些组织。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点瓦解，即使日复一日地劳动，修补，也没有办法阻挡它的发生。得了胃癌之后，他便没再捡过废品了，房间很快被掏空，卖光，而后杂物侵入。赵桂增从出院回家的父亲手中接过那一沓废品换来的毛票，听他说，“这是住院费，养老金下来再给你余下的”时，不知道该怎么缩回手，怎么拒绝，也无法接受这样的馈赠，亏欠，或者说，这样的绝望。父亲仿佛已将房间变为坟墓，将关于钱的执念与尊严变为日日通向坟墓的道路。

她伸手取出那个白色的药瓶，表面被手指抚出光滑细腻的痕迹。已是久远如污渍一般的事物了。是他用离开将它递进了她的手中，在黄昏降临的时候，她看着夕阳的光一层层退去，听见自己心中的潮水，砸在沙石的巨响，她抚摸它，就像抚摸他从每一个黄昏伸来的手。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看黑暗中的天花板。床很大，她躺在左边，右边空出一大片，搁着一床叠好的被子，被子旁边，有一个眼镜盒，床脚有一本万年历。窗台上，是装着铁钉，铁针的塑料瓶。桌子上，一盏用了很久的台灯，台灯下面有一根掉漆的钢笔，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着今天的开销，一块豆腐，两元，一斤面条，两元……她被这些物品包围着，缩在被子里，白发散落在枕头上。

过了几日，救护车从敞开的铁门开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跳下来，拖出担架，他躺在上面，脸颊瘦得像刀，颧骨折射正午的阳光，微微发着亮。他被摆放在一张单人床上，旁边是刷红漆的衣架，顶端挂着几个输液瓶。除床头之外，三侧床沿都被木板围着，支撑身体，防止脚底漏风。挡板是赵桂增钉上的。木厂倒闭后，他多年没做过木活，但依然熟练。他在客厅角落用断了指头的右手手掌使劲儿卡住锯柄，几根指头胖胖短短，朝外支棱着，木屑哗啦啦地洒落在脚边。断指没有一次落进他的眼睛里，它们被他物填满了，他曾经的痛苦被淹没在渺无边际的遗憾之中，像被投进海洋的一块小石子。她当时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扭头看着儿子。地板上的木屑散发出的气味和多年前，他们结婚时，从市中心拉回的柜子散发出的木头味几乎一模一样。

丧葬用品在他昏迷不醒的那段时间里，一点点被运回了房子。赵桂增开着卡车去了市场，将车停在入口后钻进了密密麻麻的商铺里。他买了几十条“云烟”，几十捆粉条，还有半卡车大白菜……赵桂增没有像父亲那样，和商店老板计较几毛几块的零钱，但他两手攥着裹住毛票的塑料袋，站在门框里，用几乎聋了的耳朵，分辨对方的拒绝，努力地争吵，临走再从门边或者塑料桶里拽出一把葱，一头蒜的身影在赵桂增的背后紧紧尾随，甚至穿过了他的身体，挡在他面前，大声地控诉着些什么。在他将卡车开回家的路上，经过了自家的一大片坟堆，长草的土馒头密密麻麻，一棵棵小树苗，在其间浮动。赵桂增朝着家的方向踩油门，路面并不平整，他很担心背后的物品会滚下车兜。

沙发角落摆着一个黑色塑料袋，绑着活扣，寿衣一角隐约露出来，亮黑色，光斑随着太阳东升西落在上面游移。茶几上，整条的烟高高摞起。棺材贴墙停在院子里，刷着棕黄色的油漆。阳光越过砖墙，照亮了一角，一条分割线，右侧是明晃晃的阳光，左侧沉没在阴影里，泛着微微的蓝。旁边有一棵冬青树，长得茂盛，许多天没下雨，蒙了一层灰。他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一根塑料管，眼睛半睁，正对着的，是被尘埃污渍侵染的屋顶，一团团，云彩一般。稍微偏左，一只小小的蜘蛛被细丝吊在半空中，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赵桂增坐在椅子上，父亲旁边，眼睛不时地看向输液瓶，塑料管里，液体一滴滴往下掉，与表盘上秒针速度一致，滴滴答答，流逝的声音，环绕着他们。

他死去的时间是夜晚八点四十五分，赶来的亲友发出哭喊，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寿衣边角在起伏的风里浮动，似有回应。入棺时间是清晨六点。棺材前，香楼里插着三炷香，一缕缕白烟向上升腾，在半空中绕个圈，然后散开。孝服披挂在他们身上，哭声一阵阵响起，许多双鞋底摩擦着地板，留下脚印。吊唁的音乐，从早唱到晚，古琴声水滴一样清脆，流泻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蝙蝠飞到院落上空，兜兜转转，来来回回。星光太稀薄，照不亮它们黑色的翅膀，于是，便如一团团碎布，在暗夜里，扯着风移动。守夜的烛火在穿堂风里摇曳，倒影在框着他遗照的玻璃上。他的瞳孔被点燃，有了生气。最后，棺材被抬出房间，一下下起伏着，穿过院落，钻出了铁门。她的身影在弥漫的烟雾与灰尘中显得朦胧不清。

之后，太阳爬起、落下，朝阳或余晖砸在房间的地面上。卧室床下有根针，卡在瓷砖缝隙中。他们的脚印从地板上被抹去。墙壁似乎被剥落了一层，随着他生命的消逝，远去，变得稀薄。留下的是日复一日平铺在上面的，灰尘，地图，神像，福字，台历。表盘蒙了尘，阳光照在上面时几乎穿透了它，将他们的房间，时间，向遥远的地方，过去推衍，直至近在咫尺的黑暗与死亡，那如麻袋一样的坟墓，将房子装入其中，紧密包裹。

她依然日复一日过着生活，起床，洗脸，吃饭，打扫房间。凌晨的鸡鸣，穿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耳侧。弯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很轻。菜刀落在黢黑的案板上，发出时快时慢的磕达声。笤帚刮过水泥院落，吱吱啦啦的声音。水流声，拧毛巾时，滴滴答答的声音……它们有规律地响起，停下。度过了这一天，她便坐在床沿上，独自一人等待夜色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