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

作者/陈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都出生于不同的草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与人际江湖。

陈年的童年有两条主线，一是找妈，二是挨打。陈年是死刑犯的儿子，南江县乐坝镇，在爷爷的背上喝正宗的鲜牛奶长大，比他人还长的背篼，爷爷赶牛时像背着一兜蜂窝煤一样背着他。整个乐坝镇就是一条街，地方特色是一家著名牛肉店，以及密密麻麻的大山。陈年离家出走寻觅自己的母亲，从山的这头走到山的那头，饿了摘桑葚，渴了抔一口溪水，最后被拦山的警察找到。当晚爷爷把头蒙在被子里和他聊天，爷爷说他走得还不够远，他妈去了山那边的那边。陈年问山的那边是什么。爷爷答，那地方就连他自己都没去过。

就跟电影里说的一样，山的那边其实是更高的山。两岁的时候牛死了，陈年改喝苞谷（玉米）粥，学会走路之后就背着小锄头去陪爷爷割猪草、插秧。五岁的时候爷爷死了，陈年被亲戚送回旺苍县的娘家，他妈的亲妹妹，自己叫四姨。

四姨是个瘸子，用四川话说是掰子，和另外三家人挤在红军城逼仄的四合院里，隔壁是徐向前指挥作战的遗址。四姨领低保过活，精神方面也有点问题，大舌头话捋不直。唯一擅长的就是骂人，骂陈年是毒虫生出来的杂种，先是自己骂，后逐渐把这事搞得臭名远扬，引得班主任老师也当全班面说他是小毒虫。当时高年级有一个小团体叫做“洪兴帮”，带头的六年级学生额头上有道疤，都叫他疤哥。放学时间，疤哥在东河小学的大铁门前堵住陈年，把他的头按在摩托车的排气管上。

“舔干净，不然老子找人剁了你。”

童年时陈年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彩色的，“舔干净”，这三个字是黑色的，“毒虫”，这两个字是灰色的，王叔见到他念的第一句“小孩，你爸妈呢？”这句话是彩虹一样五彩斑斓的颜色。

说是叔叔，其实也是和爷爷一样的年龄。33年生人，朝鲜战场退下来的老兵，也喜欢骂人，介于右边那只耳朵被炮声震聋了的缘故，跟四姨的区别就是声音更大，说话的时候像雷声，又像洪钟。王叔是鳏夫，孤寡老人，白天推车在牌坊一带卖棉花糖，晚上扛着担子卖木材和煤。第一次见到王叔的时候，陈年正被疤哥用麻绳系在摩托车排气管上，身上的单衣被四五个混子撕得稀碎，裤子也被扯下来一半。王叔抄起脚底下的煤钳就扔了过去，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披在陈年的后背上，疤哥一群人冲王叔砸石头，川北的冬天很冷，但冷得没有那么致命，小县城每到冬天全是碳氧化合物的味道。王叔用一只胳膊紧护着陈年，另一只手用煤钳示威性地戳空气。生命里第一次，陈年如此接近一个陌生人的吐息，王叔口腔里吐出来的气很快化成了灰白色的烟雾，有一股很沉重的，叶子烟的味道。

陈年说他不敢回家，因为衣服被撕开了，怕四姨骂。王叔问他爸妈呢？陈年说，爸死了，妈多半也死了。王叔安慰说，吃百家饭长大的小孩有大出息。

跟王叔差不多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晚陈年在王叔三十平的平房里留宿了一晚上，只容得下翻身的一张弹簧床，柴火燃了一晚上，王叔一根针一根线地补衣服也补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外套上多了卡通补丁，有黑猫警长，也有东方明珠。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响，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浪漫是否风采依然——小时候的陈年，东方之珠和东方明珠一直傻傻分不清。

那之后王叔的平房就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白天陈年在东河小学上课，放学先是去后操场吹半小时竖笛，《外婆的澎湖湾》和《小螺号》，接着帮王叔把棉花糖机从平房抬到路口。黑黢黢的煤灰染黑了他的手，擤一下鼻涕，又染黑了鼻头。记忆中的童年，画面里是成群的小蝌蚪、躲在石缝里的基围虾，以及成片的油菜花地，棉花糖机，冒出来的白烟哗的一声以晶体形状弥散在空气里，结实盖住围墙上的红漆画像。王叔最喜欢对陈年讲他和李嬢的故事，战争年代的爱情，一封手写信从鸭绿江寄到嘉陵江得辗转三个批局，白纸出关，黄纸入川，运气不好的时候，到手的信就只剩一半了，李孃说的话只能看见个大概，其余部分都得靠猜。

王叔说，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李孃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长什么样子，一张作业本大小的纸，周边泛黄色，中间是白灰色，落款上糊了一摊水，墨迹晕开了，看不清具体的时间。陈年问，写了什么内容？王叔说，这他倒是已经忘记了。陈年想大人真奇怪，如此牢固地铭记着一个人的样式，同时又如此轻易地忘记了一个人的本质。很多年后他才想明白这件事，才真真切切地理解到王叔这么个人，很多时候，遗忘是比铭记更需要勇气的。

陈年最早的爱情是在四年级，那一年四姨买了一台二手电视机，屁股凸出很大一块的黑盒子，没有遥控板，得用杆子插进旋钮里才能跳台。地方广播台一共有9个选项， 1是点歌，2是动画片，3是内衣秀，座机拨进去选台。陈年背着四姨点《犬夜叉》，到月末话费单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是要收费的。四姨发滔天大火，揪住陈年的头发往木门上撞，一边撞一边骂他是白眼狼，情到深处，举起洗脸盆稀里哗啦全浇在陈年的身上。

旺苍县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坐人力三轮沿红军城跑一圈，看见的熟人肯定比生人多。初春的温度像心电图上上下下，陈年在卷帘门前罚站，t恤湿透，浑身哆嗦，海洋和一群女同学在街对岸的电线杆子间跳皮筋。四姨的骂声穿透了四合院，落日沿着米仓山脊缓慢下坡，陈年顺着电线杆子像鲶鱼一样爬到了最高点，接着落在院子倾斜的瓦片上，想借着夕阳的偏角把自己晒干，低头的时候看见海洋的双马尾在小麦色的余晖下窜动，他清晰记得海洋的发夹是蝴蝶形状的，浅黄色，跃起来的时候背后就像长了一对翅膀。

旺苍县没有海，整个四川省都没有海，但她名字的后两个字叫海洋。这事多神奇啊，一个毒虫的儿子，一个死刑犯的儿子，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心如死灰的年纪，站在一叠最高的云朵上低头一眼就看见了她的大海，一个人群里会大大方方直呼他的名号，而不是绰号的女孩子。那感觉像在梦里一样。海洋在四年六班，陈年座位的斜对角，中间隔着防盗门和瓷砖。陈年把竖笛放在抽屉里，课间操回来被人折成了两段，海洋用防水胶布把断处拼起来，同时送给他一本很精短的小说，《老人与海》。小说里有关键的几页缺失了，陈年特意去凤凰梁上的租书店翻了大半天，终于在“武侠”一栏找到。他扭头问老板，这书怎么能算武侠呢？老板说，只不过反派是一条鱼而已。

海洋告诉陈年，我爸说再困难的路也都是有终点的，大海也有终点。说完用圆规尖在东河边的石头上刻字，写陈年和她自己的名字。陈年说，但是老人最后也只带了一副鱼骨头回去。海洋说，那不重要。

五年级的时候红军城拆迁，集体改造成4a景区。当时给了四合院两个方案，一是拆除，按实用面积一比二赔偿安置房，二是政府出资翻新，补偿临时安置费。四姨在院子里有三间房，一主一次一个客厅，加起来拢共四十多平，选了前者。海洋一家因为要留在红军城里开理发店，选了后者。而王叔两者都没选，挥着菜刀把工作人员拦在马路牙子上，大声嚷嚷这房子是亡妻留给他的。拆迁队的说，大爷你傻啊，高档小区不住，非留在老破小。王叔说，别说你了，我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你爸妈都还是……对方说，大家各退一步，耐心协商。王叔说，大不了你派推土机从我的身上碾过去。

实质上人也是一种植物，人是有根的。最终王叔成为了红军城唯二的两家钉子户之一，另一家是老年活动中心旁的傻子，隔海相望的拆字就像画板上的两滴墨，在一片赤红里交相辉映。陈年的新家、旧家，客观上是隔着东河的距离，主观上是童年和少年的距离。五年级下学期，陈年开始每天坐着三路公交车上下学，终点到校门得穿过一间废弃的造纸厂，里面遍地都是钉子突出来的木棒子。那地方是不学无术的坏孩子们的聚集地，陈年在这里认识了龙大，沙老板的儿子，一七五，骑嘉陵时能学香港电影在地上画圈，离合一紧一松，沙地上烙下一个工整的莫比乌斯环。

龙大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一片雪地里不停地转向、不停地转向，一直到油箱里的油全部耗尽了，就会留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圆。

疤哥这样的人物典型在山城里是有传承的，真正的疤哥因为早操时间早操被初中开除，去了天涯歌舞厅当保安，于是龙大就顺势成为了红军城里的第二个疤哥。暑假陈年在电影院兼职卖票，小头是卖泰坦尼克、英雄本色、天若有情，大头是卖虚假营销的马戏表演，有美人蛇，花瓶姑娘。龙大劝陈年，骗人这个事不道义。陈年问，那什么才道义？龙大说，偷东西道义，因为骗你骗的是穷人的钱，偷就不一样了，我们偷的都是有钱人的钱。

陈年当时觉得这事还挺酷的，武侠小说里怎么说来着？劫富济贫，对，劫他们的富，济自己的贫。当时他们偷的是邻居晒的腊肠、谷子，还有回收站里的废铁，缆线、发动机、铁秤砣、拖拉机减速带。一行四个人，三米高墙，一人盯梢，一人搭桥，龙大和陈年踩着背翻进去。那几年一双帆布鞋卖二十，但一斤铁能卖一块。县城里的太阳像铁一样，皮卡车斗漫进来的风像海浪，大喇叭循环播放“今晚八点十分，旺苍电影院，风骚女郎勾魂之夜”。龙大领着陈年在车厢里穿梭跳跃，把废铁卖到城南的另一家回收站，接着带他去凤凰梁下面的旱冰场里认识各路大哥。大哥们有的梳着莫西干，有的剃成小圆寸，统一用左手抽烟，右手搂妞。其中有一位尤其擅长在空中三百六十度转向，在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迪斯科球漫反射的光芒里面，他整个人唰地从波浪桥上腾空，凝滞，翩若惊鸿，陈年的心一紧，接着啪的一声稳稳落地。龙大把一根黑网吧里偷出来的散烟塞进陈年嘴里，陈年说了句脏话，真xx酷。

现在回想起来，那算是陈年少年时光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间。果然人还是不能没有钱，在哪个阶段都一样。陈年给自己买了跑步鞋，给王叔买了一件军工衫，学古惑仔里的郑伊健留长头发、打摩丝，课余时间就带海洋去旱冰场，从牵着手一路踉跄，到两个人并肩倒滑，春风得意。不过这样的生活也只持续了三个月，因为不久后偷铁的事情就露馅了。十多个工人在川剧团把陈年和龙大逮到，陈年抄起板凳和对方短兵相接，啪得一声挨了一闷棍，血从额头流到裤管里。事后龙大执意要报复，问陈年，他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被欺负？陈年说，因为他没有一个罩得住的爸。龙大说，你太闷了，说话的时候闷，走路的时候闷，就连挨打的时候都不吭声，你要知道除了家人，是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老实去包容你的，你得好好想想这个事。当晚龙大骑着摩托车载陈年跑了三公里，路上用mp3放徐怀钰的《踏浪》，俩人到回收站用石块把玻璃砸得稀巴烂，接着发了疯地逃窜，以接近六十的时速一路驰到彩虹桥。俩人把摩托车倚在路灯旁抽烟，看着对方哈哈大笑，陈年说，印象中这是他一辈子做过最牛的一件事情。龙大说，人生还长，一辈子都不要说一辈子。

夏天的风很大，龙大像扔铅球一样把烟蒂结实抛进脚下的嘉陵江，把头整个从桥杆子上探了出去。龙大冲着漆黑一片的县城呐喊一串英文，I am king of the world。手指着砂石厂鳞次栉比的挖掘机告诉陈年，等整个河堤都被他爸给挖空了，他也就成了旺苍县首富，到时候他俩一起辍学，骑车去找一个有大海的地方。回头的时候他的长发在气流里散乱，像一团炸开的黑色大礼花。

成长总是悄无声息的。在当时那样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情景下，似乎一阵风吹过陈年就真的长大了。毕业那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王叔和龙大的相继离世，前者是脑溢血，后者是游泳时被卷进了砂石厂挖空的漩涡里，捞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肿成了一个球。王叔出殡的那天陈年从校园围墙上翻出去，隔老远就看见邻居自愿搭的白色帐篷和停在路口上的挖掘机。王叔活着的时候没什么亲人，陈年的年龄合适，和王叔的关系又很特殊，被选成了那个站在皮卡车斗里举骨灰盒的人。车刚开出石板街没多久就被四姨拦了下来，四姨撑着车栏杆、一条健全的腿往上蹦，用手打陈年的脑袋：晦气，晦气，死人的东西多晦气。

第二件事是陈年他妈回来了，牵着一五岁小孩和四姨争抚养权，一问才知道她离家半年后就重组了家庭，小孩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回来的原因是爷爷死之前在镇上给陈年留了一栋筒子楼，遗嘱是满十二岁过户，抚养人有使用和出租权。陈年曾经无数次幻想自己的母亲：杂志广告同款的秀发、戴斯文的金丝眼镜、穿朴素而美丽的连衣裙。没曾想现实是松松垮垮的爆炸头、藏红色的面颊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四只手来回拉扯陈年，小孩一直在恶作剧踩他的脚，陈年夹在三个人中间像逮捕归案的罪犯，手足无措。

陈年的母亲说让他做个选，说以前是重组新家庭条件不允许，现在弟弟也长大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说完举着小孩的手让叫哥哥。四姨则是瘫在玄关上撒泼耍赖，撩开自己的裤腿露出半截假肢，说你走吧、你走吧，养你的永远赶不上生你的。

陈年终于感受到被爱的代价，而这份爱当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张被锁在柜子里的房产证。争夺到后面变成了抢夺，俩亲姐妹大打出手，妇联最后介入了这件事，给的提议也很简单，先让孩子健康成长，过几年自行定夺。04年夏天，旺苍县城里开了第一家西餐店，上下两层被旋转楼梯连起来，喇叭放《hey jude》。海洋拿到了市重点初中的通知书，临行前约陈年在西餐厅道别，点的是全熟的牛排，合成肉，餐盘上的西兰花摆成一个爱心。

餐厅的名字特别浪漫，叫同心圆，海洋眯着眼睛对陈年笑，像月牙。海洋教陈年吃西餐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闲聊时说，自己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吸毒犯的新闻，说毒瘾上来的时候，他们会往自己的肚子里吞刀片，为了排出去就得吃很多的韭菜，干嚼，再吞进去。陈年用刀把牛肉切得稀烂。海洋说，等她去市里读书，俩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希望陈年要一直记得她的名字、她的样子。陈年把手一抬说，连你住什么位置我都不会忘记，喏，就在那。海洋把他的手折个九十度的弯，说不，是在那。海洋嘴里轻轻哼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陈年去了嘉川中学，镇上，校门口是一条砂石路，摩配市场出来的大卡车驶过，灰尘铺天盖地。三年学业，他念了四年，初四毕业没考上高中，先是去了电影院旁的氮肥厂，当炊事员，做大锅饭，没俩月赶上企业改革，17岁就成了下岗职工。后一步去了镇上的机械厂，离高中部就一个十字路口的距离。傍晚下班陈年总站在厂房天台上抽烟，遥望背着书包奔跑打闹的同龄人。学生、职工，奋斗、蹉跎，生活以及生存，画幕里的泾渭分明给他带来巨大的无力感。那段时间他已经和海洋断联两年了，每逢此刻还是会想到她。陈年尝试用qq小号搜索海洋，点进去发现她和别人绑定了情侣空间，背景板不停地落花，音乐是许嵩的素颜，个性签名是一串火星文。

陈年刚到机械厂的时候还没满十八，厂长是一脸络腮胡的退役干部，好人，说按规定你这个年龄是没办法从事流水线生产的，但都是为人父母，看着心疼，这样，我也不和你签劳动合同，先做学徒，成年后正式转正。八十亩地的厂房，员工统一住在一栋赫鲁晓夫楼，一楼是大澡堂子，负一楼是歌舞厅，便利店、卡拉OK、菜馆一应俱全，基本上算是一个小社会了。当时机械厂有一个小团体叫内江帮，都是内江前些年过来修高速路的，带头的那个也姓陈，叫陈功，平头大哥。厂区里不让卖烟，陈功找关系让人把一条一条的紫云装到板车的底盘下运进来，按成本价加一块钱卖，渐渐在工人当中树立起了威信。

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是行不通的，首先，找事要有人罩，其次，事找要有人保。两个人的缘分从一瓶可乐开始，陈功和手底下的人逗乐，拿两块钱让陈年去买一瓶冰镇可乐，说多余的钱留给他，但实际上可乐的售价是三块。陈年翘班去买，回来的路上被车间主任逮个正着，让他在三十度的大太阳下暴晒了两个小时。陈功问陈年，知不知道他在拿他开玩笑。陈年说，知道。陈功说，知道你还去。陈年说，你是前辈，也是长辈。陈功说，你太老实了，小伙子，老实在现在这个年代是行不通的。

陈年成为了陈功的小跟班，说好听叫助手，说难听就是马仔。陈功送给他一台翻盖的波导手机，工作时间拿来和供销商对接，业务时间插进耳机听歌，那是一个歌曲得靠数据线导进手机里的年代。陈年平时听得最多的就是手机自带的老鼠爱大米。陈功教他怎么在酒桌上祝酒，带他出去和人见面，陈功说，你才出社会对很多事都不了解，很多人说话你得反着听，一定办就是办不了，再想想就是没机会，有困难呢？陈年说，有困难就是肯定办。陈功手指节打在他脑门上，你爹是李嘉诚啊就给你办？有困难的意思就是要见着好处，这社会就俩字，好处。

同年夏天，陈年因为违规售卖假烟，外加打架斗殴入狱，其中的缘由疤哥要占大头，陈功占小头。陈功的意思是做生意平台比模式更重要，得做大，就得先走出机械厂。做大的第一步是挂牌，弄皮包公司，找着陈年说要写他名字当法人的事。法人的重要性陈年多少也有听说过，但听说得很片面，问陈功怎么不写自己呢？陈功回答他是失信人，没资格——这确实也是一句实话，具体的经过放下面讲。

第二步是把倒卖的模式推广到机械厂外，从原厂家直接进货，越过中间商，直接分批次铺到一线，以现在的眼光看算是直播带货的先驱者了。当时陈功他们主要卖的是云南那边的烟，软云软玉居多。最开始陈年深信是老大哥在南方有过硬的关系，后来才知道是这俩牌子的假烟最多，出货量大。打架事件就发生在天涯歌舞厅，第三批出货以县城里的大小夜场为主战场，当天陈功带着一群“合伙人”去和王总谈入驻的事情，刚好碰上疤哥在歌舞厅里值班。那时候疤哥已经有二十二岁了，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再碰见陈年跟没事人似的，既没眼红也没脸红，一口一个功哥、年哥，端着啤酒杯在卡座里进进出出。

王总是歌舞厅的大股东，北方人，满口都是大碴子，理背头。为人也挺豪爽的，酒过三巡，大手一挥，七八个公主盘膝而坐，左手搂着公主，右手搂着陈功：背井离乡讨生活，讲究的就是俩字，他妈的道义。陈年夸夸地往喉咙里灌酒，小妹用手抚摸他古铜色的锁骨，说陈年让他想到一本书里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

那年代残酷是真残酷，浪漫也是真浪漫，灯光太暗了，扑朔迷离的迪斯科球并不能把任何东西给点亮。你敢相信吗？陈年自始至终都记不得自己第一次那个人的名字、相貌、甚至身材，但他牢不可破地记住了这么一个比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一男一女从卫生间出来之后两方人马就开始打架，你追我赶，互掀桌子，啤酒瓶和玻璃杯齐飞，音响也没人管，一直在动次打次。其中疤哥毫无意外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嘴里一直嚷嚷着，你他妈卖假烟都卖到天涯头上了。说完举起一个高脚凳就冲陈功砸了过去。

陈年至今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摸到那把水果刀的。机械厂里的百来号人站在东河派出所外等他录完口供，性质恶劣的群体事件，加上作为法人贩卖假冒伪劣的烟酒产品属实，数罪并罚，两年有期。陈年在嘉川监狱度过了512地震，在操场上的帐篷里关了仨月。中途陈功过来看过陈年几次，隔着玻璃墙陈年问了几个问题，第一，北京奥运会顺利开幕了吗？陈功说，李宁点的火炬，王力宏还唱了歌，陈年从小的偶像。第二，问知不知道他卖的烟是下河街生产的，一条的成本是二十。陈功说，讲义气和不讲义气一样，都只是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职能。陈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那姑娘叫什么名字？陈功说，没必要知道，酒销，和厂里的很多人都那个过。陈年说，这么久了她至少应该来看看。陈功直叹气，说那也确实不是她的职能，人家收了钱就是过来陪客人开心的，一时半会给他陪高兴了，让他心存幻想，也是他自己的问题。陈年说，他总是把身边的人都想得太好了。陈功说，没什么好不好的，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能。

最后一次见到陈功是在10年的夏天，他真是神通广大，给陈年顺进来一整条中华，看包装应该是正品。印象中那是两人最完整的一次对话，陈功先是给他讲自己的奋斗史，讲自己十多年前跑轮渡的故事，说那时候自己还不是像他这样，清澈、愚蠢、把义气两个字看得比吃饭还重。陈功68年出生于工人家庭，青年时期被下放教育；98年渡口改制，下岗潮，抵押父母的养老金承包渡口，自己做生意养活了一大帮子下岗职工；99年发大水，停渡一年，但不停承包费，拖了一年到千禧年正式破产，渡口被拍卖，收支都被法院盯着；先前帮助过的一位旺苍老乡找到他，说这种情况在当地肯定是做不了生意了，去天津，沿海，遍地都是机会；去了之后才发现是被人骗过去搞海运，把国产的机械设备拉到苏里南，再把苏里南的矿石拉回国内，一个月一百多美元不说还倒贴两千中介费；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那天，他回到旺苍，先是在木门镇上采野生的木耳糊口，再是开了一间山珍店，最后山珍店关门了又去修高速，兜兜转转就到了机械厂。

陈功说，这次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陈年问，什么。陈功说，机械厂也要优化了，迁到山区改造军工设备，昨天才领的遣散费。他打算要回渡口那地方再看看，从头开始。陈功问陈年，有没有见到过长江，有没有见到过大海？陈年答，自己看见过最长的江水就是嘉陵江了。陈功说，那真遗憾。

生命里的遗憾不只来自于道别时欲言又止的话，人对遗憾的感受总是很具象的。在彼时彼刻，它来源于揣着一条完整的中华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他妈的没有打火机。陈年到头来都不知道这位同姓的大哥对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像家人，像导师，也像是犯事时毫不犹豫把他推在前面的普通同事，这个社会真是很复杂、很立体的。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歌舞厅倒闭了，借书店倒闭了，听说波导手机和摩托罗拉也快倒闭了。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两天就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更何况是两年。

四姨临走前把房本留给了陈年，不只是爷爷留下来的，同时也有四合院拆迁时的那本。人之将死，看人的眼神都会有变化，洁白病床上躺着一个浑身黝黑的人，四姨嘴上已经说不出话了，巴掌就像捏住一把沙子一样用力地捏住陈年的手腕。陈年感受到她在自己的身上不断泄力，最后他将一个亲吻留在四姨的右眼睑上。

头七那天他终于又一次站上了皮卡车斗，车子顺着修了很多年的高速施工现场行驶，沿着桥墩翩翩盘旋，途径红军城的时候路边站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陈年放眼望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总觉得盒子很沉，不像是只有一个人的重量。生命里第一次，他感受到这片古老土地的喘息。

11年，陈年抵押房产贷款了一辆卡罗拉，学别人在汽车站门前拉客，跑县城到广元市区的黑车。全长64.1公里，走国道一小时十五分钟，拼车一人收二十。工作枯燥，但也全神贯注，因而他一度沉溺。拉散客半年，陈年逐渐积累起了一些客源，开始不定期地给一些送子女上学的中产跑专车。包车的费用是一百二，因为得算上返程找不到客人的风险，多出来的四十算是风险均摊。陈年这人特别较劲，宁少了西瓜、也不丢了芝麻，为了载满四人能在利州广场等两三小时。后来这行业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干事情一根筋，不灵活。一根筋的人总是会拥有特别极端的命数，命要么极端的好，要么极端的坏，后者是更大概率。

驾驶算是初出监狱的陈年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渠道，在曲线和曲线之间，他知道了什么是安卓系统和iphone4，知道大家越来越少地用qq而转投微信，见过五十岁的民工为了一碗清汤面掉眼泪，也见过富二代对不同品牌的跑车大谈见解。命运转折于12年的相亲，冬天，说媒人的名字叫王姨，提着蛇皮口袋去广元赶场的农村妇女。那年国道罕见结冰，交警在白水镇上拉十米宽的警戒线，撒盐车来来回回。陈年站在栏杆上一边抽烟一边听王姨念叨，再这么堵下去，土鸡都该被人抢完了。跟念经似的。接着一辆大货车就因为刹车不及时侧翻了，车头掉在十几米的垂直高度上摇摇欲坠，一车的客人都说，离远点，司机肯定完蛋了，坠崖只是早晚的时候。

后来是陈年及时配合现场的执法人员把司机拉了出来，当然车最后也没翻下去，因为前轮胎卡在了两块石缝里。王姨对陈年刮目相看，下车的时候说反正早场也赶不上了，硬拉着陈年聊了二十分钟，问陈年对个人事项有没有什么打算，镇上新回来了一个琳琳，二十五，高高瘦瘦的大长腿，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

王姨接下来补充得也很直白，就是情感经历这方面需要自己判断，听说之前是在东莞做工的，厚街。

陈年没听过什么厚街薄街的，但他当然听过东莞这个地名。当晚陈年反反复复地想这个事，觉得自己翻年也快三十岁了，像根野草一样天天飘在国道上也不是办法。琳琳的全名叫杜琳，长款羽绒服套着学生气十足的卫衣，蓬头垢面的素颜，看不出大都市摩登女郎的样子。当时杜琳的花店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甲醛味弥漫到羽绒服上。俩人在卷帘门外的石坎上见面，彼此遥望，互报家门，接着沉默。陈年低下头点烟，杜琳问陈年借火，两人的侧影在夕阳余晖下不偏不倚地撞在一起。杜琳用巴掌遮住吹向火光的风，陈年第三次从一个女人的身上闻见那股味道，橘子清香的味道。

爱一个人，有关她的过往吗？实际上陈年那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悬而未决。正式确认关系是在13年的春天，也是“香兰”花店开业的同一天，陈年旁敲侧击地向杜琳确认某些问题的答案，问杜琳，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或者说双方的生命里面，真相到底占多大的比重？杜琳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一边指挥工人把花篮摆在一条严格的直线上，一边扭过头回答，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假象，你想要的究竟是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吗？你仅仅是喜欢追问的这个过程，说到底你太闲了。

热恋期俩人每晚都要通宵打电话，并且听着对方的鼻息才能入睡，这也是杜琳的要求。那时候杜琳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每天都得吃氟西汀，偶尔有轻微的躯体反应，陈年在电话里给她讲很多的故事以转移她的注意力，其中有自己在马路上听说的故事，也有身边死去的那些人的故事。他甚至都不确定杜琳对这些事情是否真的感兴趣，因为中途有很多次讲到一半对方就睡着了，但他一直坚持到每个故事讲完。在他的概念里面，每一段故事都理应是配上一个句号的。还有一次陈年大晚上地听见杜琳和自己的母亲吵架，模糊中俩人用一些不明所以的方言互相指责，接着杜琳一遍遍扇自己耳光，在电话那头遥远地嘶吼，你对我负过什么责吗，凭什么要我对你的想法负责？陈年没有点破这个事，只是在话筒的啜泣声里沉沉睡去。

杜琳说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了，不是天赋异禀的主角，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除了能再多开几家分店、多赚点钱之外，她甚至都没什么有别于其他人的愿望。她想了想，继续补充，如果硬要说自己对目前的生活还有什么期盼的话，那她希望自己的婚礼能用牛车来做婚车。她小时候每天就看着水稻田里的牛车，漫天星辰，那时候她满脑子都想着这个。

13年8月，一对并不被任何人祝福的苦命男女正式结婚了。我愿用赵雷《程艾影》里所描述的一个情景来结束这篇小说：

“没有奇迹 没有惊喜 尘埃里花不会哭泣

没有质疑 没有道理 褶皱的信乘飞雨

一路望 跌跌撞 午夜流星何去何往

路海长 星夜旷 越过群山追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