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杖

作者/李山晓

当一个新生命降临人世，我们迫切地希望他能顺畅地习得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具备的技能——抬头、翻身、爬行、说话、行走。而当一个年老的生命慢慢凋零，大家对他的祝愿却只剩下了 “能吃能喝就行了”。

一

我爷爷出生后没几年，那个以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村子里就闹起了旱灾，而且一旱就是两个年头。眼看着玉米地彻底荒了下去，勉强种下去的玉米苗也因为汲上来的井水只勉强够人和家畜喝的而慢慢焦成了一股烟，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开始急切地计划着逃荒出去。

可能是对干旱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厌恶，太爷爷一家希望能逃到一个临近江河水道的地方。刚好有个表亲家新过门的媳妇的娘家在隔壁省一个镇子里做打渔营生，两家人快速地商议一下，我太爷爷和太奶奶就一人背着一个柳筐拎着两个包袱，再一人扯上一个孩子跟着亲戚一路向北跑。

路上休息的时候，几个男人总要蹲在一起吃吃烟锅，随便计算下剩余的行程。而我太爷爷却总是一边咬着自己的烟嘴，一边目光沉沉地望着正被我太奶奶围在怀里喂奶的爷爷。他是在担忧自己才三四岁的小儿子没法靠他母亲那越来越稀薄透亮的奶水撑到那个听说是坐落在江湾湾里的小镇。

但我爷爷却在那时就表现出了对苦难惊人的耐性。他时而被背在肩上的柳筐里，更多的时候是被扯着手腕用软绵绵的脚踝趔趄着追随着大人急迫的脚步。但他总是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像一只过早就拉挣起货物的小毛驴。

因为没有任何家底，爷爷在这座临江的小镇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在老家好上多少。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半的小土房里，太爷爷被接纳进了生产大队，却仍然种玉米。当时上小学二年级的爷爷因为买不起一套去县城参加运动会的黄背心而被单独留在了学校，比爷爷大上七岁的大爷早就辍了学去给生产队的老会计做学徒，闲下来就去草甸上耙些松针松塔和牛粪一类的燃料拿回来当柴火烧。

上到初中，爷爷眼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一个地辍学回家去挣工分了，但自己却还是不愿意离开学校。所以放学后做完家务，爷爷也总要在炕桌上趁着还能点一会儿煤油灯抓紧写完作业。学校的人越熬越少，爷爷把天生就聪明的都熬走了，自己成了全校第一。街里街坊都调侃着说老李家要出个金状元，劝我太爷爷尽全力把我爷爷供出去，好改变一家子的命运。

二

六十年代末，太爷爷一家三口挣工分把爷爷供上了县里的高中。因为有文笔，高一的他被县学生组织选中去南方 “交流学习” 。之后他瞒着家里人，揣着本《毛泽东语录》就跟着大家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绿皮车。

漫长的车程中队长希望能借此机会传播下思想，于是他们挤进了火车的广播室，但随后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在大喇叭前说话。 “你们谁在火车上当过广播员？我当了两天！” 这句话我从小听我爷爷说到大。之后他们又走过了两个省的七八个城市，回来时已经成了镇子里唯一到过南方的年轻人。

高中毕业，爷爷被分回镇子里当初中语文老师。但因为当时镇中学不能马上空出正式的名额给他，组织上建议他先去下面的一个村子锻炼两年，等到有老师退休，倒出名额之后再回来落实工作。于是我爷爷又变成了那个建在荒岗子上的村小唯二的老师，另一个老师是家就在本地的村小校长。

老师的宿舍在一长排教室的对面。没有安灯，校长给爷爷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煤油灯，几根半截的蜡烛和大半盒火柴。一张足以容纳下四五个人的大通炕让爷爷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应该睡在哪个位置好。晚上洗完漱就要赶紧熄灯抹黑上炕。

最近的人家也要离学校有二里多地，晚上月亮好的时候，把整个学校的大院子照得银晃晃的，爷爷能透过窗户看到对面那些空教室的一排排桌椅，所以他没过两天就找了几张旧报纸给自己做了个窗帘。

有时候刮大风，窗后的玉米叶子刷刷地敲着窗户，耗子在梁上噔噔地跑，爷爷一个人躺在大通铺的中间，感觉自己总能听见门外远处什么动物带来的断断续续的嘤咛声。每次他都是心一横，把脑袋蒙到被子里，在出了一身白毛汗之后也就昏昏睡去了。

就这样咬牙坚持了一年多，镇中学的校长找到了我爷，说中学现在实在是不缺语文老师，但上面要求一个镇选拔一个老师去县里参加英语培训，回来当英语老师。那些老老师思想旧，觉得教英语就是个时兴，长久不了，谁也不愿意白费这个力气，所以他把这个名额给了我爷，作为交换，培训结束之后就能落实正式工作。

第二年当上了英语老师的我爷娶了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的我奶。因为当年老师的工资非常低，我爷哪怕已经参加工作两年，家里还是只有两床被子，两条好裤子，一条拿给了我爷上班穿，一条我太爷爷和大爷谁有正经事儿谁穿。

而我奶虽然学历低，但长得好看，也不嫌弃我爷爷穷，觉得男人有闯劲儿有学问就行了。所以那年秋天，我奶奶揣着新做的两床被子和几尺布，嫁进了已经多接出两间屋子的小土房里。

为了补贴家用，当上教导主任那年，我爷爷奶奶借了供销社冻肉制品的冰窖做了一百多根白糖水冰棍装在暖瓶里去卖。为了不被学校里的同事看见，爷爷骑着自行车，绕到了和镇子交界的另一个省的地盘上，一边往前骑一边叫卖。一天下来只卖给一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太一根，换了一个鸡蛋，还被当地两个地痞流氓白白赖走了四根。

婚后几年，爷爷总算从主任升到了副校长，大家又都说我爷爷将来肯定是做大校长的料。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羡慕我奶奶找了个“走仕途”的，他也真的开始忙着应酬着社会各路关系——到县里当人大代表，穿着人家发的背心回来。又或者年年拿到 “先进教师” 的称号， 被组织上奖励去外地旅游。外面看着他辉煌一时，但工资还是那一点工资，还要上交给我太奶统一分配，无论是大家还是爷爷奶奶自己的小家仍然是穷得叮当响。

 但哪怕家里穷的只剩下了奶奶和一条狗，爷爷也要把学校里的指导地位带回家里继续发扬。又或者他确实潜意识里有些看不起没什么文化的我奶奶，家里的大事小情他什么都要管一管，从酸菜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腌，到刷碗应该用水涮几遍，爷爷总说奶奶什么也不懂，也干不好，固执地抹去了奶奶除去决定吃什么之外的一切决策权。

而谁会理解我奶奶的困顿呢。在学校的同事嘴里，我爷爷能力出众，做事细腻，尽力提携后辈。在学生眼里，他总要把自己的工资分一点儿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还会在中考的时候免费给学生补习功课。回到家里，他掌管着家里的大事小情和除了做饭以外的一切劳作。奶奶的姊妹都说我奶奶享了大福，什么也不用操心，只要安心做她的“官太太”。

从逃难过来的贫穷小子到校长，爷爷对人生的岔路口都是抱着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的决绝。他李军一直奉行的，就是谁也不靠！真的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高潮。爷爷貌似是抓住了每一个可以获得见识，地位，或是认可的机会。但同时，这也是爷爷年少时别人都认为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做出的所有选择都让其毫无偏离地接近理想中的自己，那么他当然被鼓励去相信，自己应该掌控所有事态，他的选择才接近真理。

爷爷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学校拥有自己附属的农场。上面下达了硬性指标，要求一个学校要在一个学期内种上多少棵树。如果达不到，就要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并减少这一年配给这个学校的升学名额。

于是他详细地估量了一下任务，可能也自动忽略掉了当时教导主任隐晦地提醒，大力号召全校师生走出课堂去农场种树。一周五天要在外面挖坑三天。最后，那一年整个毕业班没有一个人考上了高中。那些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学生家长把校长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那位曾下命令全力种树搞生产的领导要求爷爷对此次教学事故负全责。一下子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感的爷爷带着内疚和愤懑，在还有三年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正式开启了自己的 “晚年生活”。

三

但“退了休” 的爷爷脾气没见得有丝毫收敛，反而越发执拗专制。他总是找茬和奶奶吵架，今天说给狗喂得咸了掉毛，明天说自己失眠是奶奶晚上的呼噜声和喘气声太重了。奶奶气不过，又吵不出什么理来，只好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让渡出来，然后自己躲出去打麻将。企图让爷爷能投入到新的“事业”当中，重新忙碌起来。

于是早晚他要负责接送还在上幼儿园的我，回家就把自己扔进菜园子里种花种菜搞基建。奶奶规划出来种玉米的地方被爷爷当即改成了种土豆，刚为我种了一年的半垄草莓也因为不丰产改种了大白菜。菜园里没有一样多余的物种在他没规划过的土地上出现，就连南瓜藤蔓该往哪里爬，爷爷都早早规划了路线。

也就是那个时候，爷爷开始坚持用日历来写日记。大到我妹妹出生，小到 “今天西北风四级” ，到今年他已经攒下了二十多本日记。如果和我奶奶就某一年的某一事的发生时间产生分歧，他就要到柜子里找到那年的日历来自证清白。当然，每一次都是他赢，然后再幸灾乐祸地嘲笑上奶奶一番。

上高中那年，刚刚搬家到一个新城市的姑姑邀请家里人过去做客。这给一直往南方走从没西上过的爷爷高兴坏了，以至于到了之后什么活动都想参加，跟着我们年轻人一起爬山逛草原，一天走上个一两万步都还意犹未尽。

但等到晚上回到了家门口的公园里，爷爷开始觉得脚底板软绵绵的，控制不住地想要往两边倒。大家都以为是今天太累了，或者是公园里的射灯搞得地上太花了，所以我走在爷爷前面，让他扶着我的肩膀慢慢地走回家里。

从姑姑家回来以后，爷爷发现自己在白天仍然可以正常行走，但一到了晚上就突然支配不明白那两条腿了。他开始自己做排除法。一会儿控制劳累程度，一会儿控制夜晚的灯光，他甚至开始回忆自己是不是在姑姑家遇到了什么邪祟。一切无果，脚底板倒是越拖越软，最终，爷爷还是承认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喊上我爸去了医院。

从普外科到神经科，爷爷重复叙述自己的病情和之前每天都能溜达出五公里的成绩。医生看着爷爷的CT，说老爷子你这是小脑萎缩啦，还有点脑梗。现在还是初期，晚上迈不开腿，以后就不分白天晚上了。这老年病谁也没办法，就算一天走十公里也阻止不了老啊。

爷爷探着头仔细地看了会医生给他圈出来病变位置的片子，说人可真奇怪。早一年不老，晚一年不老，那天白天他爬了山还参观了两个大草原，还能当天晚上就老啦？我爸和医生都被爷爷给逗笑了。开了药临走的时候，医生还在嘱咐爷爷要服老，要量力而行。不然要是走太远摔了晕了，可能连拄拐杖的机会都不给，直接就一步到位，坐上轮椅了。

两年后的一个夏天，爷爷在等待我奶奶做早饭的时间里下楼去江边遛弯儿，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几块散落在道中间的砖头，他打算抬腿绕过去，最后却被砖头绊倒，整个人直挺挺地跄在了水泥路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只好蜷缩起膝盖，跪在地上用手撑着地一点点爬起来，回来才发现从下巴，掌根，手肘再到两侧膝盖都已经挫掉了一层皮。

所有能支撑他行走的关节都肿得老高并露出了血肉。爷爷很气愤，从进屋坐下就开始骂骂咧咧，但却又不知道愤怒具体从哪儿来。他先是突然呵斥奶奶下手没轻没重，给聚精会神撕着膏药贴纸的奶奶吓了个激灵，又想起来给自己看病的那个医生，说那个医生病治不好，病怎么发展倒是说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又重复描述了好几遍那块砖头的尺寸，他实在是难以接受，自己竟然能被个巴掌大的障碍物绊倒。

疼痛开始发酵，爷爷这下彻底没心思说话了。卧室里阴蒙蒙的，混杂着浓重的膏药和云南白药的味道，被贴了一身膏药的爷爷只能躺在床上伸直身子，然后静静地忍耐着越发清晰的痛苦。我从客厅斜望过去，他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好像已经化成了长久被搁置在药材柜的那些干巴巴的草木的根茎。

爷爷这次真的被摔怕了，连着一个月都没敢下楼。姑姑打电话给爷爷，让他以后就在家里的客厅走走算了，岁数那么大了摔一下实在是危险。叔叔特意回来安排奶奶，让她以后别再和爷爷各走各的了，老了就得互相照应着点。

所以再出门，奶奶就要走在前面，时而踢开前面的砖头石子儿，时而提前绕过眼前的坑洼。爷爷就拄着走在前面的奶奶的肩膀试探着往前走。但爷爷这位“护卫员”比他矮了快三十公分，他使不上劲，又在迎面遇上老街坊的时候觉得这种亲密的姿势实在是难为情。

最重要的是，奶奶天生就没爷爷那么旺盛的精力，老了更是不愿意走动。以前爷爷自己一天要溜达上三遍。而现在他只能配合着奶奶的心情，看着奶奶的脸色，不定时地出去，围着家门口短暂地“放风”一会儿。有时候爷爷还没过瘾，奶奶就已经在自动往家走了。支配了奶奶一辈子的爷爷勉强适应了几天，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习惯这种“权利互换”。他李军一辈子不靠别人不求别人，老了老了连出门走几步都要被人拿捏。于是，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买个拐棍。

“我跟你说，我不喜欢那花哨的，就这个黑的好，咱就买这个！”爷爷举着手机，把他仔细筛选了一个多月的“心仪产品”给我展示。

“啧！买什么拐棍！你看看谁家好老头着急自己给自己置办拐棍的？”奶奶皱起眉头，忍不住凑过来打断爷爷将要下达的购买指令。

爷爷瞪了奶奶一眼，训斥着说：“我不拄拐棍，上个坡都抬不起来脚！坐下去就起不来！我要是再摔了呢？摔到脑袋呢？天天啥都说没必要，啥也不懂！和你说话还不如和波棱盖儿说！”

伺候了爷爷一辈子的奶奶听说自己竟然不如波棱盖儿，沉默地走开了。爷爷的第一根儿拐杖也就在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冷战中到货了。那是从长度到木质都经过精心筛选过的乌木拐杖，上面没有一点儿雕刻，贴着爷爷常年穿着的深色衣裤放的时候，一眼还真找不到它在哪儿。

但是粗细倒有点不太合心意。爷爷觉得它太粗太沉了，拎着它有点累赘。于是他自己骑着电动车跑到了做木匠活的学生家里，要求人家用工具给他把拐棍锉一锉。当他拄着明显小了好几圈的拐杖回到家的时候，还得意洋洋的和我讲，木匠说自己这辈子刨过桌子椅子，锯过木头柜子，还是头一次有人找他锉拐棍儿。

但这仅仅是爷爷用来应急解决眼前困境的方式，他仍无法像一辈子都过着顺其自然的生活的奶奶那样平静地接受衰老。他在用拐杖解除了儿女对他的“限行令”的同时，也孜孜不倦地搜集着各种偏方和辅助工具。他甚至开始关注起地方卫视晚间新闻后卖保健品的广告，好像早就忘了自己以前说过这个节目多少坏话。

没过几个月，奶奶打电话来，说爷爷自己打电视上的电话买了好多盒药，她怕爷爷吃坏了，自己又看不懂，让我爸赶紧过去给参谋参谋。刚一进楼道，就碰见了气鼓鼓的爷爷往外走。进屋跟奶奶一打听，才知道爷爷买了这几盒药花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因为商家说可以先发药后付钱，爷爷正打算给人家转账的时候和奶奶说漏了嘴，奶奶想要阻拦，爷爷就说这辈子的钱都是他挣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于是俩人又吵了一架。

那几瓶药的外包装很精致，主要成分是一种叫Ω-3的深海鱼油。说到自己的功效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夸耀，只是说自己的制取工艺的复杂和可以软化血管的功效。奶奶说从爷爷第一次打电话开始，基本上每一周都有人打电话过来，也不谈卖药，只是跟爷爷聊家常，问问最近的生活，再聊一聊爷爷不能顺畅走路之后的烦躁。奶奶说每次聊完之后，爷爷都能肉眼可见的开心上两天。之后没过两个月，爷爷就直接买来了他们一整套的药量。

“你爸真是老顽固。别人说什么他都愿意信，咱们自己家人说什么他都觉得不靠谱！”

奶奶心疼爷爷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些从来就没听说过的保健品，也气愤爷爷总说出那么些话。我爸劝奶奶干脆不要管了，这药看上去也没什么副作用，顶多就是没用。如果爷爷开心，说不定能有点心理作用也是好的。

后来我还听过爷爷的专属客服给他打过电话，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的声音。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具体聊了什么，但爷爷一开头就兴致冲冲地和人家说：“我孙女儿今天来看我啦......是啊！大高个，长得比她妈都高了.....我感觉有用，走路脚踝都不软了。”

爷爷被关心着按时按点地服用着那神奇的深海鱼油，并真的感觉到自己双腿轻快了很多。于是他开始练习着脱离拐杖的辅助，期望能尽快能恢复到自由行走的程度。他甚至还说这被锉得只剩下两根手指粗细的拐杖摆在门口占地方，愣是支使着奶奶把它塞到了沙发底下。

花了两年的退休金吃了小半年的药，爷爷仍坚持只在雨雪天出门的时候才把拐杖拿出来拄一拄。家里人没从爷爷又僵又浮的脚步里看出一丝好转的迹象，但每次一问，爷爷都坚定地说有点感觉到腿脚有力了。

直到一次胃溃疡把爷爷送进了医院。他提议在出院的时候顺便复查下脑血管，没想要萎缩和梗住的范围仍有加重。也许是十几天煎熬的胃部治疗让他的身体比之前更弱了，也许是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脑部图片比自己体会要有冲击力得多。爷爷回家后停了药，又自己悄咪咪地把拐杖从沙发底下抽了出来，重新摆到了门口。

去年，奶奶的远房侄女带着自己刚刚送走患癌老伴的母亲来这里散心。爸爸和叔叔请他们在江边的餐厅里吃饭。因为好久没有走动过，姨奶奶一时惊讶于爷爷的腿脚竟然变得如此不便。她又想起自己的老伴因为家里人太晚意识到再去大城市的医院里看一看，而让家人在他走后自责不已，于是建议我爸爸带着爷爷去南方一个权威检查周身血管的医院再为我爷爷搏一搏。爷爷听后很是兴奋，一直向姨奶奶的女儿打听着这个医院的更具体的细节。

“姨，你说我爸都快八十岁了，睡眠还不好，稍微挪个地方就睡不了觉。这腿脚去哪儿都不方便。火车火车坐不了，飞机飞机不敢让他坐。” “就这岁数，能吃能喝就行了。再折腾出点别的什么病还不如现在了可坏了。” 

爸爸在说这话的时候，我转头看向爷爷。他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转动着桌前的酒杯。我知道爷爷真的有些失望了。家里人都在暗示他要沉默地接受这必然会来到的痛苦，而他自己，也好像已经失去了想做什么选择就能去努力实现的能力了。

当一个新生命降临人世，我们迫切地希望他能顺畅地习得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具备的技能——抬头、翻身、爬行、说话、行走。而当一个年老的生命慢慢凋零，大家对他的祝愿却只剩下了 “能吃能喝就行了”。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轻快地行走却成为了生命延续中可有可无的选项。

但爷爷仍然想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可以轻松实现的选择。于是，他开始研究起不同类型的拐杖和拐杖配件。牛津底的拐杖头就是比普通橡胶的防滑。平时遛弯的时候可以带他那根木头拐杖，那骑电动车出门总得搞一根伸缩的登山杖才方便。爷爷的姐夫和他吹嘘了无数次自己那根价值四位数的黄花梨木拐杖，这次见面要爷爷猜一下价格，下次见面还要再猜一次。最后实在是惹怒了爷爷，他又给自己选了根全雕花的龙头拐杖。

现在家里的三根拐杖分工明确。那根最原始的乌木拐杖被爷爷安置在床头，或者倚在沙发侧边。他正式将它纳入了日常生活，甚至还习惯了用它来感知事物。路边奇形怪状的瓶子，长得有点形状的木头，挡路的石块垃圾，爷爷都要停下，用拐杖戳一戳或者翻一翻。我等在一旁，总觉得他现在探索世界的方法很像我刚出生的小侄女。唯一的区别是，她什么都要用嘴啃一啃尝一尝。

爷爷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因为抬不起腿，不拿拐杖的时候，爷爷只能像企鹅一样岔开双臂和手掌，找好重心，一摇一摆地向前蹭着走。所以在上楼梯的时候，他就只能把拐杖夹到腋下，然后戴上手套，一手拖拉拽着扶手，一手扶着墙，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往上拉。有时候恰巧赶上有人下楼，喊他一声李校长算是打招呼。而他要在应答的同时尽力把自己扯到扶手的那一面，然后倚着扶手站定，为下楼的人留下空隙。

我有时候在想，别人在他如此窘迫的时候喊他一声“李校长”，他会不会因此想起自己意气风发的时代？会不会因此对难以阻止的衰老感觉到更加的厌恶？但我确定的是，和无法叫停的衰老一样，生命本身也在催促着他一次次为自己寻找出路。哪怕他现在只能挥一挥手里的拐杖，我仍然相信他可以像年少时一样，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世界尽力接近理想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