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刀
作者/侯张
‘我’和朋友逃课去酒吧,听一个光头先生讲述他与七人帮的故事。当意外和遗憾一股脑地钻进身体里,人就变成了飘浮的气球。得学会找个恰当的方式“放气”,自爆不是最优解。
九六、九七年的时候,我在西边的一所普高上学。普通高中,自然管得不是那么严格。我和束远有了大把的时间来浪费。束远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他高高瘦瘦,剃一个特别干净的圆寸。
束远除了学习成绩,其他方面看起来均是人模人样。我们几乎不怎么出现在课堂,老师却也从不当回事,见了面还问我俩又去哪儿了,一团和气。我们估计老师心态也是看开了,试过几次处罚警告,结果发现我俩生肖属死猪,不怕开水烫,索性彻底放弃,不然去哪个班哪个班主任发愁。我至今认为他们很懂管理之道。
某天下午,束远给我拿了身花里胡哨的衣服,让我放学之后换上,跟我说,“晚上带你去个好地方。”
束远接触社会比较早,初一初二就跟着社会上的人混,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总少不了他。和他出去总会遇上几个他认识的朋友,和他相比,我就是个三好学生。
今天他要带我去的是鼓楼东大街上的一个酒吧,说是有演出可看。
那时我们穷得可怜,兜里没几块钱,琢磨既然离得不远,不如腿着去得了。翘了最后一节课我们顶着寒风就出发了。北京冬天风冷得像是有人举着冰制榔头全方位敲打你的骨头,束远拿给我的衣服并不怎么御寒,甚至在寒风中看起来有些可笑,顶着风前进,我心生一股子悲壮感。
造了半条命,我们总算是到达了酒吧,一个不大的地方,一张吧台,几张高桌,一个比乒乓球桌大不了多少的舞台。
我们到得甚至比演出时间还早,酒吧里冷冷清清,只有工作人员在做着准备。我和束远,一个十六,一个十七,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好在老板是束远的朋友,不计较我们的年纪,就让我们坐下来。我问老板是束远哪种朋友。他只说是过命的交情。我追问是什么过命的交情。束远说,有次老板喝昏迷了,他作为一个热心路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乐队开始试音,主唱看着精神有点不太正常,穿着特别紧的牛仔裤,一头长发。
束远说:“听说今天表演的乐队是在北京服装学院防空洞里组建的,有点意思。”
我说:“我不是很懂有意思在哪里,北京服装学院还是防空洞?”
束远说:“不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叫新裤子。”
我笑了,说:“噢,服装学院的新裤子。”
看调音的进度,距离表演开始起码还有一个小时,怎么打发这一个小时,成了我们的难题。你也知道,一个小时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约等于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束远问我,喝点?我平时不太喝酒,但都到酒吧了,不喝酒似乎也不太合适。就点了点头。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着,刚要点酒,门被推开,一阵冷风灌入,我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脖子。一个干干瘦瘦的光头,脸颊凹陷,穿着茄色夹克和牛仔裤,两只手揣在兜里,走路飘忽不定,似乎带着一种奇特的律动。侧过脸来,他的眼睛狭长,不断观察周围的动态,一眼就发现了我们。
“哟,今儿有生人。”
倒也不见外,他就在我们面前坐下了,猛哈了几口气,把手搓缓和。他的光头被冻得有些发红,按理讲,光头都应该戴个棉帽子,我问,“你怎么不戴个帽子?”
光头没有正面回答,问:“哪个中学的?”
束远报了我们隔壁中学的校名。
“嘿,好学校啊!没想到好学校的学生也有你们这样的,不过你们来了怎么不点东西喝啊。喂老李,来三杯自由古巴。算我的。”
一说到“古巴”俩字,他突然下桌,腰身扭了扭,几个小踏步,一个定格。
束远附耳道:“遇到精神病了。”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光头:“什么音乐?”他指着自己的心说:“曼波。”
我和束远都笑了。没听说过。光头倒也不跳了。
束远问:“继续跳啊,音响坏了啊?”
光头嘿嘿一笑,说:“就摆那么两下子,回忆一下青春罢了。”
光头油腻的话语让我们有点没法接话茬,我捕捉到他的右手上有一条刀疤。我问他:“这疤怎么来的。”
光头说:“这个事情必须干两杯酒才能讲。”
束远说:“我俩没钱,你请客?”
光头点点头。我们这才放了心。
看着我俩干了两杯酒,光头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
“八三年那阵,闹得真凶,又有了斗争的苗头。我爸惶惶不可终日,怕历史重演,到处在躲,几天都能见不着身影。我和你们年纪一般大,个头矮,身子骨本来就弱,虽然跟着野路子师父练了几年功夫,不练还好,一练身体越来越差。像我这样的人,很自然就成了别人欺负的对象。
欺负我的主要有七个人,大我三四岁,到现在我还记着他们的名字:周波阳、李信委、张健、杨东升、宪立民、尚宾、刘宇宁。一个不差,我全都记得死死的。他们七个成群结队,像一群蝗虫,手臂上戴着治安监督员,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到处溜达,名为巡逻。不知道是倒了血霉还是怎么的,他们就盯上我了。
我搞不明白,我一个学生,怎么就跟违法乱纪沾上边了。无论是上学放学,他们都要捉弄我一番。每次遇到我,先是用七辆车将我封死,再也没有逃跑的角度。接着不是把我自行车踹倒,扎破车胎,就是把我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撒落一地,然后把捡来的狗屎扔进去,接着问我:下次还敢不敢了?我问:什么敢不敢了?面对的就是一个耳光。
我直说不敢,可他妈的到底不敢啥我毫无头绪。
总之对于他们七君子,我能躲则躲,本来骑车五分钟就能到的路程,我宁愿绕道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他们遇见我的频率明显降低。听说还有不少遭受他们霸凌的学生,都住在这一片儿。我认识了几个一起被他们欺负的人,互相通气,分享情报,躲着他们。采取迂回战术,我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阵。
某天,我爸回来了,说给我带了礼物,一个从战友那淘来一个随身听,不过坏了,我说没事,找人修修就能再用。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晚上没睡着觉。我找人修好,又去淘了些打口磁带。一有空,我就躲到前海没人要的废船里,放肆大胆地听,甚至还会跟着音乐舞上一两段。戴上耳机,音乐一出来,这个世界就变了。你们肯定明白。
没想到这成了我的噩梦。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周波阳的耳朵里(估计是修随身听的泄露的),他开始带着其他人在各个路口拦我。冤家路窄,没有几天,我就被他们拦到了。几个人见我,连话都没说,两个人按住我,剩下的人直接开始搜我的身和书包,这回我知道我的随身听是不保了,眼泪往外冒,这是我受欺负这么久以来头一次哭,因为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我太心疼了。
周波阳很轻松地就摸到了随身听。
周波阳问我:哪儿来的?
我说:捡的。
周波阳笑了说:哪儿捡的,带我们去,我们一人拿一个。
七个人哈哈大笑。
周波阳说:你就说,是不是偷的吧?我合理怀疑你有偷窃行为,这个物证我先替警方保留。
说着周波阳就把随身听往自己包里放,我本能地伸手去抢,边儿上的张健对着我的腰就是一脚,我横着飞了出来,尚宾追上来坐在我的身上,开始抽我嘴巴子,一边抽,一边问:敢还手了啊?敢还手了是不?
其余的几个人摁着我的手,尚宾一个耳光、一个耳光地抽我。周波阳心思不在这边,拿着随身听看了看,戴上耳机,点开播放,没说话听了一阵。过了会儿,他回过神来,喊了声停,戴着耳机,骑着车离开了。其他人就此收手,对我放了几句狠话,也离开了。我看着地上狼藉的一片,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像铁块似的到处撞五脏六腑。
回到家,我姐看到我肿成发面馒头的脸,着了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心里头实在太憋屈,把事情从头至尾和她讲了讲,我姐看不下去,找他们去理论,说是要好好讲讲理,八三严打的是流氓混混,不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讲理?”我问,“我看这群人可不是讲理的人。”
“可不是么。”束远附和道。
光头没回答,只是把杯里的酒喝了一口,继续说:
“当天晚上我姐找到他们七个时,他们正在电影院门口聚众抽烟。我没跟我姐去,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一开始,几个人还人模狗远,和我姐礼貌对话,承认自己在对我的事件处理上,有失公允,甚至还道了歉,说愿意归还我的随身听,但随身听放在家里,让我姐随他去取。我姐就这么相信了,坐上了周波阳的自行车后座。
他们他妈的当然不是要去拿随身听!而是去了一处他们常聚的窝点,一间没人的仓库。我姐下车感觉不对劲,要跑,但哪儿跑得了。尚宾和李信委两三步追上我姐,一人一只胳膊拽着我姐就进了仓库。周波阳自然第一个上,其他人把风。”
听到这里,我和束远的心都一紧,全都用喝酒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
“我姐回来时,披头散发,衣服被撕扯得稀烂,走路摇摇晃晃,整个人失了神。我问他们对她做什么了,她只愣着盯着一个地方,没有应答。我猜到发生了什么,但说不出口。我抱着我姐,说:对不起,都怪我。我姐这才哭了出来,抱住我,狠狠地在我的肩膀咬了一口。我的心里头早就充满了恨意,那颗铁球已经膨胀到将我的身心全部占据。我爸出差不在家,我和我姐商量,不报警,这个仇我们自己报。
我从我爸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军用短匕,开了刃的,我拿磨刀石,好好磨了一番。再花了一段时间,踩点摸清楚了几个人住址和经常活动的区域。都是住在一片儿的人,这事儿不难。
在一个烈日的中午,大伙儿都回家吃饭的工夫,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出门行动了。按着规划好的路线,我骑车从三眼井胡同出发,先到了尚宾家,当时尚宾正在吃午饭,连门都没关。我到他身后时他一个劲地往嘴里送番茄炒蛋,我掏出匕首,对着他的脖子动脉就是一刀,拔出,血喷了三米多高,溅得到处都是。番茄更红了。杀完尚宾,我立即骑车顺着纳福胡同逃走,奔向李信委家。”
我看看束远,束远也看看我。大气也不敢出。
这时乐队的表演开始了,鼓、贝斯、吉他一块响起,主唱基本谈不上有唱功,只是一个劲地唱:“猴子和我一起来,我和猴子一样坏。”
束远顺势站起身,离开谈话现场,看演出去了。
“你这朋友有点怂啊。”光头说。
“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乐队,没别的。您继续。”
光头晃了晃,重新把自己浸泡在那段回忆里。
我继续听他讲下去:
“李信委见到我时一脸轻松,嬉皮笑脸的贱样,眯着眼睛问我这么溅了一身红,是不是你姐来月经喷你身上了。说完,还伸手来摸我身上的血迹。我听到他提到我姐,心里头像是要炸开了似的。我从腰间掏出匕首,这么近的距离,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一下就进了肚子。我在他的肚子上扎了六下还是七下,血流成河,大肠满地。我问他,你觉得自己特幽默,是吧。
见他家没人,我在他家冲了把脸,把血衣脱了,换了件李信委的干净衣服。接着顺着黄化门街骑车,开始寻找张健的踪影。没多费功夫就找到了。拐过弯,我一眼就看见张健臭不要脸地靠着电线杆子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看样子像是在等人。
我绕过他的视线,半蹲着从右后方摸上去,抹了他的脖子,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捂着自己的脖子。血和烟一块从切口里喷出来。我转身骑上车就跑。时间真没那么多了。
我穿过帘子库胡同,再从慈惠胡同绕出,到了地安门大街,一路狂蹬到了白米斜街,捅了刘宇宁十六刀,没办法,他的手死死拽着我的衣服。摆脱了刘宇宁,我一路向北,在万岁胡同找到宪立民,他正在和人打牌,我上一刀扎住了他的手,他牌友见状四散而逃,接着我拔出刀,直扎他的心脏。他稍作了抵抗,我负了些伤,但无大碍。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喘着粗气,两条腿和胳膊仿佛不是我的,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事情还没结束,我必须要继续。很不幸的是,我在仓库找到杨东升时,周波阳正和他待在一起。两人嬉笑着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我想是关于我姐姐的。看到周波阳还戴着我的随身听,这更让我怒不可遏。我喂了一声,两个人发现了我。我掏出匕首,向他们走去,他看我一身是血,显然有点慌张。周波阳连忙问:怎么了这是,有话好好说啊。
杨东升打圆场,说:肯定是为了随身听,你就还给他吧。
周波阳说:随身听还给你,你的音乐不好听,我不要了。
就在这时,杨东升从一侧冲上来,环抱住我的腰,用身体压住我,试图抢下我的匕首。混乱中我的右手被自己的刀划伤。我爆发出最后一点力气,用膝盖顶在他的裆上,转身一刀就扎进了他的眼睛,他捂着眼睛发出惨叫。我朝着他的心窝又是一刀。回过神,周波阳已经跑了。杨东升临死前看着周波阳逃跑的背影,说:周波阳,我操你妈。
我捡起随身听,骑上车,去追周波阳。周波阳一边跑,一边呼喊救命,但那天说起来有点诡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已经疲惫到了极限,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周波阳也看出了这一点,停下来,试图和我做最后的搏斗。他朝我扑了过来。高大的周波阳原来只是个大号的棉花套,人高马大,但动作迟滞,没有了豺拥簇他就只是条狗。我侧身一躲,第一刀就扎在了他的手臂上,伴随着惊叫,第二刀脖子,第三刀心脏,第四刀狠狠扎进他的裤裆,狠狠剜了一圈。没一会,他的两眼发了直,死了。我终于可以歇会了,我喘了会气,考虑接下来怎么办。”
光头两眼发直,似乎又回到了报仇的那天。痛快和恨意在他身上激起一阵鸡皮疙瘩,肉眼可见。我听得入神,不敢轻易打断他。他停顿下来,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润润嗓子。
“你没被抓?”我问。
“我能坐在这,说明没有。”
“所以你是个杀人犯。”
“不然还是个啥?当然了,杀人犯只是我其中一个身份。”
“怎么可能,在市中心杀了七个人,就这么逃脱了?太扯了,别看我年轻就骗我。”
“孩子,我知道这事儿很邪,可这块地方有很多确确实实发生了但没人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后来呢?”
光头继续说道:
“我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摸索着,躲避着路人,到了前海,挑了艘废船,钻了进去。我不受控制地躺下,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般。等缓过劲来,我感到似乎安全了一些。毕竟到现在还没抓到我。我拿出随身听,上面沾满了血。我把耳机戴上,熟悉的曼波音乐传了出来,船随着水也晃了起来,我恍惚了,我躺在那里,周围的一切如同乐器跳动起来,所有线条都扭动起来,最过分的是树,扭得一个比一个妖娆。我把匕首扔进水里,再用水洗了洗身上的血迹。太累了,我又躺下了。这次的角度,正好能看见一截鼓楼。我想,鼓楼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了,都瞧见了。我要是逃出去,被抓与否,我都不会被人记住太长的时间。人都会死,一代人死了,那代人脑子里记着但没被写下来的事儿就再也没有人会知道了。消失了,连烟都不冒一下。只有那些在这儿待了够久的树、石头、桥、河流、鼓楼知道。它们一直在那默默注视,什么都知道,那些疯狂到没人信的荒唐事,它们都见证过。
可没多久,那鼓楼,也随着我耳机里的音乐摇摆起来,一扭一扭。我觉得我疯了,把眼睛闭得死死的,一会就睡过去了。
后来,我在船里待了一个多月,我姐给我送吃的,再出来,把身份证扔了。坐大巴离开了北京,很久没有再回来。”
我杯子里的可乐兑威士忌喝完,古巴再也不自由了。
我沉默了一会,问:“你姐后来呢?”
光头说:“后来嫁了个好男人,生了俩孩子,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过得幸福快乐不敢说,起码还算过得去。”
“我怎么就不信呢?”
光头说:“孩子,说实话,你信不信,不关我事儿,今天有你听我聊天,打发掉了时间,我挺高兴。”
“但无论你信或不信,它已经在你心里了。它会生长。”
“我是谁,来自何方,干了什么事,不重要。”
“这个宇宙重要的事只有三个:你,你,你。”
“尽兴地活吧!”
说完,他便作势要走,临走前,他又说:
“我借着酒劲,大胆地和你说吧,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数不过来,还有更离谱的呢。跟你说了,你都不敢听!如果将来,人人都成了鼓楼,能把世间所有的事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世界上疯狂的事情,将会呈几何倍增长。疯子、小偷、杀人犯、骗子、奴才,遍地都是,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东西一直就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从未消失过。令他们消失的是我们构建一个完全正常社会的欲望。”
发表完讲话,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这个喝够了酒的光头,从兜里掏出一个帽子戴上,来了段所谓的曼波舞步。头也不回,推门走了。
演出结束了,唱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只记得闹哄哄,乱七八糟的。
束远回来了,我问束远:“演出怎么样?”
束远说:“我倒是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我问:“你觉得他在说假话?”
束远说:“你还真信了?哥们儿,你想想,连杀七个人,还是在鼓楼,咱们公安势力不早给他抓住枪毙了?纯属吹牛逼。”
我说:“可是……那编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我不明白,过程中他特别投入。”
束远说:“我跟你说吧,男人过了四十,身上每个细胞就充满了表演欲,行走江湖不带点传奇故事都没办法出门。这个不是我听过最离谱的,上回那饭局,一大哥说自己……”
我说:“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束远说:“为啥?”
我说:“他一直没说他的名字。感觉是多年形成的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束远想了想,问老板知不知道刚才那个光头叫什么。老板摇了摇头。
后来我们又在那里坐了很久,看着乐队收拾乐器,离开,酒吧打烊,我们才离开。
开春后,一个太阳不错的明媚午后,我提出去划船。束远穷极无聊,嘴上抱怨着两个大老爷们有啥好划的,但还是答应了。我们租了条破船,划行在前海上,划着划着,我们到了一个可以看到鼓楼的位置。
那鼓楼越过树冠就冒出一小截,正好能看到正脊两端的安背兽。我找了个角度躺下,看着它和周围的一切。风一吹,树被吹得哗哗作响,鸟雀成群飞过,吱吱呀呀不断,一阵又一阵波浪推着我们的船。一瞬间,我的身体也随着摇晃了起来。世界突然摆脱了机械式运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柔软的摇摆。所有的棱角一下子圆润起来,石头和石头也能拥抱。那天我们谁都没带随身听,但总好像有一股声调从我们身旁流过。我问束远:听见了吗?束远反问:听见什么了?
我把手伸进水里,抚摸着河水,像抚摸一块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绿宝石。我闭上眼睛感受。突然手掌一阵刺痛,拿出来看,不知道被什么扎破了,长长的一道口子,正在流血。血一滴一滴流下。我看见一把短匕漂了过去,锋利至极,连那水都被它划开,分出道路来。顺着那道路,七具尸体从我面前一一飘过,每个人都长得各有特色,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但过眼就忘。他们漂走了,我就彻底忘记了。最后飘过一个随身听。我再回头,鼓楼已经不再跃动了,像是一位背着手的神明,监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那边树,那边的桥,那边的一砖一瓦。声音消失了。静得我想开口问它们一个问题,但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只会是沉默。
束远问:“你手怎么了?”
我说:“不知道被什么扎破了,鱼钩,玻璃碴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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