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

作者/唐冲

买了房，搬了家，好像就在一个城市扎下根。有些人因此站得更稳，有些人却如同戴上脚镣。故乡、家这些概念也是如此，不论选择进港避风，还是迎风扬帆，人生的路都会大有不同。

小方让我帮忙搬家时，顺带发来张照片，是她站在新家客厅窗口拍的。背景是阳光下的老小区，筒子楼的墙上爬着绿植，一些窗户外飘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风里仿佛还有干净的洗衣粉香味。小区里，楼与楼之间很窄，但还是尽力留出这么一个小院：胡乱摆放的几辆电瓶车和几把藤椅、一块大概用作茶几的色泽沧桑的石头、石头旁摆着的折叠起来的棋盘、堆满墙角的多肉和各种颜色鲜艳的花。最显眼的，是小院中央的圆形花坛，几乎占据小院三分之一，这花坛反而没种花，而是一棵笔直的树，花坛边落着一圈枯黄的叶子。

照片里的植物，我几乎都不认得，唯独认得这棵树。一棵枝干粗壮的梧桐。我知道她想说什么，看这棵树，跟我老家那棵是不是很像？

的确很像。

这棵已经落叶的梧桐并不萧索，和小院里那些陌生的生活痕迹共同沐浴在阳光中，甚至显得生机勃勃。小方买下了这里，七十万的步梯老破小，从此以后，她每天都能看到这棵树。小方没有刚需，成都楼市不稳定，在主城买老破小其实不算什么好选择，因为这笔钱完全可以在新城交个新房首付。得知她买这里时，我还有些疑惑，但看到这棵树，很多回忆，忽然清晰起来。

风镇老家的朋友，已经很少还能在风镇看见了。大家都继承了父辈的愿望，靠着一路考学或早早打工做了城里人。但小方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一样，这座房子，她是靠自己买的。这很像她能做到的事。她从小就走在我们前面。

我和小方从小走得近，部分原因是父辈也走得近。我爸妈和她爸妈年纪相仿，年轻时在同一座城市打工，虽然疲于各自的生计，平时从不见面，但逢年过节，还是会在异乡互相说几句祝福，谁家有事回趟老家，也会在往返路上帮着捎点东西。另一部分原因，小方和我都在父母身边生活过，说着半洋不土的普通话，住着老旧的出租房，模仿城里孩子的口音、习惯和爱好，却始终格格不入。这种孤独感，从小在老家的孩子很难体会，也在我们之间生出心照不宣的引力。

第一次见到小方，我们九岁。因为爸妈离婚，我回到老家，面对新环境。入学第一天，进了陌生学校、陌生教室，面对陌生的目光，做了自我介绍，像在被迫做一场滑稽的表演。来不及感伤，下课后班上一个女孩就找到我，问，你记得我吗？我摇摇头。她说，我还记得你呢，在大连。又说，前几天，我妈妈遇见过你。

我才想起，还没入学时，有天遇见一个阿姨在街上卖鸡蛋，穿着蓝色的布衣，脸很脏，看到我，很惊奇地打招呼，你不是那谁的儿子吗？你们没在大连啦？我不认识她，喊了阿姨，说我爸妈分开了，我们就回来了。她有些惋惜的样子，说，还记得晴晴吗？她也在家里，你们很小的时候还见过，有空去找她玩呀。我说，好。其实我根本不记得。她又朝我笑，说，回来了，就要好好读书，好好长大，别管你爸妈的。不知为何，我被这句话搅得心里慌乱，随口应了一句，就急着跑开了。

我又看看眼前的小方，绑着马尾，穿干净的校服，脸上是熟悉的和善笑容。心里莫名有些温暖。就这样，我有了在老家的第一个新朋友。

熟悉小镇生活后，我渐渐发现小方和我们的不同。读小学时，小镇上的玩具和娱乐不多，钓鱼、打牌、乒乓球、自行车，都是男孩们更喜欢的活动，但同龄玩伴就那么十几个，为了不回家无聊，女孩们只好也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她们依然无聊。小学六年级，男孩们还会为了输赢打起来，女孩们心智已经慢慢成熟，终于开始追起星、写起日记，嫌弃起男孩的活动幼稚粗俗。但小方的步伐比她们还要更快一些。

那时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样好不好？她在乎每个人的感受。她是班长，会细心照顾班里那些穷困的女孩，比如陪她们玩，比如自己垫班费，比如从好说话的年轻老师那里多要一些作业本和中性笔，再悄悄放进她们的课桌，即便她们并不会因此感激她。平时她也会和女孩们一起追逐潮流，身上却并没有那种少女的高傲，不但还继续跟我们玩，也会认真计较输赢，并乐在其中。因为是唯一的女孩，人也机灵，她在男孩里便颇为服众，调解过好几次战斗，后来非主流文化入侵乡镇，镇上的男孩们换了一些消遣方式，变得野起来，她还差点“被成为”精神大姐。

那时她总是笑着，笑得很像大人。长大后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包容的神情，大概有点所谓“向下兼容”的意思，十岁出头的女孩，有这样的心境，其实很奇怪。但这也让她与众不同。很多人都喜欢她。我对她也有过一些别样的情愫，因为刚回老家时，我不太合群，常常被她拉着一起玩，才渐渐融入小镇。说暗恋似乎也不合适，仰慕比较准确，因为当时并不懂什么是男女间的喜欢，只是单纯喜欢她，喜欢这个人，也向往她身上的大人气质。我也迫切地想长大，好像这样就能做主自己的人生，能堂堂正正跟生活谈谈。但当时我并不懂得，成熟不过是更早理解生活的残酷，这没什么可羡慕的，早熟的人，往往活得辛苦。

小方的家事，我是后来慢慢知道的。我回风镇时，小方和她母亲已经回来一年多了。她们一家在大连时过得艰难，她父亲便谋到另一条出路，去国外搞建筑，说是先去东南亚，再去澳大利亚，中国人在那里很值钱，栓钢筋的小工每天都能挣六百。只是一去就要好多年，家里又已经没有老人，父母就只好带她回了老家。她父亲走后，就只剩母女俩相依为命。

老家那座房子，也是小方第一个家，和那座北方城市里的出租屋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家。她心里那棵梧桐，就种在那里。

房子在离小镇不远的村里，紧挨着嘉陵江，一座独院的两层自建房，院里种了一棵梧桐树，外墙贴着乳白色的瓷砖，在太阳下闪闪发亮。那堵墙非常漂亮。晴朗的日子，光芒游过白墙，像条小河，小方父亲就在墙上给她画了一艘帆船，大概没量好，水平有些歪，却歪打正着地生动起来，日光落下，乘风波浪。她很骄傲地讲，她爸爸坐的船比这个大很多。

那座房子不大，每层三室一厅，厨房和厕所分别在院子两侧的小屋里。一楼从前是老人住的，唯一的装修是已经泛黄的白墙。三间卧室，一间堆粮，秋收时可以跳进谷堆里打滚，扎得一身红疹，再乖乖趴在椅子上让奶奶责怪着涂药水；一间放着一些舍不得丢的老物件，钟表啦，奶奶陪嫁来的藏着钱、信和各种小零食的红色木箱啦，发黄紧皱的书啦，通通落满了厚厚一层灰；最后一间住人，一架请木匠打的双人床，一张小饭桌，一颗蜡烛那么亮的白炽灯，一台旧电视，两条板凳，就这样装下爷爷奶奶的生活，又陪着他们陆续离开人世。二楼精装修，除了白墙和水晶吊灯，还有带花纹的干净地板和宽敞的沙发，这些家具也都是店里买来的。一家人北上数年，就换来这些。小方的房间在角落，面积不大，但视野极好，打开窗就能看到院子里的梧桐树和远处的嘉陵江，她的书桌就摆在窗边，里面放着用完的课本、日记和寄不出去的写给父亲的信。

院里那棵梧桐是小方父母从前一起种下的，树和小方同岁。我和小方是在看过一部电影后，才认得院里种的是梧桐。就是《怦然心动》里，朱莉怀着少女心事爬上去，却意外看到世界之大的那种树，笔直高大，郁郁葱葱，春天时像蓬蓬的绿色云朵，秋天时树叶变黄，随风飘落，又像斑驳的夕阳。我看过小方父母的合影，九十年代的彩色结婚照，新郎浓眉大眼，新娘眼神温和，普通，但舒服。小方父亲那时还没去城里，而是在镇上的林场做工人，没有编制，收入微薄，但身体健壮，像块石头。母亲正怀着小方，虽然肚皮微微隆起，但身体和小树一样瘦弱。小方父亲从林场里带回树苗，妻子搭手，就这样把树种下。那座房子那时还是泥瓦房，这对年轻的夫妻，大概盼望着这棵树能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好好长大，盼望房子和日子一起慢慢变好。

对我们而言，那座房子真正的乐园在楼顶。那是一片很干净的水泥地，因为房子又修在山顶，所以能看到辽阔的山色。南充又叫果城，风镇盛产沃柑，整个春天都是采摘季。小方父亲从离开后便再无音讯，母亲仅靠务农实在艰难，于是又卖力做着其他活路，其中之一就是在采摘季给包果园的老板打工。春天时我们去找小方，她家里永远堆着吃不完的沃柑。我们各自带着零食和饮料，捧着跑上楼顶，用从果园带回的纸壳做野餐布，装模作样地铺上，再到楼下装一大袋沃柑上楼，望着远山苏醒的绿，在温暖清爽的风里嘻嘻哈哈地玩起来，什么都不想，有无限的自由。等到暮色将至，小方母亲疲惫地出现在楼下，我们才收拾好一地狼藉，尽兴地打着柑子味的饱嗝下楼，一一跟小方和阿姨打了招呼，迎着落日，结伴离开。

再见！

你们这些同学，有空多来玩啊！

她们总会笑着告别。我们头也不回，大声回应，好！那也是小方和她母亲难得的轻松时刻。

小方父亲离开的这几年，她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小方的母亲，我叫刘姨。我爸妈离婚多年后，母亲有时聊到风镇，还会问起她。他们决定回老家前，跟我爸妈联系过，问用不用帮忙带什么东西回去。母亲去买了些海货，给了他们一份，见出租屋都收拾空了，小方也没上学，才知道他们是彻底要走了。母亲有些唏嘘，说小方爸妈的感情以前很好，是慢慢不好的。他们刚到大连时日子过得窘迫，小方父亲好不容易托老乡找到工地的活，还被欠了工钱，出于情面，或是懦弱，也不敢过分追究，只能忍气吞声。那时候大连有个出名的舞厅，十元一曲，很多外地女人和残疾女人在里面工作，迫于生计，刘姨便想到这条路，白天上班，夜里去舞厅。后来小方父亲重新跟了个包工头，日子渐渐稳定下来，至少能把小方接到身边了，刘姨才离开舞厅。这期间发生过哪些事，他们吵没吵过架，动没动过手，旁人不得而知，总之两人间是有了些连旁人也看得出来的、难以修复的裂痕。母亲猜想，选择回老家，除了生计艰难，也许多少有些感情的原因。

刘姨和小方显露的性格不像，是个沉默如水的女人，像水一样柔和，也像水一样坚韧。去大连打工，去舞厅讨生活，把小方接到身边，离开大连，都是她的决定。面对丈夫的沉默和离开，又总是默默接受。记忆里，她算是最辛苦的女人。除了种地和去果园打工，等采摘季过去，还会赶集卖鸡蛋。凌晨就要早起，提着洗干净的塑料桶，穿过蒙蒙薄雾，沿着山路挨家挨户上门询问，有想卖鸡蛋的，就低价收了，省去人家赶集的路费，再自己去集市卖，一个蛋能赚两毛。夏天时，花椒成熟，又会去花椒地打工，花椒树不大，给不了什么荫凉，就这样顶着烈日劳作，摘一天花椒，能挣四十块。

小方说过，她奶奶和爷爷去世后，父亲对她们讲，人走了，心还拴着，心齐了，家门就会有出路。或许刘姨也信这个理。她和小方大概都在盼望着，这个男人会在落脚后寄回几封信、一些钱，或在某天忽然像将军一样凯旋。但她们都没想过，他会再无音讯。

起初，小方还会定时给父亲写信，即使不知道该寄去哪里。一年，两年，等到希望落空，算算时间，也就是我回风镇不久，小方就不再写那些寄不出去的信了，而是终于意识到什么，接着，她将命运怪罪给了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异乡的那些沉默和争吵，让她幻想着，是母亲逼走了他。

之后那两年，她们的关系很淡。刘姨很忙，不必面对空荡荡的房子，不知算不算是幸运。小方白天也用尽一切理由不回家，夜里回了家，只管闷头写作业，帮忙做家务，但很少和母亲聊自己。她被锁在年幼的身体里，只想快快长大。两年过去，父亲仍然没有消息，但她们终于打听到，不仅是他，当初另一些一起离开的男人也消失了。这时候，她们的战争才终于平静下来。刘姨和其他男人的家属都不知道当初是谁介绍的活，只好一起去报了警，但没有作用。警察说他们也许是偷渡了，那就很难办，如果不是，也只能等消息。

过去了四年，几个大山里出去的农民工，几个本分的中年男人，在不断上升的GDP和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的确很渺小。

她们只好沉默。除了沉默，又能怎么办呢。

书里说十年树木，可惜父亲没能看见。父亲离开时，小方才八岁。刚赋闲回乡后，父亲陪她和母亲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然后说，南方有片大海，过了海，那里有很多机会，他要去那里挣钱，等他回来，他们就能从村里搬到县里，住进好看的电梯房。他让小方好好听妈妈的话。那是秋天，梧桐树落了叶。那个清晨，父亲喝完稀饭，刚背上包，几个同样背着旧包的男人就从清晨的薄雾中走出来，踩着黄叶，在梧桐树下笑着，挥手喊父亲的名字。他们还要去找其他同伴，她和母亲只送到小镇的尽头。回家后，她看到梧桐又落了些叶子。她回到床上，补了一觉，梦见这帮男人在船上站着，像学校里的主席画像，立于船头，眺望大海，威风凛凛。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跟母亲离开警局后，她终于再也梦不到父亲。那是她们在风镇的最后几年。刘姨搬到了一楼，住进小方爷爷奶奶生前住的房间里，老化的白炽灯总是亮到深夜。楼上的小方不开灯。那时候我送过她一个MP3，她总托我去网吧帮她下歌，周杰伦，孙燕姿，王菲，陈奕迅，歌词抄在笔记本上，再背下来。她坐在窗边的书桌前，在黑暗里睁着双眼，看着母亲房间飘出的淡淡灯光，看着院子里那棵寂静的梧桐树，任由流进房间的月光和耳边的音符一点一点将自己淹没。

得知父亲失踪这年，我们十二岁，升了初中，小方仍然是好学生、好朋友，仍然受老师和朋友们喜欢，但很多东西也在静静流逝。那时我后知后觉到家庭的破裂，就很少去她家里玩了，我更愿意去网吧、游戏厅，或者打架。她安静了许多，也不再参与，而是关注起另一些事。有次遇见，我们去江边散步，走累了，又坐到傍晚，她问我，你想你妈妈吗？我说，不想。又问她，你呢，想不想？她晃荡着腿，盯着金光闪闪的江面，也说，不想。那天她给我说，她家里那棵梧桐树，气味有些怪，除了淡淡的草木香，还混着一缕难以捕捉的腐臭，但整体很好闻，让人打瞌睡。她说她现在有时候会搬出凉椅，在树下躺着，想象树心里有另一个孩子，然后在那股复杂气味中沉沉睡去。

就像……怎么说呢，就像命运，她认真地说。

初中过得很快。十五岁，小方父亲仍然没有消息，她们大概也很少再提关于他的事。初中毕业的夏天，不知是因为积劳成疾还是彻底失去了心力，刘姨发了脑梗，带起许多病，为了方便看病，她们离开了风镇，那座房子很快荒废了，以一种难以抵抗的速度。

我们也都有了各自要走的路。小方离开风镇后，就几乎没再回去过。初中时，我也离开过学校，四处飘荡，兜兜转转后，又回到学校，去了县城，迎来一个人的青春期。青春期的那些年，我不再打架，开始读闲书，开始看到爱和勇敢的可贵，渐渐真正释怀了父母的分手，也因此更迫切地想要留住一些终将逝去的东西。我便常常想起小方，想起那座房子和天台上的野餐。我偶尔主动联系她，实话讲，并不会觉得生分，但聊起各自的生活，还是能感受到渐行渐远，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少年时代，风一样轻盈地消逝，那座房子里，唯一的活物也只剩下那棵和小方同岁的梧桐了。

离开风镇那年，小方十五岁。初中三年，她因为内心的消耗，荒废了学业，但中考依然上了县一中。刘姨出事就在成绩放榜不久。我得知消息，联系了几个朋友，想一起去医院探望，但很多人都趁着毕业假期出去了，最后只好一个人提着水果去了医院。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小方的舅舅，据说在市里某个农贸市场卖肉，长相却不像拿刀的人，衬衫，眼镜，文质彬彬，讲话也温和，看到我进来，立刻起身招呼，晴晴同学来了啊，快坐。小方坐在病床一侧，没有哭过的痕迹，但黑眼圈很重，也起身来迎我。走近几步，我才看到刘姨的样子，她大概已经渡过一劫，眼睛睁着，呼吸也顺畅，只是面色有些憔悴，眼神也有些混浊，像有神，也像无神。我试着打招呼，才发现她已经说不出话，只能挺着声音哼哼。

小方这时说，我们出去吧。我知道她不想让我感受病房里的氛围，或许也不想在他们面前落泪。蓬安县医院在城外，隔壁有个露天球场，是县城很多篮球爱好者的聚集地，她说想透透气，我们便下楼去了球场边。下午是最热闹的时候，球场里打着4V4，七八个组，都是年轻人，对抗也激烈，很有活力。她沉默地坐下，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于是默默看他们打球。她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换了两组，我才忍不住问，怎么回事？她说，就这样，那天回去，看她倒在地上，还背着背篓，就叫人送到镇医院，医生说治不了，又送来县医院。我小心地问，应该没大问题吧？她摇摇头。我说，那就好，你不要太紧张了。她说，她动不了了，也说不出话，我那天回家去翻存折，还有五万多，她这几年存的，用来买房子的。我愣住，只好说，你舅舅肯定会帮忙吧。她看着球场，像在躲避我的目光，说，我不知道。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了。她又说，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该上去了，你快回去吧。球场上进了绝杀，欢呼起来。我看着她，感到一种陌生，不知所措。

那天我想到很多可能，甚至想过找我爸妈帮帮忙，唯独没想过，小方从此没再进过校门。高中很快开学了，所有人都庆祝着人生新阶段，我也不例外，满怀热情地感受着新鲜的一切，除了想起小方的时候。小方在县城一家奶茶店找了工作，做服务员，每月三千五，轮班，包吃不包住。火锅店工资稍微高一点，但下班太晚，她在网上进了一批氢气球、泡泡机和巴掌玩具，夜里要穿着玩偶服去县城最热闹的广场摆摊。刘姨情况稍稍好了一些，能艰难开口，但依然不能动，需要人照顾。小方的舅舅给了两万块，对小方嘱咐，这是瞒着你舅妈的，你千万不要提。但过去那些年，舅舅一家过年都很少去看她们。她知道，这是提醒自己记得还。医院住不起，老家又太远，怕有意外情况，思来想去，她就在老城区租了间小房子，每天三头跑。

这间小房子，是小方第二个家。

蓬安县的新城和老城差别很大，新城有些过于新，没有人气，显得冰冷，老城又过于老，人气是有，但也脏乱差，有种腐坏的热闹。小方的房子挑得很细心。尽管是老城的筒子楼，但内部很干净，装修得像样板房，窗户一关，就隔绝了外面的脏乱，但楼下的叫卖和吵闹又让这里有了几分生机。为了房子里的这点生机，小方还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摆在刘姨的房间的许多植物，比如二手市场淘来的收音机，比如每天定时定点的饭菜和厨房里的油烟味，比如客厅里的几条小金鱼。小方说，有点动静，日子才会活起来。

在这里的三年，应该是小方最辛苦的时候，但她反而显得生机勃勃。大概是终于成了大人。我在高中荒废了学业，忙着读闲书，打游戏，谈恋爱，离小方的生活轨迹越来越远，她也很忙，因此见面次数并不多。记忆最深的，是她十七岁生日。那是她们搬到县城第二年。刘姨那时已经能拄着拐艰难地走走了，小方为她找了份在家串珠子的工作，一条链子几十颗珠子，一毛钱一条。我提着蛋糕和水果去拜访，小方准备了很多菜。刘姨变得更沉默，席间几乎无话，吃完饭又去了房间串珠子。我心里不是滋味，几乎能想到小方为了维持这间房子里的生活，过得有多累。刘姨吃完，我们做贼似地拿出几罐啤酒，就着蛋糕，悄悄喝起来。那天她很开心。她说她工作的奶茶店开了分店，她做成了店长。她说房东一家去了成都，她想多挣点钱，把这座房子买下来。她爸爸走之前就说，等他回来，他们一家就搬到县城来。她说她妈妈肯定也愿意。她说心齐了，家门就有出路。

我问她，你回去过没？

她摇摇头。

不打算回去了？

她盯着手里的酒，似乎在想怎么回答。又说，算了，再说吧。你不祝我生日快乐？

我沉默，然后说，生日快乐。她举着啤酒，朝我笑。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刘姨。

小方离开蓬安前，我还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刘姨再次住院以后。夜里两点多，小方打来电话，在那头默默地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哭声，很微弱，像是疲倦过头的人在呼救。我什么也没说，等她哭完，她说，明天来找我，没等我答应，就挂了电话。第二天，她拉着我一起去了县城最有名的寺庙。刚下过雨，山中很静，庙里空无一人。找了很久，才见到一位挑水的僧人。她买了香，步入佛堂，从左向右，一一跪拜、磕头。又伸出双手，虔诚地闭眼，听僧人念经，像在许愿，也像在忏悔。我抱着她的衣服，在门外久久凝望。第二次，是搬家。刘姨的后事从简，葬回了风镇，那也是小方最后一次回去。回蓬安后，她退了房租，准备去成都，走时叫我来帮忙。三年时间，剩下很多东西，除了刘姨的遗物和她父亲留下的东西，全部都扔了。绿植、收音机、锅碗、被褥、鱼缸，全都堆在楼下的垃圾箱边，成了被老城遗忘的一部分，又很快被人捡走。

车票就在当天。于是又送她去车站。火车站在县郊，四面绵延着山脉，等车中途，一群大雁飞过，耳边响起火车的鸣笛声，她仰望着，不知在想什么。我们长久地沉默。我问她，去了成都想做什么，她说不知道，总有路可走。我不由得重新看看她。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她是个女孩。那年我们十八岁，除了那双已经不稚嫩的手，她俨然还是少女的模样。她是很好看的女孩，虽然不让人觉得惊艳，但很舒服，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化上显气色的淡妆，就会令人眼前一亮。她热爱生活，热爱很多人，她应该拥有美好的人生。现在她可以去追求了。我却有些难过。

火车快进站了，她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我说，快走吧。她拉起旅行箱，又看着我，说，抱一下吧。她松开旅行箱。我们轻轻拥抱，又轻轻放开。她挥挥手说，再见了。我也挥挥手。我没说再见，什么也没说，静静地目送她离开。

高考后，我也来了成都，在野鸡学校读完书，又步入社会，但一直没稳定下来。出租屋搬了又搬，工作换了又换，身边的人来来去去，虽然经济上在慢慢变好，但始终没有定数。风镇的很多事，都变得遥远。看着朋友们早早成家立业，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在这里找份稳定工作，选择一个女孩，买辆不好不差的车，再贷款买套房子，把根扎在这座城市。但始终少了些勇气，去面对这种人生。

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或者说，在逃避什么。

二十岁那年，一次回乡途中，路过小方的村子，我心血来潮，想去拍张照片发给她看看，沿着熟悉的小路上了山，才发现梧桐已经衰败了，也许是房屋没了人气，也许是缺乏照料，总之成了光秃秃的枝丫。但树干依旧笔直挺立着。小方的消息回得很快，树枯了？我说，应该是死了，但死了为啥还立着呢？过了很久，她说，不知道。然后没再回消息。但我一直疑惑，因为那棵树的模样，既不像死得彻底，也不像还有生机。然后我到网上搜，就知道了。梧桐的树心死了，树干还不会倒，会年年立在那里，让人总以为它能在某个春天重新发芽。至于那股困惑小方的气味，也有了答案。健康的梧桐就是淡淡的草木香，至于那缕莫名的腐臭，大概是树叶没飘落就已经在树上腐烂了，也许是闹虫子，也许是树叶不想落下，说不准。我截图，发给她，但她没回我。

过了好几天，才收到她的消息，死了就死了吧，死了不用挂念，挺好。

你最近是不是不顺利？我问她。

没有啊。

那你这样说。你不回来了？

回哪儿？

回家啊。

人都没了，回哪儿。

但你还在啊。

她没再回我。

成都这些年，我和小方很少见面。我们都变得很忙。她也变得和我一样，不喜欢在某地长居，经常是上次联系在城东，下次联系时又去了城西。她说这种生活让她很清醒，她喜欢活得清醒一点。但我知道，我们也许面对着同一种困境。

或许正因为那些清醒，她的事业发展很好。她到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链家做销售，拜从前的经历，她既吃得下苦，也懂识人，业绩做得很好。后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认识她初恋，一位给房产中介公司剪视频的不得志的摄影师。恋爱后不久，两家龙头先后出问题，加上疫情影响，地产行业压力越来越大，两人便辞了职，做起同城探店，粉丝一度做到二十几万。后来分手，她把账号给了那男生，跟朋友合伙开了工作室，做代运营和品牌营销业务，靠着这两年那些被忽悠着创业的人，生意还算稳定。但我不知道，她到底快不快乐。

小方决定买房前，与我最近的一次见面，还是去年夏天。

那时我刚分手不久，房租也快到期，无所事事，不知何去何从，日子过得很颓废。那段日子喜欢听后摇，除了封控，每天傍晚都会去散步。小区外那条公路宽阔而冷清，道边尽是树木和野地，再往里有条小河，隐蔽，湿润，静谧。选好歌，就在绿荫笼罩和一次次颅内高潮中一直往前，虫鸣，雷雨，钢琴，小号，从溪水变成奔流，人像躺在水里，随波浮沉，直到月亮升起，再骑共享单车，沿河岸小路返回。返程时晚风迎面，身上的汗渐渐凉透，耳机电量耗尽，旋律被黑夜融化，然后弯腰站起，双腿加速，听水声与风声呼啸而过，如同一次梦醒。那时候我清晰地感受到，这是我人生中的某个变化时刻。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段路，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可以烂在角落，可以期待任何人，也可以和任何人告别。再往后，就是日子的潮水，情绪的磨灭，灵气的消亡。夏天就这样过去。夏天不会再来。

海朋森就是那时喜欢上的乐队。房子快到期时，我听到他们的一首歌，叫《新都人》，于是决定搬去新都。结果刚搬完家，疫情又来了。社区提前通知过，但我后知后觉，去超市只抢到些水和面包，撑不了几天。几幢公寓外连夜围起长长的铁皮，外卖送不进来，只能隔着铁皮往里扔，后来连扔也被禁止了，只好偷偷点，或者到社区处买物资，但数量有限，也要靠抢。房东住得很远，帮不上忙，我也不认识邻居，食物很快就空了。那次封控规模不小，很多朋友也帮不上忙，无奈之下，只好发朋友圈求助，小方很快看见，问我，你在哪儿？我说，新都。新都算是成都郊区。她回我一串省略号，又说，搞创作的确实不一样，就喜欢往外跑。我问，你在哪儿？她没回答，只说，位置发我。

傍晚，小方来了。我们通着电话，报着位置，但总是对不上，几乎围着封控区域转了一整圈。她气笑了，说今天起码走掉两斤肉，我谢谢你啊。好不容易碰到面，也只能隔着铁皮。我们透过铁皮缝隙，大眼瞪小眼。她说，快点，准备好，接住。然后拎起重重的口袋，想抛进来。我说，你是不是虎，给我泡面摔碎了。她说，那怎么给你？我说你等着，然后回去搬了把椅子下来，站上去，踮着脚，伸出脑袋说，递给我。她乐了，说你才虎，等会儿被人看见了。

拿完东西，我们隔着铁皮缝隙坐下，吃着巧克力，聊了很久。成都五年，那是我们见的第二面。这五年里各自的际遇，有好多可聊。但那天都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很快乐，纯粹的快乐。她好像又活成了从前生机勃勃的样子。

决定买房，是今年九月的事。有天夜里，她突然打来电话，情绪似乎不高。她问我想没想过以后。我问她，什么以后？她说，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听着成熟的声音，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她十几岁的脸。我说，现在已经是以后了。她沉默片刻，说，我离职了。我刚想问为什么，她又说，我想买个房子，陪我一起去看看。后来几个周末，我们便准时碰面。她一直没提，为什么离职，又为什么突然想买房。她依然很有精神，在每座新房里丈量着尺寸，计划着搬进来后如何装修，如何布置。我陪了一路，默默观察，好像突然想通了，之前这些年，我们为什么都喜欢搬来搬去。因为搬家真是快乐的事，一方面，让人回望自己的生活，发现其实没那么空洞，另一方面，也总给人期待，以为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这期间，看中过两套，但小方有些犹豫。我以为是钱的问题，没想到十月份她突然告诉我，买了。接着发来合同一角，签着她的名字，方归晴。她说，当天看的，当天交了钱。我问她什么感觉，她说，心情有点复杂。我说，买房是好事啊，开心点，你很厉害了，比我们都要厉害。她没再回我，半晌后，又突然问，你这些年，坚持的是什么呢？我一时语噎，难以回答。

小方租的旧房子在双流区，离我有些远，搬家这天，我定了早晨六点的闹钟，麻利地起床洗漱完，就开车出发了。抵达后买了两份早餐，看看时间，还没到七点，我以为来早了，没想到上楼一看，一居室的出租屋，已经被打扫得很干净，所有东西分类装好，只等搬走。她穿着卫裤，上身一件衬衫，挽着袖子，看着我笑。吃完早饭，叫了货拉拉，哼哧哼哧地搬下楼，贵重东西挪到我车上，就算齐活。最后一趟，她拉着我在门前拍了张合影，说，告别留念。接着一路开往新家，似乎漂泊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新家在六楼。小方拎着小件，我和师傅一起往上搬大件，十几趟下来，衣服都湿了，终于搬完。跟师傅道了别，关上门，我躺在沙发上喘气，她看着我直乐，扔来水，说，歇着吧。趁她打扫卫生，我终于站在她拍照的位置，远远地看到那棵梧桐树。阳光很好，又是周末，小院很热闹，下棋的老人，树下拋落叶的孩子，提着菜回家又在楼下驻足聊天的阿姨，再美好不过的场景。但看着树，我忽然想到，对小方来说，这座房子里，原本应该还有两个人的。

收好新家，已经是下午。我帮着小方收纳各类杂物，她取回几个快递，负责布置。我们很有干劲，空荡荡的房子很快焕然一新。我这才认真审视起这座房子。房子格局很紧凑，六十几平，隔成三室一厅，好在装修是现成的。听说上任房主也是年轻人，夫妻俩在成都做旅游生意，规模不大。六年前，他们买下这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结果疫情期间破了产，男主人走投无路之下走起歪路子，又被人骗了钱，两人只好把房子卖掉还债。他们显然在装修上下过不少心思，大到家具和家电，小到防水和地板，全是买后重做的，如今也全都保留了下来。凭小方经营生活的能力，相信这里很快就能焕发新的色彩。从此以后，这里就是小方的家。第三个家。

一切结束，我们灰头土脸，斜躺在沙发上，都不想再动弹。小方忽然问，我们认识多久了？我想想，回她，十五年了吧。她伸出手，试着去抓阳光下的灰尘，说，都十五年了啊。我说，听说人身上的细胞七年换一次，从我们认识起，重新活了两次了。她只是笑。我问她，你真的不回去了？她没回答，只说，你还记得大连吗？我说，肯定记得。她说，小时候，你家是不是住四楼，公用厨房，外面一条走廊，也是老房子。我说，对，你咋知道的？她说，有一回，我跟着我爸妈来你家里，你在写作业，用的是超市买的本子，很漂亮，我和我妈没进去，我在窗外边看到的。我记得，他们是来借钱。出发之前，他们把我赶到外边去，在屋里吵架，我妈哭，我爸也哭。那天我爸把我和我妈养的花砸了。我都忘了是什么花了，但是还记得那个声音，不是砰的一声，是一片混沌，就像闹哄哄的菜市场，就像我在菜市场里走丢了。我被吓哭了。他们才安静，出来哄我。然后我们收拾收拾，就去了你家。

你家在沙河口，我家在甘井子。巧不巧，那时候住的也是筒子楼，也是六楼，也有这样的阳台，外面也有一个花坛。春节回不去，我爸喝多了，就带着我们下楼，在花坛边堆雪人。堆好了，我觉得它不好看，我们就又上楼，我拿我妈织的红围巾，我妈拿吃剩的胡萝卜，我爸干脆揣包烟下来，我们就用石子给雪人点上眼睛，又给雪人戴上围巾，装上鼻子，我爸还给雪人点上烟。我说不准抽烟，他就笑。当时我觉得，我们能在那里住一辈子。今年我老梦见那个房子，可我妈没在了，只有我爸，还是以前的模样，穿着背心和工装裤，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他修了一辈子房子，就想搬到城里，想走得远一点，好像这样，就有意义了。

我在梦里叫他，怎么喊他都听不见。我就想，他肯定回不来了。那我呢，我也回不去了。

十五年，第一次听小方讲起这些。我从没想过，她和我一样，挂念的是那个异乡。我依然不敢安稳，但她也许终于有了勇气。她总是走在我前面。

那天夜里，我们在新家开了第一次火，做了很多菜，我还照着菜谱，做了一碗猪肉炖粉条，童年味道。她开玩笑说，以后混不下去，来我这里住，给你留个房间。我问她以后什么打算。她不在意似的，像十八岁那样回答我，不知道，总有路可走。吃完饭，她送我下楼，我们在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都很安静。黄叶在风里苦苦支撑，又轻轻飘落。我说，有机会，还是回去看看。她看着我说，你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其实这些年我也很少再回去。

再见。我朝她挥挥手。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

写下这些，是在风镇。

我总是想起小方的问题，你这些年坚持的是什么呢？在路上的许多年，我一直没有答案。但回到这里，答案好像清晰了一些。我没有坚持什么。我只是想，如果所有人都在往前走，那就没人记得回去的路了。那我来记住吧。也许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大风吹得四散天涯，不至于活成无根的浮萍。

小方的老房子，已经彻底荒废了。白墙染上污迹，帆船也早就不见，只有当初小方在墙角刻下的“方归晴”，依稀显示有过的生活痕迹。但却并不死寂。院子里长满了野生植物，青的草，黄的花，在风里轻轻摇曳。我裹着大衣，独自站在这座小院里，觉得生活真的是脆弱，辛辛苦苦建筑的大厦，风一吹，就来回摇晃，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可生命真是强健的东西。好像只要一股气还在，风大不大，楼倒不倒，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一切都还会重新生长起来。嘉陵江的风吹向山脉，吹向蔚蓝的天空，又是一年过去，似乎一切都在轮回。唯独那棵枯树，在满园生机里静默着，如同墓碑，矗立在西南之地，仍将永远、永远地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