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作者/唐冲

远方的朋友，这是我的一封信。关于离家，关于闯荡，关于愈加珍贵的“相信”。

阿宏，你好。

十二月搬家，寻宝似的，从箱底翻出一堆旧衣服，又从旧衣服里找到一个掉了皮的钱包，又在钱包里看到一叠很新的火车票——钱包和火车票，我已经很久没用过现金，现在坐火车也只需要提供身份证，谁能想到有一天连它们也会被遗忘。我想起来，这些车票是前些年攒下的，往返于成都和蓬安两地，一边是离家的路，一边是回家的路。车票有粉红色的，有淡蓝色的，像油画里的大地和天空，还有总是很快斑驳的黑色，在温暖的底色上印下名字、时间与路程，精确又冰冷，像在生命里刻下的一个个坐标。

除了我的名字，这些车票上，一直不变的，只有那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K817。

K817次列车，攀枝花——北京西。

这是我最熟悉的列车。很多年里，这列普快都会短暂停靠在蓬安县郊外那座小小的车站里，往北，是繁华的北京，往南，驶向成都、大凉山和诗里的西南之南。停靠的那几分钟里，站台上的旅客们总是拖着行李，步履匆匆，沉默地离开，沉默地归来。穿制服的车站职员，也总是伫立在铁道旁，和火车一起，安静地等待。几分钟后，站台空旷了，车站职员便郑重地挥挥手，像在告别。于是火车也缓缓开动，向老朋友们回以鸣笛，继续驶向外面的世界。

2011年，二婚远嫁北方的母亲生下弟弟，时隔两年，第一次抱着孩子回娘家，就坐的这趟车。我剪了清爽的头发，换上最干净的衣服，提前两天到外婆家，和他们一起收拾屋子。母亲的床是我铺的，自家打的竹席和棉絮，被夏季的太阳一晒，是饱满的植物香气。铺好，我躺在干净的床上，想象着母亲如今的样子，想象着我们有了各自的新人生后，再见时，她会不会哭，会不会笑，会不会抱抱我。他们回来那天，我和外公坐着大巴去县城，又转公交，到城外的火车站迎接。铁轨在山林中若隐若现，我心里忐忑，总是忍不住张望，迫不及待地想听到火车压过铁轨的声音，又害怕真的听到。

母亲没有哭，也没有笑，也没有抱抱我。再见时，她身边站着陌生的继父，怀里抱着陌生的弟弟。他们那时生意做得很好，她不用再住出租屋，不用再双手操劳，也不用再穿便宜衣服，她戴着很闪的耳环，在人群里张望着，漂亮得我快认不出来。我和外公迎过去，她看见我们，领继父走来，先喊外公，又喊我，腾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说，你长高啦。我长高了，可还不够高，我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表情。

母亲回来住了一周。她带我玩了几天，带我认识继父和弟弟，给我买了很多衣服和吃的，又给我办了存折，存进一些钱，密码只有我们俩知道。然后她说，他们要走了。离家是大事。那年夏天，稻谷丰收，外公给他们装了满满一袋新米，把脸埋在上面，是浓浓的粮食香。但母亲推辞说，不好带。外公就一点一点往外舀，直到她说，可以了，爸爸。临走前夜，我和母亲趴在那张我铺好的床上，看啃脚趾的弟弟。她说，我总觉得，你还是他这么大，但你已经是男子汉了。又说，这次回来，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回北方，留在妈妈身边，如果想去，明年春天，我就回来接你。我很想去，但我还是说，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不习惯。她有些意外，因为她和父亲离婚前，我明明在北方生活得更久。她又问，为什么。我说，这里才是我家。还有一句，我没说出口，但她也许听到了。我想说，我已经长大了，妈妈。我看见她终于落了泪。

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母亲讲起年轻时的事。她说那时候火车站比现在还小，只有绿皮，窗户可以打开，窗外的风景很慢很慢，她买不起坐票，就挤在过道里，紧紧抱着背包，望着北上途中的高山、河流，幻想着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候。我说，现在你已经在那里了。她只是笑。我问她，我们离得这么远，是不是很难再见了。她像回来时那样，摸摸我的头说，心在一起，多远都不远。她是笑着离开的，也许是没让我们看见眼泪。他们进站后，我和外公伫立在火车站外的小广场上，等了很久。直到火车的鸣笛声响起，外公才说，走吧。火车从山林中若隐若现的铁轨上穿过，却只能看到一抹褶皱的绿，也许它变得太快了。我终于想哭，却忍住了。我在心里祈祷，如果再也见不到，就让这趟火车开得再慢一点吧。像她年轻时一样。

2015年，初中毕业的夏天，同桌两年的小路向我炫耀他的车票，“K817，蓬安——成都”，“K818，成都——北京西”。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远行。此前的十五年，他只在电视和黑网吧里见过县城以外的事物。

小路的父亲，从前是老家有名的建筑工人，为人本分正直，活干得也细心靠谱。在南方因工伤残疾后，他再也做不了体力活，只能留在老家务农、做手工活为生。为了他能成家，家里人托人从湘西买来一个身世凄惨的姑娘进门。小路父亲起先拒绝，后来还是接受了。他真心相待，努力工作，试图弥补自己的罪，那姑娘似乎也一度认了命，三年后为他生下一个健全聪明的儿子。但没人想到，孩子刚满周岁，姑娘就悄悄离开了，只留下一句话，“我不恨你”。是给她丈夫的。

前十五年，小路和父亲蜗居在乡下的泥瓦房里。小路的卧室一角，永远放着一个脏脏的塑料桶，用来接屋顶漏下的雨水，嘀嗒，嘀嗒，很多年里，他望着头顶透出一缕亮光的缝隙，幻想着小镇和县城以外的生活，幻想着陌生的母亲是什么模样，就这样长大。十五岁这年，沉默的父亲终于告诉他，他可以去验证那些幻想了。原来当年那个姑娘从没忘记这里的孩子。这十五年，她漂泊各地，有了新的家庭、新的生活，但也没忘记偶尔给小路父亲转钱。他们约定好，不要让小路知道她还在。但小路父亲失约了。他告诉小路，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妈妈有她的人生，等你长大，就能离开这里去找她了。他还说，你应该像你妈妈一样，去城里生活。

小路的母亲，在这趟列车的终点，繁华的北京。据说她生活在某个大院，那里住着一些退休的老人，其中甚至有在新闻里才能看到的人物。那天我们在黑网吧里，他难得没有上游戏大杀特杀，而是两眼放光地看起远行攻略和北京历史。他拍拍胸脯承诺，会为我们带只烤鸭回来。于是我们一块两块地给他凑了几十，当作践行礼物，逼他答应，苟富贵，勿相忘。他仍然拍拍胸脯，放心，做兄弟，在心中！一脸轻松的样子。尽管我们都知道他心里多么忐忑。

我们没能等到烤鸭，但等到了一封信。信里说，火车在午夜抵达北京，母亲在出站口举着牌子等他。他去了故宫，去了长城，去了地坛。北京很大，他和母亲一家一起住在狭窄但干净的出租屋里。在北京，他有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带他们一起去了少年宫，那里的孩子真的跟教科书里的插画一样。他还去吃了肯德基，比县城里唯一那家他一直想吃但一直不敢去的德克士贵多了，但真的很好吃。他还说，希望我们离开小镇去读高中前，可以去看看他父亲。以后他也许会留在北京。他会想念我们，想念这里的一切。信里附一张照片，瘦瘦小小的他和一个白人游客站在广场上合影，他比着剪刀手，僵硬地笑，身后是雄伟的鸟巢。

我们回信：天天开心！苟富贵，勿相忘！下面画着搞怪的图案，签上各自的名字。

但再也没收到新的回信。

中学的几年，是老家的孩子最动荡的阶段，我们总是在送别。毕竟除了一中，全县剩下的所有高中加一起，每届也只能考出几十个本科生。家里没能力的，大多数都走上父辈的老路，早早离开学校，迈进社会。家里有些能力的，则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城里。不好不坏，也没有决心的，只好留在原地，目送一个个好朋友先一步走向外面的世界，然后被人潮淹没。留下的每个人，心里都埋着一粒种子，等待破土而出。

2018年，高中毕业，终于轮到我离开了。“K817，蓬安——成都”，三个半小时，即可抵达一个新的世界。出发前夜，我兴奋得睡不着。但真正走上火车，才忽然感受到离开的力量。这条漫长的铁路，沿途会经过无数地名，无数远方，但真正属于我们的，原来只有一段：蓬安——XX。

离家的火车，挤满了出远门的学生和务工者。鼓鼓囊囊的背包里，也都装着相似的东西，老家的食物、一本旧书、一些旧物、一套厚厚的旧衣服……都是能在异乡用上的老物件。窗外掠过熟悉的山水，让人兴奋，也让人隐隐感到难过。于是紧抱着背包，像抱着一块坚不可摧的盾牌，在火车的摇晃里，认真计划起学业、工作、感情，或者某些并不具体的欲望。这种认真，很像是在给自己积攒勇气。好像有了勇气，就能强大起来，到了终点，下了车，就能从容地面对新鲜、复杂的生活。所以在离家的路上，总是会有混乱而强烈的情绪。人在这种情绪里，慢慢地绷紧，慢慢地绷紧，慢慢地从一个孩子，变成另一个坚硬的、顶天立地的大人。我们就这样走向外面的世界。

在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中餐厅服务员。那是一家拍黄瓜卖到六十的餐厅，装修高端，商务宴请很多，但工资并不高，除了主管，都是兼职的学生。餐厅规矩很多，跨立，鞠躬，微笑，每人负责一个区域，客人坐下，点单上菜，客人挥手，弯腰服务，客人起身，收桌铺桌。客人吃饭时最轻松，只需要戴着口罩，静静站在一边，听他们倾诉各自的生活。那些生活总是快乐的，也许是谁都不想在餐桌上诉苦。我喜欢分辨他们的口音，想象他们的来处，想象他们如何坐着火车来到异乡，如何静静地望着流逝的一切，又如何享受着眼下的欢乐，忍受着漫长的孤独，慢慢变成眼前这个大人。下午三点后，客人散去，吃饭午休。兼职的服务员们会横七竖八地躺在逼仄的休息室，聊起客人、学校和各自的生活，聊着聊着，就响起轻轻的鼾声。年纪最大的同事二十八岁，甘肃人，刚考上川大的硕士，话很少，聊起故乡，他才会多讲几句。他说那边的土地很漂亮，像深黄色的海。他高考三次，考研两次，才游出来。他是独子，父亲和母亲已经六十岁了。但他们很开明，希望他能游向自己的世界，哪怕游到国外，哪怕永远离开那片海。

我一直记得他的眼睛。平静，却炽热。

这种眼神，我渐渐在更多人身上看到。各类工作接触多了，我后来就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中介。城市总是轰轰烈烈地运转，热闹的现场活动，忙碌的物流中心，繁华的写字楼和小区，永远需要做做样子的保安、鱼龙混杂的充场、通宵干活的快递分拣员、不厌其烦打着骚扰电话的客服、四处打零工的保洁阿姨、偷偷贴小广告和传单的“闲散人员”。无论用人方多少预算，一百出头，就能买走他们的一天。即便如此，也要抢活干。微信群里刚发出招工信息，工作手机就会断断续续响起不停歇的添加好友的震动，“还要人吗”，“帮帮忙”，“我可以去吗”。这些声音，让人有挣到快钱的兴奋，也让人心怀莫名地愧疚。城市最不缺“廉价”的人，讽刺的是，他们的钱也是最好赚的，因为他们最愿意“相信”——相信机会，相信规则，相信劳动改变命运——更讽刺的是，正因为这些本该如此、却慢慢变珍贵的“相信”，他们才会变得“廉价”。但偏偏是他们，有着和记忆里相同的、平静却炽热的双眼。

这些年，我换着不同的工作，体验着不同的生活，走得越来越远，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宽广，攒下的车票也越来越多，才终于渐渐明白，那些眼神的深处，其实还藏着另一个遥远的身影：铁路另一端，越来越陌生的那个家乡，一个小小的孩子，正在高远的天空下，久久地凝望着你离开的方向。那些眼神，之所以平静，是因为走得够远，而之所以炽热，是因为这个孩子依旧守在原地。

他用凝望告诉你，不要怕。

这叠火车票，最后的日期是2022年5月2日。我还记得那天。五一小长假，我带着当年在床上啃脚趾的弟弟一起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外公。回家的路总是很安宁。火车一路摇晃，缓缓驶离成都平原，钻入川东北越来越浓绿的山脉。车上能看见不少藏人和彝人举家远行。他们不像汉人一样沉默，一路上总在放肆地嬉笑，吵闹，又可爱。我戴上耳机，隔绝声音，看窗外一点一点消失的铁轨，什么也不想，终于放松下来。

经过嘉陵江，弟弟很好奇，趴在车窗上看，我向他讲起母亲，她刚离家时，就是先从这条江坐小船去县城，再坐火车，从脚下这条铁轨北上，我们现在走的，就是她年轻时走过的路。下了火车，他才问，那你呢？你怎么出去的？我看着眼前的建筑，说，我从这里。蓬安火车站变化很大，扩建了广场，修整了候车室，也终于通了高铁，到成都的车程缩短了一个半小时，已经很少人再去买K开头的车次。我在心里感叹，十年前母亲还在怀念绿皮，十年后普快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绿皮。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这趟车的另一头，成都唯一还保留着市井味的成都站，也被彻底拆除重建。

好多事情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小路的父亲是2021年去世的，因为疫情，入土半月后他才赶回来。处理完后事，小路坐着当年离家的火车，在成都和我见了一面。离开父亲以后，他在北京生活了一年，离家出走三次。他讲不好普通话，被继父戏谑地叫小野种。弟弟妹妹还小，不知道什么意思，以为是玩笑话，也跟着叫。母亲在大院做保姆，难得回家时，总被继父骂，但他不敢动手，因为怕被看出来。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前，他趁继父睡着，用板凳狠狠地砸下，然后转头跑掉。他在母亲工作的大院外站了很久，但还是没见见她。他用从家里偷出的钱买了回四川的车票，饿了一路，站在老家的门前时，被惊愕的父亲痛骂一顿。他也愣在原地，他没想到才过去一年，父亲就这么老了。但他很委屈。不久后，他离开了家，真正的离开。起先在广东进厂，混日子，后来网恋，去河南奔现，被骗进传销，他认了命，在传销窝里赖着，直到警察找来。再后来，他卖了身份证，靠打零工为生，大多数时间都像从前一样，混在网吧里。直到父亲生病，他才发现，除了打游戏，自己什么都不会。无奈之下，他借钱买电脑直播打游戏，没想到居然真的走出一条路。

那天他劝我别再走现在的路了，做内容，写文章，无论哪条，都是窄路。他说，你太固执了。最值钱和最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脸面。以前我的脸面不值钱，现在我值钱了，它也就值钱了。我爱说实话，兄弟。我妈那个男人，上个月还找我借钱呢。我沉默不语。酒过三巡，我问他以后还回来吗，他有些醉了，反问我，回哪儿？啥叫回？回的意思是说，有人在等你，你明白不？

我明白。也不明白。

老家的学校，也已经渐渐被抛弃，像我这一代人长大时陆续关闭的村小一样，从前热闹的乡镇学校，要么被更大的乡镇合并，要么直接关停。九个年级，常常连九个班都凑不齐。和从前的情况不一样，学生们并不是读不起书，而是都涌向了城里，涌向从前我们眼里那个“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只有“外面”很遥远，等他们长大以后，“外面”和“故乡”也许都会变得遥远，那时候，它们的定义会不会渐渐模糊呢？或者渐渐被遗忘？就像被遗忘的绿皮，被遗忘的火车票，和正在被遗忘的普快。我们正在一趟更快的列车上，生活渐渐被嘈杂的、震耳欲聋的风声灌满。

我已经很久没坐过火车。最近一次看到老朋友，是南下的路上。我行驶在攀西高速，高速一侧，是三线建设留下的攀钢旧址，废弃的厂房，巨大的烟囱，在山里沉默着，像死去的巨兽。下了高速，远远看见一列火车正从山间驶过，红色车头，绿色车身，我注视着，猜那应该是它。天空很快又变得高远起来。短暂休息后，迎着灿烂的阳光，我继续上路，耳边是恳切的歌声：

今天我的所有勇气，不如一台机器，一切中心轰然倒塌了……失败之地还有名字，失败的人速朽，铁路两旁晃荡着幽灵……当我怀着爱和希望，回首西南之南，但愿你们都有枝可依。

我心中涌起潮水，不可抑止地，想念起很多人。

2023年冬。搬家前，我把所有车票都收进信封里。在信封上涂上简笔画，笔直的铁轨上驶来一列火车，远处站着一个男孩，目送火车离开，上空几道线条，是凌厉的风。我把信封重新放回箱子里，盖上旧衣服，再盖上盖子，锁住，像刻下一个新的坐标。我准备带它去新的出租屋，去新的生活，就像刚来成都时一样。我想，有朝一日，在外面的世界迷了路，这些车票也许还能用一次。亮出它，我就有家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