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鲜

作者/康夫

故乡，故人，人长大离乡就越容易怀旧。作者把各类河鲜写出了往昔的味道，也带出了外号高仓健的邻居大叔的故事，他爱好钓鱼，和妻子郎才女貌，却因为女儿的先天性疾病一直烦恼。这一片过往夹在记忆中，留下的不仅是河鲜的滋味，更有对生活的悲悯。

从我家出发，直走是市中心，左转是小学，右转是湘江。周一到周六左转，上学路上可以买一只喷香的烙饼；周日右转，可以赶早买活鱼。

礼拜天早晨，父亲把我拎上自行车后座，塞进黄色藤编的椅子里。

“我们去江边。”

“好。”

“看看有没有鱼。”

“好。”

“脚缩起来，不要卡在车轮里了。”

“好。”

买菜的篮子挎在龙头上，我们摇摇晃晃地出发。家门前的丁字路口是一道分水岭，是熟悉的城市生活的边界。我们沿着右边那条通往江边的下坡路滑下去，两边是越来越矮的房子、越来越杂乱的电线、脏兮兮的菜市场、不开灯的小吃店、落满灰尘的五金铺子、穿着不好看的衣服的行人。我对这陌生的一切好奇，不作声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两旁流动的、乱七八糟的人和景，好像看一场别人的电影。许多年以后第一次看到贾樟柯的《小武》，相似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既亲切又疏远。

不多远处，一条茫茫的白色水面悬在道路尽头，便是湘江。我们把自行车停在灰色的水泥河堤下面，拎着篮子爬上堤坝。父亲举着我，我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靠水的那一面是陡峭的斜坡，有几处用红油漆标记的地方，写着水深多少多少。湘江经常发水，一到雨季，电视台每晚都要播报今天水涨到多深、打破了哪年记录的新闻。有时候运气好，江水正好涨到最高水位线下面，雨季就结束了；有时候运气不好，雨下个没完，江水就会一直漫过堤坝，溢到马路上来。只要水情没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父亲都会骑车带我去看“发大水”。附近的人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家中常备木盆、大勺，用来往外舀水。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住在橘子洲上，只要一发水，她就可以请假几天不来上学。因为大水淹了一楼，她们全家只能住到楼上去，没法出门。我很羡慕她，因为我家地势高，大水怎样也淹不到我家来。不过她也有羡慕的对象，就是她的表妹。她表妹在一所靠江的小学念书，发大水的时候可以全校停课，一停至少一周。

不发水的季节，湘江是瘦的。水面一路后撤，直到露出堤坝底部的一小片空地。这时候卖鱼的人就来了，但并不是每个周末都能碰见。

“有没有看到卖鱼的？”父亲举着我，问。

“没有看到。”我伸长眼睛搜索着堤坝下面，答。

“再找找。”他把我放下来，我们沿着堤坝往前走。江上的风吹过来，并不柔和，水面和天色淡淡的，一片荒芜，对岸是我们称为“河西”的地方，除了几所高校，一无所有。

我们走了一段路，父亲又把我举起来。

“看看这边，有没有卖鱼的？”

“有的有的，就在下面！”

我们赶紧走到下一个豁口，从窄而陡的台阶一路下到水边。卖鱼的人已经来了许多，有江上的船家，附近的居民，也有开机动船的小老板，热闹非凡。他们自觉地在水面降下去露出来的那条细长的空地上一字排开，背靠在堤坝的陡坡上，前面放着竹篮和水桶，里面有清晨江里新鲜钓上来的活鱼，也有偷偷炸到的鱼。还有一些人在水边现场垂钓，一扯鱼线，拉起一长串小鱼崽子。大部分人捕到什么卖什么，水桶和篮子里经常五花八门，什么品种都有，最常见的是白鲢。我记得巴掌大小的白鲢，被炸昏了头的，只要三毛钱一斤。那是刚进90年代时候的事。

在这卖鱼的行列当中，有时候会遇到邻居高仓健。高仓健是我暗地里给他取的代号。他和我父母一样在大学里工作，高大帅气，浓眉深目，有且只有两个爱好：抽烟、钓鱼。每到周末傍晚，他必定提着满满一桶活鱼从郊区回来，先送给我家两尾，留足自己吃的，再有多出来的便在江边鱼市上摆摊卖掉。他妻子是浙江人，漂亮能干，会做许多好吃的菜，且与我母亲关系很好，每到新年都送我一盒高级巧克力。我并没有想过一个高校职工在江边卖鱼有什么不妥。偶尔听到大人们说他年轻时从不钓鱼，从不抽烟，现下这么做是因为“家里出了那样的事情，心里烦的”，我也不曾细想。在我心中，高仓健一家是电视剧和小说里才有的完美夫妻，又好看，气质风度又好，家里还有洋气的红酒，和周围那些庸俗的家庭截然不同。唯一令我不解的是，他们家比我大一岁的小姐姐从不和我玩。我喊她，她不应。

湖南鱼米之乡，水产品种很多，吃起鱼来也很挑剔。最经常吃的是草鱼，很大一条砍成数段，先下油锅炸黄，再放姜丝、葱段、青椒或紫苏加水煮熟。这样做出来的鱼汤十分鲜美，但鱼肉没多大意思，既粗糙又算不得入味。草鱼不吃头，只吃身子和尾巴，鳙鱼相反，只吃头，不吃身子和尾巴。鳙鱼就是胖头鱼，一个大头能占掉整条鱼的一半体积，通常剁下来单独卖。我不知道它们的身子和尾巴去了哪里，大约是廉价处理掉了。鳙鱼头十分鲜美，专门用来做“剁椒鱼头”，这是湖南名菜。如果馆子里吃，鱼头破开两半，一半放红椒，一半放白椒，吃完鱼以后还要送一盆面条，拌在鱼汤里吃，酸爽鲜辣得很。“鳙鱼头，草鱼尾”，这是我们那里吃鱼的讲究，也是高仓健告诉我的。

常吃的还有武昌鱼和鲫鱼。武昌鱼又叫鳊鱼，扁扁的菱形身体，最合适的大小是一斤左右，太大的话腹部会有肥油。武昌鱼做起来很简单，抹上盐和料酒，肚子里塞上姜丝葱段，上锅清蒸即可，喜欢味重的人最多再加些蒸鱼豉油，就十分好吃了。武昌鱼便宜，肚子上只有大根骨头，没有小刺，给小孩子吃最合适。鲫鱼也便宜，但鲫鱼个子小，刺太多，绵绵密密根本找不干净，所以家里不太敢做。偶尔做来吃也是油炸为主，在花椒油里炸到香酥焦脆，连肉带骨一并嚼了咽下，是不常有的美食。另有一种叫非洲鲫鱼的，其实就是罗非鱼，黑乎乎的很难看，肉腥不能清蒸，也是油炸了来吃，赚一个酥脆。

鲶鱼虽然便宜，肉美，但家里吃得不多。一来土腥气重，要下花椒辣椒等许多猛料；二来因为嘴宽，两边腮旁各有一根长须，看起来样貌很凶，据说是会变成鱼精的。《西游记》里那两个黑白鱼精就是如此，后来被猪八戒一钉耙打死了。娭毑说：“你看路上那些嘴巴宽的人，说不定就是鲶鱼精变的。”这样一来，我就更不敢吃鲶鱼了。

高仓健也不吃鲶鱼，偶尔钓到了就扔回池塘里。我上了小学，小姐姐没有上学，仍旧在家里坐着。中药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茶几上常年摆满各色药瓶。虽然知道她不会应，我还是象征性地喊一声。

“为什么小姐姐不上学？”我问高仓健的妻子。她也不上班，据说叫“内退”，每天在家里照顾女儿。

“小姐姐生病了，现在不能上学，以后病好了，就可以上学了。”她说。

我并不觉得不能上学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每天在家里也不错啊。虽然小姐姐从不理睬我，但我一向不讨厌她，因为她从不制止我玩她的玩具，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又哭又闹非要抢回去。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玩。

院子里大人们的叹息零星吹进耳朵：“不如再生一个算了。”“先天性的，又治不好，这样养下去养到几时呢？”“听说是女的怀孕的时候看多了电视。”“也有可能是淋了一场雨，发过一次烧。”我并不十分清楚大人们的议论是怎么回事，但从心里感到厌烦。每当听到旁人这样议论，我便走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瞪他们。这些话自然也进了高仓健妻子的耳朵，她不像我那么愤愤不平，一面承受着不幸带来的后果，一面承担着造成不幸的罪名。他们仍然是我心目中电视剧里才有的夫妻。

又过几年，人们似乎有钱起来，菜场上的“高级鱼”也渐渐多了。母亲买菜回来，经常说起今天看到了某种过去没有吃过的鱼，多少钱一斤，比肉还贵。到了下一个节日，“高级鱼”之一的鲈鱼就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鱼背上铺着碧绿的葱丝和鲜红的辣椒丝，滚油淋下去刺啦一声响，虽然也是清蒸做法，但果然比武昌鱼看起来华贵得多。鲈鱼肉很嫩，尤其尾巴那一截，当得上“但闻鲈鱼美”的夸赞。

另一种“高级鱼”是鳜鱼，我一直以为叫“贵鱼”的。因为做法比较复杂，要烧着吃，母亲没有买过。“那个鱼家里不会搞，好麻烦的，听说里面有一朵花，烧的时候要放在一起烧，烧完以后又要拿出来扔掉，这样才好吃。如果一开始就扔掉，就没有味道了。”她说。所以鳜鱼在我心里有种深不可测的形象，不属于家常食物一类。后来在饭馆吃到“松鼠鳜鱼”，酸甜的茄汁浇在上面，味道是好的，但总也不太喜欢，觉得鱼还是应该清蒸。不然搞得红红黄黄的，还要浇番茄酱，又不是麦当劳的薯条。

还有一种，叫做柴鱼。柴鱼片汤，是专门给做了手术的病人吃的，对伤口愈合有奇效。我们住在一家大医院的家属区，经常看到住院部来来往往的家属们拎着保温桶进出。在我的想象中，每只桶里都游了一尾柴鱼。这些“高级鱼”都是专门养殖的，野地里没有，高仓健也从没钓到过。

有一段时间街上冒出许多吃“黄鸭叫”的小餐馆，一夜之间，这种过去听也没听说过的东西就成了流行词汇。我问父亲什么是“黄鸭叫”，他从来不下馆子也没有应酬，所以他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跟我说：“我以为是什么高级东西，其实就是黄腊丁。过去在湖区没有东西吃，天天吃黄腊丁，连着吃了一个礼拜。”

黄腊丁是一种巴掌长的小鱼，黑黄色，宽嘴有须，像鲶鱼的缩小版。这种鱼长在湖泊水网中，样子丑，肉少，土腥气重，上不得台面，过去只有穷苦渔民才吃。就像解放前没人愿意吃大闸蟹，只有黄包车夫才吃一样。后来不知道是谁发明了水煮黄鸭叫的做法（也有人说是四川传过来的），竟迅速攻占了大小排档的餐桌。

“钓黄腊丁有窍门，它们爱吃蚯蚓，不爱吃螺蛳，所以要用卧钩。吃饵的习惯也和别的鱼一口扑过去不同，它们细嚼慢咽，一点一点地吃。如果钓鱼的人心急，十有八九要空欢喜一场。正确的方式是等。黄腊丁很蠢，只要咬住了就不松嘴，哪怕等到它们把蚯蚓吃光再起钩都不急，跑不了。”高仓健对我说。

那时我已经上了中学，家里搬进新盖的教师楼，碰见高仓健一家的机会不多。据说他抽烟比过去更凶，钓鱼的时间也比之前更长。小姐姐因为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长成了一座小山。她会说简单的句子，偶尔被推到家门口晒太阳的时候，会对走过来看望她的邻居说：“爸妈去法院。”大人们互相对视一眼，不再多说，扯些其他的话。然而法院去了几次，婚始终没有离，也没有扯皮打架，依然像过去那样生活。

院子里大人们的议论仍在继续，而且又加进了新话题。“她婆婆，性格又怪，身体又不好，这样多年要儿子媳妇养着，还不准他们再生一个。”“为什么不准再生？”“据说怕生出来一个好的，要把这个蠢的扔给她带。”我母亲从不参与这些议论，只是找各种理由送红包给高仓健和他妻子，因为“只有钱最实在”。

偶尔碰到高仓健，他的脸依旧棱角分明，浓眉深目，只鬓边生出了花白的发色。虽然沉默寡言，但只要听到我读书成绩好，便会露出笑脸。他们一家人我都喜欢，我希望他们能高兴些，于是一到期末考完就拿着成绩单去报喜。他的笑脸我是真真实实见到的，而笑脸之后心底那重重的叹息，却过了很多年才听得见。

逢年过节，他依旧钓了鱼送到我家里来。

在我离开故乡到北方生活以前，我以为吃鱼是天经地义的事。鱼又便宜、又好吃，哪里都买得着，没什么好稀罕。鱼必定要吃活的，要嫩，要清蒸，这是基本要求。不是活鱼吃它干嘛呢！不要说死鱼，就算游得不那么欢实，尾巴一甩不能一下溅出水花，也没有人买。到北方以后，鱼忽然从生活里消失了，吃鱼变成了要专门计划、专门去找的事。比如，某某食堂某某窗口有鱼，某天中午就专门去这个食堂吃鱼；某某餐馆是做鱼的，下次聚会就约上同样想吃鱼的朋友，刻意为了吃鱼跑一趟。而这些鱼，多半是没头没尾的炸鱼柳、乱七八糟的红烧鱼块、毫无鲜味的麻辣鱼火锅，连什么品种都分不清楚，更不要说清蒸不清蒸、活不活了。

刚入大学时我很不习惯这一点，质问我的朋友李小胖说：“你们北方没有鱼吗？”

李小胖是一个山西人，他说：“北京算好的了，我在离家之前都没有吃过鱼。”

我不相信地问：“那你们山西的猫吃什么呢？吃面吗？”

我的室友老四不屑一顾地说：“你跟他一个北方人讲什么吃鱼？他们头尾都分不清的。”

李小胖说：“我们那里没有江河湖海，没有鱼很正常嘛。”

刚离开家乡的人见识有限，总以为自己家乡有的东西，别人的家乡也都有。尤其是江河，想象不出没有了河，人们怎么过生活，小孩子去哪里撒野。

李小胖说：“我们去铁路上玩的。拿一根大钉子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钉子被压扁了，就变成一把宝剑。或者把废掉的墩布点上火，当火把舞来舞去，漫天都是火星……”

李小胖是铁路子弟，父亲是火车司机。他或许也在惊讶我家门口竟然没有一条铁路，疑惑小孩子去哪里放火。人生有这么多不同的模样，而生活又是如此不公平。

再次回到故乡、见到高仓健一家，我已经大学毕业。新年时我给高仓健的妻子买了一条珍珠项链，我想，她那么好看的人，因为家务缠身顾不上买这些打扮的东西，我应该送给她。我们在她家的客厅里看电视台的新春文艺节目，她左边坐着我，右边坐着她女儿，大家都沉默没有说话。她的家还和我童年时记忆中一样，鸭蛋青的组合柜，红漆地面，茶几上摆满药瓶。似乎任何一件家具都没有更新过，时间停留在八十年代，依然是那个时候“洋气”的风格。她依旧在寻医问药，听说某地有专治她女儿疾病的“纳米疗法”，问我真假。我不好说什么，毕竟，她自己也知道不是真的。

又过几年，我留学回来，在机场免税店给高仓健买了一条进口烟。他只有两个爱好，既然钓来的鱼他送了我们，我只能回赠些好烟了。母亲夸我懂事，然而我知道这是愚蠢的礼物，送酒给借酒浇愁的人，送烟给抽烟解忧的人，都是饮鸩止渴的事。他接过来拍拍我的肩，没有说什么。

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我已经结了婚，带着半岁多的小孩回老家过年。我母亲做了外婆，欢天喜地，恨不得将外孙女四处炫耀一番。我在故乡没什么朋友，家里也没有亲戚，新年那天便说去高仓健家里拜年。母亲沉默片刻，低声说：“他女儿，刚刚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因为始终无法生活自理，父母又已年迈，无法照顾她的例假，加上子宫疾病的风险，医生建议摘除。

母亲看着坐在地上玩扁豆的外孙女，说：“你X姨（高仓健的妻子）怀女儿只比我早一年。她比我年轻，比我身体好，没想到碰上这种事。她小孩六个月了还不会翻身，不会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些怀疑，但谁都不肯先提。我们都是在医院工作的，儿科医生就住在对面楼里，他们也躲着不愿意去找。后来小孩到了一岁，怎么逗怎么喊还是没反应，拖不下去也躲不下去了，才去找儿科。人家只看一眼就下了诊断，先天性，治不好。后来做了那么多检查，吃了那么多药，果然还是这样一回事。他们两口子，明明郎才女貌的一对，结果……”

我听了很沉默。母亲不善社交，亲近的朋友并不多，高仓健的妻子是一个。我猜测在我出生前她们来往很多，然而两家孩子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终于在友情中增加了沉重的成分。大约我的每一次出现，每一个进步，每一份礼物，都是令人难过的打击。我已经到了听得见别人心底叹息的年纪，不会再举着满分考卷去表功，也不该再带着时髦的礼物出现。

这一年的春节我没有去看他，礼物也没有送，改封了一个红包由母亲转交，“只有钱最实在。”

母亲去了，拎回来两尾鲫鱼，是高仓健新钓的。大概他们家里也没有多少过年的喜气，不然不至于在天寒地冻的新年里一早出门钓鱼。两条灰黑的鲫鱼在塑料袋里游动，并不知道今晚的命运是下油锅。

“把鱼放了吧。”我说。

我独自骑车去江边。沿途的店面都关了门，街上没有行人，鞭炮声远远近近地响着，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晚上的年夜饭。我把车骑得飞快，从那条右转的下坡路一直冲下去，干冷的空气像爆炸前的焰火塞在胸口，让人只想纵声怒吼。脏兮兮的菜市场和平房变成了新建的仿古湖湘文化街，棚户区也早已不见，宽敞的湘江风光带像外滩一样整齐。沿江建起了许多西餐厅、咖啡馆，万达广场正在招租，江景楼盘也已经开售。我想起许多年前和父亲来江边买鱼时见到的棚户区的场景：铁皮、棕垫搭成的窝棚旁边堆着许多不知哪里来的轴承、金属轱辘、手脚架零件、长长的铁棍、废弃的井盖，总有锤子敲打在上面发出“邦——邦——邦——”的单调声音，四下回响。女人穿着蓝色洗的发白的工装上衣，袖子挽着，乱蓬蓬的头发用皮筋在脑后扎成一个小卷，终日弯腰劳碌。男人通常穿一件褪色成水红的背心，脚上一双深蓝塑料拖鞋，有一张日晒雨淋后黯黑褶皱的脸，肌肉虬实，手里不是拿着修理工具，就是扛着某种沉重的零件。小孩子也差不多，黑瘦得猴子一般，穿着看不出颜色的短裤，光脚在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里乱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高仓健一家，谁更苦些？

天色十分阴沉了，干燥的冷风吹过，一丝人气也没有。迎风站在江边，想要怒吼的欲望被吹得四散，无数没人能回答的质问消失在胸口。江面宽阔，看不到渔船，乌云低低地压着，一只离群的孤雁从水上掠过，发出锐利的鸣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