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向何处

作者/明星辰

我们对工作的认知，是通勤的两点一线，是打卡的朝九晚五，有规则，也有束缚。而一个更加自由的职场群体正在出现，他们被称作“数字游民”。让我们随本文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作者一起探寻，生活将游向何处？

当大多数人的生活被异化成公司和家的两点一线时，一个新的群体正在尝试把点线的生活延展成面——数字游民。随着互联网以及线上协同办公工具的成熟，地理位置已不再成为人们工作沟通的障碍。“数字游民”依靠互联网完成工作，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之间的强相关。在远程办公的同时，他们还可以自由地选择合意的居住地。

那些依赖于网络，但同时又游荡在各地的数字游民到底如何生活？有的人在大理开启了新生活，与此同时，又和朋友们谋划再次“逃离大理”，有的人则从北京搬到成都，通过“地理套利”经历着生活中轻松但也深刻的体验，也有人不断从世界表层跳脱出来，完成一次又一次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从虚拟到真实的趣味跳跃。在其中，自由、游离及跳脱，成为关键词。

SIDE A

自由度：随时走，随时停

在大理的生活依然很“卷”。对比从前在公司里的“内卷”和这种自我的“内卷”，Nian觉得它们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从前那种无休无止的加班以及没完没了的会议太多太多，而你真正有效的工作时长又很短，长此以往很难给自身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现在工作时，自驱力更强，没有那种消耗的感觉，反而是会有一种奋进感。”

Nian拍摄：位于苍山半山腰的寂照庵里的咖啡馆

对于Nian来说，奋进感留在半夜，白天的时候当然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除了聚在一起工作外，同在大理的这帮“数字游民”们，做得更多的是工作之外的活动——比如工作到中午的时候，会在洱海边的草地上玩飞盘或者滑板，或者找一个天气好的时间，背着电脑一起爬山，山间有一处很美的寺庙，中午会提供斋饭，大家便爬上山去工作，饭后坐在山边聊天喝咖啡，山中的时间过得很慢，有些人会选择再做一会儿工作，有的人则消失在林间，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再一起下山去。

即使不用线性的时间去审视Nian的生活，看看她和伙伴们所居住的空间，也能得到一些答案。她目前所在的大理“数字游民”社区，除了工位流动的共享办公空间外，还有十几间配套齐全的单身公寓。

除此以外，独立的厨房、洗衣间一应俱全，一楼的活动空间用作每周一次的沙龙分享会，舞蹈教室则是Nian每天晚上教大家跳摇摆舞的地方，旁边的琴房里摆放着吉他、琴和鼓，是整个空间隔音最好的地方，除了可以在那里自由地玩音乐外，如果有人需要相对安静地展开视频会议或线上课程，也会在那个房间完成。

Nian拍摄：她在大理创办的数字游民社区与共享办公空间

在这些分工明晰的空间之外，二楼还有一个阔大而敞开的天台，它背靠着苍山，聚目便能望见高山上并未完全隐蔽的湖光水色，以及湖泊四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洱海就在不远处，他们时常在这里消磨掉一整个下午。

对于Nian来说，身份的多元是支撑她成为“数字游民”的重要条件：在独立设计师身份之外，她拥有多重的标签，在大众点评上是美食博主，在马蜂窝上是旅行博主，承接不同社区的设计工作外，也会做很多内容创作与空间运营的工作。

除此以外，体验似乎更加重要。在北京和杨蒙恩一起学即兴戏剧课，和伙伴们一起组织着骑行海南岛，尝试过脱口秀，也做过支教，最近因大理游客太多，他们又策划着新的“浪游计划”，准备逃往下一个新的地点——“以前想做却没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都在数字游民这两年渐渐实现了，包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工作，本身就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她看来，“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的定义包容而丰富，“没有人有权利为‘数字游民’下一个定义，它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强调的是你自己对时间、空间，包括生活节奏的掌控度。比如有些朋友暂时定居在大理，并没有游起来，难道就不是数字游民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如果想走，随时第二天收东西就能走。我可以随时走，也能随时停下来。”

SIDE B

游离感：深入与抽离

Megan去年搬去了成都，她每天早晨的状况总是变得有些不可捉摸，有时是从青城山开始，有时还未从前一晚的酒摊儿完全醒过来。

在北京呆了三四年后，搬去成都似乎变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身边的朋友开始逐渐从北上广离开，移居到成都、大理，从前与她合作的品牌也开始逐渐外迁，去往武汉、成都，甚至连喜欢的乐队也不再“北漂”，而是选择驻扎本地，她一直都很欣赏的某个乐队，如今也在成都，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

来到成都后，生活成本的骤降让她具体又真切地体会到了“数字游民”概念里“地理套现”的便利，无论是房租、车位这些大头，还是诸如吃饭、打车等生活点滴，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低了不止一半。

“我比较幸运，收入可能比北上广的基础上更高一点，所以到了成都，就感觉什么都太便宜了，在这里可以过得很舒服；而且我现在去欧洲、非洲，经常一去就大半年，如果在北京的话，房子就空着，每个月2万块钱就在那打水漂，但是在成都，你就没有这个压力。”

除此以外，“数字游民”的自由状态能够让她更加真切地去体验这个城市，这种体验不仅只局限于居住在这里而已，而是能够松弛而自由地穿梭在城市的各个大街小巷，既能慢慢深入，也能迅速抽离。“很多人想来成都是觉得，来到这里就能享受那种市井生活，但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的，无非就是从北京的高新区搬到成都的高新区，每个城市里的高新区都一样，没什么特点。”数字游民的身份为她提供了体验城市的机会。

 “每天差不多上午或中午起来，下午就在工作，我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但会比较专注，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就合上电脑了，其他时间会很零散地搜集信息，看书、上网、记点笔记，之后就是锻炼，这两年很固定地打网球和练瑜伽，运动很规律，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两个小时在运动。”

到了晚上，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这个偏雷鬼的club还没歇业，那边店里的黑胶已经放起来。地下俱乐部里不仅仅只是纯蹦迪，音乐人之间的切磋与各种主题的艺术展览也竞相开始。成都的文化氛围让她觉得既轻松又时髦。

Megan拍摄：她在外国的旅行

除了在某地停留一阵子，更多的时候，她一直在路上，旅行在她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开罗暴乱时炮火连天的早晨，墨西哥街边高歌的深夜，北非“以物换物”的市场……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这些不断变换的流动赋予她一种独特的游荡者气质，她常年穿梭于不同的国家与城市，和各个群体及个体之间的感情都遥远而淡漠，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点。

“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很淡漠，不会给予别人那种亲密朋友般的回应，因为我老是不在，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不会和人走得特别近。一旦与人走得太近，总是有很多是非。我在成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天天一起玩，但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都醉了，我不用扶你，你也不用怎么着我，我自己打车就走了，更不会有什么‘你到家了吗我到家了吗’之类的黏腻问候。我喜欢这种不需要过度依赖的关系，以及因此而来的个人空间与自由。”

SIDE C

跳脱性：离开是必然

从繁华的大都市搬去了乡间，不仅只是为了通过“地理套利”，更是为了获得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可能。与大地相联结的同时，感受到一种相对的宁静与完整的自然体验。

吴建莹最近生活在温州徐岙底，这座有着800年历史的温州古村落里提供了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最好样本，村内依然保留着从前朝代留下的痕迹——文元院、举人府、吴氏宗祠，而在村庄周围，则是连绵成片的竹林与昂然挺拔的古树，鹅卵石铺就的石板路从村口一直延伸到密林深处。

吴建莹拍摄：他目前所在的温州徐岙底古村落

他所创办的AIMKIDS平台最近再度与墟里合作，邀请了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绘本作者、撰稿人等来到乡村，开展了一场有关“最好的教育在乡村”的山间课堂。早晨的时候，他会带着外来或者本地的孩子走访整个村落，介绍从前村里那位武状元居所的格局、村口忠训庙的历史，或者是某个石门槛背后的文化深意，孩子们在一边行走的过程中，一边要记住这些小小的细节，以供之后的“认知地图”课程里，将整个村落画下来。

其他的时候，他有时会去挑水、散步，和孩子们聊天，或者跟着阿姨们一起学做绿豆腐，之后，他便开始了线上工作，为之前AIMKIDS所办的“我在元宇宙的家”国际青少年设计竞赛里的孩子们的画作申请并设计NFT。

吴建莹拍摄：他策划的“我在元宇宙的家”国际青少年设计竞赛

乡村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完整的自然体验”，“在这里，你可以从日出看到日落，从炎炎夏日到突然的暴雨，雨后的蛙声一片与虫鸣阵阵，你跟自然的链接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从而更容易感知到整个环境；而在城市里，你的体验非常容易被切成碎片，上班、下班被切成一段一段，各种信息填充其间，会让你对空间的感知变得很弱。”

不过对于吴建莹来说，生活在乡下，也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从高中时期就离家求学，到台中念书，大学在台北，之后前往巴黎，他游走过欧洲很多城市，去非洲看动物，在哈佛演讲，曼哈顿的纸醉金迷与中国大地上的长途跋涉，每一种都很特别，这些体验让他觉得“离开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很需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动作，离开是对事物有一种抽离以后的再梳理，就像你在游泳时，仰头呼吸一下空气再进入水里，以便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在这种不断离开又投入的状态里，他的身份也不断变幻着，艺术家、设计师、大学教授、管理者、创业者，但他最喜欢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一点，与他所强调的“跳脱感”有着重要关系。

“我没办法在一个空间里一直呆着，类似德勒兹说过的‘单子游牧’的状态，这种游牧的状态其实奠定了一个基调，你与世界一直是比较脱离的关系，与土地、某些认同也是脱离的状态，虽然你会受到它的影响，但你是挣脱的。”

这种时常都会出现的跳脱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同时也体现在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对于虚拟与真实体验的区别里——他为孩子们创办国际设计竞赛，做不同的艺术作品，画图或设计。

一方面，他热烈地拥抱各种新兴的数字工具与网络，享受虚拟空间所带来的一种“拼贴艺术”般的聚拢与分散；与此同时，他热爱真实生活，喜欢侯孝贤电影里的长镜头，因为“那种信息的复杂度透过镜头语言产生，从而蕴含着更多内容，我需要感受这种真实。”

但他并不为了移动而移动，这种犹如牧民般逐水草而居的譬喻中，似乎有一种为了生活辛苦奔波的不得已，“实际上，它所体现的积极意义，对于我来说，是为了自我实现，为了更好的体验，从而享受生活的一种移动。”

实际上，数字游民作为新的群体正逐渐壮大，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其实是指来自硅谷和华尔街的高薪互联网员工——他们开始远程办公后，慢慢从旧金山、纽约搬往至曼谷、里斯本…..

随着游民群体开始进一步扩大，它不再特指“码农”，那些专注于设计、内容创作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全球的“游荡”。某种意义上似乎也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组织，争取到了时间安排的灵活、工作地点的自由及可观的报酬，并且，重新拥有一种进入生活内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