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走过最远的地方

作者/Look look

跑大车的工作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他们是劳动密集的代表之一，也是最容易受到流氓欺侮的人群。山间泥路和城市护栏，是不折不扣的生活夹缝。

我的父亲是“玩”大车的，庄上人这么说。他们不说“跑”大车或“开”大车，他们说是“玩”大车的。

“没大本事，只会开车，开了一辈子车。”父亲说。

从“东风半挂”到“斯太尔”，他开着并不属于他的车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人来人往，万物更迭，不变的是一直延伸在父亲眼前的公路，从日暮到清晨，从清晨到日暮。

在他为数不多回家的日子里，饭桌上、被窝里，我听他讲，在路上的故事。

在兴安岭，在没到大腿根的雪里，把碌磙般粗的木头拽出来，搬上车。“雪下地像扇子一样！”他说。在松花江岸给轮胎绑上手腕粗的铁链，沿着前车的轮迹在已冰封的江面上龟行，风吹起冰面的碎雪，像波澜起伏的水纹。

“会掉下去吗？”我问。

“别瞎说！”我妈一巴掌呼我嘴上。

“第一趟过江，腿直哆嗦，上岸几里路还踩不动油门，觉着还在冰上。后来习惯了，零下二十多度，石头冻哩像冰，冰冻哩跟石头一样了。”爸爸说。

有一次，爸爸开车出关，被查住。塞给警察二百，不要，非要罚款。爸爸说那是一个小警察，脸冻的彤红，没有胡子。爸爸下了车，把手从怀里掏出来，脱下手套，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已是乌黑，整支手像霉了一半的茄子。

小警察看了看，摸了摸，说：“走吧，不罚款了。”

爸爸喜出望外，一边感谢一边就要回到车上。小警察薅住爸爸说：“干啥？跟我走，去截肢。”

爸爸懵了，他知道手冻了，疼了，又不疼了，麻了，又不麻了。他相信再往南走一点，他的手还会变成红润的颜色。

爸爸说：“不能啊，兄弟。不能截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小警察发动起摩托，说：“快点！整晚了你胳膊都保不住。”

“我交罚款，我交，我回家……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爸爸慌张地就要去开车。

小警察生气了，拽着爸爸的衣领往路边拖，爸爸踉踉跄跄，最后脚下一滑，双膝跪在雪地里。

“搓！”小警察说。

“搓，可劲搓，快搓！”

爸爸跪在地上，捧起洁白或是脏污的雪拼命地摩擦着，摩擦着。那雪不再是雪，是缥缈的希望，那希望如雪一样，拿起就化了，化了再拿起。手也不再是手，那是他的两个孩子。

那一天，爸爸哭着在雪里搓了两个小时，直到感觉到了烫。“烫得像拿了一块烙铁”，爸爸说。血重新流动，手指保住了。爸爸把泪和汗擦干净，挣扎着起身，四处寻找，小警察已了无踪迹。

这件事他在某一个夜晚或是早晨，突然地讲起，寥寥数语带过。比起父亲，我啰嗦了许多。

我12岁那年，上边和下边刚开始长出毛来，看世界、看父亲还有我自己都开始变得不同。

我学着抽烟，夜里会去喝酒，把头发蓄起涂上颜色，尝试着去尝每一个漂亮姑娘的舌头，读《三重门》和《像少年啦飞驰》，觉得人生第一次有了向往，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然后在暑假里，把一张难看的成绩单放在父亲面前。这一次，我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哭泣，隐忍且骄傲地承受着他的每一个拳头，自以为像个英雄！终于，父亲像溃兵一样败下阵来，躲进房间很久没有出来。

一夜无话。天亮时，父亲叫醒我，说：“走，给我压趟车！”

我诚惶诚恐又不明所以地坐上摩托，在一阵干脆的哒哒声中，我与父亲在晨光中向远处而去……

车停的小镇，在山脚下。这里山多地少，不能种粮食，以前是最穷的地方。后来人们发现，石头比粮食值钱，这里又成了有钱的地方。

山上埋入雷管，一按钮，石头如雪崩般倾泻而下。拉石头的人在下边等着，为了占个好位置大打出手。往往败的人走了，胜利的人却被飞下的乱石砸死。直到被砸死之前他们还以为飞来的那是钱啊！

石头拉下来，在小作坊切成石板。父亲这趟要拉的就是这种石板。

推着圆锯的男人光着膀子，扒下口罩，嘴巴一圈全是青黑。对着里边喊：“装车！”五六个中年女人鱼贯而出。

爸爸说：“三个就行。”

“可不行，最少得五个。”一个女人说。

“我能顶俩！”爸爸说。

这样能为他老板省下六十块钱。

车很高，阶梯到我腰，吃力地攀上驾驶室，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看到我，他坐起来。他坐起来，吓我一跳。他的脸苍老、松弛，头发花白。花白的头发下，一道疤痕斜贯于鼻梁处，像鼻子上趴了一只壁虎。

爸爸说：“喊大爷！”

我怯怯地叫：“大爷！”

壁虎扭动身体——他笑了。不知从哪摸出一个苹果，用毛巾擦了，塞我手里。

车开起来，目的地在山西和陕西交界，卸下石板，再去神木拉煤。大爷在开车，爸爸拥挤地蜷缩在小床上，像泡发的木耳挤在碗里。这一路爸爸和大爷会轮流驾驶，日夜兼程，在后天下午把货交到货主手里。

路两旁是整齐而茂密的垂柳，风吹过去，枝叶摆动，像溪边晾晒头发的姑娘。一片片原野，庄稼谦逊地低着头，等待收割的时节，由野草变为干粮。

再往西北，山多了起来。那些山像被刀劈斧砍过，呈现立体的几何形状直直插入地里，冲到天上，只在顶端长出数棵倔强的树。山壁平滑，陡峭险峻，仰目望去，觉得山有多高，我就有多小。

“爸爸，这里的山和咱家里的山不一样。”我说。

“这也是咱的山，山东的‘山’就是这座山，山西的‘山’也是这座山。”爸爸说。

第二天，将晚未晚。灯光渐渐地亮，像火星一点一点燃出火来。爸爸望着火焰的方向说：“太原！”

见到太原之前，我见过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我已然开始想象太原城里闪烁的霓虹和川流的车马，还有清凉的姑娘和醇香的醋。可我们的车在近在咫尺的繁华前不经意的拐了个弯，就顺着城市的外围轻掠而去了。

我说：“爸爸，我想去太原看看。”

爸爸说：“等你有本事了，自己去看吧，咱的车进不去。”

我才明白城市的道路不属于笨重的卡车，城市的烟火也不属于开卡车的人。我也终于懂得为什么父亲老说他哪里都去过，他哪里也都没去过。

入夜，车多了起来，行驶变得缓慢。

大爷问：“到收费站了？”

爸爸说：“公家的还没到。可能查车吧！”

大爷问：“公家查的？”

爸爸说：“谁知道啊？”

车列如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地挪动着身躯。

就在这时，车辆缝隙中钻出很多老人，头上包着手巾，手里拄着棍子，后边跟着一两个灰头土脸的孩子，高高举起掉瓷的搪瓷缸子，缸子里有零碎的毛票和硬币。

爸爸骂骂咧咧，伸手从座位底下掏出一个茶叶罐，哗啦一下倒手里，往每一个路过的缸子里放入两枚硬币。

大爷问：“给一块还不行？”

爸爸说：“那不还有孩子嘛！”

我想起我的奶奶，也曾领着我在某个下小雨的清晨或有日头的午后蹒跚着敲开某一家邻居的屋门。说几句话，换得两个馒头或一碗稠粥。那时，我多了一个妹妹，锅也多了一个洞，爸爸妈妈不知去了哪里。奶奶在一地破碎里捡起一个缺口的碗，在吃饭的当口领着我出了巷子口。

夜色如幕。车子在一处大院停下，院内彩灯闪闪，门口灯牌烁烁，写着：“吃饭、住宿、加水、加油”，这条街上随处可见的灯牌掀开夜幕的一角。

一个需要靠浓妆来支撑容颜的女人，穿着一件花裙子，胸口的肉快要漾出来，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进来的客人。看的出她对每个客人都很熟悉，甚至对他们的家人如数家珍，知道客从何处来将到何处去，扭着腰肢上菜的间隙和每一个嘴里充满饭食和酒菜的男人放肆调笑。

唯独对我她是陌生的，陌生让她好奇，好奇地问东问西。爸爸挡住她伸来的委婉的手臂，告诉她，这是我的儿子，是个学生。她略显惊诧地看我，转头问起大爷的儿子怎么样了，大爷笑着说，还是那样子。来到这里好像每个人都快乐起来，吃饭、喝酒、吹牛，从胸腔里迸发出的笑。

饭菜端上来，菜量很足，馍馍很大，像一块砖。爸爸说这叫杠子馍，一个足有两斤。女人把菜上齐，一腚坐在条凳上，指缝里夹着几瓶啤酒。

“请娃娃喝酒。”她说。

“我不喝酒。”我说。

“跟你爹一样，假正经，喝一杯！”

我看向爸爸，他自顾自咕嘟咕嘟喝了一杯，抹了抹嘴，我也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一杯，抹了抹嘴。我又看向爸爸，他自顾自夹菜吃呢。

女人说：“老邵假正经，谁不知道你们跑大车的啊！”

女人又说：“跑车里有一个好人也就是你爹了”

女人还说，她也有一双儿女，闺女和我差不多的年纪，都下学了，不听话，去广东打工去了，一年就年底回趟家……

爸爸吃得少喝得多，我吃得多喝得少。大爷和那个女人靠近坐着，只是喝酒，偶尔动动筷子，像是漫长语言交织中偶尔活动一下的笑声和叹息！

要了一个房间，两张床。大爷说去看着车，就在车上睡，房间给我爷俩。爸爸没有推辞，带我进了屋。

睡到一半，渴醒。爸爸鼾声如雷，我出去找水喝。透过走廊破损的纱窗，看见大爷和一个男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抽烟，一根管子从车的腹部接出来，像根脐带。另一头连着汽油桶，油桶下放着地磅。我看了一会，在走廊尽头找到水龙头，牛饮一气。

女人从房间出来，胸口里还插着一只手，手的尽头是半掩在门里一张陌生男人的脸。看见我，她吓了一跳，迅速把那只手拔出。门关了，切断男人的眼神和笑。

女人低头拂了下裙摆，抬头理了理头发，说：“这么晚不睡觉，干啥呢？”像在教训自己儿子。

我没说话，我看见拔出手臂带出来白花花的肉，我看见裙摆忽闪，若隐若现，白花花的肉。她从我身边掠过，一把抓住我的裆下，接着放开，浅笑两声——就在刚才我勃起了。

我弹开，突然且强烈的羞愤让我全身僵硬。

“快回屋，睡觉去！”她又摸了摸我头，说。

然后扭着身姿在拐角处一闪而没。

回到房间，爸爸醒了，倚在床背抽烟。

“干啥去了？”他问。

“喝了点水。”我说。

然后沉寂，只有叭叭地嘬烟的声音和忽明忽暗的烟头。

“没事少乱跑。”说着就要出去。

“爸爸！”我叫住他。

“咋了？”

“我……我看见大爷扯了个管子，他在偷油！”我说。

爸爸顿了一下，说：“大人的事，小孩少管！”

拉开门，长方形的光透进来。门关上了，光被抹去，像是抹去一块污迹。

不消一会，大爷进来了。见我并没睡，他模糊地笑了笑。

“小唻，咋还不睡？”

“睡不着。”我说。

“有啥心思，咱爷俩拉拉？”他说。

他肯定看见我了，在他偷油的时候。有了这个确定，我反而变得无所适从，慌乱起来，好像偷油的是我而不是他。

他窸窣地上床。一串床板的吱嘎声响起，他躺下了。

“大爷，你脸咋弄哩？”我小声问。

“嗐！俺亲儿砍哩！”大爷说。

“我儿子，你哥。前年刚结婚，去年刚添了男孩。今年，工地干活，把腰摔了，大夫说断了，回家恢复吧。过半年，儿媳妇跑了。他想不开，爬到厨房，拿菜刀要抹脖子。我去夺，他一刀劈我脸上，再偏一点，眼珠子没了。”他说得云淡风轻，好像砍的是别人。

“现在好点了，孙子大了，不那么想死了。嘿嘿！”他说，他还笑了。

“我六十了，孩唻。老板不让干，伙计们也烦我，眼花了，跑车不行了，就你爹俺哥俩搭班跑。”他说。

“也没人愿意跟你爹跑车哩！”他说。

“为啥？”我问。

“他不偷油啊！”大爷说。

那一晚，久久不能再次成眠，又爬起撒尿，在走廊屏气凝听，除了间歇的呼声再无它物，院子里拉起更多的“脐带”。一人大喝一声，我慌忙回到屋里。

轻浅的梦里有人低语，杂乱无章的事物纷沓而来，一张张面孔稍纵即逝。栏杆、灯火、楼梯、床幔，我站在悬崖，溺在水里。直到一只手，一支纤细委婉的手抓住我的下体。一瞬间，脑袋冲出水来，身体急坠而去。意识飘在半空，快感铺天盖地。

人生的第一次——我射精了！

黎明出发，昏昏沉沉，太阳红着脸，薄雾在山间萦绕，三五低矮的房舍坐落在山脚下，像蹲踞着的老人。

突然地，一个急刹车身体连着思绪都抻了一下，像果冻一样抖动又顿住。

爸爸向窗外怒吼：“干熊哩？想死啊！”

车被一杆红白相间的木桩拦住，它在尽力模仿收费站里的路障。有两人，喊着：“二百，二百！”

“狗日哩！”车上的两位大人同时骂了句。

爸爸猛打方向，想要绕过去。两人一人把一头，来回挪动木桩，知道你不敢压过去。其中一人捡起一截砖头，“嘭！”的一声砸在车上。

“你妈哩个逼！再砸一个试试。”爸爸喊着，解开安全带，提了锤子，踹开车门跳下车去。

“狗日哩！再砸？我揳死你！”爸爸举着锤子就冲上去。

两人边骂边退，无非是：“你等着，记住你了，看你还过不。”

大爷像个老猴子，敏捷地跳下车，一把抱住我爸腰，往回拖。丢出二百块钱。

“还不挪开？”大爷喊。

木桩撤了，爸爸骂骂咧咧，车又开起来，后边的车也跟着开了起来。

“为啥不查后边哩？”我问大爷。

“人家是本地哩！”大爷说。

“不拦我非得揍他两个狗日哩！”爸爸说。

“别逞能了，我开！”大爷说。

交货的地点在山顶，山很大，路很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让人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一直是陡峭的上坡，明显感觉出椅背向身体施加的压力。前车停了，大爷刹住车，迅速拉上手刹。不料脚刚离开刹车踏板，车就微微向后抖动，还有咯~咯声传来，大爷忙把脚再踩上去，一动不敢动了。

“老邵，过来，我腿麻了。”大爷喊。

我爸和大爷换了位置，继续和重力拔河。走走停停，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离合、刹车。

十几年后，一个夏夜，父亲第一次来到我城市里的新家。刚进小区，突然停电，大地瞬间归于黑暗，楼上一阵哀叫。想到孩子我从楼梯猛窜上去，爸爸开始还能紧随其后，后来便没了声响。我跨进家门，安慰着媳妇和孩子。一闪，大地又亮了起来，再找到父亲时，他坐在七楼的楼梯口，捧着膝盖，在饮泣。

我喊：“爸！”

他站起身，用愠怒掩饰着慌张，说：“买个楼买这么高干啥？爬个楼梯我都爬不上去。”

他的膝盖早在无休止的踩踏中损坏了。我反问自己，怎么能这么自然地就丢下父亲而选择儿子。儿子还有他妈妈，父亲就只有我啊！

直到夕阳斜坠才爬上山顶。山顶处围出一个凹陷或说小盆地，盆地中间赫然立着一座观音。通体雪白，慈眉垂目，夕阳的余晖铺在身上，泛起一阵金光。他俯视着人间，庄严肃穆，眼神里透出宏大地悲悯。

“这是哪？”我问爸爸。

“景点吧！”爸爸说。

“有钱人的院子！”大爷说。

下山的时候一路无事。行至半山腰，看见一车整个翻在沟里，扭曲着像一截炸坏的麻花。司机在倾斜的车头上坐着，头上包着染血的毛巾，抽着烟，像坐在他家的地头上守着晚熟的麦子。

爸爸端正地开着车，下了山一拐弯奔西北而去。

“神木——神木”，多好的名字啊！长在地上叫树，埋在地下叫神木，挖出来却叫“煤”？一烧就没！

神木是个县。

大爷说：“别看是个县，那是最阔的县。人家的孩子上学到高中都不要钱哩，还有免费的午餐哩，午餐里还有牛奶哩。”言语里带着唏嘘和羡慕。

“那咱县呢？”我问。

“咱县？”大爷夸张地瞪着眼睛。

“嗐！嘉祥县——破猪圈！”

清晨，在神木远郊的一个小煤矿，爸爸把车停下。这里地是黑的，水是黑的，连早晨也是黑的。褴褛的工作服扎堆在破旧的食堂，一群工人正在续上最后一口呛人的烟屁。“铛~铛~铛”的声音响起，他们丢下烟直起腰骂骂咧咧地向井口走去。

吃完早饭，我和爸爸还有大爷窝在车里。前边有十几辆车在等着了。爸爸睡了，呼噜打得响。大爷拿起暖壶，说去打水。

我把头伸出窗外，看一股股的风把煤尘刮起，黑娃就是这时候在后视镜里出现的。他拎着一个篮子，没有穿上衣，脚上是一双军绿色的胶鞋。他大步走着，手指划着车厢，在泥垢上画出一条直线。

我说：“别碰俺车。”

他吓得一蹦，跳开有两米。

“你做甚，哈（吓）额（我）一跳，小心额（我）捶你！”他说。

我问他：“你干啥去？”

他打量着我，说：“干甚？还要你管！”

说着又大踏步走去。

“从哪里来？”他回过头问。

“山东！”我说。

“你哈（下）来。”他招呼我。

黑娃带着我来到一片煤渣堆前。他一个箭步窜上去，又连跑几步，站住了，煤渣像水一样淌下来。

黑娃在煤渣里寻找还没成渣的煤，找到了就丢下来，让我帮他装进篮子里。然后让我帮他抬着去到另一个更大的煤堆前，这里堆的煤像石块，黑娃把篮子里的煤倒上去。

就这样我跟着他，一趟趟的往返。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免费劳动力，我也没有反抗，一方面他也是个孩子，另一方面我确实怕他捶我。

黑娃说捡一筐，给五毛钱。只要捡够七百零四筐就能凑够他的学费了。

“你爸不给你交学费？”我问。

“额（我）大（爹）死了！”他说。

“那你学一元二次方程了吗？”我问。

“对啊，一元两次返程！”他说。

午饭时分，爸爸找到我，一头的汗，上来就踹我一脚。黑娃撇了一眼又往煤堆上爬了爬，煤块也不丢了，抱在怀里。

“乱跑熊啥，找你半天了，走，吃饭去！你看你祸蹬哩身上。”爸爸揪着我匆匆而去。

路上有挑着扁担的妇女，一晃一晃地走到井口，门口的矿工，光着膀子把扁担接过，掀开笼布，是一筐子的吃食。矿工咧着嘴笑，眼球和牙齿白得瘆人。

直到晚饭时分，车子才开进矿厂大门。挖掘机一铲一铲地把煤扣到车斗里，尘土飞扬。我们躲在驾驶室里把门窗关严，感受着一下一下地震动。煤像一块蛋糕，车像一只蚂蚁。

装完煤，车驶出大门，路上看见黑娃还挎着篮子一颠一颠地走着。

我探出头喊：“黑娃，我走了啊！”

黑娃也看见我，把装满煤块的篮子放地上，高高地摇摆起手臂。在车灯的照耀下，我猛然发现他是那么瘦，他摆动的手像秒针。

黑娃！我再也没见过他。后来有几次我问爸爸，你又见黑娃了吗？爸爸也说没有。我想，他一定是去上学了，考到了神木，上学不花钱了。

从神木走到陕晋交界处，已近午夜。大爷伸长脖子跟着车灯前行，我将要睡去。

“老邵，老邵。”大爷呼唤着爸爸，声音焦急。

大爷指指后视镜，在车的两侧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处光点，还在不断靠近。

爸爸夺过方向盘说：“我开。”

又看向我说：“抓紧！”

我抓住把手，看着后边的光点忽左忽右，忽明忽暗。爸爸身体前倾，双目圆瞪，腮帮子鼓起。把车开得飞快。

车变成了船，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起伏。我从座位上弹起，回落。

“爸爸，慢点，慢点。”

“爸爸，慢点，慢点，我害怕！”

车停了下来，几乎瞬间，几辆摩托车横拦在车灯里。几个人指着喊：“下来，下来。”

爸爸从包里摸索着，是一条烟。顺着车窗递下去，说：“大哥，你看这才第一趟，没结钱哩，你先抽包烟。”

一人攀上来，接过烟丢下去，伸手进来把反锁的门打开，猛地煽了爸爸一个耳光。

“我让你跑，你不是开挺快，咋不跑了？”

“拿钱！快点！”那人揪着爸爸的衣领说。

“你咋动手啊？你咋打人啊？”大爷喊着。

“咱下去说。”爸爸把那人的手薅开。

那人看见我，回头对车下喊：“哎！还有个娃娃！”

爸爸下了车，大爷哆哆嗦嗦地穿鞋。我慌张地问：“咋弄，咱报警……报警吧！”

“你……你可别管，待着，别动！”大爷也下了车。

旁边车辆缓缓而过，击打和叫骂声夹杂在刹车排气声中断续传来，我真就像大爷说的，一动也不动。

不一会，刚才那人爬上来，在驾驶室里到处翻找，看见我。吼一声：“看毬啥？眼闭上！”我赶紧闭了眼。

那人喊：“没有，准是他娘的藏起来了。”

副驾驶的车门打开，我被拖下车，我看见爸爸和大爷被按在车厢上。我害怕极了，身体不住地筛糠，声音变得颤抖。

我喊：“爸爸……爸……爸爸……”

看见我，爸爸拼命挣扎，一个少年朝着爸爸的脸打了一拳，沉重的闷响。

“狗日哩！把孩子给我放下，把孩子给我！”爸爸嘶吼着。

“拿钱！”拖着我的人喊道。

“拿钱……拿钱……拿钱……”那个少年比我大不了几岁，此时仰着头高举着巴掌，喊一句，打爸爸一个耳光。

“有钱……有钱……放开我，有钱……我给你……狗日哩，我给你……我给你……”是大爷，大爷带着哭腔喊道，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松开我！”大爷向着左右嘶吼一声。

几只不同的手移开。大爷先提了提裤子，颤巍巍解着腰带，就是一截绳子。大爷一手提着下坠的裤子一手往裤裆里摸索着。

“快点！”一声呵斥。

裤子整个掉到脚踝，大爷也不再遮掩，把手伸进内裤，掏出一卷钱来，在半空中举着。

“给你……给你们……把孩子放了……拿着……拿着啊！”裤子缠在脚上，大爷缓慢地挪着步子，把钱向前递着，像递出一颗心脏。

一时竟无人去接。

我身子一松，那人把我推给父亲，走到大爷面前站住。他看了看钱又看了看大爷，把身子弯下去，像在鞠躬。

“这个老逼，裤头里缝了个布袋，哈哈……”那人直起身大笑。

周围的人也跟着笑了。

“亏你个老逼能想出来。”说着一巴掌打大爷头上。

把钱夺过来揣怀里，转身给了少年一个耳光。说：“妈哩个逼，这是钱！就算他从腚沟子里抠出来——也是钱！”

拥堵的车越来越多，汽笛声不绝于耳，车灯照过来，尘土无所遁形，肆意纷飞。在光与土中，爸爸和大爷上来了，他们额头有汗，嘴角带血。

爸爸说：“快走，快走，挡人家路了。”说着把车发动起来。

“下回再跑，还揍你！”摩托车上飘来一句话，一溜烟跑远了……

我怯生生喊：“爸！”

“没事，别害怕，要钱哩！给他就是了。”爸爸说。

“为什么不报警？”

“你们为什么不报警？”我质问道。

“报警抓他们啊，抓他们啊！”

“抓他们啊，嘴都打破了。抓他们啊，我要杀了他们啊，我动都没敢动啊，呜呜呜……啊……”我从惊惧和屈辱和羞愧中反应过来，嚎啕大哭。

“没事了，儿子，别哭了，你没事就行，别哭了啊！”爸爸拍着我肩膀。

大爷说：“这是看见他爹挨揍心疼了。”

又抹着眼泪说：“年龄大了眼窝子浅，孩唻，回去可得好好学习，别跟你爹还有我一样，受这洋罪。还有我那命苦的孩啊！”

“大哥，下趟再去吃顿杠子馍吧！”爸爸说。

大爷擦了眼泪，别过头去。

过了一会，大爷说：“老邵啊……老邵……你哪都好，就是太实在了！”

爸爸告诉我，大爷交出去的是他卖油的钱，而运费一直藏在车里。

又经过了一夜加一天的路程，连着几天的困乏全部涌来，回去的路还有记忆都在我的酣睡中变得模糊。那是一场巨大的睡眠，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醒来时惶恐和孤独瞬间裹挟了我，似乎整个世界已经把我抛弃。

望向车窗外，西山的云彩燃烧着，光线黏稠的不像话。切割石板的声音又尖利的传来，白色的粉尘在道路上翻腾，爸爸正从远处走过来。

顿时放下心来，我回来了。

后视镜里的我把脸靠近，我俩相对而视。刹那感觉镜子里的人不是我。他的刘海长了，一直垂到鼻尖，唇上青色的绒毛挂着汗珠，脸上有汗水划过的痕迹。眼白很白，眸子很黑，嘴角抿着，有点欠揍。

“哦！这就是我啊！”

爸爸的老板来了，我喊一声“表叔”。爸爸把结的钱给他，又委托表叔把我送回家，爸爸不久后又要启程。

表叔应允，说：“正好去看个人，顺路。”

表叔把车开过来，说：“等一会啊，我去买俩烧鸡。”

爸爸赶忙给妈妈打去电话，说：“把孩子送过去了，你去揪点菜，给孩子买了两个烧鸡，多揪点啊！”

我小心翼翼地坐上表叔的小轿车，看着父亲在车前站着，目送我离去。

他那时是40岁往上的年纪，宽额阔眼，脸面黝黑，胡须蓬乱地从鬓角连到下颚，头发挤在一起向左边偏去，左耳插着一根烟。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迷彩服，裤腕卷起，一双黑布鞋粘满白色的尘土。他立在那里，身姿挺拔，双目炯炯……

到了村口，母亲已等在那里，一手提着一包蔬菜，我从车上下来，母亲把菜放到车上。

表叔寒暄两句，一加油门，绝尘而去！

妈妈问：“鸡呢？”

我也在想：“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