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聚的负累

作者/程惠子

节日存在的意义是让人快乐。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原本热闹的节日过得寂寞一些。

《红楼梦》中写香菱学诗，金石为开之时于梦中得了八句咏月词，最后一句她写道：博得嫦娥应自问，缘何不使永团圆。后来人都说那首诗暗示了香菱的命运，为她如飘萍般散落的命运无限怅惋。“永团圆”好似一个终极理想，所有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碗盏齐碰，把酒言欢，长夜也显得充实而浪漫。我们自幼被告知、被教育：那是中国人的传统，那就是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应该为此盼望，为此欢欣。相反，如若不能团圆，游子在外凄苦，抱膝灯前影伴身，亲人在家失落，还应说着远行人。缺月疏桐，漏断人静，团圆的愿望落空，那则是如何也不能弥补的遗憾。

身体和审美可以形塑，情感自然也能。暑期档大热的电影《芭比》有这样一个开场：芭比在活力满满中醒来，开启一天精致优雅的生活，日复一日，连嘴角笑容的弧度都没有变化，直到某天，芭比像往常一样和小姐妹们一起快乐地跳舞，忽然一个念头冒出来——话说，你们有没有想过死？（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death?）瞬间闪烁的灯光熄了，音乐也停了，芭比的笑容僵在脸上，所有人诧异地看着她，仿佛她讲出了什么惊天秘密。

必须承认，虽然所面临的困境不甚相同，但那一刻我和芭比有着共振的频率。在很多共同举杯的时刻，玻璃与玻璃相碰，那清脆的声音宛如某种关窍，打开了我内心恐惧又黑暗的闸门，无数不合时宜的想法从我脑海中冒出来，尽管只是一闪而过。我像所有人一样说着祝福语，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健健康康，幸福平安，嘴巴里像装了弹簧，只会机械地重复这几个词。我最怕这时有人让我“讲两句”，我不能拒绝，只能推脱，自有印象起便是如此。他们说我“忸怩”“不大方”“放不开”“上不了台面”“以后怎么当领导”，他们说得都对，我不可置否。会有人出来解围，内向嘛，孩子还小嘛，先坐先坐，下回多锻炼就好了。他们拍拍我的肩膀，捏捏我的耳朵，最终我得以在这摸摸捏捏中坐下，心里有些感激，又夹杂着愤恨——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有下一次？

团聚意味着互诉关怀，相抱相拥，一家人齐齐整整吃热气腾腾的饭菜，但也意味着他们会在上下牙的咀嚼间，有意无意地打探你的生活，比如有没有打算结婚，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以后要在哪里买房子。我可以搪塞，但必须回话，至少不能表现出不耐烦，因为这些都是出于爱和关心，绝无恶意。等到觥筹交错之后，会有人提及已经讲过无数次的“想当年”，想当年他们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或者想当年人们是多么淳朴，天多么蓝，当年的食物足斤足两，绝不注水掺假。那个既苦又甜的当年我听了无数遍，我知道他们是在怀旧，是一种无来由的情绪泛滥，甚至值得同情。但讲到后来，那种泛滥的情绪将我裹挟，要求我呈现出一种“体谅”和“理解”的姿态，当年的他们是不容易的，是付出了很多辛苦才走到今天的，这些话明晃晃地晾在桌上，等着有人把它们捡走，补上后半句，放心吧，现在你们不用操心了，以后有我管你们了——他们倒不是真的要晚辈来为自己的余生负责，他们只是想听那一句话，听了就会心安——而我是讲不出那句话的人。

我妈说我，嘴巴不甜，不会来事，人老了就想听两句好听的话，你说说又怎么了？如我妈所言，这么多年，我确实是一点长进也没有，这大概是一种天生的资质，“锻炼”是不管用的。那种混杂着怒气、焦灼、疲惫与同情的心绪搅得人不安，一顿饭下来，离席的念头屡屡升起，又被残存的理智按下去。我经常在这种聚餐后胃痛，我妈问起，我只说是自己吃坏了肚子，在外面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他们对我唯抱有粗糙的善意。爱是真的爱，关心也是真的关心。上大学之后，一年中我只能在假期回家，不多的见面机会，他们自然想听我多说些什么，奈何我做不到。而我对他们亦是如此，日常的采购，平日的交谈，生病时的陪护，我都愿付出不掺水的感情，绝不吝啬。爱与关心都是真的，只是团聚的仪式感，团聚这个行为被赋予的想象和期待令我疲惫又恐惧。

有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否天生“冷血”，以为自己是个怪人，起码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别人“永团圆”的心愿，在我看来是负累，甚至是可怕的诅咒。我无法想象永远在一起的生活，那与永恒的孤独一样，都意味着对心理底线的极限挑战。据说在日本，子女成年后就不再和父母一起生活，联系也不多，有时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回，只会互相寄一封新年贺卡。想了想，这样的生活我恐怕也不能接受，如此疏离，我会愧疚，会不放心，更不忍心如此——套用一句烂俗的话，不够深情也不够绝情，是骑墙派最大的包袱和困境。

仪式感像一根线，将平日松弛的生活拉满了，弓弦一松，紧绷的自己被射入圆桌，然后在推杯换盏中慢慢耗空，与朋友，与家人，都是如此，基本上超过四人的聚会就会让我感到压力。我愿意陪我妈出去逛街，陪我爸出去散步，吃完晚饭后到爷爷奶奶家，和他们聊聊最近的天气，只要没有团聚的仪式，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张怡微早年曾写过一篇小说《我真的不想来》，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十七八岁的罗清清刚刚考上大学，过年期间回到外婆的租屋，履行团聚的义务，她要面对陈旧的家族传统、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一重经济上的自卑。她心疼母亲的操劳，理解外婆的执念，面对小姨一家强撑脸面的炫耀，也只是看破不说破。外婆要她跪在逝者的牌位前，感谢庇佑，祈求平安，这与她平日所受的现代教育有着天壤之别，但即使内心翻江倒海，她还是听话地照做了。如此幽微的、写入毛细血管的故事令我动容，人在私人性的伦理结构中充满困惑，心口不一，我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对于团聚的想象并不限于国人，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曾经共通的执念。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除了众所周知的“时空三部曲”，他还拍过一部相对冷门的电影，《天伦之旅》。老父亲走出家门，环游欧洲大陆，看望自己早已成年的孩子们，并且筹划着一次大团圆的聚餐会。在他的想象中，孩子们各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而孩子们为了满足父亲的想象，纷纷将自己不甚如意的生活装点成完美的样子，一趟旅程下来，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为了臆想中的幸福乌托邦，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最终的团圆聚餐搭建在层层谎言之上，宛如危楼。父亲梦想的幻境和现实的残酷得以同时成立并相互对照，人们在咀嚼中心照不宣。无人能否认，一场期望中的团聚给所有人带来了沉重的身心负担。

我妈说我，你们年轻人就是过“独”了，眼睛天天盯着电脑手机，怎么能把回家当成负担呢，家里人可都是盼着你回来呢。这种现代性的焦虑让人难以解释，互联网的普及固然是重要成因，但我想恐怕也还有别的。不得不承认，独处是我最舒服的生活方式。网上曾经火过一张“孤独等级表”，除了没有一个人做过手术，其他我都体验过。一个人吃饭逛街、喝咖啡、看电影早已是常事，没有人在身旁，吃饭观影都能依着自己的心意；在店铺与店铺之间流连比对，不必碍于朋友的面而不敢砍价，也不必顾虑别人的时间而匆匆完成任务，时间和生活都在自己的指缝中，攥紧还是挥霍，全凭我自己。经过几番求学，一个人搬家也搬出了经验，打包装箱顺带断舍离，分门别类地归纳好，几只方正的箱子摆在面前，顿觉清爽。即使是和对象、朋友们出门旅行，也经常动心起念，趁大家休息时自己出来走一走，看一看陌生的城市和街道，搭一趟从未坐过的地铁，那种独自探索周边世界的新奇感着实令人着迷——并不是我吝啬于分享，在我看来，分享和独自体验是两回事，它们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卡夫卡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名字叫卡夫卡，这是希伯来语，它的意思是穴鸟。穴鸟这个名字顾名思义，是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的鸟，这个形象后来常被用来比喻卡夫卡本人，成为卡夫卡对自我认知的表述，对其理想生活状态的想象。他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地洞》，写了一只永远躲在地下的鼹鼠，孤身一人，长年致力于修筑地洞，惶恐地守着自己的城堡，“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这个故事令我大笑不止，虽然不至于像鼹鼠、穴鸟，抑或是卡夫卡一样追求极端的个人生活，但卡夫卡式的生活方式的确越来越普遍地流行着。我同朋友讲，如果卡夫卡还活着，我们一定会因为他写的故事会心一笑，朋友说，怎么可能，卡夫卡见到人就想跑，他怎么可能愿意见人？你还想向他微笑，说明你还不够卡夫卡。

当团聚的时刻到来，还是渴望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如果回家了，就在日常生活中相见，聚餐和酒精都不是必需；如果没能回家，就各自在彼此的所在地度过这寻常的一天，因为家人在心中的地位，并不会因为某次缺席的团聚而改变。不是谁回来了，这日子才过得好，谁不回来，日子就过得没趣。将生活的快乐寄生于他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且残忍的。人长久，共婵娟，知道彼此过得好就足够了，何必执着于一场非必需的仪式呢。

学业繁忙，我久未回家。某天下午趁天气好，我点了咖啡和蛋糕当作下午茶，想到我妈喜欢甜食，又点了一份外卖送到家里。没给她点咖啡，换成了热巧，害怕她晚上睡不着。我妈收到外卖，埋怨我乱花钱，又问我，你干什么呢？我把咖啡和蛋糕拍成照片发给她，过了一会儿，她也发来一张照片，一只空空的杯子还有几张包装纸。都吃完啦！肚子好饱！她一连加了好几个惊叹号，又附上一个笑脸。我问她，好吃吗？她回复说，好吃。我说，好吃就行。

那天只是寻常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