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不透风的距离

作者/肖达明

年幼的孩子乐于用惹祸来吸引父母关注，年老的父母擅于用颓萎来引诱孩子驻足。中国式的家庭关系脆弱又坚挺，就像是亲子间进行了数十年光阴的置换反应，得到的混乱又颠倒的结果。

我和父亲住在同一座城市，却各自住在自己家里。

我从不去看他，他也很少联系我。我三十五岁，他六十七岁。我是一个不成功的写小说的。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一个老人，自从他小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是同一个人。

我和他都没有伴侣，母亲已经过世，他独自生活，我则从未有过结婚的念头。实际上，我只恋爱过一次，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我弄砸了。我已经看到了未来，我一个人，凌晨三点趴在书桌上睡过去。

我想说的，是父亲中断联系的半年后，给我打的一个电话。

中午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正在睡觉。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过来，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含糊又急切的声音，就好像他没有牙齿。后来，我听清楚了他的意思，他说：“家里有很多老鼠，我很害怕。”

“去找物业。”

“没用的。”

父亲是这样的，如果我给他的建议是让他去找某人、某个单位、某个组织帮忙，他总会说：“没用的。”

“去找物业，他们会解决的。”

“没用的。”

“我要挂了。”

“好。”他顿了一下，说，“你可不可以来一趟？帮我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到底有没有老鼠。”

我曾经考虑过，如果他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应该怎么做。我无数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眼里，他是那种会得老年痴呆的人。我想我会把他送给任何愿意照料他的人。他有钱吗？我几乎想要问“你有钱去养老院吗？”

“什么意思？”我问，“你为什么需要我确认一下有没有老鼠？你不确定吗？”

“我……没有……我……”他的声音很虚弱，“算了，算了。”

“算了？”

“算了，算了，应该也没什么。”

“好，你找物业商量，有不明白的再告诉我，可以买点粘鼠板布置一下，把洞给堵住。”

“好。”他说，接着补充说，“打扰你了啊。”——我必须指出，这句话的口气里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讥讽的味道。

“好。”我迟疑了一会儿，挂掉了电话。

当天下午我什么工作也没干，反复在思考，如果他得了老年痴呆应该怎么办。我一思考起这类问题，就会钻牛角尖。我考虑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我考虑了我和他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着实不好，是那种关系不好到说话时总会激烈争吵的父子。争吵的话题，通常是做饭到底要不要放蚝油，或者美国到底是不是民主社会这样的话题。我们就是这样的父子。

我考虑了一切，可能会彻夜不睡地考虑下去。但我知道答案一直都在那里——管他的，我会卖掉他的房子，送他去愿意照顾他的地方。

晚上八点，我去厨房，用水煮面条、青菜和鸡蛋。水烧开了，正在冒泡。他的电话来了。

“啊呀……啊呀……”他喘着粗气，“快来，快来。”

我听到他挥舞扫帚，扫帚不断打在桌椅上的声音。

“啊呀……啊呀……”

“冷静一点，慢慢说。”我说。

传来一声猛烈的撞击声，某种东西摔碎的声音，然后电话挂掉了。我开始感到强烈的不安。

好吧，我必须去看一眼他，就看一眼。

我记起自己应该去坐哪条路线的公交车，在哪一站下车。公交车经过的是一条我十分熟悉的路线，这条路线沿途的街道与商店的位置有许多变化，以前每年从大学回家，我都会怀着一种新奇的感受望向窗外，使我感到新奇的并不是新的店铺或者人家，而是我自己的记忆。后来，人们依旧来来去去，商店的招牌反复更迭，我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回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不过，我依稀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从爷爷家回来，坐在同一辆公交车上。父亲一直望着窗外，我悄悄地发现他在哭。在哭的原因是我们去看望爷爷，父亲敲门的力气有点大，爷爷打开门，凶狠地骂了他一顿，于是他一气之下带我离开。

我轻轻敲响了门。过了好一阵子，门打开，一个脸圆圆的，脸上晒得东一块紫西一块青的老头，将铁门拉开，望向我，他没有戴眼镜，眼睛就像两个干涸的小水坑，没有什么光芒。

“你在睡觉？怎么不戴眼镜。”

他用鼻子出了一口气，说：“掉了……踩碎了，唉……”

家里满地狼藉，扫帚、卷成一团的杂志、晾衣杆，像一堆保养不佳的兵器，凌乱地放在地上。我闻到一股霉味和剩饭的味道，地板脏兮兮的。他的眼镜放在电视柜上，估计是他打老鼠的时候不小心跌落，又踩了一脚。

他沮丧地走来走去，背过身去，揉了揉眼睛。

“唉，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明天带你去配，”我说，“老鼠呢？打跑了？”

他怔怔地坐在沙发上，望着四周。屋里的光线幽暗极了，这种节能型LED灯管，总会让我想起夜深时的医院走廊。我走到窗台处，拉开窗帘，让路灯昏黄的灯光透进一点。

“刚刚还在的……”他抬起手，说，又不吭声了。我在厨房、客厅、厕所、卧室，来回巡视，没有看到老鼠屎。只是看到了一个老人式的邋遢。

老人式的邋遢和青壮年的邋遢很不同。如果你还年轻，你的邋遢就会像炸弹一样在家里炸开——翻倒的柜子、乱滚的酒瓶、摇摇欲坠的碗、堆成山的脏内裤。而在老人身上，你所见到的邋遢是扔在地上的几页纸，因为难以弯腰而不捡起来；是碗筷上一层浅浅的油腻；是堆积了很久的无用废品上的灰尘。这一切没有熵值迅猛增长的那种气势，只有一种谨小慎微与力有不逮的致命组合。

“刚刚还在的。”他重复地说，“老子骇得要死。”

然后他抬起眼睛，眨着眼睛，不无好奇地望向我。他没有开口，什么也没问。他老了吗？我这半年还好吗？我最近在干吗？我写了什么东西？我找女朋友了吗？我在心里代替他问我这些问题。因为他不会问，很早以前，如果他对我的近况感兴趣，通常会通过我的母亲来了解，对于直接和我交流，他有种奇怪的畏怯。

他低下头，呆呆地望着茶几，陷入困惑。

“有几只？长什么样子呢？”

“就一只。”他说，“很狡猾的。”

“我下去问问物业，你等一下。”

“他们都不信我。”他说，双手继续揉着眼睛，“他们都想害我。”

我听过一个说法，叫预设敌意，把陌生人都当成敌人。我听说，如果你小时候经常不由分说地挨训，你就会这样做。我和母亲耗费漫长的时间矫正他这一脾气，但徒劳无获，他经常会说，他偶尔上街采购时，有店员看了他一眼，似乎是怀疑他是贼，他会为此大发脾气。我的意思是，他谁也不信任。

“没有人要害你，你别揉了，脏得很。”

“我什么都看不清。”

他坚持说老鼠是真实存在的。他说，家里突然到处都是老鼠，他走进厨房，那只老鼠的尾巴倒吊在厨房的沥水架上，卷起旋涡似的花纹。

那只老鼠消失了一会儿，又趴在他的脚边上——近乎黑色的皮毛，显得湿漉漉的，裹在底下的身体十分瘦削，粉色尾巴又粗又长。尾巴如触须一般弯曲着，拖曳向后，深入阴影，有无限长。

他去打它，它就顺着自己尾巴伸去的方向跑去，消失不见，仿佛那尾巴是一根救生索将它拉走。他抓住扫帚，再次检查全屋，寻找它的踪迹，它却像烟霭一般飘散不见。

我承认，我对他自己的描述转述得有些添油加醋。但在描述这些幻象时，他那一贯贫乏、啰嗦的语言土壤上，确实长出了几朵虽然萎黄，但可经一看的花。

我父亲说不定有着很发达的想象力，他有一面墙，紧贴着书架，上面全是书和盗版游戏软件。他不愿意和外界发生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不工作，每天都在家里玩游戏，生活里充满不真实的东西。他怎么可能出去工作？每个人，我的意思是，他觉得每个人都针对他。

滚——爷爷拿着根棍子，隔着一扇铁门朝他怒吼。

出现，消失。出现，又消失。

“畜生骇死我了。”他说，又开始揉眼睛。“睡也睡不着。”

我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今天似乎是他的生日。

这和他叫我过来有关系吗？

我有点不确定，他从来不过生日，因为爷爷从来不过生日。爷爷是一个转业的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袋里没有节庆与祝福的概念。每年过生日，只有母亲会记得，母亲会记得每个人的生日。但父亲不会，或许他记得，但什么也不肯说，因为他的父亲也从不跟他说。

我在想我坚持靠写作去营生和这一点是否有关系，我表达，疯狂地表达，大声祝福或者唾骂，以此来让他们感到难堪。

“我出去一下。”我走下楼。

我去不远处的五金店买了一堆灭鼠用品——粘鼠板、毒饵、弹簧捕鼠器、电击捕鼠器。老板是过去的那个老板，他看着我，说：“呀，是你？”

“是我。”

“这么大了？在忙些什么呢？”

我红了脸。

回到父亲家里，我在厨房和洗手间的下水口附近铺满粘板。再用树脂泡沫胶在水管通路附近涂抹胶体，并看着它们凝固。

随后我开始打扫卫生，我拿出拖把和红色的塑料水桶把屋子拖了一道，水渍干掉之后，我又将厨房里没有洗干净的碗筷全部清洗了一遍，并把红色塑料水桶放在厨房里，用塑料膜封在桶口上。

最后，我往塑料膜上倾倒厨房水槽筛子上残余的食物——我能看到他吃的是水煮面条、青菜与鸡蛋。

我忙到夜里十一点，全身都是汗，便在厕所里冲了个澡，等回过神来，洗手间已水漫四溢。由于胶体过于牢固，下水变得极为艰难。我走到外面，水流已经漫到客厅，我趿拉着拖鞋，划过水流，重新拿起拖把。

水流在地板上摆荡，涟漪与涟漪相撞，声音很轻。

我走过去找父亲，他已经坐在沙发上，脑袋歪着，睡着了，鼾声如雷。我刚要离开，他突然醒来，有点慌张地说：“谁，是谁，是谁呀？”

“齐天大圣。”我说。

“谁？”

“黑猫警长。”

他眯缝起眼睛，回想起了什么，不住点头。“哦，我糊涂了。”他说，“……你看到老鼠了吗？”

“看到了，真的有。”

“是吧。”

“你睡吧，明天就抓到了。”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袋子来到他家。

敲开门，我说：“你去看看厕所，我去看看厨房。”

趁他睡眼惺忪地跑去厕所的时候，我走进厨房，戴上外层编织着金属丝的防割手套，把我花了一通宵的工夫在家里抓到的老鼠，连着包在外面的废报纸掏出来，然后低下头，对准塑料桶上的红色薄膜，朝着里面晃动废报纸团，把早已被我揍得半死不活的老鼠抖落。

灰色的老鼠嘴角带着血，两只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光，它旋转着下坠，落入薄膜，又将薄膜压破，一同坠入半桶深的水中，一些气泡浮上来，又破掉。

而不知何时，他已经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水桶里的老鼠，他激动，又开心地说：“啊呀，还是你厉害，终于给抓到了。”

他没有漱口，似乎也很久没有洗澡，他笑着，一股又酸又臭的味道扑鼻而来，就好像此前他的笑容被扔在水缸里，泡了二十年才拿出来。

在狭窄的厨房里，这个肥胖矮小的老头站在我胳膊后面，专注地盯着眼前那片模糊的景象——红色里的一抹深灰，模糊的眼神里有一种陶醉。他快乐地转着身子，又时不时发出作呕的声音，好像一个青少年，第一次在河边用手抓住一只蛤蟆的背。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我收拾东西，回了家，没有对他说生日快乐，他也没有留我吃饭。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完全没有联系彼此。

我讨厌我的父辈，我唾弃他们代表的一切。我和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完全没有，我不会祝他生日快乐，这辈子都是如此。

但我必须承认——

在我们之间密不透风的距离里，在我们积年累月、代代相传的敌意、隔阂与忽视里，有一条深邃、细长的老鼠洞，悄然连接着彼此，一只老鼠跑过去，他便开心得上了天。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卑微的快乐。

荒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