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
作者/汪若
距今约二十年前，是张国荣离开的时代，是SARS的阴霾弥漫的时代，小说也写于那时。一个人身边面对不同精神危机的朋友们的故事，看似荒诞的怪异，往往根植于现实的土壤。
旧菊花安全
旧枣花安全
扪摸过的一切
都很安全
地震时天空很安全
伴侣很安全
喝醉时酒杯很安全
心很安全
——海子《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
文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它到底是一些人的饭碗，还是一些人的救赎？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何职业或者名词放在这个问句里，比如记者比如电影比如爱情比如战争比如同性恋比如死亡和厌倦……
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在结束了长达4年的公务员生涯后，决定辞职回家写作。
当时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不置可否，却谈起疯狂。
他那时在国家机关工作，按照他的说法，对于一个试图成为诗人，或者说，已经是诗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工作更让人绝望和濒临疯狂的了。
注意，他用的词是疯狂。
疯狂啊疯狂。
他注视着什刹海在夜色下波光粼粼的水面，连续不停地喝下去将近5瓶啤酒面不变色，同时说到疯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气温已经很低，对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里，煞是好看，我不停地跺脚取暖，手和啤酒瓶子一样冰凉。
我当时估计他的写作生涯将如同他的工作一样令他疯狂和绝望，或者说，更加疯狂，更加绝望。因为他显然还不了解，生活的结构就应当是这样：绝望乏味的工作搭配诗，就像一座大楼里有电梯也有安全楼梯一样。居住在大楼里的人平时用电梯，同时知道一旦需要逃生，可以使用安全楼梯。但是这只是“知道”而已，除非紧急情况，安全楼梯将永远只是人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如同我们在这里，在什刹海的这边，知道有个“彼岸”却永远无法到达。
没有主楼梯，所谓安全楼梯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就像没有了乏味的工作，我的诗人朋友也就没有必要在写诗中求得解脱一样。任何行为都只会打破这种平衡，而这种平衡一旦不存在，建筑在该平衡上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
是的，如同911那天世贸大楼在烟尘滚滚中噩梦般塌陷一样，分崩离析。
当然，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911，这比喻是我事后加上去的。
他说走着瞧。
好。
* * *
我使劲敲门，过了半晌，我的同事才摇摇晃晃走出来。
“叫了你半天了，干嘛不出来？”我说：“快去喝酒。”
他用一种窥看幻象般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然后磨磨蹭蹭地进屋拿了一件夹克就跟我走了。我们默不作声地穿过大街小巷，他把双手插在兜里，闷声不响地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大走特走，脚步有点漂移不定，看上去他对走到哪里和身边的一切都置若罔闻。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吃饭，大家坐在街边的排挡上悠闲自在地喝着啤酒，那里到处挂满了水煮活鱼和麻辣小龙虾的招牌，我们的座位靠着一棵大杨树，间或有枯黄的叶子 “扑”地一声从树上飘落，旋转着掉到装满麻辣小龙虾的盆子里。冰镇的啤酒拿上来后，在闷热的天气里放一会儿瓶身上便挂满水珠，我们把这样的酒瓶和喝光的空瓶子沿着桌子一直摆出去，排成一条长龙，甚是壮观。
他仍旧目光游离，一声不吭，只是在不停地喝啤酒。
最后我终于耐不住了，问他：“你到底怎么了？”
他抬起头，目光似乎不能很好地对焦，大惑不解似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奇怪我怎么会在这里，然后回答：“我失语了。”
“你什么？”
“失语。”
“什么意思。”
“我问不出问题来了。”
“什么意思，失语？”
“就是我做不了采访，我无法问任何问题，所有的问句在我张嘴那一刹那就从脑子里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为什么？”
“不知道。”
他确实如自己所说，问不出问题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他都处于半退休状态，写不出稿子，也不问问题，只是回答，并且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也正是由于他的失语（其实不如说应该是“失问”），我才意识到记者是个依赖于提问的职业，我们每天在忙着问问题，问各种知道答案或者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问到最后，我们对于答案本身，反而并不感兴趣。
如果问不出问题，在这个建筑在发问上的行业里，确实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有一天早上起来，凡是带问号的句子都从脑子里消失了个无影无踪，换句话说，我的脑子像个大眼筛子，凡是问题大概都是比我那脑袋里的筛子眼型号要小的东西，它们漏掉了，不见了，像水渗进沙子一样没有了……”
他真的不再问问题了，只回答。
逐渐地，在他身上，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即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原来都是建立在问答上的。在人生中，如果两个人都丧失发问能力，连简单的谈话都将无法继续。试想，一旦那样的话，两个人将永远自说自话，哪怕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由于丧失与对方起码的联系，二人最终将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笔直地前行，永远无法交叉。
“她怎么说？”
“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你问过她为什么了么？”
“我已经问不出问题来了。”
……
我的问题掷地有声地冲他扔过去，如同水渗进沙，如同铁屑被磁铁吸引，很快，我又发现，总是处在提问的位置上，人会感到莫大的空虚。
难道我也会被他传染不成？
不行，不能再问了。
“你估计自己什么时候能痊愈呢？”
“你看，你刚才还说再也不问我问题了。”
……
* * *
我的一个女友在恋爱，她的问题在于，所有的男友都无一例外地相似，因此在外人看来，她无非是在重复之前的一切，连苦恼和幸福都毫无推陈出新之处。
外人都已经厌烦，当事人反而乐此不疲。
她总是喜欢上同一类型的男子，都是热情，身材修长的高科技外企白领。这些男子在我眼里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摄影发烧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器材或者数字发烧友。
我记得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她的一个男友在其中拿着相机一通拍照，随后便坐到我身边大谈自己的装备，看起来，他喜欢数字，连每一个镜头的焦距段和最大光圈那一大串参数都要说得清清楚楚，方才显其快感。所以当我被问到用什么拍照，我平淡地回答说大概是个傻瓜相机的时候，对方感到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还有一位，天知道是不是此人了，我说过，她的男友换来换去，外人总是搞混。那人买下了一款最高配置的捷信三脚架，那玩意重得一塌糊涂。我们有一次去爬长城，他跟在我们后面，只背着全套装备爬了一个烽火台，便累得半死，只好下去坐缆车。
但是他对我们说，捷信以前是军火商出身，做的三脚架结实无比，是全世界专业人员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原来这些三脚架是架高射炮筒子和机枪的，现在用来架相机，更显其矜贵无比。
她的男友们全部生活在数值构成的世界里，他们会记住所有使用的东西型号，并且一字不漏地重复出来，在为她拍的照片后面记录日期和参数，在看东西的时候记住页数，毫不夸张地说，一顿饭下来他们甚至能够告诉我自己吃下了多少个速冻饺子……
我顶多会说，我用的是松下洗衣机，听的是先锋音响……我的生活湮没在混沌里，我只是在使用机器，对它们本身一无所知。而她和她的男友则用的是松下爱妻型洗衣机，听的是先锋SP-J270K音响……喝的娃哈哈纯净水有12个月的保质期，煮速冻饺子的时间是10分钟，不多也不少。
显然，他们生活在一个清晰而准确的世界里，每次听到这些男人用这样详尽的方法来称呼一样东西，即使我也在使用，我也老是觉得这东西有点陌生。最后，脑子就会犯晕，觉得身边的东西无端多出来好多。
究竟这样有什么好处？
“一样东西没有名字怎么行？”她说，一面拿起2月12日到期的酸奶喝。
“没有名字还不是一样过？”
“没有名字和型号，将来遇到问题，说明书和保修单不就找不到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出于对高科技产品的一种尊敬，还是记住型号为好。”
……
“还有……”
“还有什么？”
“这样的男人让我有一种安全感，他们的世界仿佛非常有秩序。所有的东西都一一对应，放在该放的地方，我容易信任专业人士。”
我承认，滔滔不绝数字和专用名词的男人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机器、秩序和各种精密装置对我无疑都不友好。我吃饭没有钟点，起床没有规律。我们家旁边的电梯，每当我上去，它就会无缘无故停在奇怪的楼层，有的时候还乱抖动……而只要有外人在场，它便老老实实，从不犯错。好几次我被它关住，回去叫家人出来看，它总是重新又变得乖巧无比，让我目瞪口呆。
或许我那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是对的，还是记住每样工业产品的名字为是，这样它们会对你好一点。
还是遵从各种规矩为好，这样有安全感。
* * *
“有个男人有辆半旧车，是很普通的捷达，他总是把车停在我窗户的对面。”
“那又怎么了？”
“他老在车上呆着。”
“人家喜欢车，不行么？”
“问题是，他在车上做许多本来该在家里做的事情。”
我来了兴趣：“做什么？”
“比如刮胡子啦，吃饭啦，看书啦什么的。有时候晚上他也在里面呆着，抽烟，把窗户摇下来，不开灯，把脚架在那里听广播。”
“他有家么？”
“有，他们有的时候也坐车，看上去是很正常的家庭，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应该是妻子和儿子。”
“他的家庭看起来幸福么？”
“幸福难道可以看出来么？”
我住在6楼的女友很想知道，是什么使得一个男人不愿意回家，她觉得这很有意思。
从我们一次在电话中偶然谈到此事以后，她便时不时向我汇报该名男子的动态。
“今天怎么样？”
“他一连3天没有出来了。”
“真的？”
“嗯。”
“有情人了？”
“有情人也应该开车呀。”
“那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也许生病了。”
“你觉得呢？”
“不知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
……
“唔……”
“怎么了，你？”
“你不觉得，我这样有点疯狂么？”
“你这样并不比在车上刮胡子更疯狂。”
……
有意思，她也说起疯狂。
“继续观察。”
“知道了。”
那是4月1日上午10点40分发生的事情，我和女友最后一次就捷达男子问题交换了情报。
* * *
结果是发生了什么。
2003年4月1日6点35分，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随后被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06分去世，终年46岁。
我在当晚6点40分以后获知这个消息，通过短信。一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愚人节的把戏。
我不是没有类似经验，在这之前，3月20日左右，曾经有比尔盖茨被刺的假消息通过新闻网站放送，害得我连中午饭都没有吃好。我的编辑一个电话打穿了我的右耳之后，接下来饭桌上所有的记者都纷纷接到了这个信息。大家开始狂打电话为各个编辑部求证此事，场面之混乱癫狂比二战德军撤退的司令部有过之无不及，就像提前过了愚人节。等到证实是去年的烂笑话之后，一桌菜全凉了。
但是4月1日愚人节晚上的这个消息，却让我直觉性地感到大事不妙，与其说是在置疑这是谣言，不如说我是在希望它不过是个玩笑。
之后是失语朋友来电话，看到他的号码，一接起电话，我就意识到刚才的短信是真的。他的沉默背后隐藏着某种冰冷真实的内核，如同北冰洋铅灰色不断涌动的海水，从话筒那边蔓延过来，统统灌进我尚未痊愈的右耳。
我们只交换了简单的两句话。
“是真的？”
“是。”
“为什么？”
“不知道。”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到，那失语的家伙到底是怎样在不能问问题的情况下核实这件事的呢？这真是一个谜……
我看了看腕表，这是晚上9点钟，整个香港陷入混乱，张国荣被证实死亡，已经从这个世界上一劳永逸地消失了，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我的一部分青年时代。那是在课间和同学共用一个WALKMAN听他的磁带，把粤语歌词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的时代；也是大学校园槐树浓荫下的布告栏里贴满录像广告的年代，香港电影神奇般的黄金岁月……
在最初乃至最后的喧闹中，我不知道人们有否意识到，因为他的死亡，世界将发生某种变化。
这个城市在4月1日的晚上下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雨。气温骤降，霓虹灯影在雨水中荡漾，一股潮湿莫名所以的气味和张国荣的死讯一起在城市上空回旋。事后我意识到，那是磁场即将发生改变的味道，预兆的味道，世界陷入疯狂和混乱的前兆。
有什么不对了。
之后的1星期里，全香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听过他歌的人们所做的，无非是在用各种语言和方式问：“为什么？”
我在酒馆里喝到深夜的时候也会太息着问相熟的朋友：“怎么会这样？”
即便这不是作为记者，而是我私人在问问题，除去当事人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失语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我，他绕过桌子向我跑来，一屁股坐在我和一堆啤酒瓶对面。
“发现我有什么不同了么？”
我注视他良久，他一副没有睡好的样子，脸上还有道黑，仿佛是抹了块灰在上面，或者是走路撞了墙。但是确实是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了，他的目光不再游移不定，那种恍惚和窥看梦境的表情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一扫而空。
“你……你能够问问题了？”我恍然大悟。
“对了。”
“什么时候恢复的？”
“就在他跳楼之后。”
……
有什么确实为之改变，从2003年4月1日6点35分那一瞬间开始。
你可以说这一切只是个巧合，但是我宁可相信这是蝴蝶扇翅效应所致。这个格外敏感的灵魂的夭折导致有什么事情在暗中发生了改变。
我的结论是，张国荣的踊身一跳势必对世界造成某种影响，这些后果将在之后一点一点显露出来。
不相信么？走着瞧。
* * *
4月1日过后，张国荣占据全国各大报纸头条及娱乐版不到1星期，很快，SARS便取代了他的位置。
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疾病会影响到我们。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疫情一直是一个远在南方的统计数字，换句话说，我不相信自己晨昏颠倒、呼朋唤友、提问不断的生活方式会有所改变。
更何况，2003年的春天是一个比往年更加雨水丰沛的季节，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会是我们在21世纪遇见的最美的一个春天。事实也确实如此，迎春、桃李、海棠次第盛放，山毛榉嫩绿的树叶在阳光下闪亮，天空湛蓝，空气里浮动着温暖的春意，纤细的光线如光亮无比的蜘蛛丝一般随风荡进清晨的窗口。我正准备在户外和啤酒一起度过所有暮春和初夏的夜晚。
但是整个轻松愉快的气氛在4月20日之后一扫而空，如同我和张国荣一同消失了的那部分青葱岁月。
SARS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这个城市，而我亲眼目睹了它的来临。
4月25日，当我从地铁中钻出地面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正处于本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为一条步行街，两边是巨大的商厦。任何时候这里原本都应该都是万头攒动，人来人往。但是，在4月25日下午5点的时候，这条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门可罗雀，路上的行人不超过20个，而且个个都如临大敌般地戴着口罩。
这景象还不算怪异，之前在路上，我还曾经看见一个驾驶跨斗摩托的人一闪而过，脸上竟然戴着一个军用防毒面具，让人疑心自己身处战火连天的伊拉克。
天空阴云密布，我偶尔抬头，看见身边3米处灯柱的水泥平台上站着一个黑衣男孩，他一手扶着灯柱，昂首望天，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苍白的脸庞，肃穆阴郁，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天使——但这并不是真正让人觉得惊讶的地方。最奇特的是，他的背后伸出了两只火红的翅膀，那巨大的翅膀上的羽毛在风中颤动，仿佛随时可以振翅欲飞。
整个情形太过诡异美艳，我魂飞魄散，半晌才呼出一口气来。
当然，目瞪口呆了不到半分钟，我就看见了男孩身边的摄影师和手拿反光板的工作人员，凭常识也知道，这不过是像ELLE、时尚这样的时装杂志在拍外景。从灯柱上跳下来后，“天使”在5秒钟内就恢复成了一个普通的漂亮男模特。当他说笑着转过身去的时候，我发现那红色的翅膀不过是用背带系在他身后的一块硬纸板上的道具而已。
但是我相信，当时在场所有的人，不光我一个，都被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吓了一大跳。
我身边的一个青年男子在最初目睹这一切时，大声地倒抽一口凉气，我听见他在口罩后面发音困难但是颇为肯定地嘟囔着：“这就是SARS，SARS来了。”
我同意他的话。
4月25日5点零2分整，我们亲眼目睹，SARS伸展开火红的翅膀，如同古代印度神话中的湿婆大神，如同圣经里的复仇天使，威风凛凛地降临到了这个城市的上空。
谁能够否认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呢？
* * *
SARS爆发之后的日子，我是在半幽闭状态下度过的。工作基本停顿，每天在家里上网打电话。可能是因为再没有应酬的缘故，反正没有事情干，我开始不厌其烦地买来菜谱、餐具和烹调用品做菜吃。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城市里的病患每天在以3位数的速度增长，大部分饭馆都不营业了。
我迅速恢复了吃早饭和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规律倒是越来越接近一般人所推崇的“正常”了。
这个假期开始让人有耳目一新，四肢放松的感觉。但是放到第3周的时候，这种悠闲感逐渐被焦虑所取代。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事情干，书全部看过，DVD也是一样，再看只会让脑袋疼痛不已。自己做的饭菜没滋没味，睡觉睡得晨昏颠倒怪梦不断，窗外孩子们的嬉戏声在黄昏混杂着炒菜的香味和院子里花草盛开的春日气息传入室内，竟然有些险恶。
焦虑感最终上升为不适，然后是对自身存在的某种怀疑。最后我终于明白，我们日常所谓的干扰、烦恼和这种焦虑感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人生中不断遭遇的意外和干扰犹如问答般必不可少，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建立在烦扰之上的，如同我们的人生建立在问答之上——人彻底不被打扰，就等同于彻底地被遗忘，这样下去，连简单的生活都将无法继续。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主楼梯和安全楼梯的概念，换言之，人确乎需要某种坐标系来保证自己不会偏离轨道。
我相信别人和我的处境差不多。对于某一类人，也就是需要用工作或者问题来填充和确认自己人生的人来说，这个强制性的悠长假期开始变得苦涩起来。
“他已经一连1个月没有到车里来了。”
“你肯定么？”
“车上满是灰尘，还落满槐树花……槐树花开过了，你知道么？”
“唔，没有注意。”
“上次和你通话说起他是什么时候？”
“4月1日。”
“你肯定？”
“当然！”
“……那，已经快1个半月了。”
“邻居们怎么说？”
“我跟人打听过了，但是车主似乎是别的楼的。”
……
“你认为他怎样了？是去了哪里么？”
“也许，最近大家不是纷纷外逃么？”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他们得了SARS。”
……
“那我宁可他们外逃了。”
“或者……”
“或者他和什么人私奔了。”
“唔，还是这个更好。”
我和6楼女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我有种感觉，无论何时给她电话，接起电话的她都是在那个可以看到车的位置上——她的头正靠在6层楼阳台上的窗框边，风在吹拂头发，我甚至可以透过电话线感觉到她的视线，正目光灼灼穿透一切地紧盯着楼下那辆已经有1个半月没有挪窝的半旧捷达。
“继续观察。”
“还用你说。”
“加油。”
……
* * *
早上，我被一个电话叫醒。
勉强爬起来后，我用手搓脸，半天才把散落在床边的意识一点一点拾回脑袋里。
是我那位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她在电话中急促地叫我的全名，这也是她的一个习惯，平常熟人之间都叫对方的呢称和简称，唯有她是连名带姓一起称呼，每次都搞得我以为那不是在叫我，被弄得莫名紧张，如承大事。
“什么事？”
“他根本就不存在。”
“谁？”
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在电话里讲了足有10分钟，在这期间我兀自在床上和地板上懵懵懂懂地拾捡自己的记忆与意识不停，然后艰难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临了，她沉默下来，我惊觉对方正在等我发言，苦恼地“唔”了一声，以手覆额。
意识的拼图还是没有找全，左下角还差那么一小块，究竟是蝴蝶翅膀，猫尾巴尖，还是金盏花花蕊呢？
“喂，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听见了，听见了。”我忙不迭应道：“你是说你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去，发现他不是那个部门的人。”
“何止，他根本不是那个公司的人。我最后打到人事部去，他们向我确认，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在公司任职。”
“哦……你怎么会想到给他公司打电话的呢？”
“还不是因为SARS。”
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和她现任男友头天参加朋友的饭局，而那人在早上致电她说自己的同事中有一个人刚被当成了疑似病例隔离起来。出于迟到的好意，他告诫我的女友要注意卫生，注意观察。我的女友非常紧张，就给男友电话，发现他的手机关机。要在平日，她大概也就留言了事。但是事关SARS，我的女友特意查了他的公司电话打过去，结果遇见了这等奇妙的事情。
她用难以形容的声调对我说：“这怎么可能，一个人的现实居然是虚构的。”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吧。”我提醒她。看起来此事暂时已经盖过了SARS疑似的影响，她有点狂乱。
放下电话，我摇了摇头，一团糟，图还是没有拼好。脑子是短路的，一想问题便冒出火花来，发出白晶晶的光芒，不知道从哪里还传来股烧胶皮的味道。
她的现任男友我没有见过，想必也是个对数字沉迷不已的人物。一个现实中的细节如此笃定和给人以安全感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完全虚构的背景里，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活像疯狂的科幻小说。
全乱套了。
她刚才说什么来着？虚构现实，对了，人总要虚构些什么的。虚构过去的人被称为小说家，虚构未来的人被称为有理想的人或者科学工作者，惟有虚构现在的人，被称为骗子。
也不对，虚构过去的难道不是骗子么？
脑子继续冒火花，不能再想了，再想铁定要跳闸。因此不能再想，在这期间，即便世界变得疯狂也与我无关。
我一手拨拉开意识的拼图，把它们扫除到地上，发出“哗啦”的声响。然后便一头扎进枕头，继续大睡特睡。
* * *
又一个电话。
电话铃粗暴地冲击我的耳膜，如同编辑般挥舞大棒把我弄醒。
我像从深海被打捞上来的鱼，压力骤然减轻后，全身都鼓胀起来，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乱响。
“听得见么？喂？”我的6楼女友在电话那头大叫大嚷。
电话噪音很大，沙沙乱响，她的声音仿佛来自海底。
“听得见。”
“喂，喂……”她继续叫我的名字。
话筒里的噪音已经变成“噼啪”声了，短路的声音。
我忽然意识到了她要告诉我的是什么——果然，过不了2秒钟，她的声音毫不含糊地透过噪音传了过来：“他把车开走了。”
“今天早上，就在我睡觉的时候开走了。”
……
“喂，喂……”女友大叫：“听得见么？”
电话忽然断了，我挂上电话，有点茫然——屋子中忽然一片寂静，就像什么东西忽然折断，一扇门忽然关上……我以为她马上会打过来，但是没有。电话机像只安静的食肉动物那样，一声不吭地蹲踞在我的床头，小心地缓着气。
一阵浓重如同伦敦大雾般的倦意袭来，但是有个小小的东西，冰凉凉地贴在脊背上，轻轻刺了刺我的脊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改变，是关于我的。
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或者之前，我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
有什么改变是关于我的，但是我又很难形容这到底是什么。
感觉上，脑袋像个筛子一样，意识和逻辑在“哗哗”地从里面倾泻而出，一起流走的还有什么。
我攥住残存的那几块意识拼图，苦思冥想。
电话忽然响了，在寂静的屋子里击中我的左耳，我一把抄起电话。
“喂。”对方上来便大喝一声。
我听出来了，这是我的诗人朋友，1年前和我一起注视着什刹海在夜色下波光粼粼的水面，连续不停地喝下去将近5瓶啤酒面不变色，同时说到疯狂的朋友，那个试图关闭生活中主楼梯的人。
“喂？”
……
“喂……有人吗？听得见吗？”
……
任凭他在那里大喊大叫，我挂上了电话。
因为我知道变化出在哪里了。
问—不—出—问—题。
问题正在从筛子里哗哗流出……
一起流走的还有意识和逻辑……
整个结构会像世贸大楼在烟尘滚滚中噩梦般塌陷一样分崩离析，也许。
管它呢。
我如同跳水，一头扎回如同深海般酣畅淋漓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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