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
作者/黄可
我总觉得刘畅的生活里没有爱情是极为正常的,结果笔仙告诉我们,她的桃花将在四月灿烂开放,这让我们又是激动又是忧伤。
那节课下课之后,我们的专业老师神秘兮兮把那几张被任性的笔仙画满圈圈的纸张放进了包里,然后对着刘畅说:“这是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笔仙哦,一定很准的。”
刘畅回过头给了我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那一刹那,我觉得她越来越不像女神了。
我和她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正所谓铁打的那啥蜜,流水的男人——虽然我是个男人,但是我扮演的却是前者。于是我在关键时刻扮演她的粉丝和最佳好友,在其他关键时刻扮演她的男朋友,我的演技在过去的一年里突飞猛进,都快假戏真做了。
而现在,我突然有种演艺生涯即将结束的莫名惆怅。
刘畅说,一九五八年盛夏,鹭岛忽而成了前线。我听完一愣。
金门炮战爆发,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金门县落弹四万余发,国军伤亡二百余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警告大陆如果图谋金门、马祖,将视此为威胁和平。
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女孩从福州修完医科,被分配到鹭岛删掉进了中山医院,成了年轻医生,在中山医院的第一年,鹭岛仍源源不断地向金门投去炮弹,局势未见缓和。而作为年轻医生,她对工作和生活也倍感忙碌,在一年盛夏又要到来之际,住院部院子里的凤凰木,枝头上开了许多热烈的红色花朵,落在地上像铺了火红的绒毯,就在这热烈的背景里,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
九三师二七七团的文化教员是个颀长的男人,军装整洁,面庞有力。他的忽然出现让她混乱的工作和生活开始变得高效有序,盛夏行将结束之时,满树的凤凰花都开了。
刘畅潇洒地把眼前的果汁往旁边一推,说完了上面的故事。
我回过神来,店里放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在这家咖啡馆里,我好不容易给手机充上了电,圆形的木桌子有些摇晃,我趴在上面,饥肠辘辘。刘畅刚停下话音,我立刻挺直了腰,默不作声,根本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服务员这时恰到好处地出现,端来了刘畅死命推荐的烤土豆泥。
刘畅说:“这上面的芝士够厚。”
我说:“够胖。”
刘畅说:“你要死啊!”
我连忙换个话题:“所以,你刚才的故事走向了什么结局?”
刘畅说:“所以有了我爸,然后现在有了和你在这里吃饭的这个漂亮女孩。”
我说:“哎呦!”
刘畅说:“你说爱情是不是跟着改革开放了,怎么越来越难找。”
我说:“你找过么?”
刘畅说:“都躲着我。”
我说:“笔仙不是刚刚告诉你桃花就要开了吗?”
刘畅说:“但愿是真的。”
我哈哈笑着给自己来了一大勺土豆泥,说实话,味道真的不错。
在刘畅感叹爱情改革开放的第二天,她的第一朵桃花似乎就偷偷摸摸地在角落里兀自开了起来。而我之所以知道,得益于自行车被盗。
在大学生涯的第二辆自行车被盗的当晚,我怨念颇深地步行回公寓,或许是因为独自一人,那一千五百米的芙蓉隧道我硬是觉得有一万五千米,走出隧道口的时候,空气里湿冷的水汽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下一秒钟,我就看见前方不远处刘畅的背影。
有些尴尬,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却又必须守口如瓶。
我心想前一天还哭丧着脸的单身狗怎么一夜之间有个一米九的汉子挽手同行了。
当然,我内心愤愤不平的是白瞎了男生手里推着的自行车,我这么累死累活地走回来,居然有人在我面前浪费资源。我像个贼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内心异常平静。
隔日中午,刘畅拖着我去吃沙茶面。
她穿着一条雪白的长裙,大有不畏严寒的气魄,我捞着面条,红澄澄的汤在碗里翻涌着,刘畅没夹稳手里的豆腐,“扑通”掉回了碗里,我听见她惨烈地尖叫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拿着纸巾擦拭溅在身上的汤水。
我觉得这尖叫声就是故事开始的信号,于是放下手里的碗筷,抬起头看着她。
刘畅把纸巾揉成团,轻轻往桌面一放,低声道:“康浪,我给你说件事情哦。”
我露出微笑:“我知道,你桃花开了。”
“靠!”她筷子间的豆腐又“啪”一声掉回汤里。
刘畅说,这个男孩在半个月前开始在她的每一条微博后留言,昨天晚上只是碰巧在下课之后遇到而已。我语气带着疑惑,你刚刚认识就让他牵你的手啊?
刘畅一愣,摇了摇头。脸上却带着温和的神色。
这让我回想起刚刚认识刘畅的第一天她翻着白眼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样子。后来辅导员说大家公平竞争,公开演讲选班长,我在台上发言的时候看都不敢看她,最后凭借外语专业男生稀少这一心酸的优势被选为班长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第二个白眼。
那时我整个人被她侧漏的女王气质所震慑,心想未来四年恐怕得躲着她。
和眼下的刘畅相比较,那时的她简直就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嗅到了某种被称为“恋爱”的气氛,但是味道甚淡,忽隐忽现找不到来源。
或许是这朵桃花本身就开得偷偷摸摸的缘故,我在此后很长的日子里,都没有再见过她和那个男孩一起出现过。
只是,我竟然也习惯了步行,芙蓉隧道里的涂鸦似乎每个夜晚都有细微的不同。有那么几回,夜深人静,隧道里空荡荡的,我把眼镜摘下来,模模糊糊地看着两边墙上五彩斑斓的图案,在苍白的灯光下,潮湿而温暖的空气贴在身上,那些色彩仿佛跳动了起来,我就像掉进地洞里的爱丽丝,天旋地转却觉得一切色彩都在歌唱。
就是在这个夜晚,我又远远地看见了刘畅和那个男孩的背影。
两个人走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隔着不易察觉的距离,和天下所有的情侣一般,步履缓慢身姿柔和。我抬头望了望天空,晴朗无云,星辰寥落。
毫无缘由地,我觉得这朵桃花马上就要开败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刘畅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个男孩。
我和那个男孩住在同一栋楼,在某次社团活动中相识,几次出门的时候在楼梯口遇到他,总会挥挥手打声招呼,更像是例行公事般互相问候。他面庞端正,身材高大,我能感到这个男孩子透出来的正气,但是总有什么地方让人不自然,每一回都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量和他把每一段对话维持下去。
后来,刘畅在某个午后终于提起他的时候,感叹了一句,生活还这么长,我怎么可以和一个无趣的人一直呆在一起呢?细细想,那时刘畅才十九岁,根本还不到发此感叹的时候。
我心里惦记着笔仙的话,四月未到,这个男孩不是刘畅的真命天子。
本想这样和刘畅说,可我发现她并没有露出可惜的神色来,也无悲伤。于是明白是我多虑了,这段短暂的时光被刘畅从生活中潇洒地抹去,她说,它不足以被记录成自己的初恋,何况那个男孩和自己都没有给过彼此任何昏了头脑的承诺。
刘畅说:“它不够资格。”
我说:“不够轰轰烈烈,也不够刻骨铭心。”
刘畅摇摇头:“是不够真实。”
我说:“就跟我摘了眼镜看世界一样。”
刘畅又摇头:“不对,你摘了眼镜看世界是浪漫主义的,而我们的故事是超现实主义的。”她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至少对我来说,太超现实主义了。”
时间策马奔腾,鹭岛的冬天不仅冷还带着潮湿,我和刘畅在学校的餐厅里吃过年前的最后一次饭,我拖着行李箱被一阵冷风赶进车站,回家过年去了。回家之后,我和她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聊着漫无边际的话题,我看着桌上的日历,年关将近,却觉得空气里年味甚薄,有百无聊赖之感。
大年初一的晚上,刘畅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没有她,只有三个男孩子搭着肩对着镜头笑,看样子是在某间咖啡馆里拍的。我有了几分明白,问刘畅:“是哪一个?”
刘畅答:“中间。”
于是我仔细看着那张照片,在茶褐色的画面里看见了第二朵待放的桃花。
那个围着围兜的男孩,戴着大框眼镜,对镜头露出健康的笑容,显得骄傲却又平易近人。我把照片放大细细端详,觉得男孩的脸上透出了久违的爽朗。
然而,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刘畅的两朵桃花会相隔如此之近,甚至让我产生了某种怀疑。
第二朵桃花缓慢开放的过程,由刘畅给我全程直播。我知道,这样一来,必定舍去了许多我看不见的细节,或许是无关紧要的,或许是刘畅不想让我知道的——然而后者却又可能在过程中发酵,变成某种回避不了的因素,只是此刻,我无暇多想。
刘畅家楼下的公交车站有一班直通集美的班车,一路上摇摇晃晃,把堵车绕道统统算进去,大概一个钟头能到目的地,下了车就是泰坦咖啡馆。
那时春节刚过,春寒料峭,她裹好厚厚的围巾,每天准时出家门。
那些从信息和微信上发来的文字变成了跑动的画面,我看见刘畅在咖啡馆的厨房里小心翼翼地烤着松饼、煮着咖啡。每一天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却又总有什么细微的差别。
年轻的老板给客人端去煮好的咖啡,弯下腰,露出微笑。
身手敏捷地走回厨房里,空气里充满了烤面包的甜腻香味,刘畅皱了皱眉头,抬起头的一刹那和老板四目相对,他若有所思,有些来不及反应,露出了抱歉的神色。
刘畅迅速转过头,连空气里的香味都闻不见了。
我说:“你喜欢上他了。”
刘畅说:“我也觉得。”
我说:“你表现得太明显了。”
刘畅说:“他生日就要到了,我要送什么礼物好呢?”
我说:“你跑题了。”
刘畅说:“你觉得送衬衫怎么样?”
我没有再接话,放下手机的时候仿佛闻到了一股咖啡豆饱满的香气。但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上一朵桃花,那个男孩已经久久地消失了。刘畅那时庆幸没有给对方任何承诺,但那张显得严肃又理智的脸庞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刘畅说,承诺这种东西,大概都是自作多情的产物。就像小时候想着改变世界,长大了连世界都改变不了自己,都是时间问题而已。心想爱到深处,便有承诺随之而来,但长久之后再想起,除了感叹一句“爱过”,又能做什么呢?
我心里嘀咕着应该提醒刘畅恢复理智,但我想,还是晚了一步。
年轻老板是个不擅长聊天的人,这是刘畅跟我抱怨的。我看着她发来的一页页聊天记录,在刘畅大段大段的文字后面,除了各种语气词,再无其他。
我心里想,这简直是个哑巴啊。
刘畅倍感无奈。
我也很无奈。
刘畅在心里想的是,年轻老板为什么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察觉。而我纠结的是,该如何朝刘畅泼这桶冷水。每回我刚刚提起水桶,就觉得耳边有个声音告诉我别这么不识趣。来来回回,也就放之任之了。
等到我开学又回到学校,刘畅和年轻老板仍旧毫无进展。所有用松饼和咖啡组成的故事背景即便甜得发腻,也仍旧挥不去那股清苦的气息。
我亲眼看见那件作为生日礼物的天蓝色衬衫被刘畅小心翼翼地包装好。几日之后她发来年轻老板穿着衬衫的照片,言语间透着掩不住的欣喜。
后来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我不知道从何谈起,只是开口问这几日如何。
刘畅却露出黯然的神色说:“他已经四天没有找我说话了。”
我问:“以前他找过你吗?”
刘畅摇头:“都是我找他说话。”
我露出苦笑:“耗着。”
刘畅说:“快耗不下去了。”
我说:“那就去告诉他。”
刘畅说:“怕是再也不用耗了。”
我就这样再一次遇到了世纪难题,而且是个漂亮女孩提出来的,悲哀的是,与我似乎没有关系。刘畅在酝酿着什么,我想该换个话题,给自己留些思考的时间。
她却开口了:“他现在在菲律宾旅游。”
我不说话,她又接着说:“等他回来我就告白。”
我问:“什么时候回来?”
刘畅终于露出笑容:“还有一周。”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独自一人从芙蓉隧道走回公寓,这次我没有把眼镜摘下来,那些斑斓的图案像是突然被暴露了秘密一样,萎靡不振,失去了活力和激情。
我仔细地辨认着它们的每一个笔触和细节,还有那些从天南海北到来的人们签在上面的名字和留言,就像漫长的历史都被吸进去,换一个面貌又被吐了出来,谁也不认识谁。
我想起了刘畅跟我说过的故事,那个凤凰花开放的夏日,年轻的女医生找到了能够和她度过余生的男人,刘畅说,当年的年轻女医生在苦苦酝酿之后,终于吐露芳心。那个带着冷峻神色的颀长男人,仿佛拾得珍宝,欣喜若狂。
但我想,在最初的时刻,谁也不知道能否陪着对方走下去吧?
听到刘畅说要去告白,我有些不安,就如内心深处的小岛,忽而又成了前线。
所谓的告白,不过是一种本能的仪式,更多的时候带着绝决和奋不顾身的意味,它的到来只是为了让当前的状态结束,却不代表新状态的开始。但这样的仪式所需要的勇气在生活里却向来匮乏。
刚刚走出隧道口,刘畅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在打开的前一秒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打开的时候却看见是一条项链,有一大一小两块琥珀坠子。
我说:“很漂亮。”
刘畅说:“小琥珀里藏着第一朵桃花。”
我说:“另一块琥珀更惊艳。”
刘畅说:“因为它是浪漫主义的。”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想起了笔仙的话。
四月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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