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作者/陈功
经常沉默,总是吹嘘,惰于生活,这些都是常见的“父亲”形象标签,而当这种典型父亲出现在儿子的故事里,他们的前路会延向何处。
1.
陈大兴二进宫的那天,我正在家楼下的一家奶茶店兼职,店子叫茶颜月色,冒牌。老板是陈大兴在青藏高原当兵时候的战友,我叫李叔,估计是年轻时候开疆拓土欠了不少业债,年纪大了吃斋念佛,手腕上带一串又像核桃又像石母的念珠。养的那只站起来比人还高的藏獒反而吃肉,吃一顿抵我一天,解释说,信仰是用来限制自己的,不能让他人或是他狗为自己的信念买单,这也是佛的意思。
当时陈大兴才被厂子辞退,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而我还在念大三,光学费就两三万。后来和陈大兴一商量,就联系李叔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份兼职,每天在收银台后站三个小时,一个月两千。越是底层越喜欢搬弄人情,陈大兴提到这事的时候得意忘形,说,你爸当兵的时候还是班长,带的兵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四川省内的事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在他看来,其社交圈的社会地位与他的幸福指数是直接挂钩的,我每次劝他,陈大兴,人和人之间都是价值交换,别说你们当时只是一起修铁路,你就算是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也不影响你儿子现在就是个臭打工的啊。他说,战友之间的感情你不懂,这就是你李叔对你的考验,你看电视剧里董事长的亲儿子都得从基层干起呢?
陈大兴说等闲下来,就拉着李叔和我一起吃个饭,让我认李叔做干爹,认李猛当干哥哥,把战友的情谊延续下来,跟着他们学做生意——“闲下来”三个大字从侧面也印证了,他实际上对自己口里引以为傲的战友情并没有那么笃定。因为他平时本来就闲,右腿从退伍后就一直有问题,走路一瘸一拐,因为案底被辞退后又找不到其他工作,整天除了打长牌、喝闷酒就是逗我家的老黄狗。
出事那天我估摸着是陈大兴又给自己下丘脑喝短路了,兜里装着把菜刀,骑摩托车横跨八公里路,到氮肥厂门口威胁管事的要给他们这些老员工一个交代,不然就一刀劈了自己。结果在你来我往的过程里一个没控制好,劈了看大门的王大爷,大爷也是凄惨,本来过了退休的年纪在厂里用爱发电,这次好,被陈大兴用刀刃在屁股上一笔带过,本身就年纪大了,还晕血,当时就趴地上休克了。
我当时正调奶,门口的奥迪车不停按喇叭,把奶茶往副驾潦草地一扔,冲着尾气抱怨了一句,别把你的喇叭渴到了。接着就收到了派出所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问,陈大兴是你的儿子,不对,你是陈大兴的儿子吧?我反问,发生什么了?他说,你爹在厂里把人给砍了,带上身份证来派出所找我。
我给汤圆打了个电话,让她帮我守着店子。三分钟后粉红色的双肩包如期而至,说我要不给李猛打个电话,你把他的车开上。李猛、汤圆和我是同班同学,这是浅层的关系,深层的留给下文,我说,我打车去就行。结果出租车在中途又被人追了尾,换了公交车才缓缓杀到目的地,到大厅的时候陈大兴酒已经醒了,但留下了满屋子的酒气,抱着我开始掉眼泪,站起来脚还是一瘸一拐的,说儿子,爸又给你惹事了。警察笔放下头抬起:你就是陈功吧,看怎么处理这个事,不能和解的话就算刑事犯罪了。
其实我也理解我爸心里的怨,三十年的工龄,因为大闹市医院的事情说辞就辞,没那事现在也拿着退休工资颐养天年了。当然,我同样理解氮肥厂辞退他的决定,说到底谁会放心在车间里放这么一颗不定时炸弹呢?王大爷屁股上的伤势不重,一张创口贴大小的伤口,人也很好说话,看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陈功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记得吧?但他家人的口风就没那么松了,儿媳妇长着一张厌世脸,又说大爷本来就贫血,这次是大伤,又说自己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出血是忌讳,要精神损失费。
王大爷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说人也不是故意的,再说都是老同事。警察也说,这孩子多懂事,也别为难人家了。越说陈大兴哭得越凄惨,伸着巴掌照自己脸上呼,重复说我耽误我儿子了,我耽误我儿子了。后来达成和解,两万块,医药费,交通费,加上儿媳妇照顾老人的误工费,我出门给李叔打电话借钱,说预支几个月的工资。他问,咋回事。我说,我爸又去氮肥厂闹事了。电话那头斩钉截铁:不借,这都闹多少事了,然后啪一声电话挂了。
当天李猛给我转了这笔钱,这当中有同学情谊,更有他对汤圆的情谊。我给儿媳妇转账,在和解书上签字,销案,接着带陈大兴出了派出所。他的腿在抗洪的时候被一块石头压过,之前还没这么瘸,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喝成了现在这样,走两分钟就得在石凳子上歇一歇。陈大兴羞愧难当,说你要不别等我,先回家。我一点好气没有,说歇够了就起来,还得给我妈烧纸。他这才记起是清明节,如临大敌地站了起来,说我俩一起去。
24路公交车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直通氮肥厂和小学,小时候每周五放学陈大兴总坐着公交车来接我。那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么穷困潦倒,虽然还是腿瘸,但工作稳定,和我妈感情好,性格上多少还像个人。我记得那时候棋牌室总来一收废品的老爷爷,住在地下室,身上有一股下水道的味道,因此总被人排挤让坐房间外面的小板凳。当时就陈大兴一个人对他好,送给他自己淘汰下来的衣服,还带着我去给他拜年。
地下室连接着整栋楼的下水管道,水渗下来把整张床染得湿漉漉,外部还糊着一层大便。我俩手提着旺旺大礼包上门,陈大兴自告奋勇,站梯子上用塑料袋给管道套住,接着俩人用地下室外面的垃圾桶搭了个台子,下象棋,你来我往地就成了忘年交。那一个冬天陈大兴三天两头就往地下室跑,不过天气转热的时候老爷爷就去世了,人走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有子女的,并且还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赶到了地下室。先是律师找到我家,说老爷爷生前有笔财产想划到陈大兴名下。接着是一儿两女,在我家门口大吵大闹,说陈大兴给老爷爷下什么迷魂药了,估计老爷爷的死也是他害的。闹了两天,陈大兴给律师说算了,这笔钱确实也该是由子女来继承。我妈说,你脑子瓦特了。陈大兴说,自己当时也不是为了这个。
尤记得老爷爷头七的那天晚上,陈大兴刚好又坐24路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我就问他,老爷爷的儿女怎么能这么狠心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能那样。陈大兴用手捏我的鼻子,问我,他老了以后我不会对他也这样吧?我当时可善良了,回答说,那我自己住地下室也舍不得让你住地下室啊。当时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不能说宅心仁厚吧,至少像个人。
2.
清明节晚上,也就是陈大兴一刀劈走我半年工资的那天晚上,我俩在东河边上给我妈烧纸。星星点点的火光,陈大兴背过身去擦眼泪,不知道是思念的缘故还是烟熏的缘故。小时候我可害怕清明,因为陈大兴这个老顽童总骗我说清明节路上有鬼,不仅路上,床板下、窗帘后、还有每一次洗澡闭眼睛的时候,都有鬼,这一度导致我直到高中都不敢关灯睡觉。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逮着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吓呢,简直莫名其妙。回家后已经很心力交瘁了,但不得已还得给我俩做饭,一人一碗酸菜面,我妈生前唯一传下来的手艺。陈大兴边吃面边沉默,突然开口冒出来一句:法律规定,辞退正式员工是该给予补偿的。
我抬头愣住,他解释说,我这几天还咨询过你二大爷的侄子,他学法的,懂这个。我说,别想那么美了,爸,法律还规定砍了人得坐牢呢。我家的老黄狗在一旁汪汪叫个不停,狗也是他从氮肥厂牵回来的,他这人在我妈离开之后就产生了性格扭曲,厂里的人几乎得罪了个遍,唯独就跟这条狗关系好。
说好也是假好,是断绝了所有责任义务的好,因为从来不遛,也不喂食,平时这些就和洗碗做饭一样都是我在做,他就负责每天摸着狗头腻歪两句。晚上躺床上的时候我辗转反侧,清明的后劲涌了上来,忽然想到我妈,也想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想这日子该怎么过啊,昏昏沉沉的没有希望。想着想着就收到了汤圆的一通电话,问我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我说,找李猛借了笔钱,私下和解了。汤圆说,那就好,咱找时间还是请人吃个饭,李猛提了多少次了都,一直就想约你。我说,他想约的是我吗?汤圆叹了口气,唉,怎么说也帮了我们一大忙。
李猛喜欢汤圆,这事我知道,且深深地自卑着。这份自卑不但来自太子爷和打工仔悬殊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来自李叔和我爸妈的关系。李叔年轻的时候和陈大兴同时看上了我妈,陈大兴最终凭自己矮子里拔将军的外貌优势取胜,抱得美人归。但是这种家族的优越感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断掉了,因此我甚是自卑。那几天我频繁地焦虑如何答谢李猛的这事,刚好陈大兴也从先前的颓势里走了出来,问我当时那钱的来处,我说李猛借给我的,他一拍大腿:肯定是你李叔在背后安排的,我都告诉你了,战友之间的感情你不懂。
我没告诉他这件事的真相,怕影响到他还不如十八岁少男成熟的世界观。但这么去做的一个连带反应就是,他又开始叨叨着让我拜李叔当干爹的事情,说遇上这种事,也就家人愿意这么帮你了。让我当场给李叔打电话,约时间,地点就在楼下的川菜馆,说是他们一群战友每年探亲最喜欢去的地方。我满脑子黑线,说,爸,人现在是一年一两百万的大老板,你觉得这地方拿得出手吗,高度不一样就别谈共同回忆了。陈大兴当时就有点生气,教训我说,你小小年纪的为什么总把人想得那么坏,我和你妈也不这样啊。我说,就是因为你俩不这样,我现在才只能这样。
他可能没懂悖论背后的意思。善愿是一种馈赠,是事业有成的伴生品,你要求一个生活窘迫的人去保持善意是不现实的。有钱人相比于我们这种人,总是更容易收获世界的笑脸,举个例子,我高中的时候和李猛因为同一件事情被请家长,班主任就总对李叔笑脸相迎,对陈大兴黑脸相待。最关键是我又不像陈大兴那么傻,看得出来别人的区别对待,久而久之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看法。
上班时间刚好碰到李叔,纠结老半天还是说了这事,说我爸诚挚邀请他在川菜馆聚一聚。很显然,李叔的脸色明显就不对劲了,说辞是自己肠胃有问题,医生不让吃重口。我急忙搬出李猛,说他也想两家人在一起聚一聚。后来就约在一个周五傍晚,我下班之后和李猛一起坐李叔的奥迪车过去,我爸则提前到场点菜,一路上李猛都在问我汤圆去不去。我说,还没问。他说,你现在打电话,多难得的机会。我挺不乐意地说,人平时也挺忙的。李猛自言自语,救你爸那钱,还是我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攒出来的。
人李叔说自己不吃重口,这是一种推辞,是成年人拉扯的话术,谁都看得出来唯独陈大兴不能,自作聪明地点了一整桌绿油油的蔬菜,还拍着胸脯在众人面前邀功,意思是“你看我多贴心”。我私底下让汤圆去后厨赶紧加俩热菜,接着一桌人开始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不对劲,李叔从头到尾一直在打电话,对着电话那头指桑骂槐,“怎么这么没眼力见”,总听得我有些不得劲;我和汤圆缄默不语,闭口干饭;李猛和陈大兴则高谈阔论,前者诉说从生活费里拿出一笔救济款的英勇,时不时就低头看汤圆,后者则说当兵时候李叔的囧事,说整个班的人就李叔最不能耐,其他人能负重跑二十公里,但李叔跑一半就得停下来呕吐。最后终于到了正题,陈大兴转头问我,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你李叔说来着?我抬头讶异,霎时间,陈大兴音量又放大了一倍,提示说,就你之前说的,拜干爹那事。直接把我架在了火上烤,还好在我最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叔发话了,帮我解了围。
李叔举着手里的念珠盘了一圈,直接就拒绝了。李叔说,算命的人之前说过,要认干儿子的话得认属猪的,但他属牛,你知道的,做生意的人就信这个。
3.
佛教强调共业,它代表着世间万物的整体秩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善恶有报,因果相生,但因和果、善和恶,并不一定会报在行为人的身上。比如李叔做的恶,可能会报在陈大兴身上,藏獒享的福,可能正是大黄狗吃的苦,宗教因果论的背后是一种无序的有序。不知道佛教徒李叔有没有研究过这个。
我从奶茶店辞职,就是因为大黄狗被藏獒给咬死了。为省路程,夏天的时候我牵着大黄一起上班,下班路上顺道遛狗。有一天李猛牵着藏獒来探店,就一个照面的瞬间,大黄的脑袋就从肉体上剥离了下来。按法律来说,饲养烈性犬需要更严格的手续,并且时刻佩戴嘴套子和狗链子,而我知道李猛家的藏獒连狗证都没有。但同样,按法律来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法律对我和陈大兴来说是一种奢侈,两万块钱就像是拴在我俩脖子上的狗链子,我们承担不起因为一条狗得罪李叔的代价。
我其实想要李叔的一句道歉,但他没有,只是从挎包里取出了一叠百元大钞,扔到我怀里:土狗而已,告诉你爸拿着钱去买一只品种狗,柯基、萨摩耶、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哈士奇,对,这钱能买三只哈士奇。陈大兴彻底颓了,他这人没太多朋友,大黄和李叔就是他所认定的为数不多的真心朋友,而现在一个死,一个跟死没两样,濒临幻灭。整天靠白酒度日,喝了酒就和楼上的邻居吵架,起因是邻居浇花的水滴到我家的防护栏,陈大兴把头探出去对着一片空气谩骂,我操你妈。楼上的泼妇是字面意思上的泼妇,一盆水泼下来,给他淋成了落汤鸡。
辞职之后我挺羡慕陈大兴的,羡慕他的不负责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的人生一眼望得到头,唯二的精神支柱先后离开人(狗)世,大可以去消耗,去荒废。但我不成,我至少得想办法熬到自己大学毕业。后来就开始因为钱的事绞尽脑汁,学费可以通过助学金贷款,但生活费还得自己挣,还好后来有一位作家朋友找到了我,说有一个投稿挣钱的机会,课余时间多写写,稳定的话一个月也能到手两三千。
朋友的名字叫唐冲,发小,我俩小时候就特喜欢文学,后面一起念了不同学校的中文系,大一那年他退学当了全职作家,渐渐上了正轨。我跟汤圆商量这事,说自己其实也挺喜欢写作的,但摊上这么个爸,实在是觉得喜欢啊、梦想啊都离我的生活太远,太虚。汤圆约我晚上在顶楼见面,市区的星光聊胜于无,她带了几瓶啤酒和我坐在栏杆旁摇摇晃晃。路灯下的城市从上往下看就像是万花筒,我抬着脖子闷了一口酒,扭头对汤圆说,其实我爸一开始也不这样。汤圆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是因为我妈的事情,他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接着我借酒劲给汤圆讲陈大兴第一次留案底的经过:我妈是因为医院的误诊去世的,得的病是急性心梗,伴随着呕吐、腹痛的消化道症状,当时医院初诊说是急性肠胃炎,输完液之后就休克了,后面还赔了十万块钱。但陈大兴想不开啊,整天拉着横幅去医院门口闹,说要见主治医师,院长和警察同时过来调停,陈大兴给人保证说,就只是想了解一下事件过程,结果见了面,就从屁股后面掏匕首捅了人一刀。
十万块还没捂热就又赔了出去,出来之后整个人就不正常了。本来一开始厂里也觉得老员工了,又事发有因,出于人道主义想把处分按下来的,结果陈大兴可好,去了厂里又揍同事又揍领导,就跟大黄狗好,渐渐就发展成了现在这样——初夏的风吹得人身体柔柔的,我直视着汤圆的眼睛,一本正经对她说,所以我也能理解我爸,他太爱我妈了,以至于把自己封在了四十平方里,我现在想的就是无论做什么,也不要像我小时候遇到的那个老爷爷的儿子一样放弃他。又是一阵风吹过,汤圆低头又开了一罐啤酒,紧接着忽然转过头一口亲在了我的嘴唇上,她的唇很软,很香,没有沾上酒精的味道,那是我俩第一次接吻。
4.
唐冲给我指了三条路,一是短视频编剧,二是网文,三是传统报刊杂志。前两者见效快,收入高,但跟我的专业有出入,因为我是学纯文学的,不太能驾驭得了数据的赛道。思考下决定按部就班地照着投稿来,运气不错,加上有唐冲作为中荐,很快就中了几篇。第一笔稿费是顺着邮封寄过来的二百块钱,后来是转到银行卡里的三百、五百,虽说都是蚊子肉,但聚少成多,并且属于创造性工作,心里也觉得踏实。
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朝夕相处的时间,我发现了陈大兴日常里一直存在的某些习性,例如上完厕所总是关掉马桶盖,灭烟的时候会顺手把过滤嘴折一半,或者是电视机的音量总精准控制在30,不多也不少——这些习惯都很显性,但我此前从未留意过它们。我除必要的学业以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早八晚十,除吃饭以外都坐在电脑前面,渐渐收稿刊物的水平和收入都上去了不少,甚至开始有编辑找到我主动约稿了。这期间汤圆放了学就来家里给我俩父子做饭,一开始只会做番茄炒蛋,后厨艺每日进步,每天稳定在两菜一汤。
汤圆自愿的勤快让陈大兴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显得他懒,整天无所事事。后来想了个法子,在手机上找了一种所谓瘫痪病人术后恢复的健身操,汤圆到我家期间就对着自学,给人一种积极对待生活的假象。有一天吃饭的时候陈大兴主动邀我喝酒,我说我不喝,晚上还得工作,陈大兴特别云淡风轻地说,钱这个东西是挣不完的,人生苦短,该享受还得享受。汤圆也劝我适当地配合,于是陪着他喝,他的酒量完全比不了年轻的时候,喝了一盅白酒下去就开始对着汤圆感慨万千,说汤圆像我妈,无论是长相,还是做菜的味道都像。
白酒入喉苦作痛,我不知道陈大兴为什么这么喜欢喝酒,这玩意带来的愉悦太短暂了,是一种避世。我反过来问陈大兴,那我呢,你觉得我像你吗?
他吊儿郎当地摇晃手里的玻璃杯,反问我,你觉得呢?要不是我和你妈感情那么好,我都怀疑你不是我亲生的。
毕业季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也是唐冲推荐给我的,说省作协在招纳本地的文学苗子,免考试,有编制,进去也是写作,但是每个月能有固定的工资和七险二金。当时心动不已,老努力地做了一番准备,也顺利通过了系列考核。但到了最后的政审环节,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特遗憾地说,我们这边很欣赏你的作品,但你父亲的刑事犯罪记录……
再之后参加了一个远在广州市的作文比赛,走狗屎运拿了二等奖,获奖的作品写的就是我和陈大兴的故事,写了这一路以来我的生活、他的失职、但我依然对他充满了爱意,题目就用了他的名字。奖金是三千块钱,我拿出了两千还给李猛,剩下的五百给陈大兴买了一闲鱼淘下来的二手轮椅,勒令他坐上去试试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说我是瘸,又不是瘫,现在还能反悔吗,退了,退了。我呛回去说,把你退了行不行。现在想陈大兴的转变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的,他此前从来不关注我写了什么,只觉得那是一项工作。但唯独那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翻出了出版社寄给我的奖状,在网上自己搜这篇文章。
他是真的老了,尽管头发还没有白透,但每一次眯着眼睛透过老花镜,对着手机屏幕逐字逐句端看的姿态,还是印证着他的衰老已经不可逆转。那天晚上他几乎都没怎么说话,甚至还一反常态地帮汤圆洗了碗,到第二天的时候,陈大兴告诉我,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看到楼上那泼妇每天早上推着个小车子去大学城卖煎饼,没想到收入还挺高的,就卖了一年连小轿车都换了,他也想去试试。
我停下键盘上的手指,抬起头来讳莫如深:爸,别闹。他一脸严肃地重申了一遍,真想去试试,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当时就笑了,说,你知道电磁炉怎么开吗,你就去试试?陈大兴这辈子就没自己做过饭,连盐和味精都分不清,这在他临时的决议面前倒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伸手不停地薅自己的下巴,自言自语说,或者我可以去请教那泼妇,再怎么也是邻居不是?
这事在我看就是个笑话,第一,陈大兴和泼妇三天一吵已经把这条路给堵死了;第二,这事看似简单,但其实从原料、到工艺、再到选址,都是一门学问,想当然地加入进去多半也是赔钱;第三,陈大兴是个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要真有五点起床推着车子上大学城的决心,咱家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样。综上所述,当个笑话就过了。没承想他还真开始操心这事,买了一大提旺旺礼包——对,就是小时候看望地下室爷爷的那款,带着我去敲泼妇家的门,门缝开了一半,透出一只眼睛,接着“啪”得一声合上。泼妇说,你他妈有病啊,我家花都枯死多久了?
但其实泼妇的性格也没那么差,低头不见抬头见,又都是没啥心眼的劳动人民,耐心沟通事情就翻篇了。我代替陈大兴给她道歉,说确实是因为我妈那事,搞得他之前的心情一直不好。我妈生前跟泼妇的关系不错,过节的时候还专程给人煲汤送过去,所以一提到我妈对方心就软了,门再一次打开,说你们进来吧。
5.
陈大兴这次好像真的变了,从楼上回来之后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对着一瓶酱料不停地研究,研究一半又跑上去问东问西。泼妇的声音洪亮地穿过整栋楼:哎呀你这人怎么笨成这样,巴拉巴拉,到时候你可别拿着我的秘方到学校西门我警告你。之所以说是西门,是因为那是泼妇垄断的一片区域,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去东门,形成业务上的分流。
小推车是陈大兴用自己的轮椅换的,尽管我始终认为轮椅是我买给他的第一个礼物,有重要的纪念价值,但他同样始终认为自己是瘸,不是瘫,所以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个。但作为一个瘸子来说,把满载的推车推到十公里以外的大学城,确实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泼妇听说这事又开始破口大骂,说你好端端的铁饭碗,怎么把日子过成了这样。骂完之后,泼妇让陈大兴每天早上准时在楼下等她,她开着皮卡车一起拉过去。
泼妇傲娇得像个十八岁的姑娘:别迟到,别迟到,别迟到,我这个人不喜欢等任何人。
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像是泼妇从楼上泼下来的一盆水,当时再怎么显得大难临头,大难不死之后也会有风干的一天。第一天我和汤圆陪陈大兴去摆摊,汤圆坐在副驾驶,我和陈大兴挤在被两辆手推车塞满的车斗子里。过往的气流来来回回扬起他已经稀疏了很多的头发,左右的转向让我俩不断颠簸,陈大兴貌似有些紧张,不停地搓手。我给陈大兴开玩笑说,你要不就和泼妇在一起得了,人也是寡妇,脾气虽然爆了点,但狗都看得出来对你有意思。陈大兴一张老脸涨得通红,说,别放屁,我心里有人。我说,嘿,啥时候的事,也没听你说过啊?他说,有你妈。我说,为你的幸福考虑,怎么还骂人呢?
到场之后陈大兴手忙脚乱,光是架炉子就弄了半个小时。学校门口的人流渐多了起来,我和汤圆也加入其中,帮着涮料或者是打包。不得不说陈大兴这人还是有一些小聪明在身上的,做完前几个客人后业务逐渐娴熟,开始流水化完成整块煎饼了。这时候我在人群里看到了李猛,他从一辆保时捷上下来,戴着墨镜,混在人群里,径直向我们的摊位走过来。他就算没能从人堆里认出我,但是也一定从人堆里认出了汤圆,但是他佯装得很好,一直到扫码付款的时候才取下墨镜:哟,这不是那谁吗?
对,陈叔,陈功也没告诉我,您现在在从事这项业务啊?李猛提高了音量,我当时正埋着头调节火候,汤圆没好气地说,李猛,你挡到后面的客人了。我把头抬起来,他又对着我问,你家里最近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难处?我说,我爸就是想自己做点小生意,闲着也是闲着。他说,有问题随时开口,加上学校最近在上报贫困生名单,很多家庭宽裕的同学都报上去了,我估计你肯定不知道这事。
李猛当然没有那么好心,他在当着汤圆和所有同学的面糟蹋我的自尊心。他的言外之意是:我既然好面子不报贫困生,那肯定是有钱偿还那笔两万块欠款的——尽管大半年的时间从稿费里断断续续地挤出了一些钱,但当时我还欠他五千。我回家之后和唐冲商量这事,问有没有尽快能拿到钱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我不挑。他的第一反应是,你犯事了?又说,有估计是有,但得靠运气撞,我这几天帮你多留意。
但我已经等不及了,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在我本科班上已经流传开了,其中有一些是说我爸是重伤犯,有一些是说我借钱不还,还有闲钱拿给我爸做餐饮生意。不用想都知道是从李猛口里出去的,这些流言甚至一度影响陈大兴的煎饼生意,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持刀伤人的疯子摆的摊位。我本来想瞒着这个事,不愿影响陈大兴每天起早贪黑的积极性,但他还是从别人的口里听到了这些。陈大兴问我,当时不是你李叔自愿出的这笔钱吗,我俩几十年的战友情。我没说话,他又问,现在还剩多少钱?我伸出一个巴掌,他说,你不用操心这个。
到晚上的时候他那给了我一叠红色大钞,不多不少,刚好五千。
6.
陈大兴染了乙肝,估计是一年前去地下市场卖血,和乙肝病人共用了同一个输血器导致的。这一次还是市医院,还是伴随着腹痛、呕吐的消化道症状,全体医生看到他来严阵以待,各种检测手段上了个遍,生怕造成误诊。主治医师说话的时候也很小心:你先别急,你听我讲,全国有六亿人感染过乙肝病毒,加上你属于慢性感染者,放宽心态,按时吃药就行。
陈大兴说,我不急,但我怕痛,要不要做手术?
医生重复了一遍,放宽心态,按时吃药就行。
出来之后,我当着汤圆对陈大兴一顿破口大骂,至于吗,就五千块钱。陈大兴不以为意地说,当时还不是不想你在别人面前受委屈吗?我说,只要有你在,委屈就少不了。汤圆顶着大肚子在旁边调停,你俩能不能小点声,给儿子展示一个良好的父子关系——悄悄告诉你,她怀了个带把的,陈大兴对这事很不满意,说陈家男人胡作非为的基因又要延续下去了。
泼妇开着小轿车来接我们,不对,我该叫后妈,把头探出车窗:搞快点,网格线。说着就有交警而来,我们仨火急火燎地往车里钻。小轿车又升级了,奥迪,那是因为俩家人的煎饼摊合并成了一家人的煎饼店,偷工减料加独家酱料,一个月能挣两三万,比李叔的奶茶店挣得还多。后妈开着车往家的方向开,这一次我和陈大兴不用再在露天的车斗里吹风,唐冲给我发消息,说有一个作协举办的比赛,想同时邀请我俩当评委,问去不去。我看着后视镜憋着孕吐的汤圆,说不去了。他说,那他也不去了,没意思。
我已经出书了,短篇小说集,第一篇就是第一次拿奖、写陈大兴的那篇。陈大兴坐在我的旁边动个没完,跟自己才是孕妇似的,一会呼天抢地,一会低头蹙眉,说自己完了,日子不好的时候就想死,好起来的时候反而得了绝症,现在就想亲眼看着孙子出生。我说,你当时去卖血的时候,可比你现在英勇多了。我后妈说,肯定和卖血没有关系,其实我也有乙肝,应该是通过体液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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